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影《一次别离》

浅谈电影《一次别离》

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简称《一次别离》，英文名A Separation，是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一部电影。导演用冷静、客观又充满关切的镜头风格，展现了当代伊朗人在亲情和宗教生活方面的纠结，影射批判了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

该片是2011年全球获得赞誉最多的电影之一，在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摘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等一系列奖项；此外，在2012年《一次别离》又荣获第69届全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和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殊荣。

《一次别离》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伊朗人的家庭生活，西敏想离开伊朗，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此他几乎做好了所有准备，但纳德却不这样想，他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无法一走了之。西敏一气之下将纳德告上法庭，请求离婚。最终法院驳回了她的“无理要求”，伤心之余西敏选择离开了家，搬回了父母的家。失去西敏的纳德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不得已，他雇佣了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却又发现瑞茨不但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瑞茨失脚滑下楼梯，意外引起流产。两个家庭从此被纠缠在一起。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想我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法官问：“你说什么样的环境？女士！”西敏没有回答。这是整部影片中唯一一处涉及意识形态，引发外部联想的场景。他们对面的观众不禁要问西敏，“逃离伊朗”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值得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工作。从后面的剧情可以看出，离婚并不是因为生病的公公，而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让人联想到西方媒体一直渲染的闭塞、保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伊朗。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影片讲述的核心实际上是亲情，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主人公保护家人的初衷，导演在电影中多处表现了不同的“注视”，父亲对女儿，女儿对母亲，丈夫对妻子……这一个个背影都表现了角色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人性的赞扬。而不同的家庭站在不同的立场，为保护家人而不得不说谎，也就够成了电影的戏剧冲突。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人物来发展，不做作，不浮夸。

《一次别离》除了展现亲情之外，也探讨了宗教对于伊朗社会的影响。纳德的父亲尿湿了裤子，瑞茨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根据《古兰经》教义，她是不允许接触其他男性肢体的，所以她打电话询问为老人洗澡是否违背教义。而在片尾，瑞茨本可以说谎解决所有问题，让一切恢复平静，但当她被要求在《古兰经》面前发誓时，由于害怕自己将来的孩子遭到报应，瑞茨不得已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影片中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纳德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不知道瑞茨已经怀孕。然而妻子西敏和女儿特玫心中有数，纳德其实早就知道瑞茨有孕在身，他的谎言只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完整，固执的把过错推到私自外出的瑞茨身上。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玫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正如电影中外婆和特玫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显然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

或许，纳德因父亲受伤而做出的愤怒举动，可能博得同情，他用钱来赎罪本来已是整个故事最完美的结局，然而就在电影趋向缓和的结尾处，导演终于拿出了自己“蓄谋已久”的伏笔，颠覆了流产的“事实”。瑞茨之前所有的证词都被推翻，她因为伦理道德和信仰的自责，无法继续瞒骗下去，《一次别离》的剧情张力在这一点达到了最高潮。在诸多谎言之下，影片没有一个无辜者，也没有一个单纯的牺牲者，人人都背负着各自道德范畴内的罪孽，然而为影片把守最后一道关卡的恰恰是片中众人共同认同：信仰。

　 无关对与错，善与恶，只是真实的不幸。两个家庭的纠葛，意外的事故中折射出了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夫妻，父女，雇工与雇主，穷人与富人，生的老人和死的胎儿，都在这个人生交叉口上相遇，互为因果。《一次别离》从某个窗口窥探了所有这些，伊朗人的生活是复杂而立体的，既非官方的宣传，也非西方的臆想，导演法哈蒂完成的不仅是现实主义的纪录，更是微妙的人性思考和社会解剖。

影片最后，导演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当法官询问特玫，到底愿意和父亲还是和母亲生活，特玫说：“我想好了，但不是现在说。”随后纳德和西敏走出审讯厅，各自站在画面的一端，惴惴不安地等待。导演把选择权留给了所有人，让观众自己选择结局，这也是影片一个很不错的亮点。然而，既然名为《一次别离》，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都是一场分离，悲伤早已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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