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简评《少年维特之烦恼》

《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读

一七七四年，《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在沉闷的德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们深深地被那个热情、有才华、但运气不佳的小伙子维特感动了。一时间，蓝色的燕尾服、黄色的背心和长统靴成为年轻人的时装，有些冲动的读者甚至模仿维特式的自杀方式，追随自己心中的偶像而去。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作者歌德，面对如此令人震惊的轰动效应可能既喜出望外，又难免有几分担心，所以在小说的第二版为上、下篇各增加了一首短诗，劝慰世人不要“步我（维特）后尘”。歌德在写作这篇小说之前，就曾经以一些诗篇和剧本《葛兹·封·伯利欣根》赢得了诗人的声誉，《维特》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歌德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从此，他也像自己笔下的著名人物维特一样，成为人们崇拜和敬仰的偶像。《维特》不仅使歌德名扬四海，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歌德的命运。魏玛公国的年轻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慕名邀请歌德去他的国家，并委以重任。随后的十年中，年轻的歌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成为魏玛宫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事实上，《维特》故事的原型的确源自作者本人的一些情感体验，虽然我们不能把上述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歌德二十二岁那年遇见了一个单恋对象“绿蒂”，不过，那个姑娘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回报给歌德同样的激情，而是始终与他保持着合乎礼仪的普通朋友关系；此外，歌德处理自己情感上的失意的方法显然与维特有极大的差别，否则我们也就不可能读到这部小说了。歌德之所以让他的维特自杀，似乎也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另有一个原型故事：歌德的一个好朋友耶路撒冷因为爱上一位美丽的有夫之妇，绝望之极，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歌德的时代，人们仍然非常重视小说中故事的原型，似乎它们具有增强艺术作品真实性的特殊功能。歌德本人也毫不讳言自己与书中主人公的微妙关系，他在《诗与真》中满怀深情地回忆道：“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情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歌德甚至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给自己的“绿蒂”和她的丈夫寄上一本。遗憾的是，那位受了委曲的丈夫当即暴跳如雷，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强力指责歌德歪曲了“事实”（不过，在歌德的一番解释之后，他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小说中的故事与生活中的原型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它们始终都是两个世界里的事件，过分地拘泥于“生活事实”不仅不利于我们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反而会严重地干扰我们对它的接受。而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如果歌德没有对生活原型做任何整合和虚构等再创造活动，只是“真实地模仿”了生活，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私人的情感波澜，那么，这部小说也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

一百多年前，欧洲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其六卷本的巨著中高度评价了《维特》。他认为，《维特》“包含了《新爱洛伊斯》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在勃兰兑斯看来，卢梭和歌德两位天才对于欧洲的浪漫派运动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上述两部作品事实上开启了浪漫派文学的先河。讴歌深沉的爱情，表达对美的崇敬，这两者构成了十九世纪欧洲浪漫派运动的基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勃兰兑斯宣布：“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地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独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的看法、感情和相反，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为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勃兰兑斯把维特这个为爱情而献身的青年人视为“伟大的象征性人物”，究竟有什么理由呢？这里我们就需要结合作品的时代思想来进行一番剖析了。

显而易见，《维特》的巨大魅力主要来自歌德塑造的同名自传性主人公。少年维特是一个恃才傲世的热血青年，他无法容忍身边那些愚蠢而势利的贵族，却对穷苦人的孩子投以深切的关怀之情；他主动从前途无量的官场洁身而退，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走出爱情的阴影……他情感上的冷和热、性格上的强和弱，形成极大的张力，震撼了众多读者的心灵。假如把维特的死仅仅理解为“对死亡的病态向往”、或者是“歇斯底里的感伤和绝望”等等，也就是说，把维特简单地解读为一个“多情郎”，那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历史意义。歌德在《诗与真》中记录了他写作《维特》时的心态：“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推论出，维特就是歌德用来表达自己“爱的态度”的形象大使，维特体现了歌德所理解和意欲表达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各类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所有的关系都浓缩为爱和美，由维特和他的恋人绿蒂象征性地展现了出来。

维特形象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他的精神同胞并不限于卢梭的圣普勒，还有荷尔德林提倡的“诗性个体”和霍夫曼塑造的“热情人”等等。维特像所有这类以自身的内在感情为指引的“诗性个体”和“热情人”那样，痛恨庸俗的现实世界，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与其他人一起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力；他忘情于诗意的和幻想的世界，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幸福，甚至甘愿为自己的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维特之所以这样做，关键还在于，在维特看来，爱情不仅仅是人生幸福的源泉，而且是人类和谐和美的象征，所以，维特甘愿为爱情而献身，是为了捍卫爱的真诚和美丽。他要做那种“少数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人流血献身，并以自己的死激励他们的朋友百倍地生！”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维特的自杀都是引起人们论争的焦点。在当时的欧洲，宗教思想仍然主导着人们的行为。从宗教的角度看，自杀不仅是对待生命的消极行为，而且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赐予人的，人自己根本没有权利结束它。所以，歌德的这部小说在当时受到教会的猛力攻击，甚至被一些教会组织和国家政府宣布为禁书。从这个角度来看，“维特之死”又是作家歌德的一个有意识的反抗行动。在小说中，作者借助主人公维特之口，一再雄辩地为“自杀”这一行动在特定情境下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反对简单地把自杀行为视为软弱无能的和罪恶的。这些言论一方面为主人公随后的行为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歌德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维特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行为，在这个语境下便有了歌颂人的情感和自由的意味，因为维特认为，人有权利在极度痛苦和绝望的时候，自己决定是否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一味地顺应宗教的教诲，“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维特自觉的反抗意味还表现在，他根本不企望死后在教堂墓地里容身，而是主动地选择了墓地外面的一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可以说，维特用自己的死亡，把自己对当时社会诸种清规戒律的厌恶和反抗推向了极致，从而完成了一个社会叛逆者形象的自我塑造。在这里，需要提醒当代读者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歌德和他的维特视为无神论者或反宗教的唯物主义者，那同样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西方文化中的宗教问题极端错综复杂，不存在“非此即彼”这样简单的两个阵营。简单地说，歌德和他的维特都是虔诚的教徒，尽管他们受到当时教会的谴责，这也就是说，他们所反抗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仅仅是某些令他们不满意的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

前文曾经提起，勃兰兑斯把《维特》视为欧洲浪漫派文学的奠基性作品之一。歌德年轻时创作的这部小说在讴歌爱情和美等方面的确开创了浪漫派小说的主要表现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歌德本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不是欧洲浪漫派运动的忠实成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实际上充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最强大的敌人。具体说来，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极为复杂，他曾经是浪漫派作家的偶像，许多浪漫派作家把自己的作品题名献给他，他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作家、法国浪漫派的先驱者之一斯塔尔夫人等都有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自己的创作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浪漫派运动的发展，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为浪漫派作家树立了标本。但是，歌德创作生涯的中、晚期大大背离了浪漫派运动的主旨，因此，尽管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们起初把歌德视为自己的前辈，对他表达过崇高的敬意，但是，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自身与歌德在艺术观念上的区别，因此也在不同的场合对歌德提出过批评。歌德是在《温克尔曼》一文中表现出与浪漫派作家的决裂的，他虽然对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评论并不多，但是，他的一句名言：‘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似乎给德国早期浪漫派文学定了性。对于歌德的观点，我们今天当然要慎重对待，不能够盲目信从。歌德批评浪漫派文学，最关键的一点，是说它推崇脱离现实的主观艺术，是病态的艺术。他在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同爱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和上升的时代都有一个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其实，《维特》出版之后，也曾一再地被保守派和宗教卫道士们指责为“病态的”和“颓废的”；《维特》显然是“关注内心生活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属于歌德自己在晚年所反对的“主观的艺术”。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中，前后不一致的一方在歌德这里，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他自己的处世态度、艺术实践和理论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晚年的歌德绝对不可能写出《维特》来，他甚至都可能不再理解自己的这部早期成名作了。

《维特》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并没有很大的革新之处，它主要采用了欧洲传统的书信体小说格式，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属于同一类型。但是这部小说在篇幅和情节结构上显露出歌德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歌德虽然借用了传统的书信体形式，但是并没有完全被它所束缚，而是运用得非常灵活。几乎所有的书信都各自独立，但同时又在时间和叙事上起着结构单元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随笔式的书信，而是一篇篇精致优雅的散文片断；其二，小说短小、紧凑，故事情节结构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即提出矛盾、展开矛盾并引向高潮，最后是矛盾的解决和结局，而且，在高潮和解决之间有一个出人意外的转折，这正是歌德晚年所提倡的新型中篇小说Novella的萌芽形态。此外，小说中还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技巧，紧扣主题，简洁地叙述了另外两个爱情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位不幸爱上女主人的长工的悲惨故事；另一个是莪相的诗《塞尔玛之歌》中道拉和阿马尔的悲剧性命运。这两个故事与维特和绿蒂的故事遥相呼应，对于小说主题的展现都有所贡献：前者暗示了维特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后者提升了这个爱情故事本身的艺术情调，渲染了强烈的感伤色彩。小说开头和结尾处都引用了莪相的诗，这些诗的主题都是关于死亡的，它们对于作品的整体结构也具有相当大的辅助功能。

二百多年过去了，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虽然我们内心关于爱情和自由的体验依然与维特曾经感受到的极为相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激烈的竞争和无形的生存压力，以至于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生活。爱情和美不再是当代年轻人最需要的东西，不再是人们终身的追求，它们已经成为人们无法轻言的奢侈品。而文学艺术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永远寄托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是对我们自身狭隘世界的巨大拓展和丰富。因此，无论我们的生活距离诗意和激情有多么遥远，只要我们能够暂时排除世事的纷扰，翻开《维特》，我们就一定能够从这部曾经风靡欧洲的小说中解读出我们自己的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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