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乡村小学的变迁史作者：孙虎原来源：《内蒙古教育·综合版》2014年第12期
晋陕蒙接壤的黄土高原深处，曾有个60多户人家的山窝窝，那便是我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人们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几户稍富一点的人家联合，断断续续办过冬塾。先生教着六七个孩子，每个孩子的费用相当于牛倌放一头牛一年的工钱（二斗粮食）。教学内容以《百家姓》《三字经》为主。就是上这样的学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因一是孩子要给自家拦牛放羊，二是拿不出二斗粮食。
1952年，世袭的庄稼人经过土地改革后的休养生息，觉得娃儿们不识字不行，想办一所学校。晚上大家拖着劳累了一天后疲惫的身子围坐在土炕的油灯四周，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商量，最后决定找县里的文教科。几天后派出去的人回来说，公家给调老师，别的事暂时都得自己张罗。
群众正在兴头上，不几天就腾出前村郭家一间堂屋，白天是书房，夜晚就是先生的宿舍。派来的老师姓王，20多岁，高高的个子，面孔白瘦。教学形式是“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农民爱土地，工人爱机器，学生更爱纸和笔……”书桌是家长自制的，一律坐在炕上。学生七大八小，最大的叫高贵仁，已16岁，最小的才七八岁。从此这个大院里，有了山里娃稚嫩的读书声，有了笨拙小手拨打算盘的脆响声，有了在砚台上沙沙的研墨声，有了老师顿挫的讲解声，有了学生的追逐和嬉闹声……不管书房里是否有自家的孩子，人们从附近经过时总免不了抬头张望或侧耳倾听。因为这是破天荒的，乡亲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听到了未来。这样的教学形式持续了两年多，那一茬孩子有约30%的人达到读信、记账的文化程度，有的当然更高。
1955年，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原来的几任老师调走了，接替他们工作的叫冯茂德，托县河口人，原绥远师范毕业，有点口吃，无论和小孩、妇女、老人哪种人说话都自称“老师”。学校搬到村西山梁龙王庙的大会房，约3丈深的石窑洞，基本没有泥皮，采光很差。公家配置了双人课桌和木质黑板。学生增加到30多人，还有邻村的走读生。冯老师是当时十里八乡有名的好老师，他讲授算术善于从问题入手寻找解题的条件，且用箭头勾勒得一目了然。时值“分数第一”的年代，也不知他周六离校到哪里去了，每逢周一总能当着学生的面撕开密封的信袋，抽出蓝色复写纸复制的试题，进行严格的考试。也常常有远方的老师背着行李来向他请教。——村上老农不懂，总是说：“啊呀呀，又有外地先生来看冯老师啦！”也就是冯老师执教的那几年，村里有成批的孩子考上高小和初中，继而成长为当地的小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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