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并于开皇八年设立“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以选拔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又在诸多科目中设立“明经”、“进士”二科，以考试策问取人。这就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因其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故称“科举”。 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唐代的考试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常科，二是制科。考试合格被录取称为“及第”、“登第”、“登科”，考不上就叫“落第”。宋代完全继承了唐代的科举制就，并且有一些重要的改革。宋以后的元代也实行科举考试，而且已经实行三级考试，即乡试（各行省的考试）、会试（京城的礼部考试）、御试（殿试），考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但是，科举考试的完备阶段却在明清两代，而流弊之盛也在明清两代。两代制度基本相同，只是清代在录取时分为满汉两榜，满汉考生的内容也有所区别。明清两代科举的正式考试也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录取，考试内容以八股为主，每级考试都严密而繁琐。殿试以后，一般还要经过朝考才能分配官职。 二、科举制度的好处与弊端 首先，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的出身限制，对国家而言，大大拓宽了选拔人才的基础，为选人用人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对社会而言，是给更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无疑有利于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 其次，它与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具有相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优点，是用人制度的历史性改革与进步，非但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的科举制，也影响了欧洲的文官制。正是科举制为古代中国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可用人才，虽然他们之中并非都是杰出之士，但能过关斩将，荣登金榜，也绝非等闲之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国家管理高层的正直有才之士，也确实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唐代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头名状元。不妨以南京大学历史系 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为材料依据，辞典中所载唐代至“五四”以前历代名人约2，480余人，其中除去帝王、宗室、将领、农民起义领袖和宗教人士约1,000人左右，尚有1,480余人是通过各种途径在朝廷任职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的。在这1,480余人中由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达800余人，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一数字表明，科举制度确实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了众多的人才。应当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确还是有才能的，因而也是有成就的。 唐代以来的大学问家、书画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大多是通过进士及第才得以施展抱负的。诸如刘知己、颜真卿、王维、裴度、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柳公权、李商隐、杜牧、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与苏辙兄弟、包拯、沈括、程颐与程颢兄弟、黄庭坚、陆游、李纲、朱熹、陆九渊、王十朋、范成大、文天祥、于谦、王守仁、杨慎、张居正、汤显祖、郑板桥、纪昀、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俞樾，等等，真是挂一漏万。其中有的如王十朋、文天祥、杨慎等还是头名状元。一般来说，由科举入官的人，不少人因为出身比较贫寒，了解民间疾苦，同时又专心致志读书，所以居官后尚能比较清正。人们熟知的寇准、范仲淹、包拯等都是如此。 然而，科举制同其他事物一样，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它的负面作用。它的弊端，早在唐代已经显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一般读书人养成一种侥幸进取的心理，认为只要一登龙门，便可身价百倍，因而寻章摘句，死记硬背，并不在实际本领上下功夫；二是全国举子甚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十分有限，考中实在不易，于是举子们不得不找靠山，行贿赂，通关节，走后门，费心机，不择手段。比较正直一点的人往往屡试不中。明清以来，科举考试越发腐败，考官和考生作弊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在南京贡院举行。正考官为左必番，副考官为赵晋，二人受扬州盐商的贿赂，发榜时多取盐商子弟，结果江南举子千余人抬着财神爷到孔庙示威，用一副对联嘲讽两位考官：“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康熙皇帝见事态严重，局势不可收拾，只好砍了赵晋的脑袋，以抚江南举子。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举考试舞弊案了。即使是殿试，皇帝有时也胡乱取士，并不真正按确定的标准。如永乐皇帝有一次见殿试状元为孙曰恭，认为“曰恭”二字组合为“暴”，于国大不吉利，一笔把他降为探花，另取一名叫邢宽的为状元，据说是“以宽压暴”。这就近乎荒唐可笑了。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它与古代的教育制度和官吏制度（俗称官制）构成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制度。教育用于培养人才，官制用于使用人才，而以科举为中心环节。科举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能在历史上产生、发展，直至消亡，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尽管它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并且在发展中产生了许多腐败现象，但不能不承认，它也为封建国家发现和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有相当多的人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人甚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栋梁，至今仍有巨大影响。从不拘资历、以才取人和通过考试这一平台公平竞争这些特点来看，科举制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篇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在世界发展史上，科举制度有着这样的两点特点，那就是竞争的公开性与公平。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上来看，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开展了世界的先河，而这样的考试制度同时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先进水平，但在我国科举制度的发展中，体现了它优越性的同时，同样也展现了其缺点的一面，针对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本文中将结合当代教育制度揭示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对当代教育事业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现代教育 一、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之路 科举制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新星，最早的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出现，起源于我国的隋朝时期，隋朝在统一了全中国之后对于官吏的选拔使用了科举制度，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然而隋朝初期的科举制度尚不成熟，对于官吏的选择依然是基于门阀来选择的，并没有做到科举制度中要求的公平与公开，在官吏的选拔制度上以科举制度替代了九品中正制，主要原因是为了将选拔官员的权利收归国有，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并没有显现出太多的优越性。 直到唐朝科举制的才开始从完善走到完备，“太宗皇帝真名实，赚的英雄尽白头。”唐朝对科举制度的细化和改善走到了极致，通过科举制度甚至能够走上丞相的位置，这足以看得出来科举制度在管理选拔中的地位，随后所产生的“武举”更是让科举制度的方式变得更为广泛，宋朝时期科举制度相对于唐朝少了一部分，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重大的改革，通过对考试内容的改革采取“糊名制”使得考试的公平性又大大的上升了。 明朝时期是一个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科举制度产生了更多不拘一格的选拔官吏的方式，不过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其局限的部分也开始初现端倪。如明朝所出现的“八股取士”，就让科举制度的实用性让人产生了质疑，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到达尖峰便开始走下坡路，在清朝的中晚期，由于政府的日渐没落外加科举制度的问题日益尖锐，最终不得不废除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正式的退出我国历史的舞台。 二、科举制度的利弊分析 首先，从社会公平性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从一开始能够推广出来的原因就在于其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这样的三点优点对于广大希望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管理阶级的人们来说是难以表述的诱惑。而在事实上，不管是那一个朝代对于科举制度中所出现的徇私舞弊以及其他的任何不公正行为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就算是在科举制度的弊端最为暴露的清朝，敢于在科举制度上做手脚的考生所面临的惩罚都是极其严重的。其次，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科举制度杜绝了某些地方的政权脱离中央集权的行为，其意义最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将全力收归政府所有；另一方面通过文举和武举的方式加强文化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太宗皇帝真名实，赚的英雄尽白头”说的就是在流行以文取士之后，武艺的日渐衰落。 统治阶级通过对人才进行直接选拔，在建立人才储备库的同时保证人才对国家的忠诚，再通过选择的对国家管理者进行血液的更新，对于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科举制度通过广泛的选拔使得社会最底层的人也能够获得被选拔为官员的权利，这让很多出身贫寒的有志之士有了用武之地，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一般是通过固定的考试题材选择人才，并通过明确的考试内容对考生的知识进行细数。这种严格的制度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成为一个朝代能够不停焕发生机的重要原因。 而其缺点也不少，首先，对考试内容的固定和僵化，应试考试为了满足考官的要求潜心研究一类的考试内容。其次。忽视了知识的实用性，这使得才子中间出现了不少庸才，对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忽视使得国民科技大幅度落后，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同样也被埋没了。 三、对当今教育发展的意义 在历史的不断更迭以及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中，应当明白，在人才的选拔上科举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对于专业型人才和实用性人才的培养上，还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对考试中的公平性应该有更高、更完备、更细致的要求；在录用范围、考试方式等方式放宽，既要打开人才流动的阀门，也要保证招收人才的质量水平。在当今社会处处需要人才的时代条件下，古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对当前时代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篇三：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科举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从科举看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 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 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总之要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②经验教训：①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②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③要用德才兼备敢言直谏者；④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危害严重。⑤我们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观念。 ③联系现实：我国当前推行的考试改革体现了组织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国家职能。我国的考试改革要始终坚持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原则。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注意对比，古代的考试制度和现在的考试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还要认识“十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考核评价、流动配置、激励监督的制度，形成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国古代选管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制度废除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断层。 首先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但是不可避免地，科举制度的废除也给中国社会与文化造成了断层，正如黄仁宇所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因为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了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的同进，打造了良性的封建文化生态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而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 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 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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