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以花儿为例）开题报告Microsoft Word 文档

发布时间：2013-04-18 10:00:4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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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风俗。56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保护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因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显得极为重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应该转变思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有市场开发的潜力。我们应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资源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为文化旅游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结合，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保护方式。本文认为，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旅游业提高文化品位，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

“花儿”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汉、回、藏、土、裕固、东乡、保安等民族群众用汉语演唱的一种以反映爱情为主的民歌。“花儿”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长廊的一朵奇葩。在2008年9月，临夏 “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得“花儿”的知名度更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花儿”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要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最终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双赢的目标。本文以“花儿”的保护与开发为研究对象，试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效途径，从而为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提供依据。

第二节研究现状

一、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早于我国，早在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首次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通过外文期刊的检索，发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如下：

Peter.J.Nas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杰作》，介绍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定义和概念，如文化空间、文化记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等。Harriet Deacon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规划》，则重点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和物质遗产一样得到重视，制定保护管理规划并严格遵守。Rex Nettleford的Migartion,Tamsmiss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非物质遗产的迁移、传承和维持保护》，主要针对非物质遗产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现象以及在迁移中反而促进遗产传承和创新现象，提出要针对此现象加强保护的观点。Kenji Yoshida 的 The Museum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通过物质载体，在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增强大众的保护意识。比利时的学者Rudy Dematte(2004)研究了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可见，外国学者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保护和管理措施等研究，而较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

二、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状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2004年8月，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6月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举办了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日”；同年9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牌成立：2008年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一股热流。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价值的研究

陈孟昕，张昕（2002）在《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中，在国内首次将这一新概念以高等教育相关学术概念的形式加以导入；并且在这次会议中，与会代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现状及文化价值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高等艺术教育，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与人才培养诸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王宁（200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及价值》中，认为非物质文化实际上是指那些具有不能用典籍记载、又不能外化的文化内涵的文化品种；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浓缩的民俗性。杨怡（200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现状及相关问题》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性质加以界定，并提出应该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向云驹（2004）在《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范畴》中，全面解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产生、由来、旨意、意义，从理论上分析和阐述了它的学术和学科意义，并提出了保护非遗的基本理论要义。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研究

宋才发（2004）在《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定》中指出，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并且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际法范畴；李宗辉（2005）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中，着力探讨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费安玲（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中，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建立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进行分析和思考，并且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时，应协调好三方面的关系：同已有法律的协调、同社会惯例的协调、同我国承诺的国际保护义务的协调：此外，还有陈庆云（2006）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白庚胜（2006）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郑文明（2007）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北京为例》、崔艳峰（2007）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研究》等文章都是从法律层面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刘卫国（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博物馆》中，强调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应该发挥博物馆的作用：此外，马建军（2007）的《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王莉（2007）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刘康（2007）的《论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等文章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刘玉清（2003）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休闲市场》中，认为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全面考察现状、多方位筹集资金、加强法制建设等诸多环节，但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产业户之路；林秋朔（2004）在《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中，全面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开发的潜能：张晓雁（2005）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指出，应该转变保护理念，创新思路，把保护和开发有效结合，打造一批文化品牌；这几篇文章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和开发相结合。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问题研究

刘茜（2005）在《试用科学发展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旅游也的重要资源，但对于这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陈天培（200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中，主要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旅游资源的内在联系；刘建萍、陈娇风、林龙飞（2007）在《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重要的旅游资源，并且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引起重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双赢；张瑛（2009）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实现“双赢”的思考》中，提出旅游是一把“双刃剑”，要科学合理利用才能化解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终达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还有尹小珂、宋兰萍（2006）的《小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宋欢（2006）的《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宋伟宏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等300多篇文章，主要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可见，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念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关系问题；并且，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相结合是一种趋势。

三、“花儿’研究概述

纵观“花儿”的学术史，发现“花儿”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花儿”研究的开端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花儿”研究的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花儿”研究的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一）“花儿”研究的开端期：“花儿”的研究起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82号上，刊有一篇袁复礼的关于“花儿”的介绍文章《甘肃的歌谣——“花儿”》，这被学术界认为是“花儿”学研究的开端。接着，1940年，甘肃《民国日报》记着张亚雄出版了研究“花儿”的专著《花儿集》。《花儿集》是中国第一部“花儿”专集，该书共收录“花儿”唱词600多首，并对“花儿”的类型、语言运用及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此后，关注和研究“花儿”的人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特点是以介绍、搜集和整理“花儿”唱词为主的。

（二）“花儿”研究的发展期：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倡采集新民歌运动，“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走向了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重在以搜集、整理和出版“花儿”词曲选集以及对“花儿”的价值和源流的探讨。50年代后期，“花儿”研究出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进行过较多的搜集，一些新的“花儿”曲集、包括录音、记录稿得以出版，但是研究性质的文章与著作较少。到了60年代初，青海文艺界为了吸取“新民歌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来繁荣诗歌创作，引引起了青海关于《“花儿”的来龙去脉》的争论。从此，学术界引起了探讨有关“花儿”源流的潮流。刘凯《再谈“花儿”与元代散曲》；王浩、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是这一时期花儿学研究史上的代表作；1963年郗慧民《花儿》的出版以及胡乔木对它的评价等。可见，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逐步从收集整理过渡到系统化阶段。

（三）“花儿”研究的深化期：文华大革命结束后，“花儿”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伴随着《中国民歌集成》及《中国歌谣集成》工作的展开，“花儿”的搜集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一些高质量的“花儿”选集开始出现，较有代表性的选本有郗慧民教授选编的《西北花儿》（1984年），柯杨、雪犁编的《西北花儿精选》，王沛编的《河州花儿》，以及甘、青、宁三省区的三套集成（歌谣卷）中选编的“花儿”等。同时，一些研究“花儿”的学会纷纷成立，如：甘肃省花儿研究会成立、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成立、临夏花儿研究会成立。在这些花儿研究会的带动下，一些关于“花儿”研究论著也陆续问世，如：魏泉鸣汇编的《花儿研究集》、甘肃《花儿论集》（一）（二）的出版发行、青海省《少年（花儿）文集》的汇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郗慧民教授所撰的《西北花儿学》（1989年）。该书系统的介绍了“花儿”的历史起源、类型、分布、语言特色、艺术特点等内容，以及和“花儿”有关的民俗现象。此外，全国各地报刊大量刊登有关花儿学的研究文章，据初步统计，这样的报刊有42家，它们是《诗刊》、《光明日报》、《甘肃日报》、《兰州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

21世纪以来，学者对“花儿”进行多角度的的研究。以往“花儿”研究者主要从为文学、音乐学的领域研究“花儿”，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学者来研究“花儿”。研究的问题大致分以下四种：一是关于“花儿”所反映的民俗现象研究，如刘凯在（2001）《“花儿”中的岁时节令习俗》中，认为“花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歌中反映人们岁时节令习俗内容；郗慧民，郗萌在（2005）《“花儿”物质民俗的文化内涵》中，从人类学角度对“花儿”物质民俗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研究；薛松梅在（2009）《葱花儿流行区域的民俗看花儿的民族属性》中，从民俗研究方面对花儿的族属进行考辨。二是关于“花儿”的音乐结构及艺术特点的研究，如王晓云在（2009）《20世纪80年代以来洮岷“花儿”研究述评》中，对洮岷“花儿”的音乐结构、演唱风格、演唱形式及美学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三是关于“花儿会”的调查研究，如温育荣（2001）的《莲花山与“六月六”花儿会》、张大军的（2008）《松鸣岩花儿会与二郎山花儿会比较之研究》。四是关于“花儿”保护与开发问题研究，如马伟华，胡鸿保在（2006）《“花儿”研究现状及其保护》中，认为“花儿”作为我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保护与开发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极为重要；赵宗福在（2007）《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中，认为学术界对“花儿”的保护应负责任；滕晓天在（2004）《市场呼唤“花儿”产业》中，认为把“花儿”打造成文化品牌，可使“花儿”可持续发展；王宏燕，王兰芳，马继洲《金融支持“花儿”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中，认为金融支持“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可促使当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