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故居遗址长安综考

杜甫故居遗址长安综考

故居遗址在曲江西岸

摘 要：诗圣杜甫在京城长安生活12年，是造就“诗圣”的时期。其长安故居在何处，古今名家多认为在长安城以南，有少陵、少陵原、杜陵、杜陵原、杜曲、杜公祠、樊川、潏水、下杜城等11种论说，但皆缺乏根据。杜甫在长安困居干谒，安史之乱中陷贼禁于城中及其为官上朝三时期都住在城中。“居城南”不是指居住在长安以南郊外，而是长安城之南部，其故地在曲江池芙蓉园西北，慈恩寺以南，南城墙以内，启夏门东北，其地应在今雁塔南路北段，庙坡头村周围，大唐芙蓉园到植物园之间，恰在曲江新区。应当利用文化资源恢复杜甫故居博物馆，弘扬历史文化，加快曲江新区和西安市的发展。

关键词：杜甫故居 诸说乏据 曲江西北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长安时期无疑是一生最重要时期。经十年困居，历安史之乱，陷贼而禁于城内，短期为官，饥荒而弃官而逃，使他沦落到人民之中，逃难者之列，其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成为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篇，被誉为“诗史”。自玄宗天宝五载（746年）至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35岁至48岁，在陕西生活了十三年，其中在京师长安生活十二年。他在长安之故居，历来名家众说纷纭，多认为在长安城以南郊外，有少陵、少陵原、杜陵、杜陵原、杜曲、樊川、潏水、杜公祠、下杜城等11个论说。这些地点范围南北40里，东西25里，面积1000平方里，大而无当，混乱有误，大有考察之必要。

一、认为故居在长安以南的各种说法缺乏根据

古今名家多认为杜甫在长安的故居在京城以南的郊外地区，皆缺乏根据。

（一）认为故居在少陵原、杜陵原一带

1、家居少陵说。陈贻焮先生说：“杜甫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1]（P1）《汉书•外戚传》：“许后立三年崩，谥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颜师古曰：“即今所谓小陵者，南去杜陵十八里。” 许后叫许平君，是汉宣帝为平民时糟糠妻，后虽为皇后，但被大将军霍光之妻霍显唆使接生员女医淳于衍下附子药毒死，葬于汉宣帝杜陵以南十八里，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大兆村东南，其陵比杜陵小，古代少小同义，叫少陵。杜甫于天宝十一载冬写了：“长安苦寒谁独悲，少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写长安权贵“软裘”与自己身处长安的“苦寒”，野老并非住少陵。他于唐肃宗至德元载自鹿阝州奔肃宗行在灵武，在陕北陷贼，被押回长安，至德二年春写了《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其时他被禁于城中，不许出城，不可能住在少陵。因杜甫十三代远祖西晋杜预是京兆郡杜陵县人，少陵为杜陵属地近地，故称“少陵野老”。并非家居于此。

2、故居少陵原说。2006年12月11日《西安晚报》发表重要研究成果说：“在《辞海》和许多学术论著及人们观念中都认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可是杜甫生前从未自认是巩县人。到底诗圣是哪里人？本报揭秘：少陵原，诗圣杜甫故居。”《西安晚报》还说：“其实杜甫的祖籍和故里原本就是少陵原，他自己也是一直把这里作为故居。”“综上三方面所述，少陵原定为杜甫‘诗圣故里’应毫无疑义。”[2]说杜甫远祖杜预籍贯为京兆杜陵人是对的，说杜甫祖籍杜陵有些牵强。因为杜预是西晋人，当时京兆属县有杜陵县。而隋唐已无杜陵县。杜预是杜陵县人，却不等于少陵原人。杜陵县“西抵户县，东抵蓝田”（《雍录》），面积1500平方公里，少陵原面积80平方公里，杜陵县很大，少陵原狭小。再者杜预与杜甫的生卒年皆相差近五百年，不能因为五百年前祖先居何处便籍贯何处。明代初年朝廷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将百姓派遣到全国各地去，至今各地人都说祖先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但不能认为各地各种姓氏籍贯是洪洞县大槐树，有人据《史记》和《毛公鼎》论证毛泽东的远祖毛公是陕西岐山周原人，但不能说毛泽东籍贯是陕西岐山。而杜甫在少棱原的故居从无证据证明。

3、故居杜陵及杜棱原说。当代较早的杜甫研究家冯至先生在1951年即发表《杜甫传》，其后数次再版。他认为“七五一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寓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杜甫在七五一年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3]（P47-48）杜陵即汉宣帝杜陵，《汉书•宣帝经》载：“元康元年（前65年）春，以杜（杜县，其址在今西安市雁塔区杜城村）东原上为初棱，更名杜县为杜陵（县）。”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云：“杜陵在今奉元城（元代长安城）东南二十五里三赵村（三兆村）。”杜陵是西汉宣帝刘询的陵墓，在今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南杜陵原一个制高点上。杜陵下建有杜陵县邑，城在三兆村与西安市殡仪馆之间。原来的杜县城因在杜陵原西边原下，叫下杜城，已不为县城，而为村镇。从两汉到北魏，杜陵为县，北周撤销县治，并为万年县，从此杜陵成为陵墓和村镇名。因远祖杜预是京兆杜陵县人，所以杜甫自称“杜陵布衣”、“杜陵狂客”并非居住此地。杜陵到下杜城东西22里，少陵到曲江，南北24里，其间面积约500平方里，范围过大。而唐代杜陵陵墓存在，杜陵县已不存在。冯至先生认为在这一带，原文说“可以揣想”，杜甫诗中提到的长安城南地名很多，可以是诗人游踪或暂居，却不应该是定居地。

（二）认为故居在少陵原西南侧的樊川一带。

1、故居杜曲说。清代杜甫研究家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九）“吊影夔州路，回肠杜曲煎。”注云：“杜曲，公故居。”此说为臆断。杜甫此诗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其中有上两句及“即今龙厩水，莫带犬戎羶。”“两京犹薄房，四海绝随肩。”“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龙厩水：“原注：‘西京龙厩门，苑马门也，渭水流苑门内。’《通鉴注》：‘唐禁苑南门，直宫城之玄武门，北枕渭水，苑内有飞龙、祥麟、凤苑等六厩。’”（《杜诗详注》卷十九）《长安志》卷六：“元（玄）武门外西曰飞龙院，又曰飞龙厩。”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图有龙厩门。其卷一云：兴庆宫“是曰南内”。《长安志》同此。杜诗中弟子指梨园弟子。杜甫此诗提杜曲、龙厩门、龙厩水、兴庆宫等，确是“回忆长安时事”，说“杜曲，公故居。”则为臆断，不足为据。

有学者认为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中，诗人即谓‘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可说杜甫的居处即在南山北簏的杜曲。”[4]（P80）另一学者也认为杜甫居杜曲。[5]此为臆断而乏据。《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仇兆鳌云：“三章志在归隐，其辞激。穷达休问天，首句陡然截住。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王嗣爽曰：先言……以起末章南山之陷。”（《杜诗详注》）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认为此诗表现移居之心。因而杜甫此诗表现归隐之志，诗中“故将”二字确定地说明尚未住杜曲。

杜曲位处樊川南部，唐时为杜氏聚居地之一，杜甫有“杜曲花光浓似酒”诗句，其为名胜之地，历西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至今，仍然著名。北宋张礼在元祐元年（1086年）与友人游长安城南，详细考察唐代事迹，曾到杜曲，却未言杜甫居此地，而说：“甫为晋征南将军（杜）预之后，预玄孙某随宋武帝南迁，遂为襄阳人……是（杜）甫乃城南诸杜之裔耳，然唐宰相世系不载，不知何故也。”（《游城南记》）杜甫既不进入唐宰相杜氏世系，则难以算杜曲诸杜，此言已暗示杜甫未居住杜曲。明代周至人赵崡又游城南考察，也到杜曲，并未说杜甫居住。因而杜甫居住杜曲之说既无有力根据，也无旁证。

2、故居杜公祠说。韦曲东南之牛头寺暨杨虎城将军陵园旁有杜公祠。其碑有《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云“余（张治道）考杜子……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父（杜）闲徒杜陵生公，而少陵为公故里，故公诗曰：故里樊川曲（误，应为“菊”）……是生与寓与宦皆于其地。”张治道说杜甫生于此，寓居于此，自相矛盾，更是论而无据，实由“故里樊川菊”引申。此诗之意前边已述。杜公祠创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原在牛头寺西南一里，清乾隆末年毁于火灾，嘉庆九年（1804年）重建于牛头寺东今址。”（杜公祠碑）在杜公祠创建440年前的1086年，张礼等人在此考察云：“下勳阴坡，入牛头寺，登长老文公禅堂，夜宿寺之南轩……乙酉，谒龙堂，循清明渠而西至皇子坡，徘徊久之。”（《游城南记》）此时距杜甫只有316年，张礼与长老住持等人考察两天，竟未有杜甫居此之说，而距杜甫756年以后又冒出杜甫生于此，寓居于此之说，岂非谬哉！而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明人赵崡等人研究，皆无杜甫居此之说。张治道说杜甫生于此属主观臆想，且其中说杜甫的生年亦有问题，故不足为据。

3、故居潏水说。杜甫诗《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杜陵斜晚照，潏水带寒淤。莫话清溪发，萧萧白映流。”仇兆鳌云：“杜陵四句，嘱其相答故人。莫话者，自惭衰老也。”王洙注云：“潏水，公故居。”（《杜诗详注》）《长安志》云：“潏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水经注》曰：“潏水自樊川，西北流。”潏水是南山诸水汇集以后，从东南流向西北，经杜曲、韦曲、杜城等地，折而北流入渭水。唐代，潏水由韦曲东南已沿神禾原下绕向西南在香积寺与滈水交汇为交水向西汇入沣河。杜陵指汉宣帝杜陵，在少陵原（即杜陵原）东部高地上，原西为樊川潏水。首两句写傍晚太阳斜照杜陵，潏河岸边淤泥寒冷而暗，是赠别情景，毫无故居可言，王洙说潏水，公故居，未免唐突！

4、故居樊川说。《长安志》云：“樊川一名后宽川……长安正南秦岭岭根水流为……樊川。”樊川即潏水冲击之川，从南山下向西北到韦曲以西，长约30里，因樊哙封于此，叫樊川。杜曲、杜公祠皆在樊川。樊川是城南佳地。杜甫《九月五日》其四：“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 原 。”黄鹤注：“《十道志》：‘其地即杜陵之樊乡，汉高祖以赐将军樊哙，食邑于此，故曰樊乡。’公之父为奉先令，因家焉。”（《杜诗详注》）其诗中“故里”并非安家故居，因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所以杜甫自认杜陵为故乡，而樊川属杜陵，所以叫“故里”。其实杜甫是襄阳人，生于河南巩县。黄鹤说：“公之父为奉先（县）令，因家焉。”更毫无道理，当时奉先县在陕西蒲城县，因玄宗之父睿宗桥陵在此，故名奉先县。因其父为奉先县令，所以他家居樊川，这岂非南辕北辙？

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樊川，长安名胜之地，周处土琼、唐杜公牧之、祁国杜公、奇章牛公之居皆在焉。唐人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可见昔时之盛。今虽残废之余，而终南之神秀，原陆之澶漫，源泉之灌注，草木之葱蒨，近蜀之饶，固自若也。”接着历举韩愈与子读书处韩庄，郑虔故居，塔坡之何将军山林、驸马郑潜曜之莲花洞即杜甫诗“主家阴洞”、“牛头寺坡，少陵所谓‘青山意不尽，哀哀上牛头’者也。”此历举名人故居，几次引用杜甫诗，却未言杜甫故居。此前张礼、此后赵崡遍访樊川研究唐人遗迹也未提杜甫故居。因此，杜甫故居樊川、潏水之说也无来源根据。

（三）定居下杜城

为闻一多先生所考证，[6]（P70）陈贻焮先生极为赞同说：“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曾对此作过详细而精当的考证，以为杜甫自东都携家眷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春，这年又从下杜城移居奉先（县）。”[1]定居下杜城遂为权威定论，但考察以后，似不尽然。

闻一多云：“天宝十三载，公四十三岁……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城南之下杜城。”其论据有三：一、“《桥陵诗》曰：‘撼轲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南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当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桥陵诗》即《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云：“撼轲辞下杜，飘飖凌浊泾。”桥陵即唐睿宗陵在蒲城县桥山，地处长安东北。要经过滚滚渭河，长安西渭桥、中渭桥皆在唐长安西北方向，不可行。且长安北皆为禁苑，禁人通过。由长安去桥陵，只能东过浐、灞后折而向北过东渭桥，再往东北去桥陵。即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河梁幸未坼”，“川宽不可越”。东渭桥在今灞桥以北耿镇白家嘴西300米处，1967—1982年，陆续发掘石桥基、碑等，上载《东渭桥记》。桥宽10米，长500米，[7]桥只跨渭河，因泾河等早已汇入渭河。“飘飖凌浊泾”，却并未过泾河，“撼轲辞下杜”也难以实指下杜城。而“僻近城南楼”之地不只下杜，唐长安南墙长19里，正南门为明德门，其东为启夏门，西为安化门，皆有城楼。所以每一个证据站不住脚。二、闻一多又说：“《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潏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 ，其证二也。”潏水经下杜城循今氵皂 河流入谓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事。《水经注》曰：“潏 水自樊川西北流经杜伯冢，又西北经下杜城。”唐代潏 河已改道。《长安志》云：“李善曰：潏水径至昆明池入渭。《十道志》（唐代本部十道）曰：“漕水即沈（也作氵穴 ）水也，亦名潏水。沅按：《太平寰宇记》亦曰：长安县漕水即沈水……今俗名氵皂 河是也。”唐代潏水向西南汇入滈河，流昆明池。而开漕运渠入长安，即今之氵皂 河。此详《咸宁县志》水道图。所以闻先生第二个证据也站不住脚。三、闻先生说：“又《九月五日》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其“故里樊川菊”之意前已说明。“家居城南”，不指城之南郊，而且城之南部。此说后边要专门论述。而李公见访之处上文已辨正。因而第三条证据更站不住。闻一多先生没有提到长安城规模结构，也未见他对长安一带地理进行实际考察。总之，闻一多先生说杜甫“定居下杜城”只为推断而已，并非科学结论。

（四）故居西安城中杜甫巷

西安城内南四府街有杜甫巷，是西安唯一以诗人杜甫命名的街巷，其纪念诗圣，难能可贵。有人俗传杜甫居住于此。但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载，此地为政府官署，为承天门到朱雀门街西，有鸿胪寺、司农寺、废石台、司天监、御史台等，禁止居民居住。说杜甫住此地是讹传而不可能。

（五）故居京兆说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杜甫祖父杜审言和杜甫皆为“京兆人”。此说仍由杜预为京兆杜陵人引出。西汉、东汉、魏晋隋唐到宋代将关中中部长安一带设为京兆，京者，大也，兆为十亿，天子所居之处，城大人多叫京兆，为郡、府级行政单位，唐京兆府下辖23县。其一，“京兆人”指籍贯，不是居处里坊；其二，“京兆人”既指籍贯，也指居处，惜其范围过大，犹如今之“某省人”而不知其居处。

二、杜甫长期定居之地不可能在长安城以南之郊外

1、古今众多研究家认为城南指长安城以南郊外地区，实际上“城南”指城之南部。杜甫《哀江头》诗有“欲往城南望城北”，作者原注：“甫家居城南”。闻一多先生用以说明杜甫住下杜城，诸家用以说明杜甫住杜曲、樊川、潏水、杜公祠、少陵等。这是误解“城南”，以为指长安城以南。其实“城南”指长安城南部。此诗写于陷贼时期，他被禁拘于长安城中，不许出城，原意指本向城南部走而精神恍惚往城北部走。要弄清此问题必弄清唐都长安之构造。据宋敏求（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县志》、《咸宁县志》等志书图籍，“唐京城外廓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今考古实测唐长安外城东西宽9721米，合19.4里；南北长8651.7米，合17.3里。[8]（P256）面积为84平方公里，如加上大明宫等的面积，约90平方公里。其东北角在胡家庙，西北角在丝绸之路雕塑以北，东南过新开门、包曲江池，西南角在木塔寨。唐长安东北，北城墙外为大明宫，城北部正中为宫城、皇城，城东北部为兴庆宫。宫城皇城约占城10%多的面积，其南为居民居住区，达官贵人距皇宫近一些，而贫苦居民更偏南一些。此“城南”指长安城之南部，或宫城皇城之南。沈亻全 期《独不见》：“丹凤城南秋夜长。”大明宫正南门（在长安北城墙上）为丹凤门。高适《燕歌行》：“少妇城南欲断魂。”皆言唐长安南部征人之思妇。当时长安城居民100万人以上，而长安以南农村则空旷少人。如前所述，此时杜甫陷贼，禁于城中，其住处在城之南部，但不能出城住南郊。否则，岂有其后逃出金光门之事？因而。此“城南”皆指长安城之南部，而不指城以南郊外。

2、故居不可能在长安城南郊外。据《括地志》载：“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宣帝陵是也，北去宣帝陵五里。”[9]（P8）则汉宣帝杜陵距万年县二十里。《太平寰宇记》载：“杜陵故城在县南三十里。”（《长安志》毕沅按）《长安志图》云：“杜陵在奉元城东南二十五里三赵村。”综合以上里程，杜陵距万年县应为25里。少陵，“去杜陵十八里。”（颜师古曰）少陵距万年县应为43里。万年县在宣阳坊，遗址相当于今之空军医院附近，距朱雀门6里，距承天门、丹凤门各10里。则少陵距唐长安政治中心皇城、宫城、大明宫及达官贵人居住区50多里。杜陵距政治中心30里。《元和郡县图志》云：“樊川，一名后宽川，在（万年）县南三十五里。”[10]（P4）则樊川、潏水近处距长安城北部政治中心45里。《咸宁县志》云：“杜曲社（乡）在城南四十里。”这是指清代南郭城门即南梢门距杜曲的路程，唐长安东北部是政治中心，有皇宫官府及达官贵人宅居，距杜曲约50里。测之以古图今图，唐长安东北部距杜公祠30里，距潏水最近处30里，距樊川东南端60里，西北端30里，距下杜城28里。而唐长安城北部政治中心海拨390多米，而城以南的杜陵海拨618米，少陵630米，有凤楼原、杜陵原、少陵原、原高谷深，古代坡路陡峭迂回、崎岖坎坷，十分难行，不能以今天笔直平坦的公路看待古代土路。

杜甫的交道工具是什么呢？“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平明骑驴出，未知适谁门。”（《示从孙济》）“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能骑朝天。”（《偪仄行赠毕四曜》）可见杜甫的坐骑是驴，而跛驴还要借。“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行路难行涩如棘。”可见无坐骑步行之艰难。如道路泥泞，将更难行走。从天宝五载（746年）杜甫来长安，到天宝十四载（755年），九年中，他不断地干谒、献赋，积极活动，想从政为官。如果住杜少陵、少陵原、杜曲、樊川南部，潏水上游，每天去长安北部政治中心去干谒，往返要走100多里以上，骑驴或步行，需要五六个时辰（10-12小时），如何能行？如果住在杜陵杜陵原、杜公祠、樊川、潏水西北端，每天往返70—80里需要四五个时辰（8—10小时）也是不可能的。

唐长安城有严格的门禁制度。据《旧唐书•马周传》载贞观年间， 马周建议，在六条主要大街设大鼓，五更时六街鼓擂3000声，宫门、城门、坊门依次开启，行人方可活动。日暮擂鼓800声，各门关闭，大街禁止行人走动，违者刑罚很严。所谓“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街茫茫空有月。”即使住在下杜城等地也极为不方便，因为赴政治中心往返60里需6—8小时间，极易违禁。杜甫诗：“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每天早晨去干谒达官贵人，直到晚上还未离开，只有住在长安城里才有可能。

杜甫《醉时歌》云：“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长安志》云：“禁苑在宫城之北，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二里。东接灞水，西接长安故城（汉长安），南连京城，北枕渭水，苑西即太仓。”太仓在禁苑之西北，在汉长安城旁，渭水旁，其距杜曲、少陵80-100里，距樊川、杜陵、杜公祠60-80里，每天往返100-200里去买五升米充饥是不可能的。太仓，一说在宫城西北角，一说在皇城之东北，距上述地区路程仍太远。这再一次说明杜甫居住于唐长安以南远郊是不可能的。

由于长安城太大，东西宽19.4里，南北长17.3里，即便是住在城中，行路也很远。长安城中是长方形坊里，走路都要绕直角，由东南角到西北角，由西南到东北角，都要走36.7里，往返走73.4里。步行或骑驴来仍是很大的负担。更不要说在城外住了。

总之，杜甫长期定居之地不可能在长安城南郊外，其暂居不定是可能的。

三、杜甫故居应在唐长安南墙内曲江以西雁塔南路北段，即今曲江新区

1、杜甫之干谒、陷贼、为官须住城内。杜甫在长安十多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天宝五载到十四载得官前，这9年是干谒活动时期，如前所述必须住城内。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秋，他投奔灵武之肃宗，被叛军抓获，押回长安，到至德二载四月由金光门逃出，在长安2年（实为1年），为陷贼时期。此时禁于城中，不能出城，必住城中无疑。为官时期一是从天宝十四载冬到十五载夏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需住在城内；二是至德二载秋收复长安，朝廷由凤翔还京，他也从鹿阝 州还京，至乾元元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两年（实为1年），为左拾遗上朝须住城内。“五夜漏声催晓箭”（《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早期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后半夜凌晨上朝，日暮方归，必须住城内。

2、杜甫携家初入京即住城内曲江旁。杜甫初来长安曾租住旅店。“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秋述》自注）“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宿昔》）其后杜甫携家室来京，仇兆鳌、闻一多等定在天宝十三载，看来有误。最迟在天宝十载或十二载杜甫已携家。《九日寄岑参》：“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老。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仇兆鳌将其定于天宝十三载秋，岂知此年三月岑参已被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表为节度判官，已赴西域，不在长安。天宝十载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十二载秋“京师霖雨”为害（《旧唐书•玄宗纪》）岑参于十载秋回长安，十二载也在长安。故此诗应为十载或十二载作。“泥活活”之语今西安农村还说。“寸步曲江头”，则住处在曲江附近。《秋雨叹》：“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可知其携家住长安。仇兆鳌、闻一多将此诗定于天宝十三载，亦不可靠，因为天宝十载、十二载秋雨为害甚烈。所以杜甫携家来长安不迟到天宝十年或十二年。杜甫的《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徵士》：“今秋乃淫雨，仲月未寒风。群木水光下，万家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原注：陇西公即汉中王（李）王禹 。《旧唐书》云：（李）王禹 ，让皇帝（玄宗兄李成器）第六子。他是皇族。应住长安北部皇宫附近，杜甫住处距李王禹 住处9里，则必在城内。

3、“每日江头尽醉归”，从其诗及行踪看住在曲江西。杜甫《曲江二首》：“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每日上午上朝，下午在曲江边典衣饮酒，都是大醉而归，则必住曲江附近，而曲江在长安东南角，曲江北官贵居住地价贵，则杜甫必住在曲江以西。杜甫在长安十余年，最喜在曲江游赏，故曲江之诗篇最多。有《乐游园歌》、《曲江三章章五句》、《丽人行》、《哀江头》、《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秋兴八首》之六等，凡11题、14首。从诗题看，何将军山林（塔坡）2题，韦曲1题，丈八沟1题，城西陂1题，崔驸马山亭1题，郑驸马宅洞1题，郑驸马池台1题，大明宫、左省、左掖、省中等各1题，另有户县氵美 陂、蓝田崔氏庄诗。杜曲、下杜城等无诗题。如果住在杜曲、少陵、杜陵，下杜城等地，必有许多诗题。其诗句涉及曲江者为多。凡写曲江者60余句，在他咏长安名地中诗句最多，在唐代诗人咏曲江中，杜甫诗句之多也是罕见的。杜甫写杜陵、杜曲诗句2-3句，写少陵、第五桥、定昆池、下杜、潏水、牛头寺等1-2句。从杜甫诗来看，显然他住所在曲江之近旁，故游曲江极方便，而每天在此，甚至日暮沉醉也容易归回。其居处应在曲江西北，慈恩寺以南。

4、“僻近城南楼”，城南部空旷易居。“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夏日李公见访》）下杜在周为杜伯国，秦为杜县。“汉宣帝时修杜之东原为陵，曰杜陵县，更名此为下杜城。”（《长安志》）自元康元年（前65年）以后，下杜不为县城邑，是乡村坞堡，即今之杜城村。如杜甫住下杜，本为村坞，何言“类村坞”？此诗句明言，虽住城内，而类似乡村。其“诸孙贫无事，宅居如荒村。”（《示从救济》）也意同上诗。“僻近城南楼”，是城内南城楼下。长安外郭城“南面三门，正中曰明德门，东曰启夏门，西曰安化门。”（《长安志》据考古实测，每个城门都树立巍峨的城楼，显得格外壮观）[11]（P152）杜甫居处应在启夏门城楼下（今陕西师大东墙外与植物园之间）不远处。

长安城中是人稠地价高而难居吗？否。长安城面积极大，一百万人口居住并不算多。由于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不但人不多，反而有些空旷。[12]（P70）城北部近宫城、皇城、商市，因而人口密集，如东市西市有一二十万以上人口。而城南部空旷人少。《长安志》云：“自兴善寺（今在小寨）以南四坊，东西尽郭，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有38坊空旷。安善坊以南三坊（东西尽郭），称为“围外地”，更显空旷，则有28坊闲僻。这些地方像农村一样种地，地价低廉，居住何难？按“展席俯长流”来看，曲江之黄渠向西流向青龙、通善等坊，经慈恩寺门前向西。

综上所述，杜甫在唐长安常住故居不在城外远郊，而在城内南部城墙下，曲江西北，慈恩寺以南，启夏门内东北。这里距杜陵及杜陵邑（隋唐已不存在）不远，约在今陕西师大与西安植物园以东，大雁塔以南，中药培植场以西，雁塔南路北段。正当西安曲江旅游度假新区内。曲江新区应当恢复杜甫故居博物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曲江新区，加速西安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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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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