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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宁波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2023-03-20 14:25:1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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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南宋时期宁波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作者：成中平
来源：《大观》2018年第05期
一、南宋浙江宁波罗汉画家聚集及兴盛原因
上海博物院的展览让我们了解到宁波画派①，周季常、金处士都是南宋宁波地区画坊里专画道释人物的民间画师，他们的道释画在当时就被日本商人或僧侣购去，故流传在日本较多，后来有的流散到了美国，而在中国本土反而无存，造成美术史研究中的缺失。这次周季常《五百罗汉图》的展出，可以和上次“千年丹青”展中的南宋陆信忠《十王图》、金大受《十六罗汉图》等作品串联起来，为填补这一画科的研究提供条件。南宋时宁波画的出口，离不开浙江工艺与日本佛艺之间非常密切的交流背景。许多迹象表明南宋宁波与日本的成功交流。②这类作品蕴含着诸多富有民间特色的历史文化意味，迥异于宫廷画、文人画系统的画风，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宋时代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黄金时代，而罗汉画也并行不悖，但遗憾的是现存的罗汉画迹多数保留在东京和美国，国内为数不多。两宋时期，由于佛教的流行，使得佛教绘画需求量增多，寺院当中举行法会仪式或者家庭用于供奉都需要一些罗汉画等题材画，一些专门从事此类主题的绘作工人应运出现。这当中，浙江宁波地区出现了专以外销商业化为主的宁波画派，在传世的宁波画派的绘画作品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有画家的题名的，而且都得到大众的喜爱。③因为宁波在南宋时是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当时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密切，所以，就在那时，很多此类的绘画作品就流传到了日本。宁波画派的罗汉画是以商业性为目的的，其功能性就特别明显，他们制作绘画的动机是以销售为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宁波画派的罗汉画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留存，文献也没有记载，但在日本却被奉为国宝，究其原因，估计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认为宁波画派表现的是通俗的宗教作品，并没有将其归纳到自己的审美视线里，以致我们对宁波画派一无所知，但藏在日美的《五百罗汉图》成了研究宁波绘画的重要材料，而且让我们从中了解到更多。宁波画坊在周季常、林庭珪、陆信忠、金大受等的辛勤工作下，这些按照某种模式生产的画，曾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寺庙与信众，并且远销日本，后来还到了美国等地，但因为我们的不重视，现在国内反而找不到了。④二、日美与中国在两宋时期对罗汉画的重视情况解析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发展的历史中，其与外部的交流自然显得格外重要。宁波作为中国东海岸重要的港口城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因此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历史十分悠久，在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史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由于日本与我国交往日益频繁，大批僧人、贸易使团来华，也刺激了挂轴画的繁荣，到现在尚有许多南宋的佛像挂轴画收藏于日本公私收藏机构，显然是当初日本僧人或外贸使团带回日本国内的。当时的明州港与日本最近，而日本发现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明州佛画最多，由之可见，外贸需求刺激了民间佛画的发展，明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中心，对日文化输出亦以此为中心。
随着唐宋时期佛教绘画的全盛和寺院供奉罗汉的盛行，宋代道释绘画、壁画之外，卷轴已流行。有的佛画，到处可挂，被称为“行轴”。画工之中颇有专长道释绘画者，他们自有一套师传的格式，画作大都用笔严谨，设色精致，金碧灿然。南宋淳熙时期尤为突出，明州便形成了制作佛教绘画的众多作坊，这些绘画大都应寺院之需而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日本，这些画作被称作“宁波佛画”。南宋明州的绘画作坊数量庞大，多根据前代粉本进行创作，大多标明地点和作者。日本的寺院和博物馆至今藏有数量不少的南宋时期明州所制作的佛教绘画，其中有金大受、周季常、林庭珪、陆信忠等。南宋的罗汉画，所见多出于明州。明州在当时是与日本通商的重要口岸，是许多日本人来华的第一站，与日本的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有不少出自基层民间画工的绘画作品流入日本。18世纪日本开始进行民治维新，派遣学生向外留学和考察，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佛教界也在这个背景下，纷纷派人到欧洲和印度等地学习、考察，引进了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日本佛学界最早也是在佛教文献学方面取得了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与东方宗教与文化，尤其对中国学问的天然联系，使得他们能较好地把握了东方佛教的特点，后来居上，其研究成果很快扩大到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日本对佛教研究比较重视，加之南宋时期中日交流广泛，因此中国南宋时期的大量佛教绘画流向日本，中国的禅师去日本，带去很多美术作品，像周季常、牧谿、梁楷、马远……作品就是这样被带到日本的，对当时的日本绘画产生一定影响。⑤
三、当时的南宋罗汉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
南宋时期是浙江历史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盛的阶段。日本数以百计的名僧纷纷来到南宋都城临安府⑥的名刹取经学佛，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当时的名刹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天竺三寺、护国仁王寺等禅宗寺院，长则十余年，短则一二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禅宗传播起重要作用，名僧荣西回国后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
流传日本的南宋绘画首先对日本佛画、绘卷物产生影响，如：教王护国寺的《十二天图》屏风⑦中有水墨画的笔法；《一遍上人绘卷》⑧中有宋画的笔法和俯瞰式构图法。⑨另外，《天狗草纸》《东征传绘卷》等镰仓时代绘卷物画面中出现有宋元风格的水墨障屏画，可以称为“绘中画”。中国的禅宗在镰仓初期由明庵荣西传到日本，以后逐渐日本化，至镰仓中期产生纯粹的日本禅宗。禅宗本身的绘画和装点禅林生活的绘画，在当时的中国多与水墨画的形式相联系。与禅宗教义密切联系的绘画，是被称为“顶相”的禅僧肖像画。顶相是师父向弟子传法的凭证，因此要求极其写实，能够真实表现出师父的相貌举止。东福寺的嘉熙二年（1238）赞《无准师范像》，是圣一国师从中国受教后带回日本的，集中反映了宋画细致的写实面貌。最初的顶相全是中国禅僧肖像，日本禅僧辈出后，渐渐出现日本禅僧像，即日本顶相。早期的日本顶相似乎依赖传统绘佛师绘制，如京都正传寺的文永二年（1265）自赞、长嘉（长贺）的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兀庵普宁顶像》，是中国画家留下的遗墨，极其珍贵。文永八年自赞的《大觉禅师像》虽为淡彩，却是采用水墨画的手法特别是其线描具有南宋画真传的锐劲，因此有宋画之说。如果认为它绘制于日本，那么将是最接近当时宋画的作品。与此相对，建武元年（1334）自赞的京都大德寺《大灯国师像》施以浓彩，其线条也稳重，堪称和风顶相。随着顶相等禅宗绘画的大量需求，出现了附属于禅的画家。兴国寺《法灯国师像》（1315）的作者觉惠、妙智院《梦窗疏石像》（14世纪中期）的作者无等周位，就是这种禅宗画家。与禅宗有关的佛画中，十六罗汉图、十王图、白衣观音像等也由中国传来，日本则大量仿作。由此，日本的绘佛师学习到了宋画的山水树石画法，奠定了接受水墨画的基础。日本禅宗绘画大的范畴中，有道释、水墨山水、水墨花鸟等，它们不直接表现禅宗内容，却与禅僧的生活密切相关。根据1320年的《佛日庵公物目录》记载，可知当时日本禅宗寺院中收藏着大量来自宋元的这种绘画。这些绘画对日本禅宗绘画中水墨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经过1290年南浦绍明赞《布袋图》，至14世纪便活跃着一批擅长水墨道释画的禅僧画家，如默庵灵渊、可翁仁贺等。日本室町时代的绘画在宋元画尤其是南宋画样式的影响下，勃兴了以水墨画为中心的新绘画样式。这种新的绘画样式被称为“汉画”，即主要指仅运用墨的浓淡和笔势的水墨画，有时也包括略加淡彩甚至施以浓彩的着色画。汉画开辟有顶相、道释、山水、花鸟等画科，这些都是中国绘画在日本所表现的内容。
14世纪后半期即日本南北朝时期，是汉画的勃兴期，大量涌现道释画、顶相画等禅宗画，以及墨梅、墨竹等禅宗花鸟画，杰作甚多，尤其是出现可翁、默庵这样优良的道释画家。所谓道释画，在中国本意为道教和佛教题材的绘画，而在日本范围变窄，主要表现道教神仙或以达摩为首的禅宗祖师，以及布袋、蚬子、寒山、拾得等禅宗人物。简言之，日本的道释画深受南宋绘画的影响，从而不断丰富和成熟起来，使日本的画坛开创了丰富多彩的新局面。南宋绘画对日本绘画发展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主要表现在对日本禅宗绘画和水墨画的兴起和发展上起到的重大影响作用。日本佛教题材的禅宗绘画，人物画科方面包括顶相、道释等，无疑受到传入日本的南宋的道释卷轴画影响较深，如在日本流传最多的“宁波佛画”，造成的影响范围最广。在禅宗绘画中的山水、花鸟等画科中，日本人也特别喜好南宋绘画，而在中国比较受到重视的北宋山水画及后来的文人画，在镰仓至室町时代都没有传入日本，可见日本是有选择性的吸收中国绘画。南宋绘画中简略而又层次丰富的水墨效果，深得日本人的喜爱。当时日本还没有水墨画，仍保留着唐代青绿山水重设色的传统，那么当充满光影变化的南宋水墨画开始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时，一定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视觉震撼。
日本画家学习南宋绘画，但是加入了日本式的趣味，也就是重视平面性与装饰性，逐渐形成了本国的绘画风格特色，可见南宋绘画对日本水墨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日本绘画史的发展来说，南宋绘画的传入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宋代罗汉画不仅对日本绘画产生重要影响，对其他绘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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