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现状
----从政府、学界与企业角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
杨海龙
0911991
工商管理
指导老师：孙更杰
目录
【摘要】： 3
一、中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机遇与风险 4
（一）、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相比的投资机遇 4
1、市场规模 4
2、准入程度上 5
3、历史合作关系 5
4、产业互补性 5
（二）、海外投资所遭遇的各种风险 6
1、经济风险 6
2、政治风险 6
3、法律风险 7
4、科技文化风险 8
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经验 9
（一）、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主要手段： 9
1、提供投资保障 9
2、提供税收优惠 10
3、提供融资便利 10
4、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11
5、提供政治支持 12
三、如何降低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从政府、学界与企业自身进行分析 13
（一）、政府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健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13
1、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不足 13
2、如何解决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 14
（二）、学界角度：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与主权信用评估体系指导 15
1、我国主权评级机制的不足 15
2、如何健全我国的海外风险评估与主权评级制度 17
（三）、中资企业自身角度：提升以本土化为首的海外经营能力 17
1、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本土化的原因 18
2、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现状 18
3、如何提升中资企业的本土化战略 19
参考文献 21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上述报告，2009年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达到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六。截至2009年底，进入中国的FDI存量估计为4700亿美元，中国对外的海外投资存量约为3000亿元。但是该报告预计中国海外投资数量将加快增长，未来将和外商直接投资持平。
在中国未来海外投资继续加快的同时，中国海外投资的战略也在悄悄改变。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上都出现了迅猛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披露，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2009年达到约3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从2006年至今达到年均26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南非。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可能性风险远比发达国家要大。比如，当这些国家突然实行国有化或发达国家国有化比如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内乱以及发生险，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投资安全无法投资者安全利益得到保证，必然会沉重打击海外投资者的信心，迟滞中国投资者迟滞必然海外投资的高速发展。
因为具备资源互补性优势，非洲和中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然而这些地区因为经济不发达，政治局势和社会治安都存在隐患，加之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遭受非商业性损失的 可能性要远高于其他投资地区。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以及非洲中国工人人质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年2月份爆发的利比亚武装冲突至今愈演愈烈，中国不得不大规模撤侨，以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据商务部发言人称，中资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在建大型项目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达到188亿美元，动荡的局势和人员的撤离让这些项目损失严重。同时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被迫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相关专家估计，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主要有固定资产、原材料等；难以追回的工程垫付款；撤离人员安置费用；预计200亿美元资金在利比亚“打水漂”。目前仅仅中国中冶、中国建筑等四大上市央企发布公告中，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便已经达到410.35亿元
因此，当我国开始加大“走出去”战略步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分析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进而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一、中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机遇与风险
（一）、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相比的投资机遇
根据美国高盛公司发表的报告，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为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将在21世纪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积极的主导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其无法替代的优势。
虽然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仍然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大的距离需要追赶。但是，由于老牌发达国家相继陷入老龄化、经济危机等全球性经济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而与此同时占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刚起步对于现今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贡献。
据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四亿多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对世界有着巨大的需求，这些强有力的新生消费者对电子产品、器械、汽车、护肤品、服装及其他产品有着巨大需求，这令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愈发决定着全球发展趋势，引领全球时尚潮流并拉动全球诸多行业的销售额；除去中产消费者的巨大消费能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起飞，使得在最普通的广大消费人群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基本消费需求。各种消费人群的巨大消费力使得全球消费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而偏离了美国和西方。
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衰退，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期自身的经济，都或多或少的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由于目前处于WTO时代，公然的关税保护已经无法实现，因此各个发达国家都转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在市场准入机制，从技术、资金等方面上抬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因此大大增加了中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难度。近几年，中资企业如联想、华为、中海油向美国进行的海外投资并购相继遭到美国商务部与美国国会的否决，也或多或少的体现了这一趋势。
相比之下，以俄罗斯、巴西、印度、西亚北非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迫切需要引入外来资金帮助自身进行发展，大都十分欢迎外国的投资。以北非、拉美国家为例，为了吸引投资大都采取了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简化生产经验程序等），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投资者进行投资。
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出于意识形态、输出革命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向非洲、拉美以及东南亚地区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自1956年至2002年，中国对5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的援助，在援款项下承担了850个成套项目，己建成647个，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帮助东非国家建立了坦桑铁路，促进了东非国家的交通业发展。时至今日，坦桑铁路仍然是中非友好的成功典范，拉近了中非无论在政府层次还是民间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得中资企业在东非的外资企业中最深得民众支持。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巴基斯坦、西亚北非以及拉美国家。
相比之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威胁论”大有市场，许多西方政客出于各种目的，对于中资企业很正常的经济投资也往往大家批判，将其与中国威胁论扯上关系，严重影响了中资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正常经营。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的崛起还抱有偏见，同时“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导致了许多西方企业的衰退，这也导致了很多西方民众、商人反感中资企业，更有甚者会在一些反华分子的怂恿下采取极端措施。最典型的莫过于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的烧毁中国鞋子的事件。
首先，中非双方的产业互补性表现在各自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上。2008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我国已经从建国初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我国已建设了齐全的轻、重工业部门，产品种类丰富，重工业发展迅速，部分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优化并升级第二产业，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获取战略资源。
中国目前每年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与资源，而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早已无法仅仅依赖其国内的资源与能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年石油消耗量达到3.85亿吨，占世界的9.7%，其中石油进口量占到全年消费量的50%，接近2亿吨。专家分析，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强。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对于资源高度重视，无论是在直接进口还是在海外投资方面都严格对中资企业进行限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为“国家安全”原因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
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的经济地位，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以农业、采掘业、原材料为主，工业部门普遍不均衡，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严重缺乏。随着全球能源问题的加剧，各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力寻求外资开发其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借此获取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以非洲国家为例，大量外资的投资已经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并正在向后期过渡，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初期;我国工业基础雄厚，部门齐全，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需要优化产业结构、转移过剩生产力;而发展中国家函需发展工业部门，缺乏工业制成品，需要技术、设备、资金。可见，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十分显著。
（二）、海外投资所遭遇的各种风险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附属的地位，因此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碰到经济问题时没有很好的履行国际惯例，常常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
国有化。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在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却也产生了许多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不良后果，其中比较显著的包括贫富差距的悬殊、私有制导致社会财富被私人侵吞、外资企业凭借资金技术优势垄断本国市场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改革曾经一度使得拉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私有化的深入，社会资源的极度分配不均导致了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并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在2000年左右爆发了大规模政治危机。随后，拉美左翼政党相继上台，先后废除了全面私有化的政策，其中以委内瑞拉为首的拉美国家目前采取严格的国有化政策，大量外资企业资产被低价甚至强制没收，许多投资无法收回。
货币贬值。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财政储备大多比较薄弱，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其自身的外汇、黄金储备无法平抑物价，导致其货币容易出现大规模的贬值。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津巴布韦的货币危机。根据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央行2008年的公布，津通货膨胀率目前已高达百分之二百二十万，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通胀率最高的国家。另据外电报道，津巴布韦货币急剧贬值，目前美元对津元的比价已由年初的1比5300急剧升值至1比1200亿。如此高的货币贬值速度严重影响力中资企业的投资欲望，也很容易一下子使得投资者血本无归。
政治风险防不胜防，但如何防范政治风险逐渐成为出口企业期待解决的难题。对所有中资企业而言，相对于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才是各个海外投资者最为担忧的因素，对于中资企业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政治风险与东道国的政府政策变化等行为有关，包括政党轮换、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等政治暴力事件，还表现为政府征收、政府违约和延迟支付等。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赛格还认为，长期以来，政治风险导致在国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外部战争风险。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外部环境并不稳定。一方面，在国际事务领域，美国以及西方社会仍然采取了较为霸道的外交政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经济、人权问题进行指责并多次进行武装干涉，比如此次的利比亚冲突；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政治、历史、宗教等原因，相互之间也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比如泰国、柬埔寨之间的柏威夏领土冲突。无论何种冲突，毫无疑问的都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中资企业的投资信心，并且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的所有基础设施与长期合同的安全性都无法得到保证，很有可能一夜之间所有的前期投入全部化为泡影。
内部动乱风险。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拥有非常严重的社会、民族、宗教与地区问题，包括教派冲突、分裂主义、正当斗争等一系列的激烈社会问题往往发展中国家内部长期的社会分化，导致了内部政党间缺乏像欧美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其斗争往往具有相当严重的冲突性。并且一旦发生，便必然会附加针对外国企业的抢劫、冲击等活动。以这次利比亚冲突为例，中资企业在撤离之前，有27个企业工地、营地遭到暴徒袭击抢劫，部分人员受伤。除此之外，承包工程垫付款、工程停工、大批人员撤离过程中还发生了大量费用。
人身安全风险。以非洲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其治安环境极度恶劣，往往无法保证外来投资者的人身安全。2007年4月24日凌晨4点，在埃塞俄比亚响起的枪声震惊所有的中国人。一家中国石油公司在该国项目遭200多名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并抢劫，袭击造成74人遇害，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其余受害者为当地人。这种现象在非洲并非个别，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尼日利亚34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80%被这个国家1%的人口瓜分，大多数人口仍处在绝对贫困线下。愤怒的武装组织将积怨发泄在了石油公司身上，绑架事件经常发生。正是由于这种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许多中资企业在外国进行投资时异常谨慎。
目前多数中国企业家的法律风险观念仍然淡薄，甚至把法律风险的防范视为创造利润的绊脚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与境外市场的双向接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正在急剧增大。而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非常滞后，很多的经济法律条文还没有与国际接轨，使得中资企业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面临重重困难。
合同违约风险。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发生合同违约事故，并且面对这种事故中资企业的索赔通常非常困难。这次的利比亚事件，中资企业向有贸易关系的利比亚当地商事主体索赔，需要就双方签订的协议（包括中资企业与东道国股东的协议，与其他商人签订的有关贸易、融资等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分析。此类协议中，一般均约定有涉及战乱的不可抗力条款，即因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等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且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一方或双方履约不能的，双方互不负赔偿责任。该条款的存在意味着因东道国战乱造成的中资企业的损失，很可能无法获得赔付。从利比亚国内立法来看，该国曾于1997年颁布了《鼓励外国资本投资法》，该法规定了外资进入的条件和程序、允许外资投资的领域、对外资项目的豁免、外资享有的权利和优惠，以及对外国投资的保障和保护。然而，该法并未就本国政府的赔偿事宜做出规定。因此，中资企业和投资者很难依据利比亚现行法律提出索赔。
劳资纠纷风险。某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为节省成本而降低用工标准，给当地工人支付过低的工资，引起了工人与工会的不满和抱怨，甚至引发罢工。
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海外中资企业主要分布在建筑、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安全生产压力较大，一些企业或海外项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基础管理薄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通过投标方式收购的一家秘鲁国营企业，据秘鲁劳工部报道，该矿2003年发生了170余起事故，其中两起造成人员死亡。2005年4月发生在赞比亚一处铜矿的爆炸事件也暴露出海外中资企业在安全生产和业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在投资国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形成对中资企业的巨大投资压力。
在研究对外投资的时候，也不得不分析一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的文化环境，并且由于还处于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的时期，因此在进行海外投资前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所了解。
宗教与民族习俗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宗教国家，并且宗教信仰极度浓厚。在狂热的宗教环境下便极易产生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一种极端主义，实际上是属于政治范畴，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国家和人民。冷战结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空前活跃,它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给国际社会包括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此外，发展中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一般较为尖锐，许多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民族习俗，一旦中资企业没有很好的学会与当地的民众相处，则很容易遭到当地民众的排斥。2009年8月3日中午开始，数十名中国工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与当地人发生群殴事件，冲突中有中国工人受伤。其事件的起因就是中国工人由于不了解阿拉伯文化而与当地的商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并进而演变成大规模动乱。
民族主义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使得民众会产生较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其国内人口的失业率、经济问题等问题错误的归结于外国人，并进而引发冲突。在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生活习惯不同，部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存在颇为不满。而相同的情况也在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有所体现，许多当地青年将许多社会问题归结于中国人的到来，并进而采取了包括抵制、抗议甚至武装袭击的形式发泄心中的不满。
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经验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 2005.
（一）、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主要手段：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投资保障计划，为本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国家征收或国有化战争或内乱、本利汇回管制等政治风险提供担保。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进和保护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普遍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故又称投资保险制度。美国最早于1948年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时，率先创立了这一制度。1961 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对外援助法》修订案，同年设立国际开发署接管投资保证业务。
1969 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它是联邦行政部门中的一个独立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承担大部分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投资活动业务，现已成为主管美国私人海外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 1956 年，日本继美国之后在世界上第二个创设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于1957 年追加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1972 年1 月，创设了旨在开发进口海外矿物资源投资保险制度。
案例一：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代表美国政府和在国际上与一百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将东道国保护投资行为的责任纳入国际法范畴中，同时赋予了承保机构“代位求偿”的权利，即投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承保内的政治风险损失给予赔偿后，可以代替投资者，向东道国索取投资者的损失赔偿金，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发展中国家。
以拉美地区的21世纪初的大规模改革为例，当时美国的大量企业包括美孚、埃克森、通用都被许多国家无条件或者低条件的国有化。此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动采取国际法律措施，通过派出上百人的专家团队前往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家与其政府进行激烈谈判，最终保证了一部分的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
一般情况下，海外投资者的所得往往面临着双重纳税义务：一方面，东道国基于属地原则，对投资者在本国境内的收入有权征税；另一方面，投资国基于属人原则，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海外获得的收入也有权征税。另外，由于海外直接投资涉及一揽子生产性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海外投资者还要承担各种关税。因此，税收优惠是政府支持和鼓励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工具，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可以直接激发企业走出国门投资的积极性。
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其主要做法是：税收减免。即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缴纳的所得税款，可以在本国的应纳税额中相抵扣减。美国政府早在20 世纪初就开始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实行税收减免。采用这一措施的其他国家还有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及澳大利亚等国；税收抵免，也叫税收饶让，即只承认税源国的征税权，本国放弃征税权。1962 年后，日本开始对海外投资收入实行税收抵免，并逐步扩大作为税收抵免对象的种类。采用这一措施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税收延付。即投资国对海外公司的投资收入，在汇回本国之前不予征税。税款亏损结算和亏损退回，前者指用退税来补偿企业经营亏损的税收减免方法；后者则指用结转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的税收减免方法。二是在关税方面的优惠，主要做法是通过实施“附加价值征税制”，对本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产品返销本国给予减免关税的优待来实现。
案例二：日本的海外税收优惠制度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在世界上第二个设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家，由政府部门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担保。同时日本积极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以改善对外投资环境。日本于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税收上的优惠。对投资于向政治、经济方面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首先对其进行税收补贴，以弥补投资风险。同时在70年代专门设立了资源海外开放亏损准备金，以弥补其国内资源缺乏短板。
同时，作为海外投资的服务性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每年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加以预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弥补企业对于其他国家信息和相关制度知识的缺乏，引导帮助企业 制定合理的海外投资战略。
为增强本国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各种途径为本国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在美国，美国进出口银行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服务包括长期政治风险担保，以及追索权有限项目融资，它们全部是以美国政府的名誉和信用做担保的。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促进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至少有8 个机构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活动，而且大多与发展援助结合在一起。成立于1950 年的“日本进出口银行”在为日本跨国公司提供直接资金支持方面最具代表性。其他发达国家也成立了相应机构为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如英国贸易部下设“出口信贷担保部”以及成立英联邦开发公司等；法国成立中央经济合作局以及设立“外贸保险公司”等。
案例三：美国政策进出口公司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宗旨主要是促进美国产品在海外的销售，为外国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购买美国设备、原料和劳务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在对外贷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一项是开发资源贷款，用于某个国家的资源开发，特别是战略物资资源；一项是对外私人直接投资贷款，即对国外的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它们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除以投资保险为主业外，还按公司规定的条件对私人投资提供资助，尤其是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开发正在成长中的市场潜力。美国进出口银行不以赢利为目标，1984财政年度亏损3.4亿美元，1986年度亏损3.3亿美元，1987年度亏损4.3亿美元。到2000年以后，其所有者权益净值变为负数。但由于其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财政部，不会产生支付危机；即便是出现了亏损，它依然能够尽最大可能为美国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案例四：日本进出口银行
成立于1950年的“日本进出口银行”在为日本跨国公司提供直接资金支持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起初，该银行主要是为日本工业化出口提供贷款同时为进口融资。自1957年起，日本进出口银行开始为日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或海外经营项目提供海外投资贷款。贷款可直接提供给国外合资经营企业或外国政府，可与日本金融企业一道提供联合贷款与贷款担保，也可对在日本境外从事带有公共性质项目经营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其职能包括：为日本企业在国外企业中参股投资提供贷款；为日本企业对外国政府或企业提供贷款而给予贷款支持，并为企业在日本境外进行风险经营提供长期资金；为日本企业向欲参股日本持股企业的外国政府或企业提供贷款准备金；为日本企业参股设立在日本境内的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贷款；为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项目所需资金提供贷款等。1957～1967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为143个项目提供了贷款支持，约占日本制造业和非矿产、能源资源开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1／5；而1992财政年度和1993财政年度，该银行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的贷款约占其融资总额的40%。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利用政府优势，提供信息服务，许多国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如日本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每年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加以预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引导、帮助FDI 活动，提供技术援助。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分担海外投资公司部分市场开拓和投资试验的费用；日本制定了“海外技术者研修制度”对其海外员工进行培训。
案例五：美日的海外投资咨询服务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每年都会向美国的大公司进行大量的海外经营培训。许多外派公司的高管都要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接受不定期的技能培训，包括语言培训、文化习俗介绍、投资国的国情介绍、投资国的法律经营制度以及基本商业道德等，帮助很多美国大企业能够真正的融入当地国所在的市场。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促进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至少有8个机构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咨询活动，而且大多与发展援助结合在一起。如日本在企业对其海外员工进行培训方面，可使用“海外技术者研修制度”。即委托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对其海外员工进行培训，对此政府可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助金。企业组团赴海外调查时，可使用“海外投资调查辅助制度”，以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进出口银行设立了海外投资研究所，与通商产业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相同，是根据特别法设立的专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的信息机构，不仅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从项目考察论证、施工组织设计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和操作服务，而且还提供项目投产后所需最新、最可靠的市场动态信息和产品销售网络渠道等。
发达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以及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对本国私人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外交方面的支持与保护。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习惯于使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本国企业获得海外订单。更有甚者，不惜由政府层面出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进而支持本国企业的发展。
案例六：美国海外投资的政治保障体系
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以及利用国际经济组织，美国政府对本国私人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外交方面的支持与保护。二战后，美国制定了许多旨在保护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法律，其中重要的有《美英贸易和金融协定》、《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肯希卢伯修正案》及1974年贸易法中的限制条款。此外，美国还广泛利用它所发起和参与的国际组织为本国海外私人投资服务。
为保证海外企业的权益，确保最惠国待遇以及促进与缔约国的资金、技术交流，日本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截至2000年，日本已与埃及、斯里兰卡、中国、土耳其、香港、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三、如何降低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 从政府、学界与企业自身进行分析
（一）、政府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健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投资国政府的支持已经成为一国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目前较为成功的制度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助、低息贷款、外交支持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它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所通行的鼓励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
相较于以美国为首的成熟投资国家而言，中国在海外投资保险这一方面做的还很不尽如人意。
（1）缺乏必要的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在部分法律文件和实践中有所体现。
首先，在国际法层面：一是双边协定，即我国与外国政府在进行海外投资之前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即1988 年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1993 年加入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及我国入世后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这些协议不同程度的规定了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障问题。
其次，在国内法层面：国务院1985 年颁布的《保险企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的《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外商在华的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保障，却均未对我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做出规定。
最后，在我国的实践中，2001 年国务院授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于2003 年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专门性立法和相关配套机制，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一直处于探索阶段。
（2）在实务操作层面上不健全
目前,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主要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办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是中国惟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2001年12月18日正式揭牌运营，现有15个职能部门，营业机构包括总公司营业部、12个分公司和7个营业管理部，已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并在英国伦敦设有代表处。中国信保主要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国家风险包括买方国家收汇管制、政府征收、国有化和战争等；买方风险包括买方信用风险（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和买方银行风险（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
经过几年实践, 该公司已积累了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经验,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其承保规模和保单品种而言, 与现实需要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据企业反映, 在办理业务时, 一是程序复杂,审查时间长、难度大，二是保险费率高达9%, 加大了企业的投资成本。除此以外，企业不愿意投保的原因还包括了对出口地调查较少，风险认识不足、出口地风险较大，投保费率高、出口额较小，无法单独投保、出口项目属国家支持行业外项目、投保费率高、出口贸易周期短、对出口风险存在侥幸心理、中长期项目不足额投保、不确定因素催生风险意识等各方面的原因。
正是由于法律以及操作层面上的不足，导致了与企业快速扩大的海外投资规模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面仍然较低。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约3047.5亿美元，而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责任余额为173亿美元，承保占比仅为5.68%。就我国在中东地区投资而言，仅利比亚一国的大型项目投资合同金额就达到188亿美元，而目前中国信保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仅35亿美元，可见中资企业在利比亚工程的投保额严重不足。以此次利比亚冲突为例，根据最新数字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00亿美元，但是其中只有不足4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进行了海外投资保险服务，其余绝大多数的海外投资都无法得到赔偿。
（1）、健全我国海外投资保护法规。
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投资保护制度，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引导与规制，还需要企业自身加强防范；不仅要依靠国内法的保护，还要依靠双边条约与国际条约的保护。
首先应建立一部完善的海外投资法。我国急需建立一部统一全面的《海外投资法》，这部法律应先对我国海外投资作出宏观的指导性规定，接着应确定海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再次应规定对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优惠措施，最后要确定对外资企业的保护。
其次要提高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国际法保护，与更多的东道国签订双边协定，并充分利用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这包括两方面途径：
国际双边条约的保护。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为对方缔约国，也为中国的国民或企业预先规定了建立海外投资关系所应遵循的法律规范，避免和减少了海外投资的法律障碍，促使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为了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应及时与资本输入国签订双边投资担保协定。
国际多边条约的保护。中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和《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境外企业应着重从这两个公约中寻求国际法律保护。《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规定了资本输出国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在投保方面对投资、投资者、东道国的资格、保险级别和限度加大了规定。《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为解决一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企业或国民之间投资争议提供了调解和仲裁的便利。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公约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2）、对海外投资保险的管理进行改进
首先，鼓励一般保险机构参与。目前的海外投资保险仅限于政府性质的中国信保，没有使平安、太保、人保等一系列商业保险公司发挥作用，因此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专门的投资保险机构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 设立公法人性质的、具有政府公司和独立法人的双重身份的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保险机构。
其次，增加保险险种。除上述一般国家都有的征用险、外汇险和战争险外, 应借鉴德国的规定, 把停止支付、迟延支付、及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或不能自由兑换等措施导致的货币贬值损失, 也纳入保险范围。对上述政治风险, 海外投资若可一并投保, 也可分别投保。
最后，扩大保险范围。除本国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港澳台同胞, 以及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外, 资金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的跨国经营企业也应纳入其中除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外, 那些在资本和管理上受中国投资者控制的合资、合作企业, 也可纳入被保险人范围但是, 除全部控股的独资企业外, 其余的控股企业应当有选择性的给子承保。由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主要海外投资者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家投资参股的国内企业, 因此, 我国应对此类企业实行强制性保险。
（二）、学界角度：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与主权信用评估体系指导
此次利比亚局势动荡让参与海外项目的中国企业意识到，除了经济风险评估，政治风险评估业也很重要，即考虑对国外经营者和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政治、政策、制度等非市场因素。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但是政局不稳定，容易发生部族冲突、政权更迭等，因此对外政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要么要求对外资项目重新进行评估，要么索性不认前任政府的账，这些损失都只能由外国投资企业买单，甚至到最后项目就拖黄了。
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预计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在未来5至10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可能会超过中国的吸收外资。所以，怎样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根据前文的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拥有者期独特的国情与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当中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海外投资之前，必须要做好充足的风险评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注投资对象国家的主权信用评评级。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主权信用评级，除了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对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最后进行评级。主权信用评级一般从高到低分为AAA，AA，A，BBB，BB，B，CCC，CC，C。AA级至CCC级可用+号和-号，分别表示强弱。
国际上流行国家主权评级，体现一国偿债意愿和能力。主权评级内容很广，除了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对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最后进行评级。根据国际惯例，国家主权等级列为该国境内单位发行外币债券的评级上限，不得超过国家主权等级。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具体涉及的主权评级有：长、短期外币债国家上限评级，长、短期外币银行存款国家上限评级。鉴于外币转移风险及国家系统风险，国家上限评级代表了外币债务发行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评级。另外还涉及政府外币及本币长期债券评级。主权评级标准从AAA至C。
例如，在确定或调整主权信用评级及评级前景时，穆迪一般主要考察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及前景以及财政状况及货币政策。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主要指外债)及偿债能力是主要的考察指标，但一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对主权评级来讲则显得更为重要。穆迪2004年8月对美国主权信用年度报告中的观点是尽管美国政府债务及支出加大，美国主权评级AAA反映了其经济前景稳定及美元的统治地位。相信尽管未来几年美国经常帐赤字仍将维持，但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仍将与AAA主权评级相称。
宏观经济指标中国际贸易收支、国际储备、投资、失业率及通货膨胀水平也是重要的评级依据。当然政府实施积极的经济改革将对评级产生支持，而利率及汇率等反映金融市场稳定的指针也是评定主权评级的要素，因为通常利率大幅下降及汇率相对稳定将有助于一国政府的债融资压力减轻。另外，国家政局稳定也是主权信用评级的重要基本因素。若政局不稳，通常也会将主权评级及前景加以调整。
（1）、过于依赖海外评级机构
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风险评估体系仍然依赖于外国的风险评估工具，缺乏自己的风险评估手段。
目前涉及主权信用评级业务的主要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普和穆迪，它们都有自己的主权评级工具并定期发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段时期，由于三大评级机构的错误评估导致了其公信力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质疑。
从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到美国，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次次将这些国家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争议焦点的位置。上周公布的美国国会报告将引发金融危机的罪责归咎于信用评级机构，而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对其公正性产生质疑，评级机构面临最严重的信用危机。
以2011年4月18日为例，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引发市场连锁反应，股市、汇市、大宗商品市场大幅震荡。标准普尔向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开刀”之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股市、汇市、大宗商品市场群起响应。而对标准普尔的举措，美国白宫以一句“标普降级是争执而非专业判断”作为回应，美国财政部更是不屑道：“标普低估了国会和白宫的能力。”其实，类似的言论在此前三大评级机构频频下调欧洲多国主权债务评级之时，并不少见。
而相同的案例也发生在2011年4月13日。当天惠誉表示未来3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可能恶化，并将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4月18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很多评级机构对国家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周小川还指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评级公司也没有评出来。
有报道曾经指出：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错误评估以及对结构融资债券等非传统金融产品的评级失误，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间，投资者欲告无门，而“三大”却免受法律起诉。
事实上，在整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稳定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公布任何的评级结果，往往都会在市场上遭遇被放大的后果。但是这些大型国际评级机构在进行评级的方法上面的确存在缺陷，评级机构往往设定一些既定的指标，进行比较机械化、技术化的分析。其实，指标本身在反映经济方面就存在偏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习惯于依赖客观的指标进行评级，但是这些指标通常只适用于成熟市场，对于新兴市场的特殊政策、环境差异考虑不足。所以，这些国际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的评级的确存在偏差较大的现象。甚至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雷默认为，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评级机构已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的一大来源。评级机构做出的决定通常具有滞后性，且他们往往根据过时的信息来做出其决定，从而放大了危机的效应。
（2）、中国自身咨询评估体系的不健全
在政府层面，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对投资国国别风险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 提交了评估报告。但由于这个报告主要是从进出口银行的需要出发进行研究的, 使用范围仅限于进出口银行, 而且该行带有国家背景, 不宜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风险公开评头论足，导致了报告内容具有很大限制。
而在民间与学界，更加不容乐观。
首先, 与国外的相关机构、相关行业相比, 我国目前的海外风险评估咨询业还很年轻。1992年11月, 新华信管理公司在北京成立, 成为中国第一家本土的专业商业风险咨询公司。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这类机构在数量上还是比较少。其次, 由于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 我国海外风险评估机构的评估内容有较大局限性。目前国内初具规模的评估咨询机构有新华信管理公司、北大纵横管理集团、汉普管理咨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投资促进网等, 这些机构的研究内容大都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管理、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等方面, 而忽略了企业外部的政治经济风险。另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咨询机构只关注金融、财政等方面的风险, 缺乏对政治层面因素的关注。当然, 在模仿亚行和世行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评估方案方面,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得还是比较到位。但总的来说, 内容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风险评估报告的应用价值。
再次, 当前我国海外风险评估工作缺乏一整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国内咨询公司的一个较明显的缺陷是, 评估体系都缺乏量化分析, 也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评估理论。而国外知名评估机构的评估体系中, 都有十分细致和明确的量化指标, 对评估过程中要考量的要素及其所占的百分比, 对整套评估体系的运作都有详尽的规定。这种科学的评估体系大大提高了评估的精确性。而这正是目前国内风险评估机构所缺乏的。
另外, 风险评估的实践经验和文献资源有待进一步积累。数据和案例是现代评估咨询业赖以立足的根本, 我国现有的评估咨询机构成立较晚, 缺少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文献资源的积累, 例如我国企业在海外运营受挫的案例分析、海外投资风险的比较分析都很少。
最后, 风险评估咨询业的人才缺乏。这大大影响了风险评估咨询业的发展。而且, 咨询业是指导别人的行业,必须站得比别人还要高, 而优秀的人才是撬动这种机构持续发展壮大的杠杆。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强调工作的职业化, 是评估咨询机构能否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由此，我们必须发展我国的各个层面的咨询智库，建立自己的海外风险评估体系与国家主权评级制度，将对外投资的咨询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1）、应该提倡建立更多非官方的智库
众所周知，由于政府部门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内的事业单位，鉴于其浓厚的官方背景，其所作的报告无法直接、犀利的指出世界各国的不足与投资风险，尤其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指出一些错误很可能导致对方领导人极度不满而影响既有投资，因此，对外风险评估与主权评级的主体应该以民间非官方智库为主。这些智库的业务主要是根据我国海外投资政策, 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地加强对投资项目所在国政治风险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咨询, 对我国的海外投资方向进行引导。建议可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委托中介机构、高等院校、社会上专家,或其他第三者, 建立国际风险评估体系, 定期发表报告, 供企业海外投资参考。
（2）、其次，应邀请中国对外投资领域的人才专家加入中国的之苦以及评估机构
到目前为止中国就没有几个民间智库，中国的一些退休干部成立的研究机构不能代表民间智库的主体，退休干部本来就是庙堂中人，若不能摆脱习惯了的行政思维模式，不易做到独立思维公正评价，科学研究水平有待加强，更加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因此必须强化其人才的构成。
（3）、最后，要加强与国际成果机构如三大评级机构、世界银行、IMF的交流
中国的对外投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战略必须要有所改变，在多方面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比如民主化、多元外交、多元参与当地社会和社区的建设(除了开矿采油，还要参与医疗、教育等公益方面的活动)、增加投资的透明度以减少国际指责、多与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IMF、联合国等组织合作。这些多元化、多层次的外交与合作必将会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利益的安全。
（三）、中资企业自身角度：提升以本土化为首的海外经营能力
所谓“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为迅速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淡化企业的母国色彩,在人员、资金、产品零部件的来源、技术开发等方面都实施当地化策略,使其成为地道的当地公司。因此，本土化战略又叫当地响应能力，当地化经营。所谓“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当事双方所寻求到的一种战略协调模式。“本土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将生产、营销、管理、人事等经营诸方面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经济中的过程，也是着实承担在东道国公民责任，并将企业文化融入和植根于当地文化模式的过程。
（1）、树立当地企业形象
中国跨国企业在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由于自身品牌在东道国的知名度不够，同时又是外资企业，通常会受到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抵触。如果能够实行人员、企业文化、物料、营销等本土化，在公众中树立本地企业的形象，中国企业往往会得到较多的认同和欢迎。
（2）、贴近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
中国国内企业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缺乏了解，不能紧跟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容易丧失市场机会。而实行本土化，选用当地人力资源，实现物料、研发、营销等就地取材，通过子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特殊环境的观察，企业就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和市场的变化在第一时间研发、生产，占领当地市场
（3）、发挥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必然会考虑到成本的要求。实行经营本土化，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利用当地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等要素），降低生产成本，或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周期，并节约运输费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降低经营风险
由于国际环境经常发生变化，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通过本土化经营降低风险。中国海外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能力较弱，因而只有通过提高本土化程度融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如汇率发生变化，或对于部分商品征收特别关税等）时，显示出更好的适应能力，在短期内可以不与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发生资本、货物交流而保持生存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确定性。
（5）、履行对当地政府的承诺
中国企业在进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投资的时候，往往会对当地政府有本土化的承诺，或者是人员本土化，或者是研发本土化等等。因此，本土化也是中国企业为履行对当地政府的承诺，并期望获得更融洽的合作关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长期以来，由于包括政策、安全、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因素，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1）、驻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绝大多数都是从国内调派
目前，许多中资企业驻外管理人员仍然以中国母公司的外派人员为主，没有真正的聘用当地的人员。这么做，虽然可以减少管理、沟通等方面的障碍，但是却严重阻碍了中资企业在本地的市场开发，同时由于本土化的缺陷，导致中国企业很难再所在国建立成熟的经营团队，也不利于在当地的长期留存。
（2）、在用工方面，仍以国内员工为主
由于成本、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许多驻发展中国家的中资企业大量从国内招聘务工人员。根据商务部2011年2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736亿美元，合同额760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43万人。上述数据并不包括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前往国外公司打工的人员。大量雇佣中国工人导致了当地的就业率没有得到本质的提高，引发所在国不满。中国工人和当地居民因为文化差异而偶尔导致冲突，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阿尔及利亚中资企业工人与当地民众的冲突。
（3）、缺乏参与所在地的公共事务，疏于参与当地公益活动
由于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和认同，中资企业普遍缺少对当地宗教、文化和风俗的研究，对外交往往往局限于华人社会小圈子，无法进入当地主流社会。更有甚者，轻视当地文化，对外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此外，中资企业在投资国当地专注于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忽略自身的社会责任，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每逢慈善捐款或重大活动，出现在赞助名单上的往往都是西方公司，中资企业难觅踪影。
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方面，中资企业有以下值得推广的成功案例：
案例一：
嘉陵公司于2000年进入巴西发展，从一个只有一位中方派驻代表的小公司逐步发展壮大，经历10年风雨后，到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员工超过250人、集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在公司中，中方派驻员工仅12人，许多中高层管理岗位均由巴西当地员工出任。仅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嘉陵公司就向当地政府上缴了超过5000万巴西雷亚尔(1美元约合1.77巴西雷亚尔)的利税。
案例二：
天狮越南有限公司是由天狮集团投资建立的，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规划年生产产值1.5亿美元，首期将生产16个保健食品和6个日化产品供应越南、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天狮集团在进入越南市场初期只有40名本地员工，而现在已达到150人，在生产、销售、市场调研等环节都有本地员工的参与。李林告诉记者，企业大量聘用本地员工后，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显著增强，保证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长久发展。
对执行海外本土化战略取得较大成效的中资企业进行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将战略性决策和具体经营决策分开
国内母公司对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主要应包括下列两点：一是使海外子公司的发展符合母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和规划；二是督促海外子公司实现预定的利润计划。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母公司应对海外子公司的重要人事安排、重大投资决策和关系海外投资企业全局发展的战略规划作出具体指示。除此之外的日常经营决策，则应交给海外子公司，让子公司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以充分发挥子公司的作用。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
中国企业实施本土化战略时，往往担心一旦本土化水平过高，母公司会失去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控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长期缺乏现代企业制度，依靠对人的管理来控制企业。实现本土化之后，国内的人事和管理方法不再适用，对公司的控制力自然会下降。中国跨国企业一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了对产权的所有，就抓住了企业的控制权。母公司只需要派出一些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企业的正常运作，而不用担心对企业失去控制，甚至资产流失。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是加强控制的主要手段。
（3）、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首先，对需要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进行公开招聘，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员素质，另一方面减少企业矛盾。其次，对海外企业管理层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在初期制定企业计划，期末按计划完成程度评估经营业绩，母公司不参与具体经营决策。最后，对于海外的人员直接任免也仅限于高级管理层及财务人员，允许海外企业就地或在第三国招聘人员，人数及选拔条件不加限制，由海外企业负责。
（4）、保持技术优势，减少依赖程度
中国企业在实施本土化的同时，应注意保护自身原有的优势，不能因为本土化而过分依赖于当地已有技术和市场。首先，应在本土化的同时，充分利用和开发自有技术，注意防止技术外溢，保证技术优势。其次，保持企业产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多元化，从而减少企业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可能。采用独资和合资控股方式进入东道国，同时加强与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技术交流和内部贸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企业自身技术优势，减少对当地市场的过分依赖。
（5）、建立当地企业文化
中国跨国企业在实施本土化战略时，建立适合当地的企业文化是很重要的，既要有本企业特色，又要符合当地文化习惯，不能够把国内的企业文化和做法照搬到国外。企业文化是否合适，关系到子公司能不能融入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流文化，能不能吸引并且利用当地的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甚至还关系到当地居民和市场对于该企业及其产品认同与否的重要问题。宝洁、联合利华、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经验之一就是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可见，适应当地文化，建立本企业的特色氛围是企业顺利实现本土化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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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079eb0ff78a6529647d5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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