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 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1919年夏天，一位体貌清瘦、近乎秃顶、浓眉大眼的中年“洋人”，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频繁出现在北京城郊。每到一地，他时而用仪器观测，时而徘徊思索。最终，他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画了一个圈。几年后，一所环境优美的现代大学在这里拔地而起…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北京大学“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这个“洋人”传教士叫司徒雷登，他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被尊为“燕京大学之父”。迎难受命1918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筹划合并。在时人看来，合并后的校长人选，非司徒雷登莫属。

司徒雷登1876年6月生在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全家都会说流利的杭州话，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司徒雷登11岁回美国读书，17年的在美学习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熟稔有加。1904年，司徒雷登偕妻子返回杭州。从那时起，司徒雷登随父亲到各地布道，并曾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担任教职。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接触过孙中山等中国高层政界人物。司徒雷登的才华和人品在中外人士中有着良好口碑，如“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所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

1918年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指令，让他去北京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北京这所合并后的大学是个“烂摊子”。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的校舍已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新校址设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学校师资很薄弱，经费更是奇缺。司徒雷登后来回忆：“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

司徒雷登经过一番犹豫，最终迎难受命。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正式出任这所合并后的大学的校长。他成立了由蔡元培等5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敬一博士建议，以北京古名燕京，给这所大学起了个新名字——“燕京大学”（下简称燕大）。他还说服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在当年并入燕大。在维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司徒雷登雄心勃勃，以世界名校的标准谋划燕大的未来，并为创建和发展燕大呕心沥血。奠基燕园发展燕大，必须另起炉灶，开辟新的理想校园，这是司徒雷登上任伊始便着力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不辞劳苦，和同事几乎转遍了北京的城郊。司徒雷登相中的地方，是清朝权臣和珅留下的淑春园，此时这块地属于陕西督军陈树藩。1920年夏天，司徒雷登专程远赴陕西游说陈树藩。督军感其赤诚，最终以6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产卖给燕大，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奖学金，亦即司徒雷登只用4万元买下了海淀区这块243亩的土地。后司徒雷登又陆续从载沣等人手中购入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以及周边民房、民地，在1920年共计达到780亩。

校址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校园的设计和建造。司徒雷登在杭州度过童年，江南山水园林的秀丽牢印在他的记忆中。来到北京后，北方园林的宏伟气度更是深深吸引了他。而美国大学现代化的设施，也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司徒雷登主张，燕大校园（下简称燕园）要做到中西合璧：建筑群外部风格应是中国古典宫殿式样，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其内部功能则应采用最先进的西式设备，跟上世界文明潮流。

1921年，燕园开始动工兴建。1926年夏，燕大各院系正式迁入新校园。徜徉燕园，湖岛相伴，山水相依，红墙灰瓦，雕梁画栋，人们无不为燕大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妙设计而感叹，如胡适所说，燕大是“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校园的大学”。司徒雷登自豪地说：“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铸就名校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毫无疑问，建立名校，仅有漂亮的校园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讲台上要有大学者，有名师才有名校。为此，司徒雷登广揽一流教师来校任教，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司徒雷登为燕大罗致了各类学术人才，燕大名师云集。

为了进一步提升燕大的学术水准，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建立了联系，得到了这些名校的支持。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在遗嘱中声明，其遗产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合组一个机构执行这项计划。司徒雷登为争取燕大与美国名校合作的机会，连续几年与执行该遗嘱的美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和律师密切沟通。1925年秋，他专程赶往美国同哈佛大学做工作，燕大初步展露的学术潜力和司徒雷登的人格魅力终获哈佛的认可，两校达成建立“哈佛燕京学社”的协议。学社的建立，极大促进了燕大的发展。司徒雷登深知，思想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才和铸就名校的充分必要条件。建校不久，他便为燕大确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认为大学的核心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独立自由地探求真理，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为了确保燕大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司徒雷登淡化了其教会大学属性，他不过问教师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唯才是举。从1922年起，废除了学生参加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逐渐不再把宗教作为必修课。司徒雷登鼓励师生立足中国，“与社会和国家发生密切关系”，他甚至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成为“中国人的大学”，但他同时又要求师生具有国际视野，把服务本国社会和世界进步潮流相结合，他强调“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司徒雷登淡化了学校的宗教色彩，坚持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才给燕大提供了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人才养成环境，使该校“出现人才的比重高于中国任何一个大学”。

在司徒雷登的苦心经营下，燕大历时十年左右便由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跻身中国名校行列。到1929年，燕大成为院系和门类较全、师资雄厚、环境优美的综合性现代大学。燕大虽只有33年历史，其间还饱受日本侵华战争干扰，但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在不到一万（9988）名毕业生中，为中国培养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名工程院院士，各学科领军人物超过100人。著名校友包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著名女作家谢婉莹（冰心）等。司徒雷登“乞讨”筹款燕大成为名校，谈何容易。燕园宏大的工程离不开经费，燕大雄厚的师资也离不开经费，那么经费何来？燕大乃私人教会大学，没有政府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靠私人募款、捐助。

司徒雷登亲自出马为燕大筹款，他约有一半时间用在募款上。可以说，燕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是靠司徒雷登以其毅力和魅力向美国教会和富人化缘而来的。从1922年起，他频繁远涉重洋去美国募捐筹款，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他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富豪捐款。从1922至1936年，司徒雷登在美国为燕大共募得2000万美元。在中国国内，司徒雷登也不放过一切筹集款项的机会，他一次次拜访政府首脑、名人贤达、实力人物，征得段祺瑞捐款3000银元、张作霖捐款5000银元、冯玉祥捐款7000银元、孙传芳捐款2万美元等。1930年代，孔祥熙担任校董事长时也资助过燕大。司徒雷登还发起过“百万基金运动”，仅校友就捐出32.2万元。

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司徒雷登曾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在美国，他耐心谦卑地向各种可能给予捐款的人做说服工作，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为了筹款，他不得不放下个人尊严，“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他一度被这种低三下四的“乞丐”生活折磨得神经衰弱，“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一次总是在旅程完结时消失”。

钱来不易，司徒雷登自然看重每笔钱的用项。燕大各项经费的用度，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细则，每笔款项都尽量发挥最大效率。在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上，教育部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各大学经费用途比较之效率以燕京大学为最高。”爱校如家司徒雷登为燕大募得巨款，但他本人素无积蓄，生活简朴，“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即使在1946年到1949年任驻华大使时，他也要从1000美元月薪中拿出大部分捐献给燕大。

司徒雷登的“校长官邸”也充满家庭氛围。这座位于燕园内湖边的建筑，是用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所捐专款建造的，但司徒雷登化私宅为公用场所，经常在这里接待来宾、召开会议。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此举行，1929年6月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由司徒雷登主持的。每年6月24日，燕大师生也必定踊跃而来，为他们尊敬的校长祝贺生日。这里长时间没有名字，1931年校友在此聚会时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

司徒雷登如同长辈一样对待学生。他每年都要在开学仪式上和每位新生握手言欢，并在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在燕大初期他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人数增多，他也努力做到这一点。和司徒校长对话交流，如沐春风，曾为燕大学生的冰心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司徒雷登对教职工的生活关爱有加。1936年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说：在燕大这个大家庭中“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燕大成为团结抗日的大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率数百名燕大师生游行示威，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燕大学生参加赴南京请愿抗日活动，从美国返回的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1937年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护卫燕大。他在燕园升起星条旗，并在大门贴上公告，声称此处系美国财产，受治外法权保护，日军不得擅入。但凡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必与日方交涉，迫使其放人。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在司徒雷登支持下，燕大为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他指示校方承担路费，并在临湖轩为出征的学生设宴饯行。冰心回忆说，她和吴文藻曾找司徒雷登商量，欲借其汽车把去大后方的两名学生夜送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答应了。在他支持下，燕大也为抗日后方提供了很多抗战物资。如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借司徒雷登专车，把29军撤离平津时未及搬运的6皮箱军用器材，分3次运往西山交给八路军。司徒雷登认为师生的抗日活动是在践行校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当天早晨日本宪兵就闯入了燕园，在西大门悬起红十字旗，燕园成了日军伤兵的疗养院。从此，在沦陷区坚守了4年的燕大被迫暂停。当天日本宪兵逐楼逐室抓捕了30余名抗日师生。次日，正在天津为燕大募捐的司徒雷登被捕并被押回北平，旋即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押往日军设在山东潍县的外侨集中营。在这里，司徒雷登被囚禁了3年零8个月。

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出狱次日便赶回燕大，重建校园。人们看到，历经近4年的牢狱折磨，老人家衰老和瘦削了许多，那套曾经贴身的白色西服已明显宽松，但其谈吐和风度依然，给人信心和希望。10月10日燕大复校，司徒雷登在主持开学典礼后又飞往美国为燕大筹款。

司徒雷登说过：“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燕大周刊》刊文说：“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他所愿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与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平，他不愿让公平屈折，他不愿让真理隐藏……”司徒雷登爱校如家，正是源自这位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黯然离别1946年6月24日，燕大临湖轩热闹非凡，隆重庆贺司徒雷登70岁生日。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描述说：“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司徒雷登没有想到，这是他在燕大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避免国共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调处国共纠纷。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鉴于司徒雷登洞悉中国事务，没有党派偏见，在中外人士中广受爱戴和尊重，经马歇尔提名，1946年7月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继续调停国共关系。

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一任命。他在递交燕大的辞呈中说：“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它有关方面利益……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在递交辞呈之后，他又在学校茶话会上说：“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燕大政治系主任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总之，司徒雷登同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按其意愿，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和燕大的发展。

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获得广泛欢迎。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热烈欢迎他就任美国大使。邓颖超在上海答各界人士和记者提问时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以极大的希望。”

司徒雷登履职后，以促成中国和平为己任，以古稀之躯奔走各地，试图说服各方组建中国联合政府。但一个主张博爱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司徒雷登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最终爆发。司徒雷登为此深感自责：“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但司徒雷登仍在南京“坐着不动”，他本着发展中美关系的长远目标与中共代表（黄华，燕京大学毕业生）几次接触，还通过民主党派陈铭枢、罗隆基等与中共联系，对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去北京一晤的邀请他也欣然接受。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7月2日美国政府复电司徒雷登，否决了他北平之行的建议，要求他务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请求，美国政府电令其立即返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登上回美国的飞机，与生活了50余年的土地黯然离别。几天后，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从此，司徒雷登短暂的大使经历，遮蔽了他27年的燕大荣光。1945年，燕园随北平光复，一块“燕京大学”牌匾被发现横卧在荒草丛中归葬杭州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仅3个月便中风不起，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3个春秋。他的夫人艾琳早在1926年6月病逝于北京，她的墓地是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他的出生在杭州的独生子杰克，此时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微薄，无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因长期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没有住房、社会保险，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发给他的600多美元。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保姆，他常年寄居在多年的秘书、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病中生活和护理全赖傅泾波及家人悉心照料。

司徒雷登早已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据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曾经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卧室墙壁上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司徒雷登一生的事业和心血都给了这个国家，他的父母、妻子、弟弟也葬在中国，中国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他怎能割舍对中国的留恋？1955年8月1日，他立下了一份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它任何地方……”

但此时的燕大早已不复存在。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院系合并到北大、清华等院校，燕园也成了北大校园。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去世，享年86岁。他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中结束的。

为完成司徒雷登归葬燕园的遗愿，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还在1986年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8月，中国驻美使馆给傅泾波转来北大公函，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所写，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临湖轩。正当傅泾波准备来华，并定于次年5月4日举行仪式时，“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上书）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笔者注）。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说，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

1972年，曾兼任燕大新闻系讲师的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运抵中国，安葬于燕园未名湖畔。但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却未能获此“殊荣”。有燕大校友感慨地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1988年，傅泾波带着未竟之愿在美国病逝，临终前嘱托其幼子傅履仁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中国。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1995年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北京总裁，他还是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后，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穿越浩渺的太平洋，回到他深爱的中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同舟共进2016年第10期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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