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摘要
本文从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出发，然后结合区域的“城市性”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了两条城市化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最后从中国的国情从发，总结出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键字：城市化；区域的“城市性”；新型发展道路
1、中国城市化现状
在2013年末中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3.73%，虽然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仍有约6.5亿农村人口。将来，根据有关专家的推算，中国将来人口的峰值是达到15亿，达到高峰以后人口就开始逐步递减了，即使中国的人口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按照城市化65%的城市化来算，那个时候农村还有5.25亿人口，但是这种大趋势是清楚的，现代化体现在城市化，使全体农村都能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此外，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样的，城市化也应该走新型道路。但是近十年来，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看，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严格讲来并没有搞清楚，而城市化却在政府主导下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病”。因此，搞清楚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慎重地选择我国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
二、城市化的含义与区域的“城市性”
(1）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涉及人口、地理、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城市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可以说，城市化是相关学科都极为关注，而含义或定义又最不统一的概念。
人口学给城市化的定义，流行的是美国人口学家威尔逊主编的《人口词典》的解释：“人口城市化即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 ”显然，他们强调“人口城市化”。也有的人口学家直接用“城市化”替代 “人口城市化”，如美国著名人口学者赫茨勒就这样说：“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向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
经济学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城市化，强调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和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茨指出，“过去一个世纪内的城市化，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意味着劳动人口，从而从属人口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又转而意味着经济投入的增长。”
在我国，199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给出这样的定义：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不仅突出了农村人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城市型转化，而且还强调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既着眼于农村发展，又着眼于城市发展，是综合性的城市化定义。
上述对城市化含义的几种经典表述，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处在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国度而对城市化内涵的认识，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城市化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城市化深刻内涵的认识也应该不断丰富。上述几种经典表述，是对发展中的城市化深刻内涵的科学概括，给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化的深刻含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区域的城市性：城市化含义的新认识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认识城市化的深刻含义呢？这里需要引进一个概念：区域的城市性。所谓区域的“城市性”，表示一个区域的综合特征已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管理及观念等方面的差距很小，“二元”结构不突出。在这样的区域，人们住在乡村也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是一个具有“城市性”的区域。
与区域“城市性”相对应的是区域的“乡村性”。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空间聚落，而乡村与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制度、管理与观念等方面结构特征完全不同，乡村的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乡村性”，城市的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城市性”。城市是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集聚高地，“城市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城市在对腹地农村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的过程中，既不断提高自身的“城市性”程度，同时又改造农村地区的“乡村性”，农村地区会逐步退化“乡村性”、生长“城市性”。这样，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的城市性程度会不断提高，区域城市化程度也就不断提升。
显然，“城市性”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引入“城市性”这个概念，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化的深刻含义，给城市化定义作出新的表达：所谓城市化，就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三、两种城市化发展道路
将“城市性”引入城市化的内涵，对城市化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就会有新的认识。概括起来说，自城市化出现以来，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自1760年产业革命推进城市化的起步以来，世界城市化主要是走这种发展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又称人口城市化，是原发型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是这种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由于工业化催生了工业，而工业布局又集聚在城市，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农村劳动力比较收入低于城市工人，就会向城市转移，成为工业劳动者，他们的家庭人口也会随之进入城市，人口城市化率就会逐步上升。而工业化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又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也就持续发展。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虽然会推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却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农村的衰退；二是“城市病”的普遍出现，发达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贫困问题。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促使人们深刻思考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化发展道路也逐渐开始转型，出现了一种新型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2）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管理与空间布局等结构向城市转型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程度的核心标志是区域的“城市性”。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口城市化率达50%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大面积地出现。显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过程中孕育的，如果说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传统城市化道路，那么，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新型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明显提升了区域的城市性，与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实践表明，当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时，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就开始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转变。这个特征表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向结构转换型城市转变的必然趋势。
第二，区域城市性的提升是广域性的，是城市化的“泛化”发展，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向周边小城市及郊区的扩散，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变动趋向和城市化的“极化”发展完全不同。这个特征反映了城市化的社会进步性，缩小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实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的“乡村城市化”，提升了国家和区域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居民不论是居住在城市区、郊区还是乡村地区，都能从事现代生产方式，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乃至管理体制，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变化，从而推进了社会发展。
第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是工业化，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不仅有工业化，还有信息化。因为信息化具有“压缩”时空的功能，可快速、广域地通达要素的空间联系，比工业化更有力度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将呈上升趋势。
四、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2013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为53.73%，已超过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道路，就是一个必须作出科学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在中国会逐渐弱化，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过快地向城市集中，会超越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造成城市发展的新问题，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出现的“城市病”，为避免出现类似问题，有必要在规模和速度上适当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第二，农村发展出现的新因素，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产生“黏性”，一些已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农村的“回流”。这种现象目前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一种重要的趋向，也会导致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会逐渐趋缓。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也在发生，从而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减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势头。
（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级形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基本标志是区域城市性的提升。这种城市化已在我国局部地区出现，并会逐渐强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从对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两种城市化道路在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乃至未来的较长时期内，两种城市化道路会在我国并存，显然，这是一种“双轨”并存的城市化道路。相对于我国过去那种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双轨”并存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今后及未来时期应该走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也可称“转移”与“转型”同时推进的“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与“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出现的，并且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三者相较而言，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从城市化的推动力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单一推动的。当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共同作用，推动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当然信息化与工业化也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
第二，从人口流动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会就地实现城市转型，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会向郊区或农村地区流动。“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较为复杂，既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又有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人口流动和就地转型并存。
第三，从城市的空间结构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空间分布的集中而“极化”；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空间分布的相对分散而“泛化”；“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则两者兼有，空间结构既有集中而“极化”，又有分散而“泛化”。
第四，从城市化率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城市化率一般在30%以下；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高的情况下，50%的城市化率一般是这种城市化的起点；“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只有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生时才可能出现，一般也是出现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发展阶段。
第五，从区域的“城市性”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因为是集中而“极化”的空间结构，区域的“城市性”程度比较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因为是相对“泛化”而相对均衡的空间结构，并且出现城市化地区，区域的“城市性”程度比较高；“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因为具有两者的共同特征，区域的“城市性”程度会高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但又低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性”。
第六，从区域的产业结构特征看，由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第一产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产业结构大体上是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处于后进地位；由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有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会大幅度下降，产业结构大体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的结构特征；“双轨”发展型城市化也是工业化、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也会出现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相同特征。
从以上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是符合中国国情，更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走出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积极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走向人口转移和结构转换并存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科学选择。
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虽然是我国当前城市化道路的科学选择，但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城市化道路，发展方向将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时，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将会取代“双轨”发展型的城市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形式。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将会出现逐步升级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从1949到2000年的50年间处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从2000年起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大体也是50年左右；第三阶段是增长引起需求结构变化，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重心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化。与第二产业就业具有周期性特点相比较，第三产业巨大的就业潜力是结构性的，因此第三产业发展提高了城市就业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业的边际产出，有利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加。这一过程最终提高了农民人均纯收入。
五、结论
依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组成了一个互为促进关系的动态系统，第三产业增加值、城市就业率和城市人口密度作为系统内部的关键因子相互作用影响促进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相应的政策取向是，一方面，政府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城市就业率和人口密度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推动内需经济增长。在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键因子进行系统考虑的基础上，寻求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1］（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87．
［2］杨开忠．中国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概念模型［Ｊ］．城市问题，2001（3）：4-7．
［3］程开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及理论模型评述［Ｊ］．经济评论，2007（4）：143-150．
［4］郭晔，赵艳群．城市化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评述［Ｊ］．经济学动态，2009（1）：109-114．
［5］沈坤荣，付文林，李子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方式转变［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1）：46-54．
［6］王稳琴，王成军，刘大龙．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3-128．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39c379f5beef8c75fbfc77da26925c52dc591d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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