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关系

英广在卢萨卡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

5月中旬，接到英广国际台非洲组的非洲辩论（BBC Africa Debate）栏目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联合主持一场英语广播讨论节目，讨论非洲和中国的关系，探讨中国到底是非洲真正的合作伙伴，还是非洲新的殖民者等等。这样的合作机会，岂能放弃。一周之后，我登上了去卢萨卡的飞机。

近年来，英广就中国和非洲关系进行过多方面的报导，从专题记录片到网上专辑，但是到实地邀请当地民众参加辩论还是首次，所以引起广泛兴趣。报名者不断给英广 团队打电话，由于爆满，当天还不得不拒一些人于门外。

辩论节目在5月25日举行，这天正值非洲解放日（African Liberation Day），庆祝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讨论节目的地点则是政府大楼的会议厅。这是中国政府援建的重要项目，历经20年时间建成，一座长方形的白色多层建筑，外表庄重，内部装饰豪华。可以说，这个日期，这个地点，正好反映出非洲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和二十一世纪的发展需求。

次讨论会邀请了四位嘉宾，他们是赞比亚财务副部长迈尔斯•桑帕，专门研究中非关系的奇卢菲亚•奇莱希女士，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董事长莫星，以及赞比亚人权委员会成员畅达女士。

虽然有嘉宾在前台就座，但是辩论会始终由听众主导。这一天前来参加讨论的有150人左右，包括学生，研究人员，当地民间团体活跃人士，记者和宗教人士等等，也有中国在赞比亚的公司企业代表和个人参加，是非洲辩论节目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由于宣传工作早前早已做足，所以到会的听众都是有备而来的。主持人介绍了将要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中国和非洲合作的性质，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非洲真正的合作伙伴，还是像一些西方人士批评的那样，是非洲资源的掠夺者。

坐在前排有博士学位的候选人查桑加•滕博首先发言，他认为中国不是非洲的伙伴，而主要是为掠夺非洲资源而来的。中国的投资给当地人造成很多困难，比如中国雇主无视国际组织的规则，不尊重所在国的主权和民众的人权，无视环境因素，还出现过枪杀赞比亚雇员的事件等等。

赞比亚大学发展学教授弗朗西斯•奇贡塔不同意滕博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非洲很好的合作伙伴。由于中国的投资，非洲经济近若干年来，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对原材料的高需求则使赞比亚矿产品价格持高，所以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利大于弊。

曾经在中国学习工作过多年的桑德拉女士质疑，如果有人指责中国违反人权，那么是同谁作比较呢？难道是和过去的殖民统治者比较吗？她说，赞比亚过去没有像样的医院，中国人帮助修建了医院和其他设施，这是事实。

中国私营企业家韩敬女士接着发言。她是德元集团（Camco）的总经理，经营机械进口，还开办连锁廉宜店Budget Store。她在发言中指出，14年来，她的公司向赞比亚进口了300多种农业机械，其中包括1000台榨油机，帮助农民，特别是远离城镇的农民把花生，棉籽等原产品转变成商品，创造了几百个就业机会，当然给赞比亚经济作出了贡献。

迈尔斯•桑帕是萨塔政府的财务副部长，他是作为嘉宾出席讨论会的。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在作为赞比亚在野党领导人期间，曾经发表过很多反对中国投资的言论，威胁一旦当选会把中国公司赶出赞比亚。但他在2011年9月份当选总统之后缓和了态度。在辩论会上，主持人问桑帕副部长为什么选举前后，执政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桑帕以一种实用的口吻表示，中国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朋友，但他们是赞比亚的生意伙伴。中国为赞比亚的发展提供了西方国家无法提供的优惠贷款，提供了技术，这些对赞比亚无疑是有好处的。

一位赞比亚记者在发言中指出，这次辩论围绕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是合作伙伴还是资源掠夺者，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关键在于，非洲人自己想从和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什么？他认为，如果说中国在赞比亚的做法有问题，那么赞比亚政府应该负有很大责任，因为赞比亚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劳工。

这种意见得到不少与会者的支持。作为嘉宾的研究中非关系的奇卢菲亚•奇莱希女士说，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从非洲得到什么，从中国颁布的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就说明了这一点，而非洲政府似乎并不清楚他们希望从中国得到些什么。

赞比亚人权委员会成员畅达女士也表示，在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赞比亚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定，而目前执法机构不够有力度，出了问题未能妥善解决。

另一位发言人一针见血，她说，你把客人请进家门，必须要把家规交待清楚，各方照办，否则，客人就会按照自己的习惯办事。

其他人也在发言中表示，与其批评中国，不如面对现实，制定好措施，以便使非洲人民从中国的投入中获得最大裨益。

中国人为何心有余悸？

讨论会之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让一些在赞比亚的中国人参加这次活动。在我看来，讨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没有中国人的参加，就不平衡。但是找人参加，困难重重。首先需要说服中国大使馆派出一名官员担任嘉宾，在多次邮件和电话联系之后，对方表示最好让赞比亚国际学校校长莫兴担任嘉宾，使馆官员可以坐在观众席里。

中国“重返非洲”

11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题为《东非自由贸易区成立助推中非经济合作》的消息。文中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非洲乌干达共和国境内建立了一个518平方公里的“东非自由贸易区”。由中国民企和乌干达省(部)长组成的代表团，11月6日在北京共同发布新闻，全国政协常委、中非商会会长胡德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中非发展基金、世华总会、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及十多家主流媒体，还有来自全国11个省有实力的企业家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东非自由贸易区负责人与部分投资企业签订了协议书。

我查了一下新浪和搜狐等网站的报道，新成立的东非自由贸易区真的非常“自由”，由中方人员参与的管理委员会将按照中国的模式建立金融、工商、城建、外事、警务、海关、文教、司法、旅游、财政等职能部门，还将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至于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长达99年。另外，目前这个自由贸易区只对中国企业和华人企业发出了邀请。如果新浪网的消息是准确的，那么这个已经成立了的自由贸易区，将远远不止是“非洲的深圳”，而应该说是“非洲的香港”，一个由中国开发的香港。

据我所知，中国上一次在海外拥有这种程度的利益区，已经是113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中国在朝鲜的仁川拥有一块“清租界”。自从这块租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去，中国就再也没有管理过属于别国的地区。所以，如果新浪网的消息是正确的，那这个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其实，这种调整对中国来说是“必然”的。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正在迈向世界研发基地的中国，在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也肯定应该来自世界各地，其来源也“越散越好”。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程度很低，正好具备了与中国合作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在20世纪60年代热情地向这个地区“输出革命”的中国，在21世纪以冷静和理性的作风“重返非洲”，展开能源外交和资源外交。2006年曾轰动一时的北京中非论坛，即使不是以资源外交为重点的，也至少是后来的一系列资源外交的有力支持。如果没有出席。了那届会议的各国首脑的支持，中国企业目前在非洲取得这样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中国开发者在非洲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在涉及到当地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时候，中国一般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与当地的政府合作，而不像西方的企业一样做出“重视普世价值”的姿态。结果常常被西方的舆论指责为“破坏人权的帮凶”、甚至“新殖民主义者”，奥运会前困扰中国的达尔富尔问题就是这样引发的。中国人在海外“实用主义”的作风正在加剧中外相互理解中的矛盾，导致外国人在全球规模上对中国人的厌恶感。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来讲是不利的。

另外，有的时候中国企业会因为不熟悉外国的规则、法律和实际国情等，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曾经对我说，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在非洲东部搞铁矿项目，投资达到上千万以后突然发现与当地合作者签订的合同有问题，最后也未能解决，全部投资都浪费了。此外，某些非洲国家的境内治安不好，或者有游击队存在，也给中国来的开发者带来了人身的威胁。这些因素都对开发非洲相当不利。

于是，新的合作模式——乌干达模式就应运而生了。从新浪网报道的细节来看，该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投资者有了这个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基地以后，不仅可以改变分散居住、互不联系的局面，还可凭借管委会的权力——甚至可能包括武装力量——保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

此外，这个贸易区的位置在辽阔的维多利亚湖的北岸，具有类似于海港的地理优势，为进一步开发大湖地区其他国家的资源创造了条件。而乌干达政府成功的把新的地区经济中心争取到了自己的国土上，也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运转顺利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项目。

当然，作为一个“试验田”，这个新的模式面临的考验也许会更多，我主要看到以下几点：首先，对硬实力的考验。欧洲人在二战以后离开非洲，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因为实力的衰落，无力维持战前的体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为重新进入非洲提供的实力保障，至少也不能低于二战后的欧洲人。否则，东非自由贸易区即使发展起来，也会始终处于周围国家的阴影中。为此，中国需要准备资金、外交力量、甚至军力，随时保护自己在非洲的利益。

其次，是对软实力的考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内向型国家，几乎从来没有过在外国建设“租界”的经验，而对本国土地上出现的外国租界，则持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在这方面软实力的竞争中，中国一直都具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然而，目前发生的事情将使中国面临与欧洲人相似的问题：中方老板会和当地工人发生冲突吗？中文能在这个地方推行起来吗？中国人会和当地人发生Racial segregation吗？这些有趣的问题也将决定“乌干达模式”的前途。如果失败，受损的不仅仅是在非洲的利益，而是整个文明的软实力。

另外，开发者个人的素质也面临着考验。从历史上看，华人是有移民传统的民族，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多达数千万。但在非洲内地的情况与东南亚和北美完全不同，那里气候特殊、环境混乱、又有艾滋病等传染病。少数作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人也许不在乎这些，但是建设真正的“非洲香港”却离不开底层工人的努力。贸易区能吸引足够的中国工人吗？中国工人愿意在这里定居吗？这些问题也都很现实。

总之，在维多利亚湖北岸所出现的这个新城市很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它真的能成为非洲人期待中的“大湖之光”，中国和非洲的历史都会为这片土地而发生改变。

中国走进非洲

某些人看来，中非友好关系姗姗来迟，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新型殖民主义。不管怎样，中国正在整个非洲大陆坚定迅速地扩大其存在与影响力，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同行不敢涉足的地区。

在政府的支持和国有企业的带领下，在保障石油供应动机的推动下，仅仅几年，中国的努力已经改变了非洲的投资及贸易格局。直到不久以前，中国在非洲大陆还只扮演“次要角色”，但如今正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非洲最重要商业伙伴。

自然资源

对中国来说，非洲提供了一个新天地：其面积是中国的3倍，人口密度小于中国，还蕴藏着许多中国需要的原材料。安哥拉的原油、津巴布韦的铂金、赞比亚的铜矿、刚果（布）的热带林木、南非的铁矿石：所有这些都列在中国的采购单中。

反过来，中国人也为非洲各国政府提供了许多自己的优势。中国带来快速发展的第一手经验，适应穷国的条件，而且不会顾忌非洲国家的治理标准或人权问题。对于那些更习惯于与前欧洲殖民势力和美国打交道的非洲政府而言，中国正以有别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的方式，迅速成为他们的另一个选择。

建立影响

从某个层面上来讲，中国的介入就是为了攫取那里的资源，将数十亿美元资金投向那些具备开发潜力的油田。但其同时也有建立影响力和投机主义的目的。与非洲以前的殖民宗主国一样，中国通过经济援助、特许待遇、债务减免、奖学金、培训和派遣专家等方式，巩固其与非洲的政治贸易关系。近年，中国向非洲派驻了维和人员，而且（可能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还派出了选举观察员。同时，像非洲的西方主要伙伴那样，中国愿意通过军事援助和军火支持其承诺，包括向津巴布韦和苏丹等国家提供装备。由于禁运，其他供应商被禁止进入此类国家。

在内战停息后的安哥拉，中国承包商正在重建颇具传奇色彩的本格拉铁路 (Benguela railway)——这条铁路最初由一家英国公司于上世纪20年代建成，连接着矿产丰富的非洲中心地带和大西洋海岸。在乌干达，一家中国公司正在其南部城市恩德培 (Entebbe)将破败的国家宫(State House)改造成一个举行典礼的场所，为明年召开英联邦峰会做准备。

贸易激增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0年至今，中非贸易增长了近3倍，去年的增幅达到36%，总额达到397亿美元。中国的出口产品大约一半为机电和高科技产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包括前往埃塞俄比亚或博茨瓦纳等国的劳务人员，此外也不乏工程师、贸易商和小企业家。一项研究发现，2004年，在苏丹登记在册的中国人数量已经达到近2.4万，是90年代末的3倍。中国赴非洲旅游的人数也节节增长，官方数据显示，去年赴非洲旅游的人数增长一倍，达到11万人次。

中国政府称，过去10年，在非洲设立的中资企业逾600家。其中很多是制造业企业，他们或面向当地市场，或利用欧美对贫穷非洲国家产品的免税待遇，将产品出口到欧盟或美国。

“坦赞铁路”的故事

中国在非洲寻求政治盟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中国、西方和苏联都在争夺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为非洲国家修建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援建长1850公里的“坦赞铁路”，连接赞比亚中部与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这是西方国家不愿接手的一个项目。上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和台北争相收买，一些非洲国家转而支持台湾。但是今天，非洲所有53个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乍得、冈比亚、马拉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斯威士兰6国以外，其余47个国家都与北京保持着外交关系。去年，塞内加尔成为最新一个 “回心转意”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上月高调访问非洲6国，包括尼日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此行也向一些更小的国家发出信号：与北京合作，它们有望获得各种技术和经济援助。

如今，中国的政策服务于经济目标，其主要兴趣不仅在于石油和战略金属，还包括食物资源。作为一名迟到者，中国企业愿意承受被其它投资者规避的风险，进入别人不敢进入的国家。在塞拉利昂，中国公司悄悄填补了从旅馆业从建筑材料业的空白，而中国政府则通过捐赠一艘渔业巡逻船，壮大了塞拉利昂海军的力量。

上月，一份中国政府政策文件承诺为非洲大宗商品放宽市场准入，为某些产品提供免关税待遇，并通过优惠贷款和买方信贷等措施，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这些举措为中非双方在农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防务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开启了广阔天地。美国能源部本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收购海外资产对美国的影响为中性，但其愿意与专制政权往来，却可能引发一些问题。

苏丹

中国能源需求与西方政策发生冲突的最明显例子就是苏丹——中国是该新兴石油生产国的头号投资者和主要客户。在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中国坚持使用其否决权，阻止由美国领头的制裁苏丹在达尔福尔地区所犯暴行的努力。

一名苏丹官员形容，中国对苏丹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自涉足苏丹石油业务后，中国对苏丹的武器出口有所升级，包括战斗机。中国的武器军火在苏丹投入生产，使联合国难以实施对达尔福尔地区民兵的禁运令。有报道称，在边境另一侧的乍得，据称得到苏丹政府支持的叛军一直在使用中国设计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法国在乍得有驻军。

饱受战火摧残的安哥拉，是世界上最不适宜投资的国家之一，但中国也进入其中。在西方银行和国际机构对于向安哥拉提供贷款踌躇不前之时，中国向其提供了20亿美元以石油为担保的贷款。安哥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一项协议被搁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IMF担心该国将如何使用其石油资金。类似的担忧还导致一个国际捐赠大会无法召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非洲政策研究主管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表示：“中国人提供了贷款，使得安哥拉无需与IMF合作。”

非洲方面看法积极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迅猛膨胀，非洲方面的看法非常积极。中国被普遍视为现代化的典范；与西方伙伴相比，它对非洲需求的回应更为敏锐；中国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造水坝、公路和桥梁，还能提供更适合非洲人消费能力的消费产品。在油价高企之际，尽管不出产石油的非洲国家承受较高的进口成本，但受中国需求的拉动，非洲大陆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获益不少。

不过，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多。从佛得角到纳米比亚，商人们对中国的“入侵”怨声载道。在西非主要商业枢纽拉各斯，尼日利亚当局驱除了没有执照的中国商贩。有人指责中国公司偏向雇用中国人，或者在雇用当地人时提供较差的待遇。此外，廉价的中国消费品也夺去了当地产品的市场。

非洲大陆的服装厂纷纷倒闭(其中一些还是中国人开办的)，对莱索托等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很高。在去年12月份的南非总工会(Cosatu)周年庆典上，与会者们愤怒地脱去红色工会T恤衫，因为有传言称这些衣服是中国制造的。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莱尔•怀特(Lyal White)表示：“在中国与非洲之间，不存在纯粹无私的关系。”中国的兴趣不在于南非希望推销的高价值制成品。“非洲是个原材料宝库，而这就是中国所需要的。”

喜忧参半

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专家克里斯• 奥尔登(Chris Alden)在谈到中非关系时表示：“非洲方面正开始将其视作一件喜忧参半的事。”虽然在某些国家，中国的参与看来是好的，但在其它一些国家，它的做法削弱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及其西方合作者迫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努力。中国的合作，为基本无望获取欧洲援助的非洲国家 (如多哥)提供了生命线，并让那些“贱民政权”(pariah regimes)得到慰藉。

去年11月，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詹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er)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这只是美中就非洲问题进行交流的第一步。中国不提供有关发展援助的数据，自1996 年以来一直向联合国(UN)宣称其没有出口武器，而且其技术援助的动机引起质疑。尼日利亚为在明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找到了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Great Wall Industry Corporation)，而美国已对这家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原因是其涉嫌向伊朗提供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尼日利亚一位高级外交官员表示：“人们感觉到，在参与（非洲事务）的程度方面，中国正赶上西方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更了解我们。他们还愿意提供更多帮助。例如，西方世界从不愿意向我们转移技术——但中国人这么做了。我们认为，虽然中国的技术可能不如某些西方国家那么高精尖，但拥有中国技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中国工人非洲遇险综述

非洲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员工赴非洲“淘金”，他们中不少人得到了可观的收获和回报。

但毋庸讳言，非洲同样是一片高风险的地域，地域冲突、恐怖袭击、劳资纠纷、经营失误、金融海啸……五花八门的风险，威胁着中国工人的正当收益、财产安全，甚至生命安全，其中有些因成为国际热点，而为外界广泛关注和同情，另一些则寂无人知，为世人所遗忘。

索马里：中国船员安全受威胁

今年下半年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之猖獗，已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联合国特别通过了1816号决议，授权授权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前提下，自行进入索马里海域，从事护航和海盗打击活动。

今年以前，中国船只、船员在这一海域已多次遇险，其中2006年4月18日，台湾“庆风华168”号被劫持，船上辽宁籍船员陈涛于当年5月25日被撕票，是迄今唯一一例中国船员在这一海域遇害。

今年下半年，海盗活动益发猖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0月底，该海域海盗作案总数已比去年全年多出一倍有余，且出现了活动范围增大、目标范围增广等明显特征，中国船只、船员所遭受的安全威胁也相应增大。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为止，2008年中国大陆籍船只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1艘（11月14日，天津远洋渔业公司远洋打捞船“天裕8号”，船上共有船员25名，其中大陆籍16名），大陆籍船员在非大陆籍船只上被劫两起（9月17日，香港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散货船“Great Creation”号，船员24名，其中大陆籍23名；9月下旬，一艘希腊籍散货船，船员19名，其中大陆籍1名），共40名中国大陆籍船员被海盗劫持，其中“Great Creation”号上23名中国籍船员11月下旬获释，其余17名中国籍船员仍在海盗手中。

索马里海域是中国通往欧洲和西非航线的必经之处，不论北上走苏伊士运河，或南下绕好望角，都很难绕开这一海域；随着中非经济往来的密切，大量资源运输船经过这一海域，同时东非一带也是传统的金枪鱼渔场，许多中国远洋渔船在此作业；此外，由于劳务输出的风行，许多外籍船只上同样有中国籍船员，他们的生命财产无时无刻不遭受巨大威胁。

尽管劫持“天裕8号”渔船的海盗声称中国渔船“掠夺索马里海洋资源”，要征收“资源税”，但总得看来这些海盗并无鲜明的政治目的和主张，绑架的目的是求财，因此伤人不多，勒赎不少，但倘赎金不能满足绑匪贪欲，则撕票随时会发生，而一旦照办，尝到甜头的海盗会变本加厉绑架更多中国船只、船员，并不断抬高赎金。近一年来，海盗的胃口越来越大，绑架频率不断上升，索要赎金额也从最初的几千美元，抬高到数百万、上千万美元。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在陆地，在索马里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船只、船员的保护，必须在自身有所作为的前提下，更多地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苏丹中石油职工遇难

当地时间10月18日中午，9名中石油员工（3名工人，6名工程师）在苏丹中部的南科尔多瓦省（South Kurdufan）被绑架，经过10多天的营救，最终5人死亡，4人获救。

这些中国工人系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工作，这家公司系以中石油为首组建的合资财团，除中国和苏丹股份外，还有印度ONGC公司和马来西亚Petronas石油公司的股份。

事件发生迄今，并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被苏丹政府指控为责任者的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 “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当地阿拉伯裔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等都被怀疑可能系肇事者，但都矢口否认。

这一地区地处苏丹中部偏东，人口虽只有110万左右，却因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宗教、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中石油在此处的作业曾多次被干扰，一些非中国籍员工数次被绑架，2004年也曾有两名中国水利工程师在此被劫，JEM更曾多次威胁对中国油田动武。对于这些潜在的、现实的风险，有关企业和部门既不能做足安全准备，又不愿舍弃可能的利润，最终给觊觎者以可乘之机。

尼日利亚：风险是多方面的

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2006、2007年层出不穷的、针对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石油设施的袭击、绑架，频率有明显下降，虽然在三角洲和其它地区，仍有中资公司的输油管、勘探设施被破坏的事情发生，但针对中资公司的大规模绑架和袭击迄未发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于这些中资石油公司的中国员工没有风险——预期收益的下降造成工期的拖延和利润回报的减少，而这一切均可能威胁到员工的收入。按照惯例，除个别高层和特殊人才，大多数中国籍员工的工资均为年前结算，他们是否会为金融危机引发的石油需求下降埋单，很快便可见端倪。

事实上劳资纠纷已经引发过争端：5月6日夜，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中土）尼日利亚分公司3名中国员工（包括一名财务经理），在该国十字河流州卡拉巴尔附近被当地雇员劫持，原因是对工资和福利不满，经调解后，问题得以和平解决，3名中国员工获释。

中国在当地的大型项目往往是政府间合作，收益大多归于政府的“私人”，而所在地居民获利甚微，加上中国公司习惯于大量雇佣中国籍员工，令当地民众有丧失工作机会之憾，如处置不当，便极可能引发冲突。

投资安全成为2008年尼日利亚最令人瞩目的大事：10月31日，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中止其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CCECC）所签署的、价值83亿美元的铁路改造合同。这项合同2年前签署时双方政府均给予高规格报道，CCECC还牵头为尼方争取到1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专项贷款。尼日利亚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项由前政府总统奥巴桑乔极力推进的合同“需要政府进行重新核查”，而当地评论则认为，政府更迭后，新政府对前任好大喜功的大兴土木“不感冒”，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减少，新政府寻隙收缩基建，而CCECC工程进展的迟缓，正好被尼方抓住把柄。

非洲国家由于资金匮乏、管理松懈和贪腐横行，一些政府主导的重大工程，往往会出现因不按时付款而导致工期拖延的状况，此工程CCECC仅获2.5亿美元工程款，还不到总预算的一个零头；且即使如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大国，其建筑材料等工程必需品也大量依赖进口，一旦多项工程同时铺开，部分原料的缺口将导致停工待料，而原料价格因供需缺口突然拉大而导致的暴涨，又必将造成建筑成本超预算，构成诸多问题。

尼日利亚理论上拥有遍及9个州、总里程达3505公里的铁路，但由于年久失修、管理混乱，真正能进行商业运营的，长期以来只有从经济首都拉各斯到邻近奥贡州依约科（Ijoko）市、长度约30公里的一段铁路，拉各斯-卡诺铁路穿越约鲁巴、豪萨两大族群聚居区和多个矛盾重重的联邦主体，不仅工程浩繁复杂，而且非技术因素颇多，加上尼日利亚贪腐横行，因此尽管该项目提出已近10年，却迟迟无人问津。CCECC当初承建这一项目，意在“放长线钓大鱼”，在尼日利亚做长期打算，却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因素。事实上类似教训在非洲并非首例或个案，应引起足够重视。

地区性骚乱同样对国人的安全构成威胁：11月下旬，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乔斯市发生选举骚乱，导致数百人死亡和上万人逃离家园，在该州从事各种小型商业的中国人也因此饱受流离、惊吓之苦。

坦桑尼亚“排华事件”

11月20日，坦桑尼亚政府和移民局以查护照、查工作签证为由，对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华人华侨进行了突击抓捕，被当地华人称为“排华事件”。

据称，当天上午，坦桑尼亚移民局突袭检查了达累斯萨拉姆华人商店，并将未随身携带护照和工作签证原件的中国员工（约70人）强行带上警车，押至移民局地下室，直至傍晚，大多数中国人才在缴纳1000-5000美金“罚金”后获释，仍有10多人被继续滞留，期间中国使馆和坦桑尼亚中国商会均曾出面，但未发挥作用。

类似事件两年前曾经发生过，此次重演，规模更大，当地许多华人、华侨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中国对坦桑尼亚提供过大量援助，如今却得到如此回报，十分不公平，甚至认为是“政治迫害”，是“辱华排华”，一些华人指出，英、美侨民并未得到如此“礼遇”。

事实上类似行动在许多非洲国家都曾发生，如刚果（布）、多哥、贝宁、尼日利亚等，有些甚至已是家常便饭（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其主要目的，通常是借机敲诈，而中国商人喜欢“私了”，习惯用钱摆平的不良风气，令其屡屡成为主要目标。

中坦之间虽然渊源悠久，但由于坦桑尼亚国内和区际市场狭窄，和中国的大规模民间贸易反倒不如西非一些国家开展得早，上述事件的爆发也更晚、更罕见，引发的反应更大。中国商人在非洲各国数量多、分布广，经营中又存在诸多不符合当地习惯的地方，令当地一些人感到被抢了饭碗，触发许多矛盾，在不少国家都引发过冲突，这些矛盾，有些是当地人狭隘认识所引致，有些却是中国商人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一味归咎于“辱华排华”，并不利于问题解决。

此次事件除中国人外，印度人、黎巴嫩人等也有很多被抓，但获释却早得多，这些人大多在当地经营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熟知当地法律，许多公司都聘有当地律师，遇上这类情况，通常通过法律而非“私了”交涉，加上其使领馆、商会及时干预，问题往往很快解决；而中国有关方面却并不擅长这类纠纷处理，使馆、商会虽然到场却不知该干什么，涉案公司、个人则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结果不但被敲诈得手，而且授人口实，给了对方下次再如法炮制的机会。

在西非许多国家，如贝宁、喀麦隆等，不少有经验的中国公司已摸索出有效的应对之策。首先，要熟知当地法律，尽可能聘用当地律师，出现问题循法律渠道解决，切忌随便“私了”；其次，要充分发挥商会组织的力量，用一个声音说话，避免被各个击破，反复敲诈；最重要的，是在经营中尽量照顾对方商业习惯，让当地商人成为利益共同体，而非对立面。

还需指出的是，从法律角度，坦桑尼亚移民局要求出示护照原件并无不当，欧美人之所以很少被重点“关照”，和他们习惯于随身携带有效证件不无关系，许多在当地的中国人对此不重视，一些中国企业老板甚至出于种种目的，扣押、代管员工护照，造成在遇到临检时的被动，这个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先自我反省。

赤道几内亚罢工事件

今年3月，赤道几内亚发生一次国内罕见报道的中国援外工人罢工事件，参与的中国工人近百名，并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中国工人2死4伤，引起强烈反响。事发后中国驻当地使馆和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大使亲赴现场指导善后，4月2日，400余名中国工人被特派的南航包机疏散回国。

据当地媒体称，罢工工人属于大连国际公司威海分公司，罢工地点为赤几总统的家乡蒙戈莫住房部工程工地，而实际上，这些分别来自山东威海、江苏东海的工人，是被分包商威海建宇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以“保底工资540美元/月，一月一结算，两年赚9-11万”的许诺招聘来的，临行前他们分别缴纳了2万元抵押金、3000元中介费和2000元管理费。但到达工地后，他们发现工地卫生、饮食条件不理想，劳动强度大，工资也由1个月1结算变成3-4个月1结算，开始产生不满。今年春节后，美元汇率不断下滑，造成工人工资缩水，而管理方不但不给予补偿且迟迟不结算，致使劳资矛盾激化，3月9日，得到“不保值”且不答应工人“每月把工资打到国内银行卡”要求答复的工人开始罢工，次日，建宇公司派员协商未果，此后直到20日再未露面，20日，当地警察出面声称工人违法，24日，建宇公司代表和持枪警察来到工人宿舍，试图强行带走13名罢工工人，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由于非洲国家在资金、建材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类似的住房部项目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拖延工期、停工待料和工程款不到位问题，中国公司因为习惯压价竞标，又喜欢大量使用中国籍劳工，资金缺口更容易产生，并极易引发劳资纠纷。不仅如此，中国竞标企业又屡屡采用违反规定的层层转包方法，将风险转嫁给分包商，最终转嫁给普通中国工人，使得工人原本就不保险的收益和待遇更加缩水，一遇火星，便会爆发。

2008年6月10日，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在《全省处理境外纠纷及突发事件电视电话会议》上谈到此次事件时，将原因归咎于“盲目招募外省劳务人员、在外管理不到位、处置工作不及时”，这些当然都是重要原因，但竞标企业罔顾风险盲目压价竞标，和中标后为转嫁风险违规层层转包，以及在招募外劳时违反规定、甚至招募“黑外劳”，才是问题的根源。据才利民副省长在讲话中表示，早在2007年，泗水县就曾组织非法外劳赴赤道几内亚，并因劳资纠纷引发罢工，2008年上半年，仅山东一省就连续发生9起境外纠纷和突发事件，涉及劳务人员685名。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处置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值得肯定，但万事皆有根源，倘不从根源上解决导致类似事件不断发生的病灶，则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其他事件：风险随处有

在刚果（金），反政府的图西族武装恩孔达部在11月中旬公开威胁，要“阻止中国政府和金沙萨当局联手掠夺基伍省资源”，猛批中国在当地投资。尽管国内媒体指出，这是反政府武装为确保自身利益，取悦西方而喊出的口号，大多数刚果（金）人对华友好，但必须看到，由于内战不止，在当地的中国投资，实实在在地处于高危态势之中。

比这更危险的是投资收益。刚果（金）盛产钴矿，而钴是制造电池、螺旋桨叶片等的必需品，去年7月以来价格猛涨，从25美元/磅一路攀升到今年3月的50美元/磅以上，中国公司纷至沓来，或收购矿石，或直接投资，指望搭上价格顺风车大捞一笔。谁料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和钴需求密切相关的手机、造船等行业一落千丈，钴需求量大跌，价格更是一路惨跌到12美元/磅，11月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矿业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世界最大钴矿之一MUKONDO矿停产，这标志着众多火中取栗的中资企业，其投资很可能打了水漂。

在赞比亚，由于中国投资的铜矿、工厂劳资纠纷不断，不仅让中国有色集团在当地合办中赞经贸合作区的前景蒙上阴影，愈演愈烈的工潮还给一些政客以可乘之机，虽然打着驱逐中国投资旗号的反对党“爱国阵线”领导人萨塔又一次在大选中小挫，但接二连三的警示，理应让国人认真对待。

在尼日尔，沙漠部族柏柏尔和图布联合组织“FARS”6月9日公然对尼政府和中石油签署的50亿石油勘探合同发出挑战，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弹”。

不难看出，许多风险之所以发生在中国公司、中国人身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方面对当地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了解不足，对风险防范和警惕不够，以及在经营、交往中的某些不当所致，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非洲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陆，中国人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会越来越频繁，顶着“中非人民一贯友好”的帽子盲目松懈，或草木皆兵裹足不前，都是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多一份准备，多一点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就会少一分发生危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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