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溯巴蜀文学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它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它们以民间口头传说的方式一代代传递下来，有的经后人的记录整理进入典籍，有的迄今仍在民间口头流传着。
《山海经》是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神话集，所谓“小说之最古者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去的说法认为是大禹、伯益所记，实际上它是经过许多人的增删修改直到西汉刘秀才校订定型的。近人蒙文通考证，书中四篇《海内经》(即《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和《海内东经》)可能是蜀人作品，而五篇《大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附在后面的《海内经》)则是巴人的作品，时代在西周。因此也算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小说”了。
晋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利用了许多有关巴蜀的神话传说材料，他自称曾见过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咸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八家所集传记。这些传记称为“本记”，自然都是记载蜀王之事。可以想象，其中一定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可惜的是，这八人所集传记，今皆亡佚，见于他书征引的只有扬雄《蜀王本记》、《蜀记》、《扬雄记》，谯周《蜀本记》，郑伯邑的《耆旧传》，都是摘引了部分内容，并非全豹，而据徐中舒的考证，《蜀王本记》并非扬雄所著，是晋人谯周所著。
近人袁珂在《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单列《古蜀篇》，辑纳了多种典籍中有关巴蜀的神话和传说，除《山海经》外，有《蜀王本记》、《蜀中名胜记》、《华阳国志》、《述异记》、《蜀故》、《太平广记》、《说郛》、《水经注》……等，还有一些地方志的记载，算是迄今有关巴蜀神话传说的典籍汇集得最多的。
八十年代初，四川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成立，组织大量人力，费时十载，编辑了一部一百八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其中，有大量迄今仍流传民间的神话传说。
无论出自古代典籍记载或是迄今仍然流传民间的口头传说，它们都从某一侧面反映了“童年”时代巴蜀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神秘的大自然的“天真”的理解，既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历史，也有他们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它们都深深地刻下了一个特定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民族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不仅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称得上独具魅力的巴蜀文学的源头。
在这里，就其所体现的巴蜀文学上的特征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一些初步分析。
二
巴蜀神话传
说，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的故事，而且往往和历史事实混在一起，既无古稀腊的完整性，更没有产生像《伊里亚特》那样的史诗，甚至连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那样完整的传说也没有，这一点和以黄河流域为发源地的北方文化的传说是一致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及“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原因时，引用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生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必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易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但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就地区而言，各地也有区别，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文化发展较早，是孔门学说的发祥地，儒学影响较大，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少；而地处长江流域的荆楚一带，文化发展较迟，孔门学说影响较少，流传的神话传说较多。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现实主义成分重，代表荆楚文化的《楚辞》，浪漫主义成分重而且本身就有许多神话传说的内容。
巴蜀地处长江中上游，先秦时代被看成是蛮夷之地，少数民族地区，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小，受中部荆楚文化影响大，神话传说颇为发达。《山海经》的一部分故事出自这里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无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或是“炼石补天”的女娲；是英勇无畏追赶太阳的夸父，或是拔箭射日的后羿……等等都在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生生不息，迄今仍活在老百姓的民间故事和祭祀活动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神话传说对自己开国的祖先，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廪君务相，都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其它地区神话传说中少见的。如果天降荷马于巴蜀大地，对这些神话传说加以小说化的整理，未必不能产生伟大的史诗。
为什么不能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窃以为并非有人所说的缺少城邦的市民文化，而在于时代和环境。当巴蜀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巴蜀处在秦楚夹击之下，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在巴蜀大地上互相渗透、互为消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郡，关中地区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地区，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上逐渐与中原文化合流。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虽然与史实不和(《吕氏春秋》并非流放巴蜀后完成)，但它说明，孔门学说正随着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大地。巴蜀文化已由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变成大中华文化中的地区性文化。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对巴蜀文化来说，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丢失。神
话传说的压抑，便是丢失的一种。漫说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就是前面提到的司马相如等八家汇集的“蜀本记”，也多年不被重视以致亡佚了。留存下来的《蜀王本记》，说是扬雄所著，后人考证实乃晋人谯周撰写，书里虽然保留了相当多的神话传说，但都尽力往“史”的方面靠。
把神话传说和历史混在一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另一种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涂上神话的油彩，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许多帝王将相，都有。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这和“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朴素唯物论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地方，神话传说越是被压抑。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时期，神话传说越不发达；而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留给文学上浪漫主义幻想的空间便越是狭窄。
另外，在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故事中，神是主宰一切的，它是神的“人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宗教，从“宇宙之王”宙斯到上帝耶和华，都是主宰一切，创造一切的神：万神之神。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人是主宰一切的，它是人的“神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君主专制。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是上天之子，他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所谓“君权神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巴蜀的神话传说也逃不脱这个大中华文化圈的命运。
三
巴和蜀，指人也指地区，后来还指国家。由于毗邻而居，交往频繁(其中包括战争)，文化上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许多相同相似却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共同特征(从生产方式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然而，它们之间由于种族、地区等差异，又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不同，虽然随着“统一”的趋势有所消减，但某些深层次的特殊性，仍然在不知不觉中保存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文化的发展。
这种区别最先是由它们的神话传说中显现出来的。
关于氏族祖先的神话传说。
历代史书，从《史记》到《华阳国志》，都认定巴蜀的祖先是黄帝、高阳氏的后代支庶。多半是根据的传说。而巴蜀人自己的传说，时代显然较近，都更为具体、更接近真实。
巴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廪君。据说巴人有五个姓氏，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住赤穴，其余四姓住黑穴。他们决定选出一个首领，把五姓人统一起来，便于生存。怎么选法呢?先比赛投剑，谁能中穴，谁为首领。结果，巴人务相投中，其余不中；又比赛乘船，船是泥土做
的，那四姓人坐上去都沉没了，唯独务相的船漂浮水面。大家决议立巴人之子务相为首领，号曰“廪君”。
廪君率领五姓人组成的部落，乘船历经艰险来到西南地区，以后，他们的子孙遍及川东、湖北西部及贵州东北一带，春秋时代建立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
神话中蜀人的祖先是“蚕丛”和“鱼凫”。蜀与“镯”通，即野蚕。蚕丛“目纵”，居岷山下的石穴里，蚕丛、柏砱、鱼凫三代都有数百岁，“神化不死”。他主要的功绩是“教民蚕桑”。从《蜀王本记》到今日川西民间口头故事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鱼凫即鱼老鸹，本是一种捕鱼的水鸟，这是神话中蜀人祖先，部落的图腾，现温江一带有不少关于鱼凫的故事和遗迹。
蜀人对杜宇的故事最多、最美，传播也最广。鲁迅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奇。”(《中国小说史略》)。杜宇的故事，正是这个由神话“演进”为“近于人性”的“传奇”的标志。史书上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时间约在公元前666年以前，春秋时代。(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取代杜宇的开明王朝统治应在350年。)
据说，杜宇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妻子则是从井中出来的。他的最大功绩是“教民务农”，以致他“仙去”后化为杜鹃鸟，每到春天来临便啼叫不止，催民春耕春种，以致啼出血来。
取代杜宇之后开创“开明”王朝的鳖灵，据说是从楚国漂上来的一具死尸，到纹山下复活了。被杜宇任为相，以治水有功而得王位。(很可能是有治水经验的楚人到蜀夺取了王位)。
这个时期，巴蜀之间的交往，巴蜀和外界的交往都多了起来，争斗自然也多。传说中便塑造了两个称得上“民族英雄”的形象。一个是巴国的巴蔓子，一个是蜀国的五丁力士。
巴蔓子的传说，《华阳国志》有记载，迄今川东一带仍广为流传，重庆七星岗莲花池的“将军坟”，忠县“土主庙”都是纪念他的。据说当年巴国遭蜀国的入侵，将军蔓子请楚国出兵援助，答应平定以后，将三城(其中包括忠县)割让给楚。事平，楚国使臣来要城，蔓子说，城不能给，要，就带我的头去。“割头保土”就是“土主庙”的来历。每年农历三月四日，据说是蔓子割头的那一天，忠县百姓都要抬着蔓子夫妇的塑像游行，举办庙会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五丁的故事流行于川西各地，说法不一，大多与开通蜀道有关。一说“蜀王好财”，秦王送他五头能屙金子的牛，他派五丁力士去接回来，安置于现成都金牛坝；一说“蜀王好色”，秦王送他美女，
他派五丁去接，由此打通蜀道，秦乘势从蜀道灭了蜀国。五丁力士，是一个集体的代名词，它是蜀人对开通蜀道的祖先的纪念。有趣的是，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成都山精化为美女”的传说，又从另一侧面表现了蜀文化的特点。这留待后面去说。
四
前面简要地说了巴蜀古代神话和传说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巴蜀在生产方式和文化心理素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原始的文艺(主要是神话传说和歌舞)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从廪君的选择方式上可以看出，早期的巴人，是以狩猎、捕鱼为主的部族社会，他们经常要和猛兽打交道，因此居石穴，而死后化为白虎，以虎为图腾。这就养成他们“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以及“尚武善斗”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失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引文均见《华阳国志》)，也就是不够机灵，不善于言辩。他们的首领廪君，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不为声色所惑。当他带领部落经过盐阳的时候，当地的“神女”千方百计想把他留下，结为夫妻共同统治那个地区，他都不为所动，为了部落的利益，射杀了爱他的神女，带领部落继续前进。他和后来那个“割头保土”的巴蔓子，都是巴人的民族英雄，反映了巴人标悍好义的性格特征。
蜀人的祖先，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治水的开明，都和农业生产有关。农业比较发达，妇女地位较高，男女之事也就颇多。“蜀王好色”的名誉也就扩展到中原去了。比如蜀人最崇奉的祖先杜宇，传说当他的部下鳖灵带领人马去治水之际，他却和鳖灵的妻子私通，鳖灵归来，一种说法是他“自以为德行不如鳖灵”学尧之禅让，委国而去；另一种说法则是鳖灵用武力将他赶走，因此后人的诗中才有“蜀魂千年尚怨谁”，“似向春风诉国亡”这样的句子。《四川通志》有“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QS1〗，死化为鹃”的说法。禅让也好，赶走也罢，可能里面都包含一种“私情”，只是蜀人不愿给他们喜爱的君主脸上抹黑，才有杜鹃催种之说。这个杜宇朝的末代皇帝，很可能和李后主一样是个多情种子，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暗示这一点。
接着的开明王朝，又是因好色而带来灭顶之灾的。传说武都地区有“山精”，变作女子，美貌无比，蜀国的女子都比不上她。蜀王把她接到成都，纳为妃子，她不习水土，病了，想回家了，蜀王想方设法要她快乐，不成，她死了，蜀王在城中筑了一座武担山埋葬她(是把她故乡的土，老远的运到成都)，墓上还安了一面大石镜作纪念。这件事传到秦国，秦惠王
知道蜀王好色，送他五个美女。蜀王派五丁力士打通蜀道迎接五女，走到梓潼，碰见一头大蛇正钻入洞。一个力士紧紧抓住蛇尾，其他的人相助，轰的一声，山崩了，把五个力士和五个美女全都压在了山下。山分成五岭，山顶有平台，蜀王登台悼念，命名五妇冢；平台后人叫思妻台。老百姓都怀念五个力士，叫它五丁冢。秦王后来就派兵沿着五丁开的这条路灭了蜀国。
由于蜀国农业、蚕桑、锦绣发展早，交易也比较盛行(关于蚕丛的传说中就有二月蚕市的记载)，因此民风“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甚至说它“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如果说巴人偏重武功，蜀人就偏重文采。《华阳国志》有“巴将蜀相”之说，是有根据的。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恐怕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在文艺创作上，最能显示巴蜀文化差异的莫过于歌舞。《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又据《文选.宋王对楚王问》记载：战国时期，有人在楚都郢唱“下里巴人”歌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巴人的歌舞当时已经流传到中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汉高帝灭秦，巴人功不可没。史称：“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可见在汉代，“巴渝舞”仍是流行歌舞。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古老的民间艺术纳入宫廷，慢慢消失它原有的意味，走上了消亡的死胡同。
“巴渝舞”是怎样舞法，它的歌词内容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据《通典》说：“本歌曲有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连当时的人都读不懂、念不通，很可能和巴人早期的祭祀、祝巫活动有关，那曲调一定是慷慨激越的，不然就不会配上打击乐器，用在战场上“前歌后舞”。
最早提到的蜀国歌舞，是开明王朝时期，罗王纳武都“山精”转化的女子为妃，女子想家要走，蜀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她死后，蜀王又作《臾邪歌》、《龙归之曲》悲悼她。《龙归之曲》在《琴操》中又称《幽魄之曲》。几首歌曲的内容，现在都不知道，但可以推断，它们都是用琴伴奏的抒情曲子。《东平之歌》可能带些欢娱性，而《臾邪歌》、《龙归之曲》定然是悲伤、哀怨的，把它们和巴人的《巴渝舞》放在一起，一个是宏钟大鼓，一个是管弦丝竹，那差异是太强烈了。
五
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是巴蜀先
民们最早的口头创作，它显示了巴蜀人的文化特征，它把根扎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的成了民间的风俗习惯；有的和名胜古迹联系在一起，唤起人无限的幻想、派生出许多新的传说。它们以文化积淀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不仅给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以它们朴实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独特的审美角度，影响着一代代的后人。
举个例子。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与蚩尤大战，久久不能分出胜负。蚩尤请出风伯雨姐来，纵大风雨助阵，黄帝便派自己的女儿“魃”上阵，因为“魃”有种特殊本领，就是能散发大量热能，她一上阵，风雨立刻就止住了。但不幸的是她神功耗尽，再也不能回天上去了，由此她到哪里，那里便发生干旱。四川各地凡逢干旱，便有“逮旱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解放才停止。艾芜中篇《端阳节》写的就是本世纪廿年代川西平原一次“逮旱魃”(又称“捉沉帧?的活动。这类活动虽然带有迷信的色彩，却也表现出黄帝的子孙们是怎么齐心协力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斗争。
望帝化鹃的故事，在《蜀王本纪》中只有简短的记载，但在民间传说中却派生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巴蜀老百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把同情和歌颂放在望帝身上。他成了人民理想的君主。有的说，他一心一意为了人民，也爱护人才，为了治水，请出鳖令来，并把王位让给了鳖令，但鳖令掌权后，一天天骄傲起来，不懂得体恤人民的艰难了，老百姓请出望帝来，去劝说鳖令。盍畈坏惶挂晕垡ǎ烊寺泶蛩Ｋ缓没匚魃饺ィ涑梢恢荒穸山ィ商旄呓小懊窆笱?民贵呀!”叫出血来，嘴都染红了(杜鹃鸟是红嘴)。鳖令被感动了，改正了错误。
另外一种说法：古时候，岷江上游的老龙王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条恶龙，经常兴风作浪，造成滔天洪水，妹妹龙女见了心里很难过，便趁夜到凌云山下开了一条百丈宽的缺口让水流走，哥哥发现了，把她关进山洞还派猛虎把守。这山脚下有一个年轻猎人杜宇，得了神仙赐给的龙头拐杖，决心为民除害，经过艰苦搏斗，治服了恶龙、猛虎，救出龙女，结为夫妻，一起劈山引水，消除水患，杜宇教男人种田，龙妹教女人养蚕，蜀民过上太平日子。
杜宇在治水中，得到鳖令的帮助，任鳖令为相，但鳖令是个有野心的人，他设计陷害杜宇，将其赶走，夺了王位，还想霸占龙妹。龙妹一心只盼杜宇归来，不接受鳖令。杜宇担心龙妹，化成一只鸟，飞到龙女的窗台上叫：“归信阳，归信阳，鳖灵真是黑心肠。”因杜宇出自信山之南
，按古人说法即信阳。龙妹知道这是杜宇已经遭害了，悲痛欲绝，不久死了，也化成一只杜鹃。夫妻每日唱合：“春日忙，春日忙，快快播种好收粮。”
杜鹃的传说主要在蜀，而神女的传说在巴流传最广。最早的记载是《山海经.中次七经》：“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女尸就是神女瑶姬。其后，屈原《九歌.山鬼》，宋王《高唐赋》、《神女赋》，李白《感兴八首》都写到她。前蜀杜光庭《墉城集仙集》集一切有关神女传说之大成。当代的毛泽东主席和许多散文家，都不断引用这个故事。故事大意说：神女瑶姬是西王母的小女儿，她率领十二个姐妹到人间游玩，帮助大禹治理洪水。把三册天书授大禹要他照书行事。她又带领姐妹与制造水害的十二条恶龙奋战，恶龙被斩首掉到地下，便成了十二座山峰，她也留在了巫山化作神女峰了。照巴人看来，神女是完美的女神，掺杂不得情爱一类故事的。宋王的《高唐赋》说她与楚王幽会，是一种亵渎。?
巴蜀古代的神话传说，已经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一片文化沃土，滋养着代又一代的子孙，而它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在民间的口头上流传着、衍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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