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总经理” 不是“总设计师”

发布时间：2013-10-02 21:17:4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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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是“总经理” 不是“总设计师”

2012年03月30日 19:20

来源：南方报业网作者：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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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第一站湖北武汉，他在武昌火车站站台上与前来迎接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人谈了20分钟，中心思想有两点：你们要多做少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侯根水CFP 图

傅高义认为，增强法治，反腐败，平衡全中国的经济水平，可能是新领导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Andrew Miller 摄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傅高义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

南方周末实习生魏晨捷

广州、波士顿连线采访

“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在完成了900页的《邓小平》后，来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国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对1980年代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在他看来，现在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

“写中国我觉得不需要像《日本第一》那样的书名，把中国专门列为第一号的标题，因为人们都了解中国非常重要。”傅高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研究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研究邓小平更重要的了”。

“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傅高义说，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一生，可以揭示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在写《邓小平》之前，傅高义出版过关于中国广东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对于广东和中国，傅高义有着自己的积累。比起前两本写中国的书，写作《邓小平》的难度显然更高。

2011年9月《邓小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书名翻译成《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繁体版即将于2012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81岁的傅高义在哈佛家中，用汉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

“打仗时期对他影响非常大”

南方周末：站在你的角度，如何理解“了解亚洲最大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傅高义：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经济力量也是中国，从前途、从跟全世界的交流来说，现在中国超过了日本。所以，我认为要是外国人想了解亚洲的情况，肯定是以中国为首。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变，都是邓小平领导的。当然想改革开放的不是邓一个人，但邓起着领导的作用，有的部门考虑政治的影响，有的考虑经济的影响，有的考虑人的关系，有的考虑外国跟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最后要拍板。

南方周末：在这个书里，你列举了大量采访名单和资料来源，在这么多又有矛盾又丰富的材料里，你是如何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

傅高义：那是很难决定的事。比方说，《邓小平年谱》是可靠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么多人很认真地研究邓小平的材料，很可靠；第二，外国人见到邓小平的那些记录可以找到，那是很认真的，是可靠的；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克、香港原来的总督，这些人提供的资料也是可靠的。中国人写自己的记录，往往都说好话。所以，要判断它是不是可靠，我认为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讲相同的事情，这是比较可靠的。另外我还去过邓小平去过的地方，比如太行山区、他的老家四川广安县以及江西省瑞金县。

南方周末：你认为邓小平的一生有哪几个关节点，它们怎样影响了他？

傅高义：邓小平在法国看了工人的工作这么苦，中国劳动者尤其苦，很多资本家的确剥削工人，特别是剥削中国留学生，所以他参加和组织共产党，这是影响他的第一件事。

第二，他在苏联的时候正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他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市场，也会跟外国有交流。1949年到1952年他在四川领导西南局，也是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也有跟外国的交流。我认为这两件事对他在1978年认为共产党很可以领导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很大的影响。

他1937年到1949年在军队，不断的打仗让他没时间考虑哲学、历史、思想这些问题，他只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反对敌人。我认为打仗时期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1966年以前，邓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的经验非常多。此外，1973年到1975年，他实际上在领导外交关系，他有非常好的教师，周恩来。所有这些人生经历，都对1978年以后他处理中国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方周末：如何简略概括，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傅高义：邓小平在江西的苏维埃时期，很佩服毛泽东，他在广西的起义失败了，但是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成功了，邓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一直到1959年，邓都非常尊敬毛泽东。毛泽东一说话，他马上就执行。1959年以后，他看到“大跃进”的错误太大，认识到毛泽东的政策是不对的。他要同毛泽东保持距离。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他最大的对手，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太严重。但从1973年到1975年，我估计毛泽东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应该妥协，所以他也让邓小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邓小平跟周恩来在法国已经认识，他们都在法国的共产党支部。周恩来比他大六七岁，他很佩服周恩来。19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是周恩来在领导。后来，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方面他们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从1973年到1975年，他按照周恩来的领导搞外交关系，向周恩来学了很多东西。

林彪跟邓小平本来关系不好。我估计，1950年代初毛泽东考虑接班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反正这两个人一直不和。

我更愿意说邓小平是“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

南方周末：你说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施加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傅高义：陈云的责任，就像在一个企业、公司里，他负责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1978年以后，邓小平挂帅，他想前进，陈云的工作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

他们考虑的事情有些不同。这是陈云和邓小平基本的关系。邓要走得快，陈云要小心走。

从1978年到1981年邓听陈云的话实行“调整”政策，他认为“洋跃进”错了，他在1978年考虑前进应该要踏实，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不要太快，所以他认为陈云是对的。但是1982年、1983年以后，他觉得陈云的看法太保守，中国能做得更快。从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时候他们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矛盾的，邓小平想做得快，陈云是觉得应该小心走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的说法是一样的，始终他们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彼此在外面不讨论、不争论，他们两个是好的共产党员，互相公开不说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