宅兹中国读书笔记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读书笔记

政法与历史学院

2014级中国史 于洋（蒙元方向）

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本书，讨论“中国”问题。作者说，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在不断移动变化中的的中国，历代王朝控制的领土范围在不断地变化。但在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的基础，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另外，作者指出，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于是，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我个人在阅读本书后颇受启发，现将读书笔记整理如下：

1、“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

在中国思想史上，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献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石介的《中国论》；另一篇是欧阳修的《正统论》，前者用非常激烈的语调抒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后者的作者作为思想、文学、政治史上的一个轴枢式的人物，他的意见以及他自己对历代历史的深刻认知都得到了政治合法性的确认。两篇文章都一致的反映了：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的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可以说是一直延续至今。

2、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

在15、16世纪，也就是利玛窦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异域尤其是舟车难至的远方，也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想象。但是，观念史上关于异族的想象却与生活中关于异族的知识有所差距，虽然古代中国人在很早就有不少关于异族人的准确知识，但是，在观念世界中却始终对于有一些来自历史记忆的想象。而这些想象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步辇图》、《职贡图》、《王会图》等各种佛教壁画以及其他的古典文献，所以，这些想象加上记忆的资料杂糅在一起，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构建出了“想象中的异国”。

万历年间，也就是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之后，特别是关于世界的地图被绘制出来以后，这种关于天下的想象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翟世谷在《职方外记小言》中也说到“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

”。

3、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用地图作为思想史的证据，研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在汉语学术界，包括海峡两岸，都开始流行。这种取径的出现应该说和外国新理论新观念的传进来有关系。

地理空间的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但是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然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没有太多人真的用地图去讨论中国思想史的问题，因为地图过去一直属于地理学、测绘学的领域。但是这些地图背后的思想与观念，是要研究者自己“看”出来的。所以，古舆图如何作为思想史的资料的问题，就是怎样透过地图诠释古人的所思所想，怎样把无言的图像转化为有言的历史。

4、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习惯了以“中国”与“西方”或者“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深究下来，这种总是以西方为中国背景的研究方法，其实和晚清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西用”的观念史一脉相承的。因此在文化交流和比较史上，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是落在整体的“东方”或“中国”，以及作为对照的“西方”之间。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习惯了“中国”等于“东方”，好像这个“东方”的内部似乎总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差异性似的，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仔细地看明清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东方”，在17世纪以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华”，在政治上已然是一个“国际”，而在经济上，“朝贡体制”虽然还在维持着，但是日本、朝鲜语中国之间实际上已经是“贸易关系”，“东方”内部原有的同一性基础已经瓦解，而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正是这种崩溃，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大差异。

5、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将整个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构建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有共同历史渊源的文化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看尤有疑问。

6、国家与历史之间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古代日本天皇称号，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有什么异同和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常常依据古典文献和历史资料寻找证据加以论证就可以得到结论。但是因为各种历史的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与思想的人来解释的，因此，也许简单的问题会引出复杂的立场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有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显然有不同的立场、心情、思路。面对文化交涉中的这些问题，中国学者应当做到“同情地了解”日本学界，冰洁反身回看自身的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深入的理解。

7、边关历史地理研究

晚清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及周边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环绕中国东南西北各方，而且涉及到各个民族和区域的历史、宗教、语言地理等诸多领域，几乎可以说是全覆盖式的研究。这使得边关文化交流史对于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和文化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回顾日本有关中国的“周边”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明治大正之际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所谓的“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的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兴趣心也明显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周国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但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从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方学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8、从“西域”到“东海”

随着崛起的欧洲列强对于亚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一些西洋学者对于亚洲腹地进行“实地探险”之外，也开始了“文献探险”随着新文献的大量出现，所谓“东方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扩展到了“周边”，这就渐渐的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

“西域”作为亚洲语言、文化、宗教交融中心的历史，在蒙元时代以后即告一段落。其实，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断，而“背海立国”的宋代逐渐把重心转向东南海之后，尽管有蒙元时代的横跨欧亚，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宽阔或狭窄或交错或宁静的“东海”，似乎正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为重要的交流空间，这使得“东海”成为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

无论“西域”还是“东海”，我们都会发现，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的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而且也在丰富着我们以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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