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铭记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背景与脉络
作者：程晓雨 胡春毅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6期
摘 要：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环境大为改观，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丰富起来，直至新世纪的今天，覆盖了文学的基本体裁，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群落。这是“抗战”文学中具有独特性的书写，是在我国本土三四十年的沉寂之后悲怆的发声，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对其阐释有益于解读当代文学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文学书写 新时期 新世纪
1978年以来，中国走出“极左”的文学环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时代，有众多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至今，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或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文体中都有体现，具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尽管表达出来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艺术水平也不能整齐划一，但是共同突出地体现在不断地见证历史、倡扬民族精神或探究人性的哲思上。这其中可见来自文学外部语境的影响，首先是我国政府的政策；其次是对日本否定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愤慨和揭露。
一、创作语境
“文革”结束后，国内许多方面开始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迫切呼唤“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我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有新举措，对于台湾问题采取新思维，呼吁“一国两制”，与台湾有了一些正常联系，逐渐实现了“三通”，台湾当局权力体制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的背景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起到了推动作用。于是，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作用有了日趋客观的评价，对于那些为民族独立反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国民党士兵有了官方的认可。国内有关部门开始部分地为国民党“抗战”军人恢复名誉，许多抗战老兵申请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南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当政时期的首都及其被日军占领也在历史的研究中不断深入。
同时，中日关系在微妙地变化之中，鉴于日本不断谋求突破战败国的身份，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以致中日关系时常趋于冷淡。奔向1980年代的日本已经确立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满于在战后被设定的身份，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样有成为大国的潜在愿望。据统计，自1975年至1982年，日本有三个首相以不尽相同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第二次历史教科书风波随即再起，企图否认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掩盖曾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造成的暴行罪行。日方修订教科书事件很快引起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强烈反应，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问题被再度聚焦关注。然而，日本政府竟然不顾被侵略亚洲国家的感受，倒行逆施，例如，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公开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日本文相藤尾秀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同时，日本民间各种右翼势力甚嚣尘上，为否认侵略历史叫嚣并制造事端，尤其是组织推出教科书《新编日本史》（1986）和《最新日本史》（2002）等活动。2000年，第三次日本教科书风波再次出现。之后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与我国屡次争执，致使中日关系曾到达冰点。2015年日本右翼势力在媒体上公然表示南京大屠杀为“虚构”，2月15日开始，日本《产经新闻》连续刊载系列报道，宣称一部分曾在1937年进入过沦陷后南京城的日军官兵作证说，“当时城里没有人，因此也不可能有过大屠杀”，甚至还有人宣称“南京实在是祥和至极”。而《产经新闻》部分版本的头条还以《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百姓的空城》，并以“城内无人，因此不可能有过屠杀”为主标题，妄断“根本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政治历史问题往往加强了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国家主义的意图。
针对日本各种认定侵略中国的行径和屠杀中国人的暴行的做法，中国政府对此多次回应。1983年底我国开始准备筹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江东门落成，邓小平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就历史教科书的篡改问题，2002年，总理朱镕基指出：“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仪式，12月13日，我们又迎来了首个国家公祭日。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取得重大成功，以上这些举措为恢复民族记忆，张扬中华民族精神，铭记历史教训，保障世界和平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2017年，适逢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加大力度，推进中国“抗战”纪念活动，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于2017年5月启动面向全球“2017南京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作品征集工作，必定使得缅怀和悼念更为开放和深入。
二、书写脉络
在以上国内外的背景下，文学也随着政治的变化不断地出现新的面貌。进入新时期后，有关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如小说、诗歌数量虽少，却打破了中国文学三十多年来的沉默。1982年8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徐刚的诗歌《历史，才是严峻的教科书——看“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有感》，很具有代表性。之后，中国文坛有更多的作家诗人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陷落创写作品，此类题材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相继出现，它们往往以凭吊纪念馆所，聚焦南京特征性的实物对象，托物言志表达哀悼和愤慨之情。而且为回应日本的种种倒行逆施，为历史作证，见证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逐渐增多，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保卫战的经历者留下珍贵的回忆，例如温书林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7）、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7），第一部南京大屠杀电影《屠城血证》（1987）的诞生和第一批“采访日本老兵”的散文——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1997）出版。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迅猛的潮流，中国文学除了长于历史叙事的小说，如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1985）、王火的《战争和人》（1987）、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1990）、邓贤的《落日》（1996）等等作品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还出现了探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作品，如李贵的《金陵歌女》（1988）和叶兆言的《追月楼》（1988）相继出现；而1990年代，王久辛的长诗《狂雪》（1990）、白灵的《甍之复仇》（1991）、张烨的《世纪之屠》（1992）和须兰的《纪念乐师良宵——“南京大屠杀”惨案五十八年祭》（1995）都在文学表现手法上有了许多创新，糅合了现代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艺术手法，扩大了南京陷落，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空间。
2000年以后，除了为南京陷落见证哀悼的作品（包括台湾向明、张穆庭的诗歌、齐邦媛的小说《巨流河》）外，有一些网络小说作品，如令狐手的《抗战狙击手》（2006）、秋林的《当日南京》(2008、X接触的《重返1937之血色南京》（2009）和西方蜘蛛的《刺刀1937》（2009），这些作品步调一致地表现“抗战”救国的反抗精神，宣扬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姚远的剧本《沦陷》（2005）、袁俊平的剧本《最后的堡垒》（2009）、《无处安放》（2015）也对南京陷落做了聚焦，前者较全面地呈现南京浩劫的创痛，后者着意表现屠杀前的抗争或城陷后的煎熬；也有一些小说作品表现出独特的意义，例如童喜喜的儿童文学《影之翼》（2010）在神奇的想象力之下为中日民族的历史仇怨找个出路；而裴指海的小说《往生》（2011）再次返回历史现场，以一个抗战老兵的视角书写南京陷落，在历史与当下的盘旋中，深深为国民党“抗战”老兵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而叹息；同样，赵锐的《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2012）讲述当时参与组织和管理南京国际难民区的代表人物明妮·魏特琳庇护中国难民的故事，已经达到了创伤文学的叙事水平。
三、国族的记忆
南京大屠杀遇害同胞已逾80周年，这是需要人们郑重悼念与铭记的。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首次举行了盛大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国家公祭鼎”正式揭幕，七十七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此前此后适逢周年，多有拟仿国家公祭的广播稿、祭悼性纸质的格律诗出现，还有所谓的“大部头”面世，即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2014）与王树增的《抗日战争》（2015）。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近四十年里，国内作家、诗人书写了大量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既有作家压抑多年的爆发，也有回应日本右翼势力的见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有众多作品传递着中国民众对于国族历史创伤的记忆。
可参见1983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