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出生在湖南西部邵阳一个偏僻的乡村，看到的无非是晚清时期破败的乡村，以及散发着儒家气息的典籍，他为什么能为国人打开一扇窥视西方的窗户，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与他“腹内孕乾坤”的非凡抱负，勤奋读书不无关系。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是一个喜好读书的人。家庭环境的熏陶，使魏源自幼喜爱读书，常常“足不出户”，达到了沉醉入迷的程度。
魏源从小就与别的小孩不一样，很少嬉笑打闹，也不喜欢多言，总是单独一人悄悄地坐在一边。儿时读书识字的那几年，魏源经常把自己关在书楼上刻苦攻读。上楼后，他就很少下楼来玩耍，以致连自已家里的几只狗都认不得他这个小主人了。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魏源在书楼上读着读着，突然兴致大发，独自下楼，准备去住房后面的潭湾里欣赏“潭湾夜月”的美景。哪想到他刚走下楼梯，几只看家狗便一齐扑了过来，围住他狂吠乱叫，把魏源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幸好家人迅速呵斥家狗，为他及时解围。
家人担心他用功过度，影响了身体，时常强行“拖”他下楼和小伙伴玩耍。有一天，他刚被“拖”下楼来，就听见楼上“咣当”一声。“坏了，猫把墨盘子弄翻了”，魏源失声叫道，急忙跑上楼看，果然发现墨盘已被小猫掀翻了。爱书如命的魏源看到自己心爱的一本经书被弄得一塌糊涂，心里十分难过。他饭也顾不上吃了，立即跑到先生家里，借来先生的那本经书，一字一句地抄写起来。一直抄到半夜，还不肯罢手。
在塾舍读书时，魏源白天随同先生诵读诗书，夜晚温习完功课后，还要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来读。不知多少次，他不知不觉地读到了大天亮。母亲发现后，很心疼，怕他累坏了身子，总是先叫他灭灯睡了之后，自己才去歇息。可是，等到母亲入睡以后，魏源又悄悄地披衣起床，点起油灯，继续读书。为了不让母亲察觉，魏源用一块旧被面蒙住一条方凳，把方凳摆放在床头，在对着床头的一面剪出一个小孔，再把点亮的油灯放在方凳里，让灯光通过小孔射出来，照着自己读书。
魏源读书舍得下功夫，记忆力也特别好，凡熟读过的书，都能背得下来。一次去宝庆府办事，同窗学友托他代买一本《府学应试文选》，他跑遍宝庆府也没买到。回家后，他面对心存遗憾的学友说：“别急，书在这里面，你坐下吧，我背一句你写一句，保证给你一本完整的《府学应试文选》！”就这样，两人夜以继日，日夜奋战，三日之后，一本《府学应试文选》诞生了。事后，学友找来善本对照，发现一字不差，便对魏源佩服得五体投地。
成年后的魏源，对读书的热情仍丝毫不减。21岁那年，魏源随汤金钊进京，依然沉浸在古代经典之中。曾经，魏源为了注释《大学古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50多天没有出门露一次面。国子监祭酒汤金钊以为，这位自己赏识的国子监生员是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便忐忑不安地赶到魏源的寓所来探望，魏源便匆忙迎接。汤金钊看到魏源那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样子，心里直犯嘀咕，当他发现魏源书案上摆放着《大学古本》注释底稿时，才恍然大悟——他闭门注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青少年时期的苦读，为魏源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丰富的知识储备使魏源声名远播。有乡谚赞道：“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汉勋就是邹汉勋，紧邻邵阳的新化人，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而且，魏源还被当时的经学大师刘逢禄赞为“无双国士”，得以与龚自珍并称，成为清末我国启蒙运动中的“双星”。
表面看来，魏源是一个书呆子，少年时，他就醉心于读书，一入书斋，便足不出户，实际上，魏源是个关注国计民生的读书人，年轻时他曾在自家厅堂柱子上题写楹联一副，“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江苏扬州挈园的古藤书屋，也有他题写的楹联，“读万卷书求圣道，行千里路得民情”。两幅楹联足以证明他的心迹。魏源刻有两枚篆章，一枚是“我行半天下”，另一枚是“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这些都是魏源一只眼睛阅读书本，一只眼睛洞察社会的旁证。
魏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三甲第93名进士，这年秋天，赴任扬州府东台县知县。到任后，魏源看到东台水患严重，亲自巡视勘察主要河道，分别轻重缓急，疏浚入海水道。他看到与蚌蜒河相通的斜丰港，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他就利用冬闲时间，征集民工修浚。期间，魏源亲临现场指挥，关心民工生活，纪律严明，分工合理，民工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完成疏浚任务。第二年夏季大水，上游来洪，经斜丰港渲泄入海，免除了水患。 魏源任东台知县的任期很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却留下了不少利民的政绩，得到当时东台人民的称颂与后世的景仰。
让人想不通的是，魏源这样的一流人才，在科举路上却多年蹭蹬。如果说他二十九岁应顺天府乡试高中第二名（俗称南元）还不算太迟，那么他五十二岁才考取进士则绝对可算是桑榆晚景了。
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秋闱之前，魏源的好友、湖南老乡、大书法家何绍基作了一首七绝《柬魏默深》，诗中便流露出担忧之情：“蕙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
所幸这一次魏源高中了。其后，魏源多次进京会试，频频受挫，他倒是愈挫愈奋，一直不服这口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魏源进京赴试甲辰礼闱，在致好友邓显鹤的信中，他自我调侃道：“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魏源时运不济，要逆风逆水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也就只有编书、著书二事可为了。
魏源先是为同乡好友、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纂了一套一百二十卷的《皇朝经世文编》，他从清朝开国之初至道光五年的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海量文献中遴选出两千两百多篇“存乎实用”的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门类，各门类下的子目则更为详细，最多者有六十五个子目，足见其用功之深，关注之广。
这套浩帙长卷充分体现了魏源一以贯之的“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主张。他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书中所选本朝名臣的奏章无不切中时弊，充满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清末大学者俞樾称赞这部大书“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皇朝经世文编》的印行，在晚清政界和学界都是一件大事，政界从中吸取了思想的养分，学界则开始扫除空疏的学风。
魏源一生交游甚广，但他有自己的选择和原则。魏源考上进士的那一年，当朝炙手可热的大学士穆彰阿打算将他罗致门下，他却“漫不为礼”，并不看作是一个抱粗腿、攀高枝、登青云的极好机会，而断然放弃了。因为他极端鄙视穆彰阿的“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穆氏在鸦片战争期间力主求和，为投降派暗通声气，排斥和打击主战派的锋头人物林则徐。魏源明知投靠穆党即可入翰苑，得美差，但他耻于列身这位大权贵的门篱。有人讥笑他为不识抬举，他呢，心安理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是熟知而又欣赏的，可他与这两位湖南大贤无任何交往，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是穆党中人，受过穆彰阿的汲引之恩。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赴镇江，与被清廷遣戍伊犁的林则徐相会，从林则徐处得到《四洲志》和大量珍贵的图表资料，并且遵从林则徐的嘱托，开始编撰一部长达百卷、务出己意的《海国图志》。此书是中国近代首部较为完备的世界地理书籍，其宏大的篇幅涉及到世界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历法、风俗、宗教等众多门类，堪称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书。
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阐明了他编纂此书的意图和目的：“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由此可以看出，他编纂此书是要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悉其情节，知其控驭”。
魏源喜欢与师友探讨问题，善于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问题，其问题意识非常明显。他曾说：“两颗心互相质验，疑难就产生了，两个人的疑问相驳难，问题就简单了”。他在编撰《海国图志》时，获知元代西南疆域到达印度，西北已与当时的西欧接壤，是清代以前中国疆域最广的时代。可是，元史“芜蔓疏陋”最为严重。于是魏源下定决心，编成《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与他同时的陈澧读了之后感叹说：“魏君可谓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何其编录之周详、议论之激切如此哉！”
《海国图志》确实令数千年拘束于此土此域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国人饱饱地开了一回眼界，这种类似于醍醐灌顶的直输式的启蒙，对于久患自闭症的国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荡心涤肺的作用。英、法、美、德、俄、意、西、葡、荷、比、日的国情如何？读了这本书，中国人至少可以增长一点知己知彼的理性认识。其中，魏源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称赞可谓不吝其词，更见出作者取法乎上的政治眼光。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即在此书中首次脱颖而出，一鸣惊人。数十年后，梁启超仍然极口称赞《海国图志》为“不龟手之药”，肯定它“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海国图志》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他们将之奉为圭臬，视作教科书。这部皇皇巨著很快流播至扶桑，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改革家吉田松荫、横井小楠等人从中所得的借鉴甚至比中国政治家还要多。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并不为错。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日本盐谷世弘甚至为怀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为有眼无珠不识国之重宝的清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感到悲哀：“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于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编书著书二十余种，其中《海国图志》和《圣武记》的影响至为深远，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华爱国者强烈要求变革的先声，由于外患日亟，清政府过于腐败无能，好一阵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折腾之后，终于以沉沦惨败而收场。然而，尽管魏源的药方够好，无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也无药可救了。
晚清的大臣，深惧瓜分豆剖之祸的，无不大谈洋务。曾国藩主张“师夷智以造船炮”，首建江南制造厂，发展军事工业。左宗棠也点醒那些死抱“天朝中心论”，依然执迷不悟的天朝士绅，“泰西巧而中国不能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张之洞则根据现实和国情，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较能弥缝新旧两派的人心，因而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
魏源的《劝学篇》中还有激人奋发的“五知”，时至今日，其积极意义仍未完全消失。“五知”是：一、知耻——耻不如日本……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这“五知”中，最具有警醒意义的是第四条“知要”。西艺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要学习，但更值得借鉴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这才是根本。若仅学西艺，而忽略西政，知其强而不知其所以强，便是舍本逐末。以民怨沸腾的专制之国与人尽其才的民主之邦战，未有不一败涂地的。
魏源一生不怎么行运，当了几乎半辈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两任知州。而魏源之学，却获得时人经典的概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策海防以言战守，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继往以开来，守先以待后。”由此，也就不难明白魏源何以被赞为“睁眼看世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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