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愉之词难工”质疑

发布时间：2015-11-16 14:05:4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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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愉之辞难工”质疑

杨建猛1 伍国桃2

（1、2.安顺学院，贵州安顺 561000）

摘要：韩愈认为“欢愉之辞难工”，事实上“欢愉之辞”未必就比“穷苦之言”逊色。一味地提倡“穷苦之言”而贬低“欢愉之辞”，对于文学活动是极为有害的。

关键词：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质疑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1]韩愈的观点是：抒发穷苦之情的作品大多是好作品，而抒发欢愉之情的作品则难成佳作。

对于“穷苦之言易好”，古今文人大多赞同。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这些观点和韩愈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古今文坛上许多悲情的作品，如屈原的《离骚》、蔡文姬的《悲愤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皆是千古绝唱，这也是“穷苦之言易好”的事实证据。

人们因为对“穷苦之言易好”之说深信不疑，所以对“欢愉之辞难工”之说也信以为真。大概在世人眼中，欢愉之辞大多出于富贵之人，而富贵之人交游应酬多，写诗作文无暇精雕细刻，所以“难工”；而他们的诗文一旦公开发表，又常常大受追捧，于是飘飘然不思进取，所以也就更加“难工”了。清代文人曾国藩对此论道：“自韩愈氏有言：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欧阳公效之，亦称‘穷而后工’。后之论者，率祖述其说，谓宫音和温，难于耸听；商音凄厉，易以感人。故盛世之巨公，其诗歌往往不及衰世之孤臣逐客；而庙堂卿相，例不能与穷巷憔悴专一之士角文艺之短长。数十年来，人相与持是说而不变，所从来久已！”[2]就连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也很赞同“欢愉之辞难工”之说，他说：“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好诗，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3]

那么，“欢愉之辞”当中究竟有没有上乘之作？“欢愉之辞”有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一味地倡导“穷苦之言”、贬低“欢愉之辞”，对文学的发展有益还是有害？下面将从这三个角度加以论述。

一、“欢愉之辞”丝毫不比“穷苦之言”逊色。

“欢愉之辞”果真难成佳作吗？当然不是。人生有喜有悲，无论是欢愉之情，还是悲苦之情，都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文学创作就是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明代文人陈继儒说得好：“哀者毗于阴，故《离骚》孤沉而深往；乐者毗于阳，故《南华》奔放而飘飞。”[4]由此可见，无论是哀伤的《离骚》，还是逸乐的《南华》，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都能打动读者的心扉。

事实上，许多上乘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欢愉之辞”。譬如《诗经·桃夭》写新婚之欢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刘邦的《大风歌》写衣锦还乡之欢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孟郊的《登科后》写金榜题名的欢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写飞黄腾达之欢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写无官一身轻的欢愉：“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欢愉之辞”被认为是晋代最好的一篇文章。由此可见，“欢愉之辞”丝毫不比“穷苦之言”逊色。

二、“欢愉之辞”存在的内在根源。

“欢愉之辞”存在的时代根源。时代不同，作品的感情色彩也不同。国泰民安的时代，其作品大多是“欢愉之辞”；而兵荒马乱的时代，其作品则大多是“穷苦之言”。先以汉赋为例：汉初盛世，国盛民强，因此盛行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歌功颂德的汉大赋；汉末乱世，民生凋敝，因此盛行以《刺世疾邪赋》、《述行赋》为代表的抒发穷苦之言的抒情小赋。又唐诗为例：盛唐之音以乐观的情调为主；晚唐之音则以悲苦的情调为主。故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5] 由此可见，文章的喜怒哀乐不仅取决于作者的个人因素，更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盛世之音，有乱世之音，有亡国之音；盛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因此在太平盛世，“欢愉之辞”必然成为文学的主调。

“欢愉之辞”存在的文体根源。体裁不同，作品的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比如诗和词，前人早已看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因而各有不同的文体风格。诗大多抒写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个人抱负，词则大多抒写闺阁闲愁、儿女情长、宴饮游乐；因此诗与词各具特色：诗庄而词媚，诗刚而词柔，诗苦而词乐。因此“穷苦之言易好”之说，若针对诗，还可勉强认同；若针对于词，则大谬不然。为何？词乃宴游耽乐之戏，歌舞升平之作，所以十之八九乃是欢愉之辞。此外，民间故事、古典戏曲这些叙事体裁的作品，大多以提供娱乐为宗旨，以皆大欢喜为结局，因此在感情色彩上大多以欢愉为主。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宾白》中对这类文体的喜剧内核作了精辟的解说：“我欲做官，则顷刻间便臻富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6]因此，这些叙事作品从其创作宗旨、情节特征和实际效果来看，也大多可归属于欢愉之辞。

“欢愉之辞”存在的作家个性根源。作家的个性不同，其作品的感情色彩也不同。关于作家个性与其创作风格的关系，前人已多有研究，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中就有深刻的剖析。作家的个性可粗略地分为两大类，即乐观派和悲观派。许多文人有过被贬谪流放的遭遇，但是面对同样的遭遇，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胸襟气度和文章风格。有些文人心理脆弱，多愁善感，一旦遭受挫折，便悲悲戚戚，譬如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被贬岭南，在《度大庾岭》等作品中反复描绘流放的苦难，倾诉命运的不公；白居易被贬江州，也有泪湿青衫之痛，乃作《琵琶行》，表达自怜自悯之意。而另外一些文人被贬之后却始终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其作品也表现出乐观的感情色彩，譬如苏东坡被贬黄州的作品，刘禹锡被贬郎州的作品，大多是“欢愉之辞”。由此可见，写“穷苦”还是写“欢愉”，这与作家的个性息息相关。

三、一味地贬低“欢愉之辞”有害无益。

一味地提倡“穷苦之言”，贬低“欢愉之辞”，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接受而言，都是极为有害的。

首先，鼓吹“穷苦之言”，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极为有害的。文学创作要写真事、说真话、抒真情，要用真情实感来打动人心。文学家的身份地位不同，遭遇经历各异，有的潦倒失意、穷困偃蹇，有的春风得意、轻裘肥马。失意之人须吐穷苦之言，得意之人须吐欢愉之言，这才叫为情造文，这才能以情动人。像周朝的周公、召公，梁朝的简文帝，陈朝的陈后主，唐朝的上官仪，宋朝的寇准，这些人或贵为帝王、或位列公卿，他们声名显赫、富贵寿考，怎么可能勉为其难，作出悲悲切切的诗来呢？如果一味鼓吹“穷苦之言”，使家财万贯者舍弃自己的财富而不言，却矫情地哭诉穷困；使高官厚禄者舍弃自己的权势而不言，却矫情地赞美归隐，这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作品不过是无病呻吟，读之味同嚼蜡，还如何能说“穷苦之言易好”？

其次，鼓吹“穷苦之言”对于文学接受而言，也是极为有害的。读者的欣赏口味是多种多样的，文学的风格也应当多种多样。“穷苦之言”的作品即便是艺术成就再高，也不过是众多艺术风格中的一种，不能代替其他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也不能满足所有读者的欣赏口味。譬如西晋的冯衍，声泪俱下地写成《显志赋》，陆机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篇佳作，反而批评作者的哀伤之情过于泛滥。[7]又如唐代的孟郊和贾岛，擅长“穷苦之言”，素有“郊寒岛瘦”的美誉，而苏轼对他们的作品却评价不高，他在《读孟郊诗二首》谈起自己对孟郊诗的真实感觉：“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蚎，竟日嚼空螯。……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销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南宋文学家楼钥对“郊寒岛瘦”之类的作品评价也不高，他在《答綦君更生论文书》中说道：“古文之感人，如清庙之瑟。若孟郊、贾岛之诗，穷而益工者，悲忧憔悴之言，虽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者乎？”[8]可见，在部分文人的眼中，“穷苦之言”有如亡国之音，算不上最高境界的文学。

综上所述，“欢愉之辞难工”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鼎盛，四海清平，人民幸福，时代背景决定文学主调，因此，社会主义文学必定是以“欢愉之辞”为主旋律。身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们，切不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应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不断地发现并颂扬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一面，唱出积极、欢乐的人生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