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欧洲与今天的东亚

发布时间:   来源:文档文库   
字号:
100年前的欧洲与今天的东亚
世界知识201413初晓波梅然于铁军李晨项佐涛
谁也没有想到,东亚国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的纪念,
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2014年新年伊始的1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日之间在东海和钓鱼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他说,要注意一战的教训。100年前英国和德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经济依存度非常高,但依然爆发了战争。下之意,即使目前中日两国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也无法确保规避战争发生。
此论一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从去年起,欧洲国家就不断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进行准备,今年以来各种纪念更是不断升温。这场战争造成大约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500万人失踪,对欧洲以及世界造成巨大创伤,并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被称做“万恶之源”,影响了20世纪历史走向。它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但欧洲以外许多国家卷入战争,影响是世界性的。东亚两个最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以不同的目标、规模和方式成为一战参战国。中国北洋政府为能从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19178月参加形势有利的协约国一方对德奥宣战,虽并未正式派兵参加欧洲的大战,但十几万中国劳工却在后勤与工程上为协约国做出贡献,其中2万多人死在了一战的战场上。
而日本参战的目的,历史早已给出定论:趁火打劫,并且主要目标就是武力夺取其他列强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决意加入列强行列,参与争夺世界。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向东亚传统大国中国开战,但在攫

取大量利益的同时引起列强警觉而未能全部遂愿。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初次向传统的西方大国开战并一举获胜,自以为一举成功跻身列强行列,争霸野心愈燃愈烈。早在1902年日本已为头号欧洲强国英国引为维护其在远东殖民利益的奥援,与之结成英日同盟,这成为一战之前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中的一环,也是日本打赢日俄战争的外交保障。骄横日盛的日本抓住一战爆发的契机,再次迈出关键性的脚步,希图乘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战争甫一爆发,立即投向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并出兵中国山东,于19141031日至117日连同英国军队一起,进攻并占领德国控制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继日俄战争之后再次在中国领土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争霸战争。随后,日本军队占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甚至将舰队开往地中海。一战以后,中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掀起争取民族权益斗争新高潮。而日本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和地位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对外侵略的步伐越来越大,直到二战彻底败亡。
因此,东亚地区也是一战的参与方、受害方和战场之一,也应通过对一战的纪念获得历史的教益。而日本通过参与一战,进一步扩大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害了邻国,也为自己日后的败亡埋下伏笔,更应从一战中汲取教训。不料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竟从一战中得出这样的“教训”,难怪招致一片批评。“有人将现在的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我想强调的是,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来做榜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被问及“有人把当前的中日关系比做一战之前德国和英国的关系,您对此怎么看”时,如此掷地有声地回答。不妨说,王毅的回答表达了东亚国家纪念一战的另一种思路:正确记取历史教益,为东亚,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安倍显然是把当前中国经济对日本的超越比作了当年新兴的德国对老牌的英国的挑战,因其不伦不类与妄自尊大而遭到耻笑。但要害并不在于此。一个曾经屡次发动大规模长时期对外侵略战争并且遭到失败的国家,作出这样的历史对比,让人如何解读?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应该从一战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其实,将如今的东亚局势与一战前的欧洲做对比,这并不是安倍的首创。近年来,西方媒体不时传出这类对比。有人把美国“重返亚太”比作当年英国放弃长期的“光荣孤立”政策而介入欧洲大陆;有人认为中国在东亚对美国形成挑战,堪比当年德国对英国的挑战:有人把美国强化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比作一战前欧洲大国间的同盟体系;有人从朝鲜半岛联想起当年的巴尔干,担心小国纷争导致大国卷入从而引发大国间战争……不难发现,这些对比多与中国的崛起有关。难怪有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并对此忧心忡忡。如此看来,东亚国家的确应该以纪念一战100周年为契机,思索一下本地区未来的方向。正如李晨所说,对一战历史教训的讨论引人关注,是因为人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理解国际现实、把握未来走向。为什么要进行历史比较
剑桥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多数历史类比都经不起推敲,做这样的类比一定要十分谨慎。李晨认为,这是因为,如果缺乏对历史的深入理解,面对这种讨论就会不知所措,甚至被引入歧途。围绕一战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的讨论,一旦陷入简单化、绝对化,不仅不能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反而会因为滥用历史经验而导致问题的加剧。
那么,为什么人们常常进行历史类比?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类比?于铁军谈

到,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牛津大学一位教授今年初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历史的韵律》。她认为,历史的确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当中却有一种韵律,让人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可以从学习历史获得教益。按照这位教授的不完全统计,在英语世界里,关于一战的各种文献已经出版和发表了3万多种。但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一战爆发的原因还是莫衷一是。由此可见,这次战争的起源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因为受到一战的刺激,人们想搞清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与和平问题遂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上一次世纪之交那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下,在大多数人追求自由、理性、和平、繁荣的背景下,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突然之间爆发了那场毁灭性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为了搞清战争的责任,也为了撇清自己的战争罪责,德、法、英等有关各国纷纷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件,但遗憾的是,人们还是不能确定战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学者们往往会强调历史类比的误区,但历史类比确实能给人以教益。约翰·肯尼迪曾说,他在1962年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时时想到芭芭拉·塔奇曼关于一战的历史名著《八月炮火》该书生动描写了一战爆发过程中所凸显的历史荒谬与愚蠢。于铁军在引述了这个故事后说,最近一段时间地缘政治似乎在东亚复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东亚会走以前欧洲的老路吗?就在不到10年前,人们还在讨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魅力攻势”还在热议东亚与欧洲为什么不同,而现在大家觉得东亚地区似乎正在被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所笼罩,欧洲国家反而对东亚的局势忧心忡忡,担心东亚会重蹈欧洲的覆辙,这些都是人们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历史类比。当然,如何防止对历史类比的滥用,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相互依存可否成为东亚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初晓波指出,虽然日本政府日后反复强调,安倍这种类比的出发点是不能重蹈一战的覆辙,但安倍不是研究者或评论家,而是作为日本国家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对于国家间相互依存与战争冲突的关系问题有非常多的研究。初晓波介绍说,早在一战之前,就有人提出,由于通信、贸易、金融和思想这四个领域相互依存性的发展,战争已经得不偿失,取得财富的手段只能是贸易。当时这种观点风靡一时,但几年后残酷的大战就爆发了。100年过去了,人们现在认为,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将近半个世纪间,欧洲列强之间疑虑、危机频发,但没有直接上升为彼此之间的全面战争,正是由于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一战恰恰是在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比较低的东欧首先点燃,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同盟体系将大国裹挟进入战争。也就是说,一战并不能给出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安全上发生冲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的结论。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推动彼此经济相互依存与避免战争的关系的思考也与时俱进,针对历史发展变迁特征不断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初晓波说,国家间战争频仍的现实,提醒人们不能将国家安危完全寄希望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独立自主的逻辑永远也不会过时。从严格意义上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收益并不总是共赢,因为不同国家在相互依存中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这就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冲突。例如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就是因为它们与发达国家间处于不平等地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以促进合作,也可以变成彼此冲突的武器。

同时,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与一国国内事务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这在一战时已非常明显,而当今则更为突出。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总体收益有益,但国家内部各个阶层是否都能从中受益?比如在西方国家,那些生产奢侈消费品的,与生产新式战斗机的,难道不是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吗?即使在中国,国内利益团体分化和作用模式并不是非常明显,但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到。初晓波举出前些年北京某次涉日游行中出现的情况:队伍中有人举着显然是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彩色打印的牌子——“抵制日货,支持民族产业”,而下面落款是“某某电脑宣传部”。初晓波说,一些民族产业,特别是电脑公司,无论从资金、技术、管理,还是政策优惠等方面,都无法跟日资同类企业相竞争,它惟一能改变的,就是人们的购买欲望。而在这一案例中,该公司采取的手段就是诉诸人们的民族情绪。虽然不好说是这些公司推动了这些涉日游行,但至少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们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向。
无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面临何种挑战,不能否认的是,经济贸易依存带来的更多是收益,而战争和冲突的最终结果则是人的生命和物质财富的损失,任何理性的国家和领导人都无法忽略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经济贸易相互依存的不断发展,增加了战争和冲突的机会成本,影响了当今普遍以建立福利国家为目标的国家的战略取舍。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毁灭性破坏的战争与冲突,就要承受失去本来可以通过相互依存而实现的稳定繁荣。很多人从一百年来国际战争与冲突的全面统计中得出结论: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加深,总体战争和冲突次数的确在减少,即使在历史上长期发生战争和冲突的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可以说这是一个难以否认的历史趋势。
初晓波接着说,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从内容、规则到主

体等方面,与一战的时候相比都有很多不同。一战之前欧洲各国间贸易的相互依存非常大,但是彼此对外投资规模并不大。例如英国虽是一战前世界的金融中心,但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投资甚少,绝大部分投资流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广大殖民地。美国进入20世纪以后金融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其资本首先涌向拉丁美洲,1914年以后才流向欧洲。而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化,相互投资领域出现了重大进展。仅从中国来看,2013年中国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累计达900多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对华投资额为1100多亿美元。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相互投资的发展应该引起关注。以中日之间为例,2013年日本对华投资90.90亿美元,这已是多年来的连续下跌并首次跌破100亿美元,而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却在上升,达到1.5亿美元,是2012年的两倍。设想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如果达到日美之间的规模(日本对美国投436.7亿美元,美国对日本投资13.74亿美元),那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和中日贸易一样,成为中日关系重要的“压舱石”?
如此看来,安倍显然忽略或是回避了这些基本事实,正如他忽略或回避了现在的东亚与100年前欧洲的许多其他根本性不同一样。
那么,如果经济依存可以成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东亚的其他国家之间呢,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之间呢?经济竞争必然导致战争吗
经济依存度高,依然可能爆发战争,那么经济竞争是否更可能导致战争?这是经济与战争的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传统观念中,一战是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新老强国瓜分或者重新瓜分世界而导致的。但梅然援引欧美学术界的观点认为,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战的发生有牵强之处。就1914年前那个特殊的时

间段来讲,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在不断上升,总体来讲还是起到促进国家间和平,而不是消弱和平的作用,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加剧国家间经济摩擦的负作用。没人否认经济竞争是一战发生的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国首先挑起战火,主要原因不在经济领域,不是为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就是它担心法国和俄国力量的上升会超过德国的力量上升,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去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这可能是德国1914年开战的主要原因。大量文献证明,经济因素更多是起到阻碍战争的作用。当时德国经济界的主要头面人物都主张,如果和平可以延续,国只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并没有多少有力的史料证明,经济扩张是当时促使德国决策层迈向战争的首要动因。
一战之前,欧洲大国间的经济竞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殖民地以及所谓“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国曾经深受其害,留下痛苦的民族记忆。而我们所见过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一定会讲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并且指出争夺殖民地是列强进行一战的重要原因。的确,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不过梅然提出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即殖民竞争只是一战发生的一个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欧洲大陆内部,因为一战之前殖民地在各个列强国家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低的,而且英德已就瓜分殖民地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可见殖民矛盾未必是不可调和的。后发的德国虽然殖民地范围不如英法等老牌国家,但它的技术优势和工业优势可以弥补殖民地的不足。

但是李晨和于铁军都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李晨说,对于后起的大国来说,管殖民地在经济上的回报可能微乎其微,但却事关国家威望,因为19世纪末期工业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殖民扩张已造成一种观念:大国都应该有自己的殖民地。所以对殖民地问题的理解,不应该局限在经济层面。英法作为传统的殖民大国,可能更愿意以交换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殖民地争夺问题,但德国作为后来者,能“取”而不能“予”,所以对殖民地的需要更容易引发大国间的紧张。殖民地问题虽不是引发一战的主要原因,但毕竟是一战前大国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国关系的氛围。于铁军也认为,德国统一后在俾斯麦长期担任首相时不太关注殖民地问题,但他的继任者们却提出要争取“阳光下的地盘”德国也许可以靠技术、软实力去满足它的经济需要,但德国的精英和民众都希望像其他国家那样拥有殖民地,认为那样会更容易实现国家的目标。
帝国主义导致战争,也为自己掘墓。正是经过一战和二战的冲击,世界范围内的非殖民化浪潮不断扩大,最终冲垮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但殖民主义阴魂未必已散去,殖民主义思维仍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以一战前走向战争的英德关系比附现在的中日关系是其表现,“中国威胁论”其表现,将和平发展走向世界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愈益紧密的联系冠之以“新殖民主义”污名,更是其表现。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了,但世界会像拿破仑预言的那样为之发抖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奉献世界的梦。国这头狮子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国际机制、法律规范和跨国公司的作用
中国愿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善意宣示,也已为中国和谐内敛的

传统文化,千百年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对外交往史,因曾经遭受殖民侵略的巨大痛苦而强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几十年来的和平外交政策,与邻国一起对东亚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构筑,以及对现有国际机制和法律规范的参与、尊重、遵守和建设的事实一再证明。
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全球化进程进入崭新阶段,使如今的世界具有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形态。伴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相应的国际机制和法律规范也逐步完善发展起来,这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相互依存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初晓波指出,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从欧盟到东盟,与经济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各种条约、规范纷纷出台。据统计,2012年底,仅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就包括了3196项协定,其中包括2857双边投资条约和339项其他协定。各个成员国不仅要放弃某些经济主权,甚至包括某些政治主权,这在一战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些机制确立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部分发达国家手中,但这些机制一旦建立和不断完善,对所有的国家都会产生制约作用,相对弱势国家也要尽可能在熟练掌握规则的情况下改善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不对称地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机制,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难道更有利于弱势国家,更能推动一个和平和繁荣世界的到来?
初晓波还指出了跨国公司在推动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公司的发展早已与一战前后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已成为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最典型的体现。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发展的前提是世界更广范围、更长时间内的和平状态。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国家政策施

加影响力。在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里,都可以看到跨国集团发挥作用的例子。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不是作为一种遏制战争的手段被创造出来的。不能否认的是,与彼此对立、以邻为壑相比,相互依存更容易在国家之间寻找并扩大共同利益、创造信任氛围,为推动和平合作,创造和谐世界增加了值得珍惜的必要条件。
英国的“重返欧洲”与美国的“重返亚太”
谈起目前的东亚局势,就不能不想到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人们常常把一战时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类比,把当时的德国跟现在的中国类比。李晨说,不妨看看当时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到底有多像或者有多不像。从表象看,20世纪初的英国就和现在的美国一样,也经历了一场它不擅长的殖民战争(英布战争),虽然获得胜利,但遭受了沉重打击,威望下降。在这个背景之下,英国分别与法俄建立了协约,就像美国现在重返亚太一样,英国出现一种“重返欧洲”的趋势,导致了欧洲局势的变化。
但从细处来看就有了不同。当时英国的战略有三个支柱:欧洲均势、帝国防卫和全球海权。欧洲均势可以通过外交实现,全球海权主要靠保持海军优势,帝国防卫就比较复杂,因为有庞大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同时也面临着陆权的问题,海军对此毫无用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外交或者是通过陆军实力。李晨说,19世纪90年代出现、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影响的“海权论”,为什么是在美国,而不是在第一海权大国英国出现?这是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美国是不大一致的。海权论的提出者马汉是要动员具有长期大陆传统的美国发展海权,而在英国,海权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没有必要像马汉那样再来推动。英国基于自己的经验,反而强调海陆之间的配合,而不是单一去

发展海权。美国是要发展海权,而英国是要维护海权,所以当德国着力发展海军时,英德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其实早在19世纪末,英法就几乎走上了海军军备竞赛道路,当时法国在装甲巡洋舰方面的发展对于英国的帝国防卫和全球海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此外,英国海军发展到19世纪末期就遇到了瓶颈,包括社会保守观念、经济因素的制约等。所以当时英国海军到了一个节点,本身就在酝酿着大的调整和变革。所以德国海军建设并不是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发展的原动力。英国赢得了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并没有直接导致一战。但是另一场竞赛,即德国和法、俄之间的陆上军备竞赛,直到一战之前都没有停止,加剧了德国与法、俄之间的不安全感。这样,在萨拉热窝事件后长达一个月的“七月危机”中,是军事考虑,尤其是陆军的战略和动员引领外交,而不是支持外交,这样就酝酿着危险。
看起来当时英国重返欧洲,像现在美国重返亚太、并与日本加强同盟关系一样,英国是和法国、俄国加强了同盟关系,从而对付德国。但实际情况是,直到20世纪初,英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敌手不是德国,而是法国和俄国。英国与法俄通过主动的相互妥协改变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当法俄对英国构成挑战时,英国不是进行对抗,而是与它们签订协约解决争端。这体现出英国的绥靖传统,经常遭人批评,但或许这倒对大国处理彼此关系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各大国需要求同存异,携手应对各种问题的时候。然而英国对德政策的教训却极为深刻。因为英国对德国的“不用心”,是导致英德关系下降,加剧两国彼此间不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英法签署协约是为了解决殖民地方面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两国成为真正的盟友。但英国一些关键的决策者把和法国的关系看得很重,甚至担忧,如果法俄不愿与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又在殖民地问题上挑战英国,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危机管理方面对法俄不断放纵。联想现在美国在亚太对其盟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李晨说,当时英德之间的紧张和现在中美之间都不一样。英德在海上属于零和博弈。现在中美在西太平洋近海地区确实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是在其他方面,双方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中美两军刚刚在香格里拉会场上激烈辩论,但是中国依然按计划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而且出动的海军舰只数量仅次于美国。在亚丁湾护航、搜寻马航失联客机等行动中,中美海军都有合作。这和当时英德的区别是很大的。一战中欧洲的两大同盟与如今东亚的同盟
人们又常常从美国冷战初期在亚太建立、近年来又有强化趋势的一系列军事同盟,想到一战前欧洲国家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而一战就是在协约国和同盟国这两大对立的同盟间展开的。就像美国经常强调建立和强化这些同盟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亚太的和平与稳定一样,一战前各种同盟建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战争,在当时欧洲那些领袖看来,这些同盟可以防止欧洲均衡被打破,因而有助于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于铁军指出,建立同盟是均势理论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为了维持均衡,甚至可以发动预防性的战争。但一战的爆发证明同盟体系无益于避免战争,于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战后提倡建立“国联”、实行集体安全。但其后的历史证明集体安全也不成,国联失败,二战后建立联合国,但大家看到联合国也有很多问题。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并且指出“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本来,同盟只是一种工具,不一定就是与战争和冲突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

认识到,仅靠同盟机制并不能解决安全问题,所以常常是多种安全机制并存。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今天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安全合作正在迎难而上,各种合作机制更加活跃,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于铁军说,实际上现在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体制也不完全是同盟机制,而是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不排除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比如联合国就是一种集体安全机制,美国也是常任理事国。再比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就是一种合作安全机制,美国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同盟有很多类型,可以说每一个同盟都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现在的北约跟日美同盟就很不一样,过去和现在的同盟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但同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安全承诺,这是同盟最基本的含义。但是,也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长久和平、民众心理、决策体制和危机管理
自二战结束以来,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没有再爆发。在东亚,朝鲜战争已过去60年,越南战争已过去40年,而更加局部性的中越战争也已结束25年,尽管此后东亚地区不时还有零星的枪炮之声,但总体的和平还是维持下来了。么,长久的和平能够一直持续吗?还会爆发战争吗?还有人希望发生战争吗?战争还能够带来好处吗?人们想起一战前的欧洲。尽管危机不断,尽管在欧洲以外遥远的地区发生过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尽管欧洲本土的巴尔干半岛发生过两次战争,但自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在欧洲心脏地区、主要大国间,和平已经维持了40多年。李晨说,长期和平导致很多人对战争的观念发生变化。一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到这样的地步,战争是打不起来的。二是不怕战争,以为战争都像普法战争那样速战速决,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好事。剑桥大学一位

学者就说,长期和平甚至导致很多人觉得生活无聊,以至于当时欧洲特别盛行两个男人之间拿着武器的决斗。现在的东亚经过长期和平,人们对战争有多少了解和认知呢?影视中的那些战争“神剧”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人的战争观有什么影响呢?网络上那些轻易言战的倾向,有没有代表性呢?
国家关系会因各种原因出现危机,同时,也许任何时候都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心理、各种情感和各种目的轻易言战。那么国家应当如何决策?这就涉及决策体制和危机管理问题。对这个问题,李晨说,一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决策机制的问题。例如英国在英布战争之后就成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协调各涉外部门共同讨论有关对外政策,由内阁根据其建议来决定是否实施。德国不同部门之间,尤其是军方与文官之间则严重缺乏协调。皇帝威廉二世虽然对战略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又不专业,经常对决策进行干涉,也愿意保持在他之下决策机构之间不协调的状态。但他的做法又遭到下属的抵制,想方设法削弱他的影响。这种决策机制能不出问题吗?
梅然也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决策体制有比较强的个人化色彩,那么即便决策时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都表明战争不应该打,战争仍可能发生。为什么?就因为他想打,战争就打起来了。从这个角度,一战发生对德国来说也有一定偶然性。这和当时德国比较封闭的决策体制有关。一是受主要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决策主张不易及时充分传达到决策层。当时德国企业家,尤其是在贸易界和金融界,都不太想打仗。这些人的声音怎么传达到决策层呢?听起来有些搞笑:一个重要渠道是和皇帝一起吃早餐。但是有几个人能够有资格跟皇帝一起吃早餐?而且,从1914628日萨拉热窝事件,到728日德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大战爆发,一个多月

时间内,德国政府甚至没有开过一次主要决策者都参加的会议,大多只是两到三人的小范围讨论。皇帝、首相、总参谋长、陆军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这几个人最重要,得在一起开会吧?都没有,总是要么这个不在要么那个不在,中间还有几个人是在外面度假。
李晨说,19世纪末期到一战爆发,欧洲大国间其实是一种冷战状态。但为什么到1914年突然爆发大战?巴尔干地区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19世纪以来,长期是欧洲的火药桶,为什么直到1914年才被引爆?这就涉及危机管理问题。以前很多危机主要发生在远离欧洲的殖民地,但之后接二连三的危机就离欧洲的中心越来越近,或者说发生在中心之内,这就导致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军事化,军方在外交政策上的发言权增大;决策者对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信心也不断下降,因此强调军事威慑。所以,欧洲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一战爆发,直到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危机管理失败,才引发战争,足见危机管理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性。
项佐涛则指出,当时德国虽然是帝制国家,但是已经实行了议会制,做出战争决策的虽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个人,但军费开支等要获得议会通过。在当时的议会中已经存在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支持战争?为什么甚至本来是坚决反对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即将到来时也改变了想法?国王、传统贵族、工商业阶级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
项佐涛说,这就要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产业革命对战争爆发的影响。一战和二战爆发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而我们现在正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必然导致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内政治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二次产业革命带给德国的首先是工业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其次是社会不满力量的积聚,或者说希望改变现状的群体力量的增强。新旧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否会导致统治者通过诉诸战争的方式来化解国内矛盾呢?一战战败后,德国国内主要力量都要求改变现有格局,种诉求最后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这个鼓吹能够改变现状、鼓吹种族主义的政治格局。我们观察一下现在的欧洲,当前的产业革命导致了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在其他一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以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极端力量在迅速崛起。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和历史上的情况作对比?至少,欧洲政治的右倾倾向我们应该予以注意。那么,在亚洲呢?日本的做法,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跟这种情况有没有关系?安倍是不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例子?日本成立国安会、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与中国对抗,等等,是否也显示了日本在长期经济低迷情况下社会上的某种心理?东亚存在小国引发大国战争的因素吗
尽管主要大国及大国同盟之间剑拔弩张,但一战却是从巴尔干地区的小国开始的。那么在东亚地区是否存在小国争端导致大国卷入,从而引发战争的可能?于铁军说,人们自然而言地就会想到朝鲜半岛对东北亚局势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朝鲜半岛双方加起来,无论在人口还是在国土面积上本来都不小,但在大国环立的东北亚,朝鲜和韩国的个头就算是“小”的了。的确,中日甲午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国近代以来所参与的这两场重要的国际战争都与朝鲜半岛有关。历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俾斯麦虽然是纵横捭阖、玩弄权术的高手,但说起“巴尔干的那些混账事”他也黯然神伤。大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需要高度的智慧。并不是说大国一定追求权力政治,愿意使用武力,有时并不是大国想去打

仗,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面子、尊严、信誉、威望,都是当时那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你的兄弟、你的盟友求到你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以后怎么做大哥?这在日常生活和国际政治中都是非常常见的主题,并不是说在经济上算算收益,一看会折本,就不去打了,战争一般是不太算经济账的。开战之前可能还会有些经济利益的算计,一旦开战,遵循的就不是经济的逻辑,而是军事的逻辑、胜利的逻辑。
梅然却认为,不好说是小国把大国拉入了一战。如果说巴尔干问题成为一战的导火线,更多的还是在于当时的大国有一种主动性的战略追求。萨拉热窝事件背后有塞尔维亚方面的原因,但是事件之后,塞尔维亚极力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表现出一种愿意做出很大让步的姿态,但是奥匈帝国不依不饶。而奥匈一开始也不是那样,是德国给他开了张空头支票:“你一定要强硬,你干什么我们都支持”所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为什么要去推动奥匈帝国?这还是大国自身主动的追求。危机的出现为大国提供了契机,被大国利用。梅然说,我认为德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心法国的力量上升,由此产生了预防性战争的意图。搞预防性战争要有借口,萨拉热窝事件正是这样的借口。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暗杀了人家的皇太子,这是受国际舆论谴责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心在奥匈这边。德国认为这正是向塞尔维亚施压的好机会。但当时德国也并不是想马上打世界大战,它追求的是一场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性战争,希望战争局部化,希望奥匈打败塞尔维亚,从而改善德奥在欧洲的地位,它希望其他大国不要干涉。国对大战不是一种欢迎的姿态,希望这场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又表示如果升级为大战,德国也不拒绝。
项佐涛认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研究一战爆发的过程至少需要考虑大国

的诉求和小国的诉求两个层面,尽管总体来说大国对于战争爆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大国是不是真想搞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还是只是想在巴尔干地区进行一次区域性的战争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重新划分利益范围。从现在的一些材料看,更大程度上是当各国卷入战争后刹不住车了。从塞尔维亚方面的档案来看,塞尔维亚当初也没有任何战争的准备。一战的爆发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很偶然的,它并不清楚发生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刺杀奥匈王储的事件会成为世界战争的导火索。
看来人们把战争称做“战车”不无道理,这辆战车一旦发动,就会以自身的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奔驰。在古代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法厄同驾驶金马车遨游天空,结果失去控制,几乎把地球烧毁。100年前,没有哪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真的想打一场世界大战,也都不相信会发生一场这样的战争,但战争就这样发生了。及时消除地区“热点”,不使它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东亚国家应从包括一战在内的战争历史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重申,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为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而不懈努力。这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的正确认识。
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都愿意,而且能够成为东亚地区的稳定器。结语:时代在进步
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一战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给人的教训是深刻而多方面的。正因如此,100年过去了,人们仍以极大的热情纪念它,希望从中得到教益。东亚国家纪念一战,意义也在于此。李克强总理曾说,东亚合

作的发展给本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应始终坚持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而习近平主席指出,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d878bdd02d276a201292e15.html

《100年前的欧洲与今天的东亚.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