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对话国务院参事汤敏:互联网时代的“新师徒制” 作者: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7年第07期 关注人的成长,参与新的教育革命,是中国未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保持先进地位的根本保证。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出“新师徒制”,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追忆逝水流年 《新经济导刊》:今年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也是高校扩招第18年。除了诸多重要社会头衔,您还被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可否分享一下关于高考、谏言扩招的一些重要的往事。先从高考谈起吧,高考前您在做什么? 汤敏:1971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最关键的是我们当时的知识储备都不够。 我读初中时赶上文革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又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新经济导刊》:所以能够上大学是您当时的理想吧?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老三届”。您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汤敏: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自学,当老师也是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己的课堂,边学边教。 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文革时“极左”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新经济导刊》:那您当时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如愿上了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渴望学习。当时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但文革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了大学之后,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 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经济导刊》:高考对当年的您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到了今天,您认为高考对于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 铺路石与探路者 《新经济导刊》:有人认为,今天国内各行各业的很多领导者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大学生,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定义您那代大学生?您那代人,感觉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很重? 汤敏: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 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文革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在国外留学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文革”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新经济导刊》: 接下来就是1999年大学扩招,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跟1977年恢复高考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作为经济学家的您,在1998年向国家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被采纳,这是教育界的事,您为什么要“跨界”过来给出建议? 汤敏: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自己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我很肯定地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新经济导刊》:但后来很多人把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难都归因于“高校扩招”,您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议。您有什么想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吗? 汤敏: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它使大学招生从1998年的每年100万到现在每年招800万,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当年不扩招,他们和下岗潮赶在一起,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失业。更可怕的后果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会更低。 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例如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当时建议扩招时要有助学贷款设计,在收学费时,把助学金、奖学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落实不下去,银行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再例如,大规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会有一定的难处,政府要有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后来都慢慢解决了。 对于就业问题,我总是在说,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得失业,就业和失业问题一样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上了大学后就业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新经济导刊》:扩招也终结了上大学免费的历史,有人认为这导致穷人上不起大学,让高考失去了公平性。对于当年的“大学扩招”谏言,您留有遗憾吗? 汤敏:是每年招100万学生还是招800万学生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学?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是少数人受益,要收费。但当时我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小学收费,大学反而免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应该是先照顾中小学还是让大学免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应该用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该是大学全免费,让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车。 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那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大学扩招与任何改革一样,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而且,随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目前的这些弊病,也会得到改正。当然,如果当年扩招时配套的措施更强一些、落实得更及时一些,效果会更好。 新实践和新技术 《新经济导刊》:您在2010年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投身教育,您的初衷是什么?从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投身做教育实践,最深切的体验是什么? 汤敏:我几十年一直搞经济,但大多是理论与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换种活法,想做一些我感兴趣但没尝试过的事情,从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投身做教育,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一个字“难”!进入教育后才发现这一行当的水之深、动之难,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这年头不是都在谈跨界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网约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微信颠覆了通信运行商。我也斗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从一个教育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对教育来品头论足。 《新经济导刊》:大家都在反复谈,我们需要终身教育。但是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学习? 汤敏:终身教育不但涉及到内容,还涉及到学习方式,培训规模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已经非常逼近了。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的到来。据说2019年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就正式上路了。一旦自动驾驶成了风气,有人预计只要用目前的1/10汽车就可以满足现在对汽车的所有需求了,包括快递。当马路上只剩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