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国问题

汉代王国问题

汉代王国（历史上应该称为藩国）问题由来已久，就连汉景帝都自言这些藩王们，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就差治国了。可见汉代王国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当汉景帝一听到御史大夫晁错（乃二朝元老，是汉景帝的老师）的“削藩”提议后，便立即下令晁错全权负责。

根据晁错的提议，削藩的手法是抓住藩王们的把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逐步地剥夺了他们的地皮，收归为中央，但是由于晁错在削藩的问题上，一来没有全盘完善的计划，二来轻视藩王们的野心，三来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手段。终于，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国刘濞为首，联合其他七个强大的藩国，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拉起数十万人马，与中央朝廷大打出手，历史上称为“吴楚七国之乱”。

面对吴楚七国的叛乱，汉景帝手足无措，听从了袁昂的建议，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到晁错的头上。终于，由廷尉，大司马牵头，一众大臣随尾上书汉景帝，诛杀晁错的提议摆到了汉景帝面前。汉景帝批了一个字“可”，便冤杀了一代名臣晁错，并幻想着七国退兵。谁知道刘濞等藩王谋反之心早有，并不退兵，继续攻打，还串通匈奴大单于，打算南北夹击中央朝廷。汉景帝此时已经意识到七国的谋反矛头，是指向自己的屁股了。便派出大将周亚夫，统帅南北二军对抗七国。由于当时的梁国国君刘武，乃是汉景帝的亲生弟弟，他一人独自挡住了七国的猛攻，并不停地向周亚夫求救，但是周亚夫坚持一兵不发，派骑兵偷袭七国的粮道。终于七国联军兵无粮草，士气低落，在决战中被周亚夫一举打败。此战，吴王刘濞失败后逃到南越国，被南越国的国君砍下脑袋送到朝廷，楚国国君兵败自杀，其余一众人等全部诛杀。

七国之乱，解决了大部分的藩国问题，中央朝廷收回了许多的地皮。但是由于梁王刘武在战争中的表现，甚至他进京拜见皇帝，皇帝还用天子的仪仗来迎接他，使得他的实力急速膨胀，使得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藩国最后的问题就是梁王刘武，汉景帝的亲生弟弟，当朝窦太后的亲生儿子，七国之乱的大功臣。当时由于汉景帝已经身染重病，而且并没有立太子，窦太后一心想让自己喜爱的梁王刘武继承皇位，而梁王刘武也想做皇帝。但是由于大臣袁昂（又是这个家伙）的极力反对，激怒了梁王刘武。梁王刘武听从了手下大臣的谗言，派遣杀手对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一一暗杀。此事到后来传到汉景帝耳中后，汉景帝派酷吏郅都调查。郅都查来查去，查到了梁王刘武的头上，汉景帝便

一日发一封诏书，叫梁王刘武交出凶手。最后梁王刘武被逼交出两个大臣后，自己到长安负荆请罪。汉景帝后来赦免了梁王刘武的罪，梁王刘武回到封地后，不到三年，郁郁而终。于是，汉景帝便下令把梁国一分为三，分给了梁王刘武的三个儿子。就在这个时候，汉代的藩国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答案补充

至于匈奴大单于为什么在七国之乱时没有答应吴王刘濞南北夹击中央朝廷，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七国，败得是如此之快。在梁王刘武死后，各地的藩王，在军事和行政上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已经是微乎其微。所以讲是根本的解决。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

从大约300万年前到5000年前左右的原始时代，比照一般认为的原始婚姻理论，人类先民的性生活大致经历了“群交—同辈交－族外交－对偶交”四个阶段。

最古老的性交方式可以称为“群交”，几乎没有长幼亲疏之别，完全听任性本能的驱使，只要是异性之间，就可经常发生随时随地的性行为，和野兽是完全相同的。古书上说：“其民聚生群处，知有母不知有父”，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描述。处于这一阶段的我国原始人类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这一时期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大约二、三百万年到几十万年之间。在原始婚姻理论上，把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称为“群婚制”。

大约到了距今20到4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阶段，在我国以丁村人为主，原始人的性生活进入了模糊地以辈分划分界线的时期。这在原始婚姻制度上称为“班辈婚”或“辈行婚”，在性活动上则可以称为“同辈交”，即通常情况下人们不再和自己的长辈或子孙辈发生性活动，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和自己年龄相当的异性发生关系。这无疑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大进步。

“同辈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性行为上有了某种规范，从此，人类的性生活才真正开始摆脱动物状态。和能够制造工具一样，有规范的性活动也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

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到六、七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长期困扰先民的婴儿死亡率高、怪胎很多等恐怖现象，使原始人除了不断地求神问祖以求上苍保佑外，也开始反省自身，逐渐认识到同族通婚的危害。加上这一时期人类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社会管理更加健全和规范，女性长老们多次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由于兄弟姐妹的性生活而导致怪胎不断增多的现象，因此不再允许本氏族的一群孩子之间发生性关系。于是同一血缘关系的同辈男女之间的性关系逐渐被禁止，适龄青年必须到相邻的某部落去寻求适

龄异性和自己发生性行为。这就构成了新的婚姻形式：普那路亚婚制。“普那路亚”意为“亲密的伙伴”，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摩尔根命名的。与此匹配的性生活称为“族外交”。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原始人类有山顶洞人、半坡氏族、河姆渡氏族等，基本上与我国的母系氏族公社相对应。

到了智人产生的阶段，即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种族外交终于被更进步的“对偶交”代替，与其相对应的婚姻制度即“对偶婚制”。

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到六、七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长期困扰先民的婴儿死亡率高、怪胎很多等恐怖现象，使原始人除了不断地求神问祖以求上苍保佑外，也开始反省自身，逐渐认识到同族通婚的危害。加上这一时期人类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社会管理更加健全和规范，女性长老们多次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由于兄弟姐妹的性生活而导致怪胎不断增多的现象，因此不再允许本氏族的一群孩子之间发生性关系。于是同一血缘关系的同辈男女之间的性关系逐渐被禁止，适龄青年必须到相邻的某部落去寻求适龄异性和自己发生性行为。这就构成了新的婚姻形式：普那路亚婚制。“普那路亚”意为“亲密的伙伴”，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摩尔根命名的。与此匹配的性生活称为“族外交”。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原始人类有山顶洞人、半坡氏族、河姆渡氏族等，基本上与我国的母系氏族公社相对应。到了智人产生的阶段，即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种族外交终于被更进步的“对偶交”代替，与其相对应的婚姻制度即“对偶婚制”。

推恩令

汉武帝刘彻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一项重要法令。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其具体办法是，令诸侯王各分为若干国，使诸侯王的子孙以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则虚建国号，待其子孙生后分封。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刘启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吴楚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在向武帝的上书中提出了新的建议。汉初，诸侯王的爵位是由嫡子继承的，庶出的子孙没有继

嗣的资格。主父偃认为，诸侯骨肉子弟无尺地之封，仁孝之道就得不到播扬。因此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这就是“推恩令”。

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汉书.王子侯表》所记载的王子侯，大部分是在元朔年间受封的。由于实行推恩令，河间王国先后分为兹、旁光等十一个侯国，淄川王国分为剧、怀昌等十六个侯国，赵王国分为尉文、封斯等十三个侯国。此外，城阳、广川、中山、济北以及代、鲁、长沙、齐等诸侯王国也都分为几个或十几个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蕃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

西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汉末农民起义，很多豪强地主，称霸一方。虽然有些豪族受到打击，但其中许多被保留下来，尤其是那些追随刘秀的豪强地主都成为新贵。再加上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放地主，因此，东汉政权建立后，必然从各方面满足他们的利益。在封建政权的庇护和支持下，豪族势力得以迅速发展。东汉豪族地主的核心是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朝廷用人主要是从豪族中选取，豪族基本上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累世尊贵显达。他们广占土地，隐庇人口，拥有私人武装，横行郡县，权势超过官府，不仅影响了政府的收入，而且影响着政治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下诏“度田”（检校垦田顷亩、户口、年龄）。而地方官员或贪于贿赂，或畏惧豪强，帮助他们隐瞒土地和人口，最终不得不停止度田。

东汉田庄经济及其特点

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大多采取田庄的形式经营。在规模巨大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田庄的主要劳动者是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所受剥削十分沉重。宗族是宗法性的依附农民。豪强地主大都是聚族而居的，他们奴役同宗的农民，这些同宗的农民被称为宗族。宾客多是不堪封建官府横征暴敛而携带田产投靠豪强门下的小自耕农。徒附是典型的依附农民，是地主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其来源主要是破产的农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后，除一部分沦

为奴隶外，大多数成为豪强田庄里的徒附，虽不像奴婢那样可以随意买卖，但地位极地。

“五霸”简介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再加上齐国地近渤海，有山海渔田之利，齐国很快强大起来。齐桓公采用管仲的意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即在尊重周王室的名义下，团结其他诸侯，抗击威胁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还出兵阻挡北上的南方强国楚，在诸侯国中树立了威信。后来，齐桓公召集诸侯国在葵丘会盟，周王室也派人参加，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晋文公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和报答在晋国内乱逃亡在外时楚王的殷勤接待，（在逃亡时，晋文公允诺：若能回到晋国为君，一旦晋楚交战，晋军将退避三舍，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632年4月， 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但是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公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抓走后又放掉。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是他失败的地方，但讲信用而以仁义待人，却使他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不过有名无实，不能算真正的霸主。

楚庄王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

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春秋霸王介绍

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姜姓，名小白，齐襄公诸儿之弟，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是首先称霸中原的国君。 齐襄公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国内怨声载道，人人愤恨。小白进宫劝谏，襄公不听。他在鲍叔牙的劝说下，出奔到莒国。公元前685年，襄公的族弟公孙无知与大臣连称、管至父串通发动政变，杀了襄公，篡夺了君位。一个多月后，齐人杀死公孙无知，迎接出奔在鲁国的小白的兄长公子纠回国即位。而国内的高氏、国氏等贵族支持小白继位。小白抄近道首先回到齐都临淄，当上了国君，即齐桓公。他重用管仲，不计前嫌，任命曾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国。在管仲的主持下，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因地制宜，发展渔业，使齐国富强起来，为最后称霸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影响，他兴兵伐鲁，大获全胜，灭掉了附庸于鲁的遂国。后又归还战争中夺取的土地，各国诸侯认为他是一个可信的贤德之君，愿和他同盟，使他声名鹊起。齐桓公派遣使臣朝拜刚继位的周僖王，赢得了周天子的欢心。他召集各国诸侯到北杏开会，被推举为盟主，后又在幽地与宋、鱼、卫、曹等八国歃血为盟，齐国称霸的局面终于确立，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首”可以解释成“首先”，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管仲、鲍叔牙去世后，齐桓公重用了易牙、竖刁等小人，让他们掌握了国政。在位43年后，齐桓公于公元前643年病死。他的5个儿子因争位而忙于内战，尸体于死后67天才下葬。这时的齐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他创下的霸业也就衰落了。

晋文公姬姓，名重耳，第二十四位晋国国君。齐桓公之后，中原没有真正的霸主，直至晋文公（前636年～前628年执政）时才重举“尊王攘夷”之旗帜。文公早年曾因“骊姬之乱”，在外流亡十九年，饱尝艰辛。即君位后，他任用狐偃、赵衰等贤良，整顿内政，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和好秦国，国力大盛。方文公即位之时，周室发生内乱，襄王蒙难出奔于郑。赵衰向文公指出：“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文公乃于公元前635年独力勤王，匡扶周室，迎襄王

复位，于是晋之声名大噪。周襄王二十年（前633），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领齐、宋、秦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与楚军交战。 由于楚国立国至此，从未有败战记录，甚至齐桓公也不敢与楚人开战，因此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晋国必败无疑。而晋文公为了回报昔日流亡时楚成王的接济之恩，坚持先退让三舍（约45公里）才接战。敌前退兵形同不战而逃，为此晋文公承受极大压力，甚至晋军内传出他梦到了被楚成王打倒在地、吸食脑髓，所以才吓得想放弃决战之传闻。但这场战役最后晋国赢了。晋国的山戎大军打破了楚国荆蛮大军的不败神话。晋文公归途中大会诸侯于践上（今河南郑州北），天子遣人封其为“伯”（霸）。后来，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周襄王亦被召与会。晋文公因战胜楚国而称霸于诸侯。文公死后，晋国之霸业犹维持百年之久。

楚庄王楚庄王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芈(miē)姓 ，熊氏，名旅（一作侣），楚穆王商臣之子，公元前613 年～前591年在位。 楚国原是一个南方小国，经过文王、成王的发展之后，到穆王时已渐渐出现停滞状态。 庄王即位时年龄尚不足20岁，国内矛盾重重，爆发了他两位师傅公子燮与子仪发动的叛乱 。叛乱虽被及时平息，但对他这个幼主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和不利的开端。在复杂的形势下，他采取了以静观动的对策，表现出沉湎于声色犬马、不问政事的状况。三年后，他对楚国的政局和各类人物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重用了伍举、苏从等忠直之臣，攻灭了前来进犯的庸国，使楚国的势力向西北扩展。他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虚心听取孙叔敖对治理国家的意见。庄王在位期间，君臣上下和睦，一致对外。他带头执法，重视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充实国力。他务实的统治使楚国社会安定，民风俭朴，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楚国要北进中原，争霸诸侯，首先就要拉拢与其相邻的郑国。楚国在北林打败晋国军队后，郑国开始听命于楚国，但仍然摇摆不定。为了争当霸主，楚晋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最后楚军大获全胜，声威大震，国势日强，而晋国在中小国中威信下降，失去了支配他们的能力。不久，楚庄王灭掉了萧国，又连续三年攻伐宋国，迫使宋国向楚求和。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实现了自己称霸的愿望。中原各国诸侯对楚国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有敢违背楚国旨意者，楚国兵锋所向，没有不迅速瓦解的。楚庄王连年用兵，但他尽量做到不违农时，对百姓安抚体恤，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对外战争也是采取威

德并用的策略，并不只是着眼于某一块土地的得失，而更注重于以德取势，号令天下，这使他的霸业最终取得了成功。　

宋襄公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桓公之子，子姓，名兹甫，于公元前650年即位。宋国原本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领地为现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城为商丘(今河南商丘)。到宋襄公之时，国势渐盛，而其称霸中原的欲望也愈加强烈。公元前645年和643年，成就了齐国霸业的管仲、齐桓公相继病死。桓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发生内讧，易牙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齐国也因内乱而国力渐衰，彻底丧失了霸主地位。公元前642年，野心勃勃的宋襄公趁机联合曹、卫、邾等国出兵讨伐齐国，并扶持逃到宋国避难的公子昭当上了齐国国君(即齐孝公)。宋襄公此举受到了各诸侯国的称赞，宋国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而一心想继承齐桓公的地位的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野心越来越大，妄图称霸中原。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对此，宋国的重臣公子目夷（宋襄公的庶兄）曾多次劝谏宋襄公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但正做着霸主之梦的宋襄公并没有接受目夷的规劝，他再次邀请各国在宋国开会，商议会合各诸侯国订立盟约，想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同年秋，宋襄公又约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会盟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赴约时，宋襄公不听目夷的劝告，执意不带兵马，而楚国却设伏兵于盂，抓获宋襄公。随后楚国起兵伐宋，但遭到了目夷所领导的宋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楚军久围宋都数月而不能攻克。后经鲁僖公的调解，宋襄公才被楚国释放。纵观宋襄公一生所为，他实乃一志大才疏之人。齐桓公死后，诸侯中以楚国最强，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而宋国本是一弱国，国小力单，原本无力称霸，但宋襄公却自不量力，一意孤行，妄图与楚争霸。宋国在与楚国的政治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一败再败。而在决定其命运的泓水之战中，他又大讲仁义道德，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不肯乘敌“半渡”、“未阵”而击之，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人所耻笑，毛泽东评之为“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的争霸实际上是在为楚国确立其霸主地位搭桥铺路，“正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名不副实，而最务实的《左传》中也并未以霸许他。

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秦德公之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长达39年，是秦国历史上一位有

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秦国开始崛起。秦国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周围的一个嬴姓部落。因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封为诸侯，赐给岐以西地，正式建国。经文、宪、武、德、宣诸公，秦的疆土不断东移，到穆公继位时，已占有大半个关中。秦穆公即位后，胸怀大志，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依靠他们修明政治，发展军事，奖励生产，使国家实力大大增强。秦穆公选拔人才，能够打破尊卑贵贱界限，选拔贵族以外的人，选用别国前来投奔的人，比如百里奚曾是个奴仆，他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换了回来。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桎梏，与他商谈国事。穆公又在百里奚的推荐下将蹇叔请来秦国，任命他为上大夫。秦穆公广纳贤才的做法充分表明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人才有了，要完成霸业，还一定要得到民心。秦穆公很重视民心的向背，所以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强调取信于民。晋国闹饥荒，向秦国求援，他不计过去的恩怨，把大批粮食运到了晋国，说不能让百姓受罪。晋国臣民都称颂他的大德，他的威信大大提高。这使他深受下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戴，有了争霸的基础。在外交上，秦穆公也很有谋略。为了打开通道，争霸中原，他利用联姻与晋国结成同盟，以与中原诸强抗衡。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又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晋文公，并帮助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战胜了楚国。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认为时机已到，想取代晋成为霸主。为稳定后方，他全力进攻西戎。西戎泛指秦国西边散布于广大地区的戎族国家。他通过投奔来的由余了解了西戎各国的山川形势、兵力部署，采用离间计、美人计等策略，突出奇兵，发动全面攻击，征服了这些国家，扩地千里。这样，东从陕西、山西交界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都为秦国所控制，秦穆公终于成为西方的霸主。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加速了民族融合，发展了秦国经济。秦穆公开创的霸业，为战国末年秦统一整个中国打下了基础。穆公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死，安葬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殉葬而死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子舆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国人对此悲痛万分，赋《黄鸟》之诗，唱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么将这么善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

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

宗法制

1 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夏朝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夏商周三代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的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具有浓厚专制色彩的政治制度体系。

2 形成了开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特点。夏朝开创了我国早期的一些典型的政治制度，如王位世袭制。这些早期的政治制度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并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宗法制、分封制与礼乐制是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西周政局的稳定。

宗法制和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政治制度，宗法制是通过血缘宗族关系来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政治制度。嫡长制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最大特点，并且，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宗法等级。因而，宗法制是维系分封制的血缘纽带，也是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更保证了分封制的顺利推行和稳定实施。

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子弟、功臣、先代贵族，建立诸侯国，其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受封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也可以在自己领地里进行再分封，可以设置官员、建立军队和征派赋税，同时受封诸侯必须绝对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对周天子定期进行朝贡，并提供军赋和力役。因而，分封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也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外在体现，两者缺一不可。

礼乐制是西周文化的主构架，周礼强调要尊崇上天和先祖，同时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的尊卑关系，不得有所逾越，周礼有吉礼（祭祀礼）、凶礼（丧葬礼）、宾礼（交际礼）、军礼（征战礼）、嘉礼（吉庆礼）。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人事到祭祀，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有与其身份相合适的礼仪规范。乐是辅从于礼的，乐以音乐节奏的艺术美，让等级规范、形式森严的“礼”具有了征服人心的感染力。西周礼乐制作为一种通过礼仪和艺术表现出来的外在文化，本身就体现了分封制、宗法制的内涵。本质上说，西周的礼乐制是保证分封制、宗法制稳定推行的工具，《礼记》中的所谓“礼不下庶人”，《荀子》中的所谓“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就指出了礼乐制在维系分封制、宗法制方面的重大作用。

1 道教的起源

道教是在我国传统的宗教和传统的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其思想渊源主要源于先秦的鬼神崇

拜、神仙信仰和两汉的黄老学说。 我国的鬼神崇拜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殷周以来，人们认为天帝（或称帝、上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此外，人们还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或成神，或变鬼，鬼神在冥冥之中可以加害于人，也可以庇护于人。与天帝、鬼神观念相联系，我国古代巫术盛行，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向上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巫觋被看成能与天帝、鬼神相交通的人，可以决断吉凶、预卜未来。到周代（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的一整套鬼神系统。这些，后来都为道教所沿袭继承，这是道教多神崇拜的来源。战国（前475～前221 ）时期出现了方仙道。方仙道中的神仙家称为方士。秦始皇时的徐市、韩当、候公、石生、卢生、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栾大等，都宣称在浡海湾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面住着羡门、高誓、安期生等众多神仙。神仙离人不远，曾有人到过那里。神山上的禽兽全是白色的，宫殿楼阁全用黄金白银砌成。没有到达时，望之如云。等到达时，三神山却在水下面。并且风会将船吹走，使人始终不能踏上神山。总之，神仙之地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可以到达的。但神山上有不死之药。如能得到它而服用，便可长生成仙，飞升云汉。方士们还说，如果听从他们的指导，认真修炼方术，也可以永列仙班，尽情享乐。秦皇汉武以及不少王公大臣都为此着了迷。这是道教信仰神仙，并相信人可“修仙”的来源。西汉（前202～9年），初期，统治者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黄老之学大兴。黄老学说中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因素，神仙方士便利用这些因素，对它加以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向宗教神学的方向发展。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黄老道，认为是道教教团的前身。西汉成帝（前32-7年）时，齐人甘忠可在我国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著《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托言是真人亦精子教他太平之道，在民间秘密流传。东汉末又现了千吉（或称于吉）的《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张陵的《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其实，《太平经》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内容很庞杂，言及天地、阴阳、五行、千支、灾异。如宣传说天地的兴衰成坏是循环交替运动的，当天地大坏时，人物也都死灭，那时只有积善者免于难，长为种民。所谓种民，是圣贤

长生之类。它又说上清后圣道君诞生的神话，说是上玄虚生之母“梦玄云日月缠其形，六气之电动其神，乃冥感阳道，遂怀胎真人”。因生于李谷，于是后圣道君姓李。

二.东汉时期道教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一>张陵开创正一盟威道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陵于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立了正一盟威道。张陵，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据道书载：本为太学学生，博采五经，好神鬼事。早年曾举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巴蜀任过江州（今重庆）令，后来悟通仕途沉浮，无益于年命，便辞官隐居于邙山（今河南洛阳北），学长生之道。朝廷多次征召做官，皆不从命。

　　 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张陵闻蜀地多名山，民风淳厚，易于教化，于是携弟子入蜀，居住在鹤鸣山（又名鹄山）修道。精思炼志数年，著作道书二十四篇。感太上亲降，授以《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之诀》，命为天师。于是，张陵以鹤鸣山为中心设二十四治，是正一盟威道的基层组织与活动中心。初设二十四治，主要集中在蜀汉地区，后为与二十八宿相配，乃增至二十八治，其中阳平治是正一盟威道的总部。传太上正一盟威之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创立了道教。

　　张陵初创的正一盟威道，其主要经典有《老子五千文》、《太平洞极经》等。其主要宗教活动是：诵习五千文；有罪首过；符水治病；用章表与鬼神为誓约。其组织制度主要是：各治置祭酒，以领道民。并规定按时“付天仓”及“三会”。付天仓，即奉道者于十月一日向天师、祭酒交纳信米五斗；三会，即奉道者一年三次（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朝会天师治。因入其道者须交五斗米，又称五斗米道。因道教徒尊称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2.张角与太平道

东汉灵帝年间（168—189年），河北巨鹿又有太平道的崛起。其组织者为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184年）。张角组织的太平道，其基本思想渊源于《太平经》。此经来源与甘忠可，于吉有关。汉灵帝时兴起的以张角为首领的太平道，便是信奉《太平青领书》的一个道派。张角是继于吉之后的太平道传道领袖。张角得到《太平经》后，利用其中的宗教政治思想，再次广泛传播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收养弟子，手持九节杖，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并教人叩头思过，时或病愈，百姓神而事之。张角还谴弟子八人传教于四方，十余年间，教徒发展至数十万之众，遍及青、徐

、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民间宗教集团。

　　由于当时朝政极其腐败，天灾人祸不断，广大人民负担极重，迫使人心思变，要求太平。张角顺应时势，提出周穷救急，互相帮助，反对豪家大族强取豪夺，并为人民构画了“太平治世”的蓝图。张角便四处活动，秘密准备组织农民起义。于是，张角把太平道教徒按地区用军事编制方法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设“渠帅”统率。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称为地公、人公将军。选定甲子年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率众起义时都戴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攻打豪强地主之田庄，声势十分浩大，京城震动。后被镇压。

　　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为统治者所禁止，太平道信众中有相当部分被曹操改编为自己的精锐之旅（主要是青州兵），使得曹操的军事实力明显增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还有一部分太平道信徒后来归入正一盟威道。

3.张鲁大力发展正一盟威道

正一盟威道的创始人张陵（公元34—156年）羽化后，其子张衡、孙张鲁先后承袭其道。至汉献帝（190—220年）时，张鲁雄居汉中20余年（191—215年），大力传播和发展正一盟威道，壮大教团组织。张箓自号“师君”，对正一盟威道实行了一些改革，规定了若干新措施：

　　组织上设置“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管理初入道的“鬼卒”。祭酒既是宗教骨干，又是行政官吏，不再另设官员，实行正教合一。道德上要求教徒“诚信，不听欺妄”。有病时反省自己的过失。戒律上禁止春夏两季杀生，禁止教徒饮酒。关于惩罚也有规定，对有小过者，可以让其自隐其过，只要修路百步，即可补过；对犯法者，可以原谅三次，三原后仍不悔改，才用刑处罚。此外，张鲁还在交通要塞放置义米、义肉，供逃难者、旅行者免费吃住。

　　在宗教活动方面，张鲁继续巴郡“五斗米师”张修之法。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并加施静室，使病人在静室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讲《老子五千文》，令道民都诵习。又使人为鬼吏，为病人请祷。请祷之法是书写病人姓名，表达服罪意思。共写三份，其中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于地下，一份沉于水中，谓之“三官手书”。

　　张鲁在汉中实行正教合一指制度，雄踞汉中近30年，民夷信向之。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攻占汉中，张鲁归

顺曹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因此，正一盟威道取得合法地位，得以公开传播。并随移民北迁而传往北方地区，成为后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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