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作文素材精编大家小传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8页）

2020高考作文素材精编大家小传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

“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他出身名门，父亲投水自尽而惊动天下；他十几岁时曾两次自杀，最终活到了95岁；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前生是和尚，后来却研究儒家学说，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与毛泽东八次长谈，两度通宵，情同知己，最终却“不欢而散”……他就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最具独立风骨的思想家之一——梁漱溟先生。

 “这孩子身子虚弱，又这么笨” 

1893年10月，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朝宗室（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梁漱溟小时候身体虚弱、沉默寡言，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那时候，裤子都需要用一根袋子系上，他学了半天，总也学不会，索性不学。一天，梁漱溟和妹妹拌嘴，妹妹一气之下，不帮梁漱溟系裤绳。梁漱溟只好仰天八叉，躺在床上。母亲觉得奇怪，问：“为何迟迟不起？”梁漱溟委屈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全家人哄堂大笑。但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脸上却隐隐有忧虑之色：“这孩子身子虚弱，又这么笨，以后可怎么办呐？”

梁济为清朝举人，官职不大，口碑却隆，待人和蔼。据说路上遇到赶驴车的，梁济也能叫出名字同他闲聊。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曾说：有一天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六岁时，他的启蒙书籍并非一般家庭常读的四书五经，而是《地球韵言》。父亲希望他知道国家的危难，关心天下大事。7岁时，梁漱溟进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之后又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因此，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并非国学教育，而主要是西式教育：他入的是西式学堂，学的是近代科学课程，时常阅读《启蒙画报》等。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他，做文章却喜欢标新立异。学校有位老教员对此很不满，他曾在梁漱溟的作文上恼恨地批示：“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必定要有灾祸。”但另外一位很欣赏他的教员却常说他“语不惊人死不休”。

“前生是一个和尚”

14岁那年，梁漱溟发现一个现象，他觉得自己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忙忙碌碌，做饭、洗衣、干杂活，很是辛苦，却并不觉得苦，脸上常常挂满笑容。梁漱溟陷入沉思：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其实无关，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这种思考与佛学一拍即合，梁漱溟便拼命地看佛书。

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拉车，坐车的催老人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磕到了下巴，血染白胡。梁漱溟在旁边看着，内心感到痛楚难忍，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他暗暗发誓：“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

佛法让这位少年，体会到了众生的疾苦。

912年，武昌起义爆发，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学校呆不住，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不久，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漱溟”二字正是当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做了一年多的记者，梁漱溟与社会频繁接触，渐渐知道世事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见到了政治阴暗的一面，梁漱溟一下由昂扬转入消极、伤感、烦恼，再加上用思过度，精神状态不稳定，竟两度想自杀。他还曾拒婚、茹素，一度想出家当和尚。梁漱溟曾自言：

“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随后，在当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悉心研佛三年。其间，梁漱溟阅读了大量佛学与印度文化的书籍。 

 “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章——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文章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

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有偏颇却大胆，决意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于是，梁漱溟来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然而，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60岁生日前夕，眼见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却又无力改变，绝望之下，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留下一封《敬告世人书》：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就在自杀的前三天，已经决心殉道的梁济，与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父亲的死使梁漱溟深受震动，他开始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人生究竟为何活着；其二，中国及其文化将要何去何从。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梁漱溟曾经数次在出世入世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心思敏感、常常惆怅的梁漱溟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孔子一生命运多舛，东奔西跑，郁郁不得志，但他留下的话，却全然都是欢乐的。“为什么孔子一生都在失败，却能乐以忘忧呢？”因为孔子心中有“仁”，梁漱溟对于“仁”的理解便是——生命的原动力。梁漱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能量。于是，坚信世界会变好的梁漱溟放下佛学，转而研究儒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他曾说：“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此后梁漱溟一改往日愁容，乐知天命后，仁者无忧，他认为老天派自己下来是有使命的。梁漱溟曾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遍寻救国之道，最后决定要做一件事：唤醒民众，广开民智。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于是，在北大待了7年后，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投身农村，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 

“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学者许纪霖评价说。

1931年3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梁漱溟开展乡建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邹平的乡村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乡建运动的“领头羊”，被称为“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他把乡村建设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就是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更多的时候，梁漱溟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务必要使农民在思想上、教育上，有自我管理意识。”

1932年，梁漱溟安排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先生到各个乡村去讲学，开始农村讲学运动之先锋，他还自己亲自动手，编撰了很多教材，例如《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开中国乡村教材之先。在那个战火纷乱的年代，有识之士皆在庙堂之上，或文或武，而梁漱溟却独树一帜，一头扎进中国最广阔的乡村地区，餐风饮露。 他说这是自己“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儿子梁培宽曾回忆说：他过年也没有回家探亲，父亲在信上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

汉学家艾恺说，梁漱溟在邹平所搞的乡村建设，是要让农民“自救”。这“自救”就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开启每一个人内在的良知。梁漱溟坚信，只要实践，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符合儒家学说的君子，这是新的社会伦理组织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建设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

“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

梁漱溟最大的爱好是思考问题。在做乡村工作时，大家坐在一起谈各自的爱好。

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梁漱溟则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梁漱溟治学同样以问题为中心，他曾说：“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想法似乎人人都是有的，但又等于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等于没有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学问，走上现在这条路，只是因为我喜欢提问题。大约从十四岁开始，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一直想如何解答，解答不完就欲罢不能，就一路走了下来。提得出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这大概是做学问的起点吧。”

梁漱溟曾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辈子不断思索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曾在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信中对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些话，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很多人的讥讽。语带狂妄背后，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

对此，学者许纪霖曾言：“很多人觉得他狂，实际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承担了中国文化天命的人。”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

他以坚决的口吻宣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几个月后，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辞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夫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梁漱溟堪当此誉。学者林毓生拿梁漱溟与鲁迅相比：

“梁漱溟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学者许纪霖说：在那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梁漱溟显得分外的引人注目，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实践儒的内圣外王理想，从其个人道德到社会理想，梁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认真、最执着、最彻底的一个。他执有入世理念却不书生空谈，而是深入乡村开展民众教育；他崇尚明君却不走愚忠路线，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保持了可贵的独立精神。他的骨子里有儒家的脊梁，有古代士人的脊梁，有中国文化的脊梁，有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也是不会弯曲、永远挺直的中国脊梁。谨以此文，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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