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第八章　论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摘要：

场域、资本、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的提出，使社会学的研究呈现新的视角。布尔迪厄力图通过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从而超越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本文思考焦点即为社会实践理论的这三个核心概念。

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实践

Key word：Field，capital，habitus，Practice

.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今社会学界炙手可热的大师，他和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其著作《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实践理论的提出是与布尔迪厄的治学目标——超越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的。他认为实践理论可以有效地将社会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社会结构主义的角度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实践理论提供的理念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力图通过场域（field）、惯习(habtius)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有一些贯穿性的核心概念，其中从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从内部揭示构建行动者和各种性情倾向的“惯习”是三个最核心的概念。布尔迪厄在论及场域、惯习、资本这些概念的时候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主张在理论的系统中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去界定概念。他认为只有在关系系统中，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而决不能孤立地定义它。

一、 场域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理想化的抽象社会，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场域是什么呢？“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位置的客观性得以界定。布尔迪厄认为只有场域和社会空间的观点才揭示了社会的真实结构。在他看来，“一个分化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总体”，而是各个场域的聚合。

在理解场域时，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首先，它是由一些特定原则所界定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各自独立的不同场域相互关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效用，并且由于这种效用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其次，场域不是一般性的空间结构形式，更是充满冲突和争夺的空间。场域中行动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争夺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空间，他们在场域中不断展开斗争，这些斗争维持或变更着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构型。这些斗争正是场域的动力所在。布尔迪厄以“博弈（game）”来具体说明场域的构成和动作过程。他认为，与博弈相似，场域中的行动者即博弈者掌握着不同种类的和数量的资本，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本，这些资本随着场域的变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博弈者因此拥有了不同的相对权力，正是这.些博弈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决定了某个场域的结构，而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就相当于改变了场域的结构。不过，布尔迪厄特别强调，场域中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这就有些象打80分，手里纸牌的各种花色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明白哪一种花色是主牌。从特定场域来说，行动者的策略既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认知，即依赖于他们从场域中不同位置出发所采纳的不同视角。

场域的基本特征是争斗性、历史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松散的，正规化程度较低，某种场域并非是依照单一规章制度机械性的运转的机器，而是充满斗争的社会空间，具有实践上的策略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当一个人进入某个场域时，深陷场域中的实践信念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自我体验，也不是机械被动地遵从外界灌输的教条，而是被各种社会秩序社会化过的主观性——惯习。

二、 惯习

如果说场域概念侧重描述的是社会世界的客观结构，惯习概念则是偏重于刻画行动者的心理方面，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一种持续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s）系统。惯习概念是布尔迪厄从实践意义的高度提出来的，反映出布尔迪厄力图挣脱结构主义“铁笼”的最典型的努力。

惯习是怎样的性情倾向系统呢？它是资本与场域之间的机制，它推动着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们采取某种特定策略积极参与场域的博弈，亦或远离博弈旁观伺机。惯习这种性情倾向具有能动的实践意义，这点是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观。首先它在实践中获得，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只是因为我们把它视为第二天性而忽视了它的历史性；同是它又持续不断地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总之，惯习是“外在性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个人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行为。

惯习和场域之间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相通。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塑造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心上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不仅仅是被结构形塑（structuring mechanism）,还不断地产生新的结构，惯习有助于把场域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行动者投入、尽力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受制于场域。在布尔迪厄看来，对惯习及其与场域关系的认识，正是实践理论和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分野所在。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 “世界包容了我，但我能理解它”，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里有上点要强调，即布尔迪厄偏重于场域客观性作用，他认为场域的结构塑造着惯习的结构。

三、 资本

前面说过，场域是充满斗争性的，拥有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资本的行动者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正是这种竞争使场域充满了力量。那么是什么使行动者展开博弈，使场域充满斗争，充满力量呢？是资本。“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资本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体系中又一个核心范畴。这里所说的资本不是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在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并具有产生新的利润的潜力，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迅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布尔迪厄早期的论述中，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每一种资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层次更低的资本。后来，布尔迪厄又特别添加了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

所谓经济资本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那种资本类型，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也可制度化为产权形式。布尔迪厄对经济资本的讨论主要是促使人们注意不要陷入经济资本的本位中心论的陷阱。对经济资本的认识并不意味着要将分析置于“自私自利的算计的冰水”中。在布尔迪厄看来，“理性计算”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所有实践形态的一种普遍原则，而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的惯习，这种惯习的形成是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底限要求的。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最感兴趣的。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意志与性情内，我们可以感受到文体资本，如个体的语言能力、行为举止、对书籍的品味、对艺术的鉴赏等；在制度化形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资本，如学历。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行动者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性情倾向中。二是客观化的形态，表现为文化物品，如书籍、绘画、纪念碑、工具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表现为某些制度性的规定或规则，如学历认定，学术资格等。

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是与资本的投资者和拥有者的身心相联系的，是存在于文化、教育、修养等具体形式之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自己身体化的、具体化的实践活动来获取它。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要求个人性时间的、能量的投入，具有特殊的累积性——与个人及其生物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能超越个体行动者及其表现能力，并随着拥有者身心能力一起衰落和消亡；但它又有继承式的传递性，这种传递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家庭的历史中，那些拥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在这方面占有独特的优势，所谓“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客观性的文化资本从其物质性来看，文化物品意味着一种经济资本，它可以像经济资本一样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同时，文化物品的获得和传递是与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相联系的，生产出文化物品才能的行动者必具有一定积累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获得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才能理解文化物品、才能掌握文化物品的“消费”手段。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还具有独立性，文化物品一旦生产出即能超越行动者而存在，成为场域中行动者竞争的重要武器，并具有生产利益的效能。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与前两种文化资本相比，具有集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给予了行动者体制上的承认，使得学术资格拥有者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替代成为可能，并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某种转换率，这种转换率确立了它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货币价值。布尔迪厄在研究教育问题的过程中采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用它来解释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不同阶层或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导致了出身于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学生的学术成就是不同的，这种学术成就可视作上一代的文化资本在下一代上获得的利润。布尔迪厄指出，家庭不是仅仅通过经济收入来影响孩子的求学，文化资本的传递亦是重要的方面，文化资本作为阶层再生产的至关重要一环，把外在的财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部分，即惯习，体现在下一代身心之中，并且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容易积累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文化资本，更容易获得利润。一个出身于具有深厚文化资本家庭的人，其行为举止优雅、艺术欣赏力高、还能学贯中西，我们会说他具有家学渊源，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情倾向中内化了上一代人的文化资本，他在这一定量的文化资本的沉淀基础上更容易获得新的文化资本，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就，从这点上说文化资本具有马太效应。但并不是每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在文化资本上都具有优势，文化资本虽具有传递性，却不一定内化为下一代人的惯习，因为在家庭的场域中，下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惯习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由家庭场域所塑造的，个体的能动性、社会环境的大背景等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络，从而积累的资源的总和。它反映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场域的结构和权力关系。首先这种关系网络具有集体性和制度化的基本属性。说其集体性是指社会资本赋予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一种集体拥有的资本，一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相关的各种人拥有的资本（经济、文化、符号）的数量。而其制度性是指行动者在交往中采取特定的策略来确定或再生产某些社会关系，把偶然的关系，如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甚至亲戚关系，转变为选择性的持久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行动者主观上的需要（感激、尊敬、友谊等），又可以进一步转变为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力关系。其次，社会资本离不开社会交往，这些交往活动本身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要直接或间接地花费经济成本，所以制度化关系网络的确立和维持必须以稳固的物质性交换和符号性交换为基础。如同在经济活动中一样，交换在社会网络的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处于特定社会体制中的行动者通过各种交换活动，如礼物、金钱、言语、尊重、服从等，将偶然性的关系不断转换为稳定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彼此之间的承认和合法化，进行不断地再生产。这里要补充一点，社会网络虽具有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分布却不是均衡的，关系网络及其相应的团体组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化代理形式，社会资本往往集中在一些代理手中，如家庭的领袖、家长、长子等，这种代理的功能在于它保证了社会资本的集中，从而可以有效地运用和调配这些集体性的社会资本，最终维护了该关系网络和团体的存在。

符号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表现为文字、语言、衣着、身体行为等等。布尔迪厄指出，“符号权力”是强调符号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它往往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世界的秩序，要避免将符号关系化减为沟通关系，仅仅注意到沟涌关系是不够的，还须认识到“符号系统”既作为知识工具，同时也是支配的手段。符号资本的观点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最为复杂的观点之一，而他的全部学说，可被解读为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符号资本的各种形式及效应的努力。

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的资本类型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只有以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这种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空间占据的地位的再生产，从而保证各种资本的延续和发展。其中经济资本是所有资本类型的根源，通过巨大的努力，资本的不同类型都可以从经济资本中得到。但同时须注意到，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还存在着不可比较性，因而不能将所有资本类型都还原为经济资本，从而否认其它资本类型的特殊功效。

资本是一种积累性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迅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当它形成后能够产生新的利润，并能够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一方面这使得社会生活超越了碰运气的游戏状态，从而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积累性、传递性使得社会成员在竞争起点上是不平等的，因为每个社会成员身上积累着上一代人的资本，这些资本不是平均分配的。一个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一个是平民“张三”的儿子，都是白手起家，都很有天赋，都很努力，哪个更容易成功？

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历史。在每一社会中，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资本的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或集团，每个占有资本的行动者在不同的场域中竞争，这些竞争烙着行动者的惯习，而竭力维持并扩大自己的资本即是竞争目的所在。布尔迪厄的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新的视角，打开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另一扇大门。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757b223bcd126fff7050b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