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读后感

不是学习社会学的。也不是学习政治的。看费正清的书纯属意外的偶遇。所有的简介纯属自己的猜想或者妄断。如果你有点感觉。那么就也去想想看其中的因由。如果你和我一样只能管中窥豹的瞅到问题而永远找不到合理的解释。那么看完之后能忘记就忘记了。当然你可能永远也不敢兴趣对于那些方面的问题。那就瞅完之后也就不想了。还是瞅瞅的好了。

费正清一个美国人。据说是专门培养中国问题的专家。在清华转过。在哈佛也忽悠过。他用美国人的视角，回顾了关于中国1800年——1985年之间的革命历程。革命的。则是政治的、经济的角逐。从满清帝国的强势、帝国的日暮山河、国民革命的波澜起伏、直至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掌握千年帝国的舵。简约的回顾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丧失的机会和最终的选择。

历史。总是徘徊于政治和经济的抉择，还有人的思想意识。我无法找到一种稳定的思路来支撑我看完这本书后说出多么清晰的观点也就顺着作者的章节来注解章节的认识。感觉作者在19C40年代---19C末投入的视角比较多点。似乎在强调那时的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一场伟大的变革。而千年的传统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葬送了这场伟大的萌芽。也许作者的潜意识相信，如果古老的帝国能找回发展的讯息，那么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许已经在这个千年的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感觉。错过了哪场变革我们丧失了很多的东西。

如果历史能够重新书写，也许后来人站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也很难讲述清楚自己的选择。选择一场资本的变革，然后捍卫国家的民主、自治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是每个人所希望的，但是如果真正的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路谁又能给出自己的假设。还是回到我正规，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西方人那样的遗憾的感觉。作者的书里还有着暴力械斗是中国农村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的言论等，都是存在着西式的遐想按照着他们的思维去告知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社会意识。

感觉作者似乎对于朱熹和王阳明先生有着一种欣赏的感觉，书里多次找回朱王两人的事情来解释某些问题。其实也很难讲清楚，除了某些研究国学的人和浙江余姚人，还有几个人晓得王阳明的价值所在。蛮欣赏外国人独特的眼神，将中国一个唯心主义的宣传者找回到他的文章里。

作者在讲到满清倒台时，讲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中官员的招聘依然维持了曾经的数额而没有增长，无数的学子徘徊在省府衙门之外、或者出任幕僚而增加了派系林立的对决。现实类似的是中国现在的大学扩招，无数的毕业生开始流连在城市的边缘寻找着发展的机遇，同样带给国家的还有无限的压力。

元、明、清各朝都将战略的目光放在内陆的争夺上，而忽视港口沿岸的海战问题。直至铁剑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之时，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审视这个时代的发展战略问题。我们在小学课本上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耻的誓言，在长大到现在而逐渐被遗忘。中国的南中国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关系，我们还有数个岛屿被外国侵占着，我们习惯了内陆的生活而忘记了百年之前的耻辱。尽管我们还在以那场窝囊的战争为耻，而海防的意识我们的国民需要多久才能重新找回，如果我们还在等待一场战争来敲醒我们的感情。那么是否太迟了。。。

书里提及革命的根基在人民，变革的中心还是那些底层的人民。革命的火种是那些时代前沿的领袖人物，而掀起浪潮的则是最底层的普通百姓。领导者们请仔细的聆听人民的心声吧，人民不仅仅只是农民。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文集(旧书) 作者简介：

费正清，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 作者自述：了解中国 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 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关于这两个世纪的书了，主要是近40年间出版的，但是为了学者，还需要专门一些的著作，而把广泛的见解留给教科书作者、通俗读物作者和类似的那些常常不太内行的人去拼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不必顾虑自己的名声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够退休资格的教授。在那样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连贯起来写，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一个认真的学者会在这种比较中找出毛病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不需负责任的劲头。为什么不呢？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 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当然也就使工作不得不在有限的规模里进行了。不管是谁着手把一个古代文明国家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压缩到一本可读的书本中，他都得用高度的概括来对待制度、趋势和运动，而不能讲人民的生活。中国各个人对于现代如何反应，除了有选择的个别情况外，只能提示一下。不过我尽力用美国的非汉学家读者容易看懂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经历表达出来。 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人民——他们不仅是文化上而且是政治上的爱国者——有着从看起来优越的地位的经历，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卑劣地位，接着又长期继续进行民族复兴的狂热努力，现在总算是成功在望了。一旦完全看清楚这点后，将来这就会是一切时代中最戏剧化的故事之一。 在过去的185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巉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来自外面的，有五次外国侵略战争，从1839——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到1937—1945年的八年日本侵略战争。虽然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外来的攻击（除日本外）比起相同时期的五次革命的内战来，规模都不太大。这五次内战，第一次是 1858——1864年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伴随而来的起义，全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辛亥革命，是政体的变革；1925——1928年的半途而废的国民革命，为的是团结反帝；l945一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1966——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化大革命，那是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灾难两者混合的高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运动，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一齐加以论列，确实是一个挑战。不用说，如果没有许多其他学者的 协助（本书末尾虽然向他们致意，但不够充分），我是不会动手应付这一挑战的。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本论著，主要由于1936年以来，我就在世界上这一伟大的研究生院中，它使汉学研究与史学研究融为一体。而这个研究生院中，人才都是以哲学博士制度这种特殊的形式发挥作用的。特别是1946年以后，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建筑起一座真知灼见的大厦，使初学的人为之倾倒，老教授为之目眩。在这些英文出版物中有很多来自中国、日本、欧洲和别处的文献和学术论著。这些资料，我没能—一利用。但是我想到，如果我都加以利用，那结果恐怕是这书就看不得了。 正像一位乡村牧师说的：“这粥熬得不错，有它就够了，算了吧。”请读片断：毛泽东的个人权力 美国人要了解毛泽东，很要费一番想象力。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出类拔萃的天赋。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他取得了后者的权力，但他显然仍然保留着前者的自我形象。简单地说，在中国，权威总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按照群众路线，也是这样承认的，而且一旦中共取得政权，它的领袖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位于所有人之上。他不仅仅是受尊敬的人，而且被公认为是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上级。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只有当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怎样对党进行破坏和改造都跟着他干。 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独特地位使毛有可能认为，党内出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革命的一种失败，而且救治的办法必须是恢复平均主义，尽管他自己处于和别人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暴君态度同欧美政治正相反，因为在欧美，最重要的掌权者通常是人们批评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例行程序。这就好像是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摞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但是毛自己想过他做的是什么事么？也许它可以概括为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多一些民主，更少一些集中。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的高高在上的作风，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仍处于社会底层，受新的权势人物的盘剥。毛为了打击这个倾向，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党倾听农民的要求并做出反应。这种新的“眼睛朝下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非中央集权化完成。地方的决定不能完全听凭北京的官僚主义者。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地方农民群众的福利和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那一套官样文章。追求这个目的，就会使革命失败。 这种想法全盘否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教导，即群众应该由审慎训练出来的、忠贞博雅的大臣。部长及其辅佐官吏、将校军官以及有特殊权力的党的组织者所治理。毛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它放弃了革命的目标，接受了特殊地位以及特别聚敛了世俗财物，等等，这些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毛在发起和操纵这些社会动乱时，常常对现存机构进行本能的攻击，尽管这些机构是他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集中在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觉得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在继续进行。在中国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苏联做榜样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 他似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青年学生是可以动员起来，向现存机构的弊害发动攻击，并且使中国免受修正主义之害的。这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群众运动形式。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实在讲，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履。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忠诚于党的中央领导层，没有能够预见到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 不错，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缰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虽然具体数字说法不一，但党的干部被清洗的，大约有60％。有人估算受迫害致死的约4O万人。在1977年“四人帮”受审判时，法庭指控那些罪魁祸首罗织罪名迫害了70多万人，其中迫害致死的约3．5万人，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致残，还有许多人自杀身亡。

读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到后来一个人如处于权威地位，而不以权威行事，对附从的人不发号施令，勒令听话，他的权威身份就会减弱。

　　这种类型的关系展转影响到个人重视私人关系，不但是对上级或下级，即使对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时变为有用的人。当安全或保密问题依靠这类关系，个人就不能去单独负责。影响所及，就产生相互对等行为的必要。对一个朋友、上级或下级，送个礼物或做了什么好事，就产生对等的义务，也许不在同时，而是将来要办到的。结果是创造一种对特定的人都有特别关系，而不是别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则的人事圈子。每当一个人在个人关系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兼顾，必须择一而行时，他只得选择个人关系。

　　页111。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了一个造币厂，后任两湖总督18年，在武汉制定铸造铁路，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最主要的是他提倡教育：在广州创立学堂，办印刷所，印刷清朝经典著作，在武汉创办一系列学校，训练新军。张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者，谄媚的忠于当权派，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以此哄骗本人和他人相信“旧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以到达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当然，他面对着一个问题——满朝文武还在为皇帝宝座工作，怎么样做出实际上非改变中国机构不可、而又显得不威胁摇摇欲坠的统治权。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新中国前期的现实说明了以对待农民的政策来发展城市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基于以上事实，费正清先生对毛泽东得出以下评论：“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泽东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也可以读作对那个时代的总结。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费正清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印证了传统中国的一句老话：史者，宇宙公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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