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文库

手机版

投诉建议

首页 > 文背后的人 - 浅析几篇沈从文的自述性文本

文背后的人 - 浅析几篇沈从文的自述性文本

发布时间：2011-03-26 00:28:18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学年论文

李霈，06300110002，汉语言文学

文背后的人

——浅析几篇沈从文的自述性文本

摘要：沈从文其人和他的文学作品同样值得重视。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特色与他的特殊经历以及独特的思考方式关系紧密。自述性文本比一般的文学作品能更直接地体现作家的所思所想。《从文自传》、《从现实学习》、《一个人的自白》、《无从毕业的学校》是沈从文较为重要的自述性文本，明显地体现出沈从文注重生命经验的实在感受、坚持自由地思想的思维特点。《从文自传》里这种特点第一次明显地体现出来，而在另外不同时期的几篇自述性文本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这种思维特点的坚持。

关键字：沈从文；自述性文本；生命感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人的文学”，摆脱时代的关系，这一概念至今仍有意义。我们说要关注“人的文学”，首先指的是文学中要有对人的关注。其实范围可以扩大，写出某些文学作品的人同样值得关注。诚然，作品（即文本）是文学的基础，但是有的作家一生的经历，其所所见所做、所思所想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考察作品背后的人，自传或者其他自述性文章是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因为同小说、戏剧、诗歌相比，在自传或其他自述性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存在。

根据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纳对自传的定义，《从文自传》算是标准的自传。自传定义的重要一条是作者、叙事者、与主人公的同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强调正说明自传中叙述者与主人公是有区别的。首先做一下简化处理，笔者认为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作者与叙述者基本没有分别。我们将主人公与叙述者统称为传主，叙述者就是写作自传时的传主，而主人公则是自传文本中的传主。落实到《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两个沈从文来，主人公沈从文，即生活在自传里的湘西世界的少年、青年沈从文；叙述者沈从文，即1932年夏天在青岛大学写作自传的而立之年的沈从文。

这样的区分到底有何意义？不是因为《从文自传》中有明显的两个沈从文，所以就拿这个文本作为自传理论的例子，而是运用这样的自传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本，更重要的是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其人。自传是文学文本还是史学文本，学术界争论不一，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自传相对更高的真实性无疑有利于研究者和读者对作者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从文自传》是很好的散文，不过只将其作“纯文学性”的解读似乎太委屈这样一部自传了。当然，一本30岁就写成的自传显然不够，本文以《从文自传》为切入点，同时对沈从文不同时期的几篇自述性文章《从现实学习》、《一个人的自白》、《无从毕业的学校》进行分析，来探讨文学家沈从文“所见所做、所思所想”的一些特点。

两个沈从文

在看《从文自传》之前，不妨暂时跳出文本，先看一下半个世纪后沈从文所写的附记。在附记中，沈从文特别强调那段生活的黑暗，他说这个自传可以使读者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的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还说“只有少数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般的沉重与心酸。”这两句话说得相当沉痛，“地狱”与“噩梦”是非常“狠”的字眼，这在沈从文的文字中比较少见，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字眼出现在相当轻松的《从文自传》中，连作者自己也说：“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一本不过关的‘顽童自传’而已。”语调故作轻松，与前面两句话又很矛盾。《从文自传》确实不是简单的“顽童自转”，字里行间深藏着沉痛与心酸，然而“噩梦”与“地狱”似有夸张之嫌，至少在1932年的夏天所写的这部自传中，作者并没有刻意表现“噩梦”与“地狱”，甚至还充满了欢乐的色彩。我们可以从两个沈从文使用的语气和具体字眼来作一些分析。

在自传中，作者使用了不少“感动”、“趣味”、“欢喜”之类的词语，如“预备吃饭时，长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份从容与快乐实在使人感动”（《辰州》），“我便微笑着，照旧坐下来看别人的游戏，心中充满了不可名言的快乐”（《女难》P320），“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常德》P331），“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地感动我”（《一个大王》P346）。这真是诗人的眼睛和心灵，丝毫找不到地狱与噩梦的影子。除此之外，《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确实可以当作“顽童自传”来读。而在有不少“血腥镜头”的《怀化镇》，主人公欢喜的是为别人作美味的狗肉，“我虽听得出他们的口吻，懂得他们的做作，但是我还是欢喜那么做东请客”（P310），这是明显的孩童般天真的心理。自传中，每到一个新地方，作者都要花大量笔墨去描写街市上充满趣味的新奇的人、事、物，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在他的小说中。

以上诗化的语言，基本上是以主人公沈从文的口吻说出。反驳者可以说主人公的口吻不也是叙述者决定的吗？问题也正在这里，为什么1932年夏天的沈从文要大量运用孩童的口吻呢？如果曾经的经验无法带给叙述者欢乐与感动，或者说叙述者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感受到欢乐与感动，那他何必选择这样的口吻，又怎么能写得出这样美丽、明快、充满童真的语句呢？沈从文在以主人公口吻进行自传叙述的时候，时不时会插入以明显的叙述者身份所讲的话语。如果说主人公似的口吻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的话，不妨再来看看叙述者的反应。

以自传中血腥暴力的事情为例。《清乡所见》里的第一句话是：“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P302）这是明显的主人公口吻，当时具体的时空环境中所说的话。这句话放在文明世界，无疑是疯言疯语，不过对那些充满好奇、耐不住寂寞的湘西士兵来说，这的确是他们真实的心态。而在该篇的结尾，作者写一个疯子枪毙前的微笑是这样写的：“我还记得这微笑，十余年在我印象中还十分明朗。”（P305）这是明显的叙述者口吻了。已经走入文明世界的沈从文当然不会“喜形于色”，但是也没有五四启蒙精英的激愤语调，平静下面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忧伤，这更多是一种心理感受，而不是价值判断。《辛亥革命的一课》中，面对一大堆血淋淋的头颅，主人公并不怕，“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一定有了错误”（P269）。这是孩童的不解。下文中叙述者跳出来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事永远在石阶上不缺少，可是谁也不能够给一个小孩子最得体的回答。”（P269）近结尾处叙述者又说：“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鲜明的图画。”（P272）叙述者沈从文依然没有搞清为什么那么多生命轻易地失去，只不过这时是一个成年人的困惑。与其说是搞不清，不如说是不想搞清，因为沈从文的思考方式就不是向“搞清”问题的那个方向上发展。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是五四启蒙一代和被五四启蒙的一代精英文学家，他们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看待这一暴行，而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在这里注意的是对经验的感受，是心的感觉不是脑的思考，因此他字里行间的叹息尽管相当沉重但不是痛切的批判。即使面对最残酷的血腥杀戮，作为叙述者出现的沈从文也依然保持这平静，至少比五十年后的“地狱”“噩梦”要平静得多。

不管是主人公口吻的感动与忧伤，还是叙述者口吻的疑惑与沉重，1932年的《从文自传》面对过去的经验，确实没有像半个世纪后那样刻意强调黑暗与恐怖。然而为何沈从文在半个世纪后将曾经的丰富多彩（当然这里的彩不仅是指欢快明丽的色彩）简化为“地狱”与“噩梦”。如果说这不是简化而是侧重点的不同，那他为什么强调黑暗一面的色彩？

人是在改变的，即使湘西还是那个湘西，沈从文也已经不是那个沈从文。他是个受精英思想冲击的湘西人，正如他自己所言，离开故乡的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精英的生活圈子中。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站在启蒙的批判的角度特别关注国家、社会、民族的阴暗面。受这样影响的沈从文再看湘西，所看到的负面自然越来越多，尤其是回乡之后，现实的负面对他刺激更大，想像褪去，现实呈现，问题凸显。1980年的附记，似乎是这个思路的表现。然而，这样的解释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好像客观身份的改变、精英意识的加强就可以解释这一切吗？这样的沈从文岂不是太简单了？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精英意识（或精英思想）作一些探讨。

沈从文与精英意识

精英意识是个过于宽泛的概念，本文无意对这个词语做概念上的厘清。只是这是一个研究沈从文的时候无法绕过的一个词，对它作一些简单的分析说明有助于对沈从文的认识。这里的精英，主要是指文学上的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科技）的精英不做讨论。王晓明先生的《“乡下人”和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就沈从文的文体与精英意识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进了精英生活圈的沈从文有了“绅士”的思想，这是他失掉自己原有文体风格的原因。沈从文的文体风格的转变和他对现实的逐渐关注是有关系的，两者都受到了精英意识的影响。这是从变化的方面而言，但同时，沈从文也有不变的地方。

这里有必要对精英意识作简单的分层。笔者认为精英意识应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思考的问题，如民族重造、国计民生、文化教育、人性道德等宏大或抽象的东西；二是秉持的理念，如对民主科学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或者其他某某主义；三是思考的方式，即理念先行，或者说主义先行，先拿理念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尺再来思考问题。沈从文离开湘西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这在他以后的自述性文章中多有提及。此后沈从文一直生活在精英云集的地方，而他自身逐渐与精英圈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中，沈从文必然受到精英阶层的种种影响。精英阶层是否如王文所言让沈从文产生自卑从而拿湘西经验去弥补，这一点暂且不论。不过精英阶层思考关注的问题与持有的理念沈从文是熟悉的。他可以不认同精英持有的理念，却不能不思考他们也思考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沈从文毫无疑问受到了精英意识影响。在理念上，沈从文多次强调他从事写作受“工具重造”之说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以理念一直支持着他（下文有具体论述）。在第一第二层面而言，我们不仅可以说他深受精英意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个精英知识分子。文学史上对沈从文的书写，不论之前被忽略还是之后被强调，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文学和五四新文学潮流有明显的差异。不过在强调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两者的联系。看到联系，才能看清差异到底在哪里。沈从文受五四的启蒙走出湘西，但他始终保持了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正是这一点让他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文学。

沈从文的文学笼统上可以称作生命的文学，他的文学建立在自身对生命感悟的基础上。没有理念在先的侵入，没有主义的束缚。用精英的词汇表达就是，沈从文的文学源于他自由地思想而非自由的思想。自由地思想避免了自由的思想被“自由”二字束缚的弊病，保证了活泼的生气。这种思考方式的成型，是在《从文自传》。

由于自传这一特殊形式，作者在写作上所受束缚要小于小说，他得以更全面地展示湘西世界。《从文自传》驳杂而又浑然一体，中间没有理念的切割。一切看似矛盾的地方在自传中又那么自然。因此，在辛亥革命的鲜血中，有主人公不解的猜测，在上学的路上踢人头和干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在砍头后还兴致勃勃去做美味的狗肉。无情在此，有情也在此。船只浮动与孩子踢球带来的感动是在动荡危险中体会的，新奇的街市都是在随军队漂泊中欣赏的，练字读书都是在闲暇时候做的。开拔时，主人公认为动人的产业是《夫子庙堂碑》、《李义山诗集》和《兰亭序》等东西。在这样诗化的叙述下，读者很难体会到死亡其实离沈从文很近。没有血腥暴力时的无情，也不会有危险艰辛时的有情。生命就是这样，血腥暴力、寂寞惆怅、欢乐感动这些全部相干的字眼不可割裂地融合在一起，也正是这样的丰富驳杂才是充满生气的生命。对于现代人，很容易用精英的眼光去看湘西：人命贱如草芥，无知愚昧野蛮可怕，只有顽童的趣味是值得欣赏的，因为这是儿童的天性。一旦长大，顽童或成为鲁迅笔下被砍头的人或沦为看客。于是，在现在的读者的眼光中，《从文自传》就彻底沦为“顽童自传”了。

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无知”“愚昧”“麻木”“堕落”这样的字眼，而将沈从文的湘西经历当作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其中体现了一种自由：浑然一体，没有概念、主义导致的分裂。当然，这并不是说沈从文真如鲁迅笔下的看客那样完全麻木，没有是非判断。他对湘西的好坏有自己的认识，这在他其他的自述性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只是在撰写自传时，他没有拿道德的标尺将完整的生命经历进行切割，而是还原了过去的完整的生命形态、生活样式。沈从文在写作自传的过程，将过去的生命经历整合在一起，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进行了重构。既然是重构，背后就有重构的方式，选择了这样那样的方式重构，就选择了这样那样的思考方式。因此重构的过程中，思考方式也基本成形。尽管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沈从文受到不同理念不同现实状况的影响，他思考的具体问题和个人对生命的感受也在变化，但是大的思考方式没有变化。这些可以在他以后的自述性文章中得到印证。

现实与抽象

自传之外，沈从文的自述性文章很多，其中有的是建国后因政治运动而写，有的是自发而为。写于1946年的《从现实学习》和1949年的《一个人的自白》是4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两篇重要的自述性文章。《从文自传》中没有的价值判断，在这两篇长文中都出现了。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好与坏、是与非总要有个大致的界定。如果说《从文自传》因其文学性更强从而避免了价值判断的过多介入，那么这两篇心灵自白性质的散文则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涉及了价值判断必然导致更多理念的使用，更多抽象问题的探讨。然而这并不意味思考方式的转变。相反，从这样的文章中，我们更见出沈从文思考方式的特点。

这两篇文章都反应了一个问题，即现实与抽象的关系问题。《从现实学习》可以说是现实与抽象的撕扯。沈从文在这里首先对自己人生四段旅程的现实问题作了总结。在湘西，现实是一种可怕的、“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强权杀戮，灵魂腐烂。到北京，现实首先是生存的艰辛。“怎样向新的现实学习？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果冻的耐寒力。”政治上，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平显现了远非湘西所有的混乱。随后到上海，现实主要是商业对作家的压迫。文运上则是一段“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的过程”。到了云南，现实可以说是北京与上海的结合体了。“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政治上的混乱也不必多言。概括说来，就是政治的腐化，商业的压迫。用沈从文自己的感性话语来说是：“我厌恶了我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那丑恶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最终导致的是否定现实、抵制现实、追求抽象。

如果只看《从现实学习》，我们会觉得沈从文也是一个陷入名词概念中的一个作家。文章里的大词很多，“抽象”“理性”“观念”“重造”“原则”等。这在沈从文是很少见的。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沈从文毕竟是一个接受了启蒙教育的人。他从事文学，一开始就有一个抽象的目标：

“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口令，以为社会必须重载，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

这样一个抽象原则他一直坚持，类似的话他也常说。这篇文章的后面部分就有一段与之相呼应的话：

然而我们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有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粘合，相融汇，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

因此沈从文总是说自己愿做一个“打前站的尖兵”，不断地试验新文体，而不记得失。看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陷入了抽象的名词中间有些无法自拔。但是这口号式的话语中依然跳出沈从文本色的东西，如“萎缩了的情感”和“人生的种种优美原则”。情感的萎缩和人生的优美是靠体验获得的，是个人的生命感受。《从文自传》中不正充满了畅旺的情感和人生的种种优美原则么？抽象的《从现实学习》中，其实有明显的沈从文一贯的东西。抽象背后的空虚，沈从文看得很清楚。这在他对上海文运的批评中有明显体现：

多少人的活动，也因之与中国公文政治有个一致性，到原则方案提出后，照例引起一阵辩论，辩论过后，高一段落，再无下文。正因为空文易热闹，实难见好，相互之间争名词是非，便转而越见激烈。到无可争持时，同属一伙还得争个名分谁属，谁发明，谁领导，来增加文运活泼空气。真如所谓“妄人争年，以后止者为胜”，虽激烈而持久，无助于真正进步亦可想而知！活泼背后的空虚，一个明眼人是可得出的。

就在这段话的后面不远，有一段堪与之做对比的话：

就中尤以青岛两年中，从多阳光的海岸边所作的长时间的散步，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搜的的沉默无声的教育，竟比一切兵士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

可见，真正吸引沈从文的，仍然是具体可感的东西，或者说能与之生命感受产生共鸣的东西。天云海水螺蚌残骸，与《从文自传》中的景物何其相似。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从现实学习》的抽象。为什么在乎实感的沈从文此时陷入抽象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生命感受（或者生命体验）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词语。一方面，它不同于沈从文厌恶的名词是非。感受是个人生命历程中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通过理念上的探讨就可以获得的。而另一方面，感受本身是很难被描述的，而一旦被说出来，就多少具有了抽象的特点。情感的萎缩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生的种种优美原则又如何用一条一条表述清楚？别说是沈从文，即使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又有谁能让人信服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沈从文关心的问题是不可言说的问题。他既为抽象的原则吸引，又坚持由生命体验出发的思考方式。这本有的矛盾在现实环境的强烈刺激下，必然导致“乡下人”气质的他走入抽象的胡同中无法自拔。对沈从文坚持的抽象，刘志荣有精彩的论述。“沈从文这里的议论容易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改造社会’这一思路的延续，他也确实用了‘抽象’‘理性’‘原则’‘观念’这些词，不过，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并非是一个受过理论训练的清晰的思想家”，“他所说的观念重造，其本心并非各种现代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规划与设计，而是对于‘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的本原的重新发现，因此与其说是‘观念重造’，不如说是‘本性复归’。”

沈从文的坚持抽象，不正是他坚持实感的一个反证吗？沈从文的抽象来源于个人的体验。抽象本身并没有好坏，坏的是只谈抽象陷入空虚，就像上海活泼的文运一样。“沈从文对现实的批评，针对的并不是任何具体的‘主义’，但却是任何从‘主义’出发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自白》同样讲的是抽象与现实的关系。不过如果说《从现实学习》更多的涉及到抽象与现实的对抗，那《一个人的自白》让我们更多的看到现实对追求抽象的沈从文正面的影响。

《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对现实的描写也有和《从现实学习》并无二致的地方。湘西的现实依然是杀戮与强权，“说现实，我所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这和他晚年写的自传附记的口吻是一样的。但是在这篇中，湘西现实作者同样写出了湘西现实的积极意义。“一面是生活的屈辱，一面是环境的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追鸟、猎狐、捕鱼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有意思的是，“等等小事”被写成“冲淡了现实的一面”，好像这些小事不是现实一样。其实这些小事不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面吗？只是这一面并不违背作者追求的抽象原则，即人生的优美。在《从现实学习》中，沈从文刻意强调了现实与抽象紧张的对抗关系，因为现实在他那里是“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沈从文看到的是现实日益堕落的过程，那不堕落的、积极的部分被他当作与现实对抗的东西。这多少反应了沈从文自身抽象思维的不严密，因为虽然好的日益消失，但“日益消失的好”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到了北京的沈从文生活相当艰辛，是“日益消失的好”给了沈从文重要的支持。“全个社会都若对陌生人表示拒绝。向前希望远景十分模糊，唯一还是回复过去，把那点过去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寂寞，镶嵌在各不相同自然景物中，一再温习，尤其儿时是无拘束的生活，所保留的新鲜快乐形象，可以把当前绝望勉强稳住。”在文中，还有一段话可以算作“对新鲜快乐形象的补充”。他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中生活，“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地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如何一种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未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里“另一种可怕生活”的说法更为合理，现实生活有可怕的一面，也有优美的一面。当沈从文正面描写现实生活中符合他抽象原则的那一面，《从文自传》中展示的有活泼善良又显现出来。生活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有时候无法用五四提倡的新道德进行切割，如到土娼家做做，只有自己的感受，“我需要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温暖”。

同样道理，如果只强调湘西的现实生活优美的一面，其实是对《一个人的自白》的断章取义。沈从文同时也在“否定现实”中获得了许多东西。现实的困顿中，“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随生命发展”。生活带来的屈辱无从抵抗报复，“即堆积于小小生命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的动力来源”。生命的动力来源有两个方面，即“新鲜快乐形象”和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寂寞”。在北平新环境中，离湘西的现实经验远了，“即这种痛苦回忆，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了”。沈从文不像鲁迅那样坚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淋漓的鲜血”沈从文见得多了，但他始终没有将其外化，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符合抽象原则的一面冲淡调和开来。其实两者一直没有分开。只是如上文所言，沈从文总是将现实生活中优美的一面纳入抽象的范畴，将他转化为想像，作为自己的支柱。“‘否定’在生长中，随幻想而‘生长’，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二者合并作成一个抽象而强韧支柱，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产生‘未来’。”可以说，沈从文对现实的否定，对现实的重造，立足点都在于现实生活中“日益消失的好”的一面，积极优美善良活泼的一面。因此，他的作品是“混合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沈从文的强韧，表现在“韧”的一面，而鲁迅是把自己摆在“强”的一面，将自己置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境地来“反抗绝望”。两人路子不一样，于是不少人被迷惑，以为沈从文只是“美和静”。因此沈从文不无叹息的说，“历来批评这对于这一点，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

《从现实学习》和《一个人自白中》，沈从文进入抽象与现实关系的探讨，不是为了抽象而抽象，在高深的理论上作深入探讨。不管是《从现实学习》中那种现实与抽象的撕扯对抗，还是《一个人的自白》中，现实与抽象的互补，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抽象和现实是密切关联的。沈从文关心的并不是何为现实何为抽象的问题，而是自己的生命感受是否真实，生命经验是否完整，生命价值是否自由的问题。他在维护自己生命经验的不可分割性，通过《从文自传》真正建立起来的生命的完整性。这个所谓的连续性完整性到底是什么呢？还是要回到实感上：情感健全，自由不受拘束，有充沛的生命力、创造力。

读不完的“大书”

到这里，我们再来看晚年的《从文自传·附记》，沈从文之所以强调黑暗沉痛，一个原因也是要防止自传沦为彻底的“顽童自传”，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无从毕业的学校》作者对北京经验的描述。在之前的自述性文章中（包括各种检讨），作者对北京的现实生活都持了一个基本上彻底否定的态度，用他的话说是：“社会一切都在一种腐烂中发霉发臭，甚至比我来的那个小社会，更糟糕到无可救药。”然而在晚年的这篇回忆文章中，作者对艰辛的北京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大段的描述。有意思的是，无可就药的这个结论，是沈从文晚年的另外一篇文章——《回忆黄村生》中说的。这就是说，沈从文对北京的态度并没有因为年纪大了就有了180度的转变，他只是把原来那个北京没有呈现出来的一面呈现出来。

在《从现实学习》中，沈从文对自己在北京的艰辛生活有细致的描述，困顿的他似乎无暇欣赏北京的风物，而在这篇晚年的文章里，沈从文细致描述了困顿中无暇领略的生活的另一面。沈从文的描述，让人自然想到《从文自传》里一篇的题目：《我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读小书，有京师图书馆分管的阅览室和一个小市，作者在那里读了不少“小书”，“自己消化力特别强，记忆力有相当好，记下了基本内容，此后二三十年多还得用”。不过“青春生命正旺盛期，不仅这些书籍是消耗不了的，所以同时和在家乡小城市情形一样，还有的是更多的机会，继续来阅读社会这本大书。”接下来，沈从文用大量笔墨描写北京的大街和市场，包括著名的“琉璃厂”和“天桥”，写得兴味昂然，风格和半个世纪前的《从文自传》遥相呼应。沈从文有一种“街市情节”，不管在《从文自传》还是小说中，他都会花不少笔墨在街市上面。街市参与构建了他的湘西风景，但其作用远没有这么小。街市丰富活泼热闹的特性丰富了沈从文的生命体验，它给沈从文社会知识以及畅旺的情感。后一点更为重要，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是难以言说的，而这也正是沈从文独特之处所在，他能从这些东西汲取营养，获得教育。街市一直在那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的价值，文中讲市场中的手工制品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它的价值不是用货币可以说明，还充满了友好情谊，比用文字叙述更重要更难得，且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当时代表开明思想新一代学人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居多只当成一份‘封建垃圾’看待。

这是说明沈从文和其他新一代学人差异的一个生动的实例。新一代学人有他们狭隘的地方，就是无法跳出新思想的局限，这毋宁说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缺陷。它启蒙、教育了对象，也约束了对象，缩小了他们受教育的范围。沈从文无疑是受启蒙的，但是过去的经验赋予他的独特思维方式帮助他摆脱了这样的局限，如他所言，“我用眼所能及，耳所能及的一切，作自我教育的材料”。这里的教育是一种宽泛的人生教育，不是简单的思想、知识教育。这样的教育当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在《回忆黄村生》中，作者写到了故宫里的字画和瓷器“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写作，用笔时对于山山水水的遣词措意，分行布局，着墨轻重，远比直接从文学上得到的启发还加倍多”。举一例而言，沈从文在《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中那“散点透视”的写景方法，很大程度上受了故宫那些字画的影响。

这篇写于80年代初期的文章与半个世纪前的《从文自传》交相呼应，集中展现了他不变的一面。他个人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决定他永远无法毕业。《无从毕业的学校》写的是沈从文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情形，也即1922到1928年间的事情，可以说是紧接着《从文自传》，如何能说明沈从文不变的一面呢？这里我们注意的应该是写作的时代而非作品内容反应的年代，半个世纪后的回忆与半个世纪前的回忆竟惊人的相似，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尤其是对沈从文这样生活经历十分曲折的人而言。

结语

就文本而言，本文所选的四篇自传性质的文本，除《从文自传》外，文学性并不高。因此这样的疑问难免会出现：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对这样文学性有限的文本进行精读价值何在？诚然，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讲，《从现实学习》和《一个人的自白》确实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审美的的享受。其中有些絮絮叨叨的文字和繁琐的抽象字眼甚至让人疲惫。然而，当我们把考察对象放在人即作家身上，这些自传性质的文章的价值就会凸显。

现代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文学是文学，史学是史学，泾渭过于分明。这时候，传统的文史不分的观念显得尤其重要。自传性文本因为其相对较高的真实性，首先成为可靠的历史文本。那些从文学角度而言有些啰嗦的字眼反而更为真实地反应了作家真实的想法。这也是为何本文在《从现实学习》和《一个人的自白》的论述上篇幅较长的原因。不过，并不是每个作家的真是想法都那么有意义。沈从文的想法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么深刻或影响广泛的思想，如鲁迅、周作人、胡适。他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想法背后的那种思考方式，即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考方式。我们现在批评一个人思想不成熟说他总是拿个人感受说话，不经过认真思考。沈从文的好处，就在于这样的不成熟。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就是文学家），总是站在一个精英的高度，带着某种理念或注意思考问题，仿佛不如此不能体现深刻性，无法高人一等。然而理念、主义有时候是无法解决具体问题的，更不是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先决条件。鲁迅、周作人都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有沈从文在思考方式上本身即是一个反例。这样的反例，对重审五四那一段的历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的范围。

对于作家沈从文，他的意义更大程度上还是在文学的层面。文学首先是一种感受，脱离了生命感受的文学没有多大价值。沈从文的思考方式一生都没有大的变化，这确保了他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文学的独立性到底在哪，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自己的主体性。然而这一点我认为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沈从文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刘志荣在论述沈从文的“潜在写作”时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

沈从文曾经将人生必做一部大书，而读人生这本大书，同时是写这本大书。这让我们意识到“潜在写作”即有形的写作背后潜隐着人生的写作。从沈从文人格的发展来看，一个人已经真正完成，其实在写作与不写作之外，这个“人”才真正是他的“潜在写作”，实在弥足珍贵。

文背后有人，人身上也体现着文。在沈从文的自述性文本背后，我们看到了“自由地思想”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看到了一个历经波折却依然保持自主性的人，看到了自在活泼的生命。这也是文学，同样能给人审美的愉悦和感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与文学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文史不分家。在现代科学对人文学科进行规划的时候，人和文分离或缺失，实在是一种遗憾。而沈从文其文其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自由的文学，什么是自由的生命。这样“大”的问题可能永远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放弃了这样的探讨却无疑是思想堕落的体现。

初稿 2009-5-16

改于2009-5-24

参考文献：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金介甫（Jeffery Kinkley），《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1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张新颖编，《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