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低到尘埃”也重要通知

关于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低到尘埃”也重要通知

　　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价值在基层闪光

　　8月6日，河北省霸州市南孟镇马坊村的90后小伙子孙龙飞在自己的农场里采摘黄秋葵。他今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毕业季快来临时，他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忙于找工作，而是回到村里租了10多亩地，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办“家庭农场”，在家乡的田里种植黄秋葵，也种下了自己的创业梦。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5届毕业生张薇（化名）找工作时发现：今年，去偏远地区、基层单位的同学越来越多。

　　“听老师说，以前报名去西藏阿里这些地区的同学很少，几乎是报名就能去，有时招的人数比报名的人还多。但今年，第一轮面试，光本校的学生，我就看到了6个，其他地区、学校的同学更多。”张薇说。

　　在拉萨某单位的面试中，张薇感觉到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两天时间，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60多名北京地区通过简历筛选的毕业生要参加笔试和面试，最终产生10位的候选人，“大部分还是没有事业编制的岗位”。

　　清华大学职业发展指导中心老师张可表示，清华大学去西部及东北地区就业的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去基层就业的学生基本保持在相对固定的比例，但如果算上到大型央企和国企的基层单位就业的同学，比例肯定更高。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近几年，愿意并努力扎根基层、扎根偏远地区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认识到，大学生到基层工作不再是“屈身下嫁”“大材小用”，而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找到了回报社会、报效祖国的有效方式。那些“咬定城市不肯放”“一颗红心向沿海”“孔雀都要东南飞”的观念早就被他们抛弃，“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正逐步转化为他们理性的思考和选择。

　　“低到尘埃”也重要

　　清华大学流传着这样的一些故事：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毛捷，博士毕业后主动选择了贵州安顺黎阳高新区的工作；硕士毕业生索多，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只提交了一份简历，就是回到家乡西藏，在基层单位就业；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获得者魏鲲鹏，博士毕业后选择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到了地处偏僻的某研究院就业；集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和优秀辅导员等诸多荣誉于一身的赵云龙，选择到成都龙泉驿区工作……

　　不仅清华，很多大学校园都有这样“孔雀低飞”的故事。

　　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赵尧，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员，在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志愿服务两年后，今年6月他顺利通过考核，留在西藏工作。

　　赵尧喜欢围棋，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孩子们提高围棋的水平，“有很多学生来学，其中包括一些藏族的学生”。藏族学生的主动加入，让赵尧感觉很兴奋。他认真地教，还跟他们讲自己学围棋的经历。

　　在2015年学校组织的围棋大赛上，“参赛者有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这在西藏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赵尧很有成就感地说。其实，在偏远地区、基层工作，不是非要舍身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要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干，就可以帮助当地也提高自己。这和在大城市耀眼岗位上的进步比起来，可能是“低到尘埃”里了，但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很重要。

　　学会欣赏就会变得幸福

　　在北京上学4年、现已毕业回到昆明宜良县一个基层单位工作的杨雪（化名），感觉幸福指数很高。

　　宜良是“中国生态美食之乡”，也是云南省首家获此殊荣的县区，宜良烤鸭、滇王甘栗、品质优良的香椿、味道鲜美的云参、名闻遐迩的小哨干巴菌……作为一名“吃货”级别的毕业生，杨雪觉得，宜良一点都没有基层的艰苦。

　　“3000元在北京，只够交个房租吧，但是在宜良就是有钱人了！房租一年才6000元，吃的也很便宜，生活质量很高，也没那么大压力。单位到家走路只要10分钟，我早上可以跑步，下班可以散步，中午还能回家做饭、睡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杨雪说。

　　下乡搞活动，没有公路，山路坑坑洼洼，不仅要忍受速度上的慢，还要克服坐车的颠簸和走路的辛苦，这在一般人眼里是“条件差，很辛苦”。但是杨雪把它转化为另一种体验，看惯了大城市的车水马龙，感受一下行走也不错，而且空气比北京好很多。

　　这样的心态，对于在基层工作的人、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毕业生，杨雪觉得很重要。“基层有很多风景，不仅是工作上的空间开拓，还有生活上的幸福体验，看不到这些风景，你会觉得很痛苦、很难熬。学会欣赏这些风景的人，就会变得很幸福，工作也能干得很出色。”杨雪说。

　　一向渴望去基层锻炼的毕业生秦磊，则从基层工作中看到另一种风景。大三寒假一次去云南某山区支教的经历，让他找到了去基层工作的感觉。支撑这种感觉的，是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是个真正能锻炼和磨砺人的地方。像我支教所在村的村长和书记，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干不同种类的事情，都能应付自如，我也渴望这样的状态。”秦磊说。同时，他也看到了基层对大学生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些，你想的一个点子，在大城市可能根本没人搭理你，但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尝试，也很尊重你，因为他们渴望发展。”这种质朴的感情，让秦磊找到了另一种发展路径。

　　“基层工作具体，求真也务实，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是干事和创业更为广阔的舞台。”秦磊在微信中写道。

　　距离家乡约3600公里、拥有“日光之城”之称的拉萨，赵尧将其作为毕业后长期奋斗的地方时，他的父母还有些顾虑，拉萨太远也太苦。但是，赵尧还是说服了父母。这里风景好、生活节奏慢、人比较朴素、关系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做了这么多年志愿者的工作，“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内地做志愿活动积累下的资源，多办一些与这里需求相对接的活动。”赵尧说。

　　艰苦不算什么，找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物资匮乏，被称为“生命禁区”。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人的生理、心理、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要经历严峻的考验。

　　一年来，孙森为了在阿里地区好好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一般人很难理解，他就用援友写的文章来解释：比起去年来时，援友中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低气压环境下造成视网膜病变视力模糊；自身免疫力下降；因嘌呤代谢障碍引发痛风；长期缺氧引发头疼耳鸣、鼻出血、失眠……

　　这些，孙森尽量不去想，他只想把工作做好，整理材料、写报告、下乡调研……常常加班到凌晨。为了更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孙森去了日土县拉梅拉地区驻村锻炼。来自四川的他，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桥的旁边就是个村子，但是拍照很难拍到人”“刚入10月，这里晚上的气温就已经到零下了，我还没有生火炉”……孤独想家想朋友的时候，孙森就会给远在大城市打拼的朋友们发一些他所处环境的照片。

　　“在基层，艰苦不算什么，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并将其发挥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孙森说。刚工作了一年，孙森的价值就被发挥出来。他利用在北京读书、实习积累下的人脉和资源，挖掘了师兄师姐的资源，为助推阿里地区的发展谈起了合作。同时，在今年招人的事情上，他也发挥了作用，来北京为阿里“招贤纳良”。

　　和孙森不同，唐云（化名）代表着另一类去基层的群体，那就是“回去建设家乡”的毕业生。这几年，这样的毕业生越来越多。

　　唐云来自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一个偏远的山区，他们村子至今还没有完全通车。“我是我们周边几个村里考出的第二名大学生”，唐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自豪，而是有些忧伤和无奈。“我们那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与城里实在差太远了！”2010年，唐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就在唐云准备到大学报到的时候，很多村民前来送行。临走时，他们和唐云说的话让唐云有些难过，“云儿，走出这大山，就再也别回来了！”“以后很难见到你了，上了大学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在大城市找个好工作！”从那一刻开始，唐云就决定，毕业后一定回来，因为“家乡需要我，我要用所学所长，让家乡更多孩子像我一样走出大山”。

　　确实，更多的唐云出现，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大。玉树抗震小英雄、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尕朋决定毕业后回家乡，成为青海玉树的一名基层选调生；给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送维族小花帽的北师大历史学院2011级免费师范生古丽加汗·艾买提，毕业后也选择回家乡做一名老师。这些青年眼中的“名人”，正在成为中国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的现实榜样。

　　基层工作磨练内心

　　相比孙森，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严雷（化名），少了些艰苦环境上的考验。更多的，是要能接受现实工作的平凡与琐碎，然后在寂寞中把它们做好。

　　严雷刚去单位报到，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干的工作是琐碎的、生活化的、具体化的，不需要太多有创新意味的思考，但必须得高质量地执行和完成。

　　刚开始，严雷很不适应，觉得丝毫没有成就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他找出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做这样的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沉下心来，一点一滴地去干，丝毫不能浮躁，更不能浮夸。或许，这种基层工作让我做不出多少‘成就’，但是磨练了我平静而细致的内心，还会影响我的性格，变得开朗而乐观。”严雷说。

　　严雷所在的街道办，主要负责城市建设和落实北京市一些重大活动的安排，周边环境的绿化、道路设施的整治、无照经营的管理、沿街商铺卫生的整顿，都是严雷要协调的工作。有时候，工作琐碎得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居委会大妈”。

　　时间久了，严雷开始思考基层工作对他的意义，“去改变原本很天真的认识，让自己慢慢融入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在提高认知的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改变一些东西，让自己有进步感和成就感”。比如，“我通过努力可以让居民的生活体验更好一点，哪怕没有赞誉，投诉量小了也说明问题”。

　　严雷用整治一家露天菜市场的故事来举例。按行政逻辑，露天菜市场属于比较低端的业态，又处于十字路口，理应被拆除，“但据我们的调查，这家露天菜市场居民离不开”。

　　“这跟附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菜价有关。低收入者、老年人对低价菜品有需求，我们不能忽略他们，应该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困难。比如，考虑在社区增加一些低价的菜摊，我们已经在公示栏里贴出了低价菜摊的信息。”严雷说。

　　这一认识，部分得益于严雷在校期间学习的社区工作这门课。那时，他把居民、政府、社会当作3个整体来看待，用三角互动关系去考虑所有的问题。现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他学会了更多地从微观的层面去看待具体的人和事。时间久了，严雷越来越清楚大学毕业生做基层工作的优势所在，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辽宁省教育厅今天印发通知，禁止教师参加各种名目的“谢师宴”“升学宴”，并公布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室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当前正值中、高考招生录取、高校学生毕业季节，辽宁省一些地区出现部分学生或家长举办“谢师宴”“升学宴”，个别教师频繁参加宴请，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的现象。辽宁省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出发，禁止教师参加各种名目的“谢师宴”“升学宴”。

　　辽宁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要加强领导、强化监督，加大监督检查治理力度，承担起治理工作的主体责任。各级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及时查处，并指名道姓通报曝光，做到有诉必查、有错必纠，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对典型案件进行通报；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要严格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大学生暑期“开班”忙

　　“新老师”缘何游走在“灰色办学地带”

　　暑期过半，一些学生的“补课生活”也正在继续。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调查发现，许多大学生瞅准暑假补课的商机，当起了“新老师”，合伙招生办辅导班，名校大学生的“招牌”和“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家长。

　　学有所长且有用武之地，对大学生来说一举多得。但记者也发现，这些辅导班普遍无资质、无教学经验，大学生临时“搭台唱戏”，处在“灰色办学地带”。

　　大学生暑期合伙“开班”忙

　　今年暑假前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明确指出“禁止中小学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但是禁了学校补课，却火了校外的培训机构，而大学生也看准“商机”，加入开办的辅导班队伍。

　　7月下旬，记者通过招生宣传单来到南昌市一家位于小区商品房内的暑期辅导班。走进房内发现，简陋的三室一厅商品房被改装成教室，100多平方米的屋内，1个空调、5名老师、20多个孩子和书桌就组成了一个简易的大学生暑期辅导班。

　　通过了解得知，该暑期辅导班是由江西某高校的一名姓章的大学生所开设，上课的4名老师都是章的同校同学，屋内的客厅和三个房间就是4间教室，共开设小学写作、数学、英语、画画等几门课程，每门课程的收费是每月500元。

　　“我们几个人有的是学教育专业，有的是学医学、法学之类的学科。”其中一名大学生小丽（化名）告诉记者，暑假前他们一起在南昌市几所小学门口发了两个礼拜的传单，一共招收了20多位学生，之后根据各自专业的不同，安排教授不同的课程。

　　记者采访了解到，类似这样的大学生合伙办暑期辅导班的并不鲜见。“禁补令”下，许多高校大学生发现补课“商机”，商品房、幼儿园、职业院校教室都成为他们租房办学的场地。

　　张亮（化名）是南京某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大三学生，他们几人在一小区内租了每月1000元租金的商品房办起辅导班。“我是理科出身，教数学、物理这些学科不成问题。”张亮说，辅导班小学、初中的学生都招，价格分别为400元和500元。

　　名校“招牌”、价格实惠受家长青睐

　　记者了解到，大学生“招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在中小学门口摆摊、发传单。“我们摆摊的时候发现，好几个大学生也办班，就特意在宣传单上下功夫。”张亮坦言，他们在广告宣传单上专门注明了“名校、价格优惠、在报纸上曾发表文章”等显眼字语，以此来吸引学生家长。

　　此前在培训机构担任过老师的张亮表示，去年暑假在培训机构赚3000元一个月，但是自己开班一个月就有近6000元的收入，“除了能赚更多的工资，更重要的是自己办班就像创业一样，有种拼搏精神在里面，能使自己得到充分锻炼。”

　　记者了解到，这些辅导班大多无办班资质。在问到是否有教师资格证时，大多数大学生表示，自己正在考，要大学毕业之后才能拿到。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学生可以在相关管理部门申请领到“教学咨询证”，但最多只能进行一对三的教学，然而目前市面上培训班大多远超这个人数限制。

　　那么，家长为何愿意把孩子送到大学生开的暑期辅导班呢？

　　“他们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肯定在学习方法上有自己独到的经验，我陪儿子也听过几次课，感觉很不错。”南昌市湾里区的学生家长涂雨香今年暑假给儿子报了语文课，虽然上课的是医学专业的大学生，但在她看来，他们给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上课完全不成问题，“我不会顾忌他的专业，名校大学生教小学生还是可以的。”

　　也有家长坦言，价格实惠也是其中原因，花点钱能让大学生替自己在假期“管教”孩子也省心。一名家长表示：“大学生开的辅导班一个月才500元，而外面的培训机构动不动就上百元一节课，实在太贵了。”

　　大学生“三无”辅导班如何规范

　　大学生暑期办班，也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美”。一些家长也忧虑，这些辅导班普遍无资质、大学生普遍无教师资格证、无教学经验，对场地、安全、教学质量等是否有保障也提出了质疑。

　　记者采访发现，他们所用的教材都是从网络上拷贝打印的。一名大学生表示：“中小学生的教学内容还是很简单的，英语教教发音，语文教教写作，数学、物理这些课程则只要教网上拷贝下来的教材就好了。”

　　一位从事教育的家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教小孩子有其教育规律，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他并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安全性方面也有家长提出疑虑。南昌市学生家长范伟华一年前曾将儿子送往这类辅导班，但大学生提前下课没有通知家长，导致他6岁的儿子差点走失。

　　江西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表示，大学生暑假开办的短期辅导班不能界定为民办教育，其资金、场地、人员很难达到开办法定民办教育的要求，也就是说其没有资格申请，属于非法办学，已经开办的辅导班都是违反规定的。

　　不久前，大学生孙某等人在江苏常熟古里镇办班。他们招收了50位学生，将培训地点设在了当地火锅店的包厢里，利用非餐饮时段“上课”。接受举报后，古里镇派出所和镇教育部门联合取缔了这个培训班，孙某等也退还了学费3万余元。

　　一位参与办班的大学生告诉记者，感觉管理部门对类似的培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人举报，一般也不会去查。一旦有人举报，就按违规处理。”

　　而对大学生来说，也有不少困惑。一些受访者坦言，短期辅导无法申请相关的办学资质，没有场地和相关资质的老师，就只能采取租用其他场地、找同学来当“合伙人”的做法。

　　“大学生利用假期积累经验是好事，但目前没有合法资格的大学生培训班仍处在‘灰色地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如何合法创业、办理符合规定的证书，这需要相关部门引导他们。”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和生指出，要让大学生学有所用，利用专长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决不能抱着赚一把就走的心态办班，不能草台班子一搭就赚钱。

　　一些大学生希望管理部门能牵头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学生和被培训者按需对接，还希望能提供一些师资资质服务和安全场所。

　　业内人士建议，要发挥好学校、协会的作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应当指导学生就业，还应指导他们如何合法创业、如何进行社会实践。其次，相关部门也并不能因为大学生办班时间短、身份难界定就放任不管，而应积极主动介入，对不规范的培训班提出整改方案，整改不了、有安全隐患的也要依法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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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12265dc970590c69ec3d5bbfd0a79563c1ed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