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困境解决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杨振兴
什么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在文化、意识领域内的表现。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他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理性，主张用理性战胜一切、衡量一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无情掠夺，是人的权力对于自然的无限扩张；其次，是理性的无限膨胀，马克思韦伯称之为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忽视了人存在的价值。他忽视了意义与情感需求。在资本主义时代，理性就是要最大化追求资本的效率，把效率放在第一，又无视人的权利的存在，对人进行剥夺。这一掠夺一个表现在本国，一个表现在对殖民地的掠夺。这是理性的权力对人的无限扩张。这里人的权利对自然的扩张，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理性的权利对人的扩张，导致了对人的异化。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过度的人道主义必将走向非人道主义，过度的理性比较导致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现代主义在这两方面都走向了它的极端，结果带来了很多问题。
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
第一，导致了战争的爆发。科技和理性的极端发展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科技和理性的负面效应得以充分展现正是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把科技推向了极端。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靠科技建立了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推动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把科技和理性变成了获得私利和殖民掠夺的工具。从而使国内的危机和矛盾不断激化，也加深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市场中的不平衡状况，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两次大战中，被现代科技武器灭绝的生命达到7000多万。不仅如此，科技和战争之间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发展之中，把科技和理性、西方社会和西方人推向了更加片面化、极端化和畸形化的困境。
第二，对人的异化。人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科技本是为人造福的，理性本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社会历史和现实却使科技和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变成了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人道和人权也服从于工具理性，人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理性和机器的奴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加剧，人们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管理和生产的高度机械化、科学化，社会生产和管理变成了更为庞大、严密和无情的机器体系，人成了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人们的生活、消费、思想观念完全商业化了，并且为商业广告、大众传媒所左右，人失去了主体性、选择性。这样，人就失去了自己，在西方有人就写了一本《寻找自己》。
第三，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越演越烈，威胁着人们生存的自然家园。随着工业发展，一方面，人们受利益驱动大量开采自然，使很多非再生资源几近枯竭；另一方面，大工业又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和气体，排放到自然界，进一步恶化了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本身。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思。在这种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开始产生。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对此，德 里达在《立场》中严厉谴责说：“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 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 另一项。” 请看下面这些人人熟悉的两项对立：言语／文字，自然／文化，男人／女人，灵魂 ／肉体，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开明／蒙昧，西方／ 东方，主体／他者，主人／奴隶，等等。在每一对立项中，前者往往优越于后者，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就是说，它们代表或属于逻各斯，因而也是确立两者关系的中心、基准，或所谓的“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它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 、消极的、第二位的东西。对于这些并存的两项，本质与现象，形势与内容，物质与意识，为什么一定要分清主次，排个顺序，排个先后呢？这样把他们分层主仆的等级关系的理解有无毛病呢？
德里达通过解构这些东西，发现其中的认知错误与思维缺陷。他认为，人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的态度与方式去思考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这是有缺陷的思维方式。 瞄准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德里达展开逻辑分析，通过解构，他颠覆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体系。由于其中哲学味太浓，所以不再对他的分析过程加以详解。仅以弗洛伊德对意识与无意识的解释来做说明。
如对于“意识／无意识”，过去人们总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后者仅仅是一个附属品。通过与德里达的近似努力，弗洛伊德对“意识／无意识”进行解构发现，无意识才是更加广阔的思维领域，它包括意识在内，而意识仅仅是无意识的一部分。或者说，无意识才是我们真正的心理现实。而在他之前，人们认为无意识排在意识之后，实际上，二者不是第一与第二关系。二者有差异，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相互包含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德里达就认为，上面的这些相互并存的东西只是有差异，并没有我们说的那种主从，附属关系。解构，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已不再那么简单，而是变得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对于这些并存的东西，应怎样开对待呢？我们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对于我们说的主体与客体应该怎么样对待呢？是不是客体一定要服从主体呢？现代主义的主体观认为，主体必须是或者能够成为统一的、理性的、具有自主意识和自主性的个体，能符合这样条件的当然只有人，也就是说人是主，其他一切都是客，都必须服从于人。现代主体观以人的理性作为唯一无需置疑的基础建构起自己的哲学大厦，同时也在主---客、心--物、思--有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使主体具有了原子论倾向。这种思想经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发挥而愈演愈烈。这种原子论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主体观由于对自我的过分专注而忽视了世界的其他部分作为主体的存在，造成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宏观上，当情绪扩散到人类全体时，便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传统。它造成了自我与他物、人与自然的对立，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微观上，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给社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都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即我---他式思维方式，也叫做主客二分式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对立的思维方式。
这种我---他，或者主---客思维方式也有他的积极作用，如：主客二分在知识论上必然导致求得真理，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为什么呢？主客二分意味着主体与客体是对立、对抗与征服的关系，要想征服自然，必须认识自然。这就需要论证主体认识是否能符合客体。如能符合，则发现真理，如不能符合，则是谬误。主客二分在政治上必然是强调个人权利，这有助于民主政体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思维当中，每一个人与他人都是对立关系，对立就意味着对抗，竞争，控制。这样社会就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要想降低社会紧张，就必须限定个人权利，同时还要保护个人权利。这样，个人权利就得到了张扬，权利社会在西方就具有了很强的合法性。要想同时既限定个人权利又保护个人权利，就必须实行民主与法制。所以，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西方的民主化进程要比中国早几百年。顺便提一下，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历史一直都处于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之中。也难怪有人把西方的人性比喻为动物性，因为接受这种对抗思维方式的人都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强。在比较一下中国，在历史上很少对外发生战争，整个民主性格平和。在中国人们的思维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人认识了自己，就可以达到对天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客体的认识。所以中国人以内求而不是外求的方式来认识外部世界。我们知道，以这种方法来认识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导致了中国人对真理认识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都比不上西方。另外，主客不分则更多的考虑伦理，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强调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原因。而主客不分则强调集体以至于专制，因为必须对你的“纯粹个人主义即你中没有别人的想法或者说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加以限制和否定。这就需要权力，这样权力社会在中国就很有合法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实行民主这么难，实行宪政这么难。
反过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一定向西方学习，要实行民主？由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是在对立，对抗的方式下产生的，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对抗。为什么不能设计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控制这种天人合一文化下的专治主义倾向？是不是一定要丢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构建出一个民主社会？两种思维方式能不能取长补短？如何在中国的思维方式上嫁接西方的思维方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我在后面要谈到，这里暂且放下。
尽管主客二分带来了知识的进步与民主的社会。然而，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来取得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不和谐，产生了相当多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在发展中纳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这种思维也可以推广位你我合一，中外合一等无主客体之分的思维方式。但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尽管喊了几千年，但是比起北欧四国在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方面，我们只能羞愧气短。在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对于自然的破坏我们一点也不比别人手软。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可以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他一定会考虑环境与资源的保护问题。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残酷竞争中，马太效应非常明显，所以，大家都想比别人率先发展起来，然后把更多的国外资源吸收过来。反之，如果自己落后，那么自己就会成为被剥夺的对象。在这样一种顾虑下，各国都很清醒，非常理性，然而，有理性组成的个体并不必然带来一个理性的整体。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家都疯狂以我为中心向自然进行掠夺。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后现代主义声嘶力竭地呼吁要保护环境，然而，前者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没有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会甘心当下的世界发展格局，甘心为别国国发展付出的代价买单，甘心永远屈居人后，看人眼色。
理论特征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理解非常困难。这里我仅举一例来说明一下他所说的相对性。或者画一圆圈，问人们这是什么？通过人们的不同答案告诉人们，不管你说是什么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是什么只是相对你来说的。你一去世，你对他的认识就没有了。对于一件事情，现在人们的理解与前人的理解以及后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所以你说他是什么就是错。
人们所说的逻辑体系价值体系也都是错的，因为，每一种逻辑，价值体系都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物体意义的理解上，而别人对同一个物体的看法与你不一样，所以，他在他对这个物体的认识上所构建的逻辑体系与价值体系与你是不一样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
后现代主义者这样做，就是因为对资本主义不满，而又找不到推翻他的手段，于是就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解构，拆解。最终让他倒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斗争的目标。
一切的悖论来源都在“物-物”关系上。在物物关系上，一个事物的意义要依靠另一个事物的规定才能够定义出来。比如上，必须依赖下，左必须依赖右，人依赖于其他动物。人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是无法知道方向的，所以方向是参照物的方向。意义的这种相对性，就注定了理解的相对性。理解的相对性，就必然导致意义理解的悖论的出现，致使意义变得不可理解。因为意义参照于每个理解的人本身，你不知道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一根骨头的意义，对于人和狗完全不同。所以骨头这个词的意义是不可理解的。解构主义要解构所有的意义，解构所有的逻辑系。其理由是所有的逻辑系都建立在某个意义的基石上。既然意义都不可理解，那么这个逻辑系又有什么意义？既然语言都是不可理解的，那么话语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意义就是一个“什么”。所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逻辑系都是危险的，因为什么是一个个人理解判断之后的事物。在下判断之前的“是本体”才是逻辑系、价值系、文明系的基石。离开本体的意义总是空壳性质的，是暂时的，是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时时刻刻都要回归本体才有意义，意义的自由是相对的。当我们随意翻开一篇小说，或者是随便一本书的时候，解构主义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这是非常奇怪的感觉，一篇很熟悉的文字，竟然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仔细一想也有他的道理。一个古代人所说的一段话，虽然现在人看起来简单，但是古人的理解和现代人的理解绝对是有差异的。解构主义宣布，你们说的话都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企图建立意义体系，价值体系，逻辑体系，反正是带体系的，都是徒劳的，是错误的。这个世界没有中心，只有原生态。
任何一个词语都企图成为意义的中心，任何一个词语也可以，这的确是没有问题。不过这并不足以解决解构主义带来的思想危机。解构主义是将意义中心阉割了。解构主义的根源在于意义的“物-物”悖论，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这个悖论本身入手。实际上，任何一个物并不依赖任何一个物而在，这个世界少了任何一个人地球照样旋转，而且转得更快。物不依赖物，那么他依赖什么呢？依赖空。物在空中而在，物自身的空间形式规定他是什么，这就足够了。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空而言，意义的中心完全是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独自存在的，都对空而在。所有意义都不需要其它的意义来支持。那么有人会问，人们对空的理解不一致怎么办？实际上这就已经是堕入物物思维了，空规定了一切事物，不存在对空的理解问题。直观是一切意义的根源，“是意义”不能作为定义依据。解构主义到底解构了什么？我认为解构的是意义本体。解构主义通过对意义本体的解构，反过来呈现出意义的本体。这就如同医生通过对生命的解剖告诉人们什么是生命。因此，解构是一种手法，对意义的否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肯定。这种肯定直接将意义从物推到空。物性意义被解构（彻底否定），空性意义被确立（意义不在物而在空中），这个空性意义才是意义的本体。意义即物的[空]形式规定性。
接下来，我简单叙说一下他的理论特点：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包罗万象的近现代世界观。形而上学一方面坚持僵死的的“二分”或“二元”，另一方面，又因双方的不相容而走向极端——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比如对理性与感性，对真理与谬误都是采取这种硬性思维，没有一点弹性。而正是这一思维方式才使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现代性和科学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出现偏差。
1 ，否认整体性、同一性：后现代主义否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否认同类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代之以碎片、相对性，认为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偶然的。由此可以看出来，后现代主义对之前的一切哲学理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一切哲学体系都是以“自己”对事物的的理解出发，即从“自己”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为起点，而这个意义是相对的，可以变化的，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些哲学体系都是错误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你自己的主观联系，你可以联系，也可以不联系，这取决于你自己，而实际上，他们是毫不相干的，是分散的，是一个个碎片。比如，每一部著作都仅仅是一个文本，没有作者，没有中心思想，不同人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阅读就是一种误读，因而作品谈不上普遍性、同一性和整体性。比如，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意思是说读者对于同一个完整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文本的主体是不确定的，是相对的。
2，反对中心，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中心的存在就意味着有非中心的存在，意味着有主从、本末、内外等二元论存在；意味着本质决定现象、内决定外、中心决定非中心；也意味着人的认识总是要通过非中心而揭示中心。比如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作为世界的主宰，造成了对世界其他非中心的严重破坏。有中心，就有专治，就有独裁，这就是后现代的思维逻辑。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随意播撒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这样看来，对于中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的这一说法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依次推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有毛病的，因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然要破坏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破坏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在没有外部竞争的情况下，以经济建设是不对的，但是，在民族生存的受到外部威胁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建设是迫不得已的。再看看，以前的以地市为中心，造成了城市对周边县城经济的过多吸纳，造成县城经济发展的困难。所以现在行政实行扁平化管理，就是为了取消中心的绝对地位，中心对非中心的绝对领导。我认为，这一做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人哲学观念。
3，反对理性，消解现代性：现代性、科学理性破除了奴役、压抑的根源，却又设置了又一新的奴役和压抑，设置了新的“权威”、“本质”、“中心”，这些权威重新处人以奴隶的境地，比如，科技的奴隶，工具的奴隶。所以，应拒斥一切现代性的理论，解构和摧毁现代性的观念、理论以及理性。解构主义反对理性，但却没有提出人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改造世界，结果导致感觉主义盛行，欲望泛滥。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缺陷
后现代主义以他的理论瓦解了对现代主义的一切哲学体系，与现代主义对着干，反对一切现代主义的东西。现代主义毕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有着他自身的合理性，对它应该采取马克思所说的扬弃的态度，而不是一概而论，全部否定。
一，怀疑主义、虚无化。
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强调同一性、整体性，但是却抹杀了同一和整体内部的差异性，使同一和整体变成了僵死的、封闭的、毫无生机的“城堡”。但是，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在于它承认同一性、整体性、事物的本质、基础及“二分”，而在于它把这一切绝对化、僵死化、封闭化了。纠正这一错误，只需在封闭的“城堡”上凿出一个窗口就可以了，可是，后现代主义却彻彻底底地摧毁了这一“城堡”，使这一城堡变成了一堆碎片和一个瓦砾场，以碎片、差异和多样性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基础和“二分”，以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态势以及“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
这样，后现代主义在使被形而上学僵死化、凝固化的世界重新动荡起来的同时，又震碎了、虚无化了这个世界。社会的进步是在继承与创新中取得的，而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又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人们在面对这个虚无的、瓦砾般的世界时变得无所适从，几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
二，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
西方现代化是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为起点的，由于过分宣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性，人变得狂妄自大。这种自大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人类带来了充分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人的自主性的完全丧失。所以，后现代主义反对人的这种狂妄。要求反对理性，消解主体。但这显然不是科技理性的错误，而是运用科技理性的社会运作方式的错误。犹如原子能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运用原子能制造了原子弹一样。
事实上，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其道理在于：其一，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其二，人们仍然只能依赖主体，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恢复人的本性，使理性健康的发挥作用。
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把脉是准确的，只是开错了药方。这一药方对社会的很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的影响：
后工业化社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宽大温床。伴随着历史剧变，人们难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他们不再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宁愿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中心变成多元，永恒成为变迁，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的冲击已无可避免。
后现代化社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但其基本特征可以以追求感性和反传统来概括。既然现代社会标榜理性，那么后现代社会就反对理性，能够与理性对抗的就只有感性、感觉。
1，感觉至上主义：由于现代主义理性至上，造成了对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觉得自己不是自己，很痛苦。于是在就已反理性的方式来对抗理性，能够对抗理性的就是感性，感觉。人们厌弃思想之我、观念之我，向往绝对的自主和自由，打出唯本能主义、唯感觉主义 的旗帜，把人的本能活动的痛快淋漓和感觉的快适作为人的存在及价值和意义的唯一证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这种彻底反传统、反文化、反理性、反审美、努力解构、破坏一切异己的整体性。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社会，酗酒，纵欲，吸毒，吸迷幻药，黄毒，一夜情，包二奶，KTV增多，自虐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癌细胞精神”。怎样能让人产生感觉就怎么来，因为在感觉中，人们才能找到自我，找回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僵性制度与规则下的物品，不是与螺丝，链条，轴承等一样没有生命的的零件。做这一切，不为别的，就是要把自己与这些机器零件区别开来。这一证明，就把人降低到了与机器进行比较的位置，这就好比把人与狗作比较，降低了人的尊严。
在对事物的描述上，人们创造了很多以感觉为特点的新词：如支持叫顶；美丽叫酷，开心叫爽，恶心叫吐，很恶心叫狂吐，受不了刺激而行为失常抓狂，谈朋友叫泡，好看不好看叫养眼，反对不叫反对，叫——拍 ，惭愧不叫惭愧，叫——汗，拍砖——批评,点评。对于女士，如果有人说你很现代化，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很性感，让人产生冲动的感觉。对于男人也是如此。
消费主义之上：因为在消费中，人们才有选择权，才有自主权，才能展现自我的自由。又因为在消费这些产品是人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还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才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机体。
娱乐至上：在后现代主义，人们对权威、政治，革命，社会理想等表现的非常冷漠。人们就通过娱乐来表现自己对此的冷漠与反感。这种心态，再加上被商业主义的利用，于是娱乐社会就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景观。这种娱乐没有主题，没有价值与理想的宣扬。一切以时尚的胡闹为主。典型的是，为了无名山增高一米，11位男女叠罗的裸体，耸立在北京妙峰山区的一个秃山包上；在女性身体上作画，还有肉末书法、病毒餐、圣女宴，颜料浴，为都江堰算命、用冰洗河、对水弹琴等等。某些电视台和互联网站为迎合观众的这种低级需要，不惜降低文化艺术层次，以粗俗，直白的作品与表演来面对观众。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艺术精品的存在受到了消费者的挑战。增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漫画《论语》，大话《西游》，戏说乾隆，“搞笑”诺贝尔奖金，“交配”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无厘头电影。自虐小品流行，比如小沈阳与赵本山在舞台上的形象无不以智障，残疾人，太监似的声腔来取乐观众。
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与自由主义盛行：因为后现代主义否定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可以统一的，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我们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可以采取不确定的、相对的的态度与看法。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都有了难以统一的认识，大家各执一词，相互攻击。别的不说，就是对于道德，我们也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观，比如对范跑跑的看法，人们就各执一面，展开对攻。对于审美标准、价值观、社会发展、历史观更是出现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道德方面的多元主义对于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极大挑战，道德是社会的粘合剂，没有了对道德的共识，这个社会将以什么来整合？以什么来维系？仅法治手段能够起到社会凝聚的作用吗？由于社会多元取得了社会认同，多元取得了合法性，自由主义也就披着多元的外衣堂而皇之地，狐假虎威地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多元化的合法性得到认同后，国家在对待自由主义上，将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来对此加以批判和控制。
上面说到对道德相对看法，我说两个例子。针对解放军抗雪灾这一行为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赞美这一做法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认为解放军不应该受到道德的称赞，因为他们拿着人民的钱。很多人跟帖表示赞同。我对此回应了一贴：“我们对他们的赞美是对他们行为与劳动的肯定以及欣赏。这些赞美及肯定使我们的社会很温馨，如果没有这些赞美及肯定，我们面对的肯定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父母养子女是为了自己将来年纪大了有人来照料，我们不能因为父母有这一动机而不赞美自己的父亲与母亲。他们把解放军抗雪灾的动机唯一化为钱或者工资，除此在没有别的动机。这把解放军的道德动机，人道主义动机，同袍情意动机，关心人民的生民及财产安全动机都排除在外。可见，发帖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有钱，他用钱来解释或者衡量一切行为的动机，用钱来解释别人的到的动机。”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行动的意义是钱，所以它用钱来构建他的认识论与人生观。而我们认为解放军行动的意义是人道，所以我们用人道来构建我们的哲学体系。这种相对主义使社会道德共识得以削弱，碎片化趋势出现。
另一个例子与范跑跑有关，有人发帖说，至少范跑跑说了真话，比起官员说假话好多了。我也跟帖反驳道。“如果说真话可以得到你的赞美，那么我告诉你，我想…你老婆。我说的是真话，你还赞美我吗？”
在文化与政治上，人们也开始解构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历史。一切都以相对主义的面目出现。现在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否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尚为时过早，但应看到，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消解历史意识已渐成为一种风尚。我们的忧虑是，在崇尚多元化的思维中，会不会导致碎片化、沙化、和虚无化？还是会在多元的碰撞的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结构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需要慎重思考的重大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都难以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困境。时代的发展急需要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在对两种发展理念的优劣经过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甄别之后。我们积极吸收了其中的优秀成果，并对其中违背发展规律的部分进行了剔除。科学发展观使发展既合目的又合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的目标由原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到二者的统一；发展的内容由单向度走向多向度；发展的思维方式有主客二分到分而不“裂”。
一， 发展的目标由原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到二者的统一
近代社会是在反对神学和高扬理性中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的。但是，在近代社会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是关注着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有着对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合理化发展的后期阶段，理性越来越蜕化为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它的价值关怀的内容被完全抽象掉了。整个社会在根本结构上变成了对人进行宰制和支配的工具，人完全成了工具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工具理性使社会变成了片面发展的所谓“单向度”的社会，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毋庸说人也成了服务于工具理性的工具。
韦伯将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叫做“工具理性”。其含义具体说，即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的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是真理性，处理物与人的关系时，见物不见人，甚至认为人也是工具，因而为了积累经验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使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人的一切包括思想、观念、理论、感情等都具有了不确定性。其工具理性表现着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互分割，轻人文、趋于功利化等倾向。
所以说，在工具理性张扬的同时，也就是价值理性的衰落。随着理性的工具化，早期思想家们所期望的人的自由和解放都成了幻想。用当代哲学家们的话说，那就是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代理权。正义、平等、幸福等所有先前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理性所固有的概念都失去了它的知识根源。应当说，近代成长起来的的科学技术理性本身就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而且集中于工具选择的领域，特别是当它进一步突出了其工具理性的内容的时候，人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目标问题等等都被排除在外了。以至于它成了一种针对于所有人的异己的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了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
从资本主义早期的追求生产规模、经营手段、财会制度的合理化开始，到逐渐使消费者结构合理化，在司法上追求形式合理性、科层制的官僚制体系，甚至精神文化也开始了其合理性的生产和消费，把一切都弄成了程式化的合理性作业以及处理人们的欲望满足关系的合理性契约、工具、方式。总之，人的需要和目的成了我们行为的绝对主宰和无上君主，它只有在理性的合理安排下才能实现。同时，这种安排又在开启一个更广大的前景。因此，人类陷入一种技术疯狂。它与工具理性的精密性、可计算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制造着人的欲望。理性成了欲望的奴仆和工具。站在工具理性的视角上，一切都是可以合理化的，而且只有合理化才能获得成功，只有合理化才能使一切明明白白，一切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哪怕事先要对它们作些削足适履的工作。
现代官僚制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和片面化。它不仅使官僚制体系中的人被抽象化为没有情感和其他精神价值的人，而且连那些受着官僚制所作用的人也同样被看作是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分析分解的人。
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即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又分为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个人过河必搭桥，而桥身只有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能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自身划圆”的过程，即人永远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两种形态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应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基础，体现了精神形态工具服务于主体的间接效应。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体现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的关系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与条件。 (1)价值理性的存在，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 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是规定手段性质的前提。虽然工具理性的存在是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但它的存在，首先以主体为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为前提。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主体为自身设立的认知对象时，即意味自身已步入科学的迷宫。在认识、掌握、驾驭事物规律的过程中，要“破译”种种逻辑思维过程中的未知数，这意味着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如苦行僧、如炼狱，说明认识事物是复杂的过程。另外，事物本身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作为客观规律的反映者，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知过程体现为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否则由于局限性所致，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对事物已经形成的正确认知，常常会在事物存在、发展的总过程中，被实践确认为一孔之见。因此，在当前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为提高工具手段的知识含量，体现现代人的主体性、科学性的品格，人们必须有吃苦耐劳，不断探索、挑战无知、求真务实的精神，这便来自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自始至终提供的精神支持。 (2)工具理性的存在，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撑。 没有工具理性的存在，价值理性也实现不了。即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工具理性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主体对思维客体其规律的认识、运用、驾驭的过程；由此不断形成的理论科学、实验科学、应用科学等，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积淀。具体体现在能够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某具体学科的自身建设超越原来的基点，发展自身。促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更大程度的支持。当人们在实践中靠工具理性，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总会反思实践过程，在自我意识的更深层面领悟人生价值。尤其当认识到人的能力、潜智、个性在不断拓展的实践过程中，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广阔前景，人对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也有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梯次上升的趋势。由此体现实践不断深化使人们对价值问题理性思考的深化。反映了价值理性更加紧密地渗透、融合在理想自我之中，两者互相作用、互相转化、互相提升的内在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体味着使理想自我成功的主导力量的存在，即价值理性激励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设立，阶段性地实现着人对自身命运的开拓。由此使人对“我为什么如此做”等人生终极意义及目标的追寻，因为人自身的人文精神发展、人文目标提升、人在新的精神文明层面重塑人格而强化。这些说明，工具理性的存在，不断促成价值理性在原基点上的升华。 2.价值理性不可代替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引导主体“做什么”，而“如何做”，则借助工具理性解决，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客观事物其规律的存在，不是由人的主观因素规定的。所以实践中，人们作为客观规律的反映者，其思维内容首先来自物质世界。这是人们体现自身的思维能动性，调动个人才干的前提。如果以情感代替规律，甚至因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激励，在自身意志的支配下，凌驾客观规律之上来定计划或决策，这些做法势必会因人的非逻辑思维主导认识过程，因而使人的行为违反事物发展规律，造成人的实践活动因与实践结果如两辆不同方向奔跑的马车，相互分离甚至背道而驰。好比目标设立为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彼岸”，却搭了一个通往其它方向的“桥梁”。我国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经验、教训，我党自身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经验、教训，曾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曾为此付出代价。 3.片面强调与追求工具理性意味人性的扭曲。 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没有一定的目的性，不会引发人们在实践中对相应工具的需求。片面强调与追求工具理性，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导致人格畸变，或整个社会的病态发展。历史上某些国家曾搞唯科学至上、唯技术至上、唯生产力至上，表面看似乎是取消了某种价值思考，实质上如果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与人类的社会发展成反比，恰恰说明统治者制定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偏离了人文目标，由此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效应及前景必然偏离社会人文价值的提升。从反思索法推断，它意味着一种偏离人文目标的价值思考对人自身工具理性的支配。其价值思考的基点是反理性、反人道。即体现在病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将劳动者作为仅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工具使用，以实现剥削阶级无止境的发财欲。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根据，相互映证。两者的统一，验证并促进着人们知、情、意的统一；展示着人的正常、合理的发展。在当前社会体制转换的变革时期，可向人们提供自身协调发展的动力，促进入的与时俱进，自我开拓，自我更新。
二， 发展的内容由单向度走向多向度
科学发展观及其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
发展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人类不断探讨发展本身的涵义的历史。但人类真正对自己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却是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后。价值论研究的对象是价值,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即客体、对象的存在及其状态与主体本性、需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质。从价值哲学的观念看来,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为了享用价值而创造价值。人类的价值追求成为人与人所在世界存在的最大变量。价值问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发展的本质问题还是价值(观)问题,拟从价值论的视角来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解读,并主张要真正地将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关键在于对发展的价值取向进行协调与整合。
一 传统发展观:价值理性的缺失
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这种“物本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着重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着眼点是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高投入,造成社会发展理论的经济化倾向异常突出。二是它只是把工业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要素以及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综合优化作用。三是这种发展观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人对自然界具有支配地位,并把大自然作为人类可以无偿掠夺、占有和任人宰割的对象。由于“物本主义”发展观把发展着眼于经济的增长上,因此,“物本主义”发展观有着很深的“GDP情结”, GDP是代表一国所有常住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是社会总产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包括有形与无形)的价值总量。它是对一国总体经济运行表现作出的概括性衡量,具有国际可比性。但“物本主义”发展观视野下的GDP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从社会角度看, GDP将正效应和负效应的产出都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因此,传统的GDP无法反映社会成本,无法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无法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无法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相反却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GDP的高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应该说,工业经济时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的时间段内,大部分国家遵循的都是以单纯的物质财富增加、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客观地说,经济发展、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它事情。”恩格斯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因此,“物本主义”发展观应该说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早期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片面发展观,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导致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资源枯竭、人性扭曲和生态恶化,使人们饱尝了“有增长无发展”以及“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物”毕竟不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而“物本主义”把人的价值归结为物的价值,把人的作用归结为物的作用,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认为物决定人的命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发展观。
20世纪60～8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增长”与“发展”两个范畴的区别,开始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反思,并提出了综合、全面的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例如,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丹尼斯·古雷特(Denis Goulet)率先提出“发展”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并将其置于伦理道德的视域之中。古雷特在一个更广的发展意义上,区分了发展中3个基本因素和核心价值:生存( life suste2nance) ,主要涉及到基本需要的满足,发展的目标是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时提供基本需求;自尊( self2es2teem) ,涉及到自重和独立性,发展即消除与低下的经济地位相联系的被支配和依附的感觉;自由,是指摆脱贫困(want) 、无知( ignorance)和卑贱( squalor)这3种罪恶,使人们具有更大的能力决定他们的命运。此外,从他的《严峻的选择: 发展理论的新概念》这类著作中,我们得到全新的启示:那种以人类的痛苦和远期发展目标的丧失为代价的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反发展的,它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本质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包括5大项目: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现代化、进步、发展应至少包括4个变量:即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是:政府能力;人民参政情况。”“两个经济变量是指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分配”亨廷顿和阿尔蒙德不但确定了社会发展过程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还特别提出了社会发展诸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诸因素之间作用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致力于将经济学和伦理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处理人类的发展问题。他主张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工业化或现代化。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是为人的福利、人的目的价值服务的,它们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些充其量只是发展的手段而已,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基于此,他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应该是人类运用价值能力和职能的扩展,如规范人的行为、延长人的寿命、拥有学习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专注于艺术和科学追求的条件等。人们对传统发展的反思,在学理上催促了发展观的创新。
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物本主义”发展观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却毫不关心。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工具理性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价值理性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综合的理性,它指“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或等级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其与这一整体的和谐所决定。⋯⋯在这里, 关键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只有价值理性才是一种涉及终极关怀的理性。如何在发展观的问题上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有效整合或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便成为发展理论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及其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它彰显了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统一。“全面”就是防止发展中的片面性, 把经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解决好“片面与全面”这一辩证法问题;“协调”就是把构成经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诸多要素,看成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矛盾体,解决好发展中“平衡与失衡”的辩证法问题;“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代内”与“代际”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可持续”与“不可持续”这一历时态问
题。当然,科学发展观的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价值归宿,即它不仅回答了“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手段性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一目的性问题。它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精神、人性和价值发展的结果,不能是人的物质生活在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却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格的不断健全和人文修养的全面提高。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系统内部以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和谐发展,而且把发展的核心和目的归结到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它突出强调发展的人文向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发展的根本价值标准,强调发展应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因素的协调共同发展,指出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同一指向性,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检验发展的标准,从根本上规定了发展的方向,从而保证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和谐发展。这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理念。
如果把科学发展观本质上理解为一种价值观,那么,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科学发展观追求“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在具体的经济与社会层面上,科学发展观运用工具理性,追求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以及市场竞争与人文关怀的一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一。同时,科学发展观要求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矫正。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还体现整体主义的哲学理念。它不以个人主义为指导,提倡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主张个体与社会相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基于此,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在于,它用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防止发展中出现的“价值迷失”,我们也将其称之为在发展问题上的“价值理性的恢复”。从纵向看,是人类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日渐处于强势的今天,与实践相关的讨论也在进行之中。以日本为例, 1967年日本把经济计划改名为“经济社会开发计划”,增加了“社会”二字。1970年他们又给这个计划加上一个副标题:“以人性丰富的经济社会为目标”。1972年日本的福武直说:“在生产上属于一流、国民收入和消费属于二流、住宅和生活环境属于三流的日本,经济开发和社会开发的不平衡确已成为问题。现代日本是以舍弃社会开发的方针政策而集中发展经济,这与近年来的高度经济发展造成的‘畸形’溶合在一起,使矛盾更加扩大了。”当时大平正芳等人主张从重视经济价值转向重视文化价值。匈牙利的科尔内说:“宁可要百分点少的较低增长率,也许它低于短期可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但是,让我们以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它,在所有部门、所有地区的宽广的战线上向前推进。”虽然这些国家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本质上与科学发展观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从现实来看,我国是最需要进行发展观价值转向的一个国家。据2004年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 7%,位居192个国家的第161位。我国人均耕地仅1. 59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其他资源如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 /4、1 /6和1 /2。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的11% ,天然气不足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在8. 8%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我国创造每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这一系列的数据告诉我们:在中国,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的经济———生态———社会———人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实现: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活动走出价值困境,实现“价值重建”,在价值观层面上获得了新的契机。比较而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是追求发展价值的多元化及异质价值之间的协调统一。因此,要走出价值误区,就应该是由原来在“物本主义”发展观统摄下的片面追求发展的经济价值转向追求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并促成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协调与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实现摆脱现代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价值危机、走出发展的价值困境、克服发展的价值悖论的目的,出路就在于实现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价值取向是指,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指向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反映出主体价值观念变化的总体趋向和发展方向。它是介于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判断需通过价值取向才能在实践中实现, 价值取向是一座直接通向实践的桥梁。
而实现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首先,就是要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即必须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包括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人文价值等。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并不等于发展价值取向的无主次性。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要抓住价值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发展价值取向是有所侧重的。其次,坚持异质发展价值取向之间的协调性,即发展的各种价值取向之间应该是呈现互补性与互动性的关系,而不是发展价值取向上的相互抑制、对立与替代。发展价值的协调发展并非是诸多要素齐头并进或力量均衡的发展,更不是价值的平均分配,而是既保持重点而不平均,又兼顾全面而不替代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发展价值取向全面性与协调性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是协调性的基础,没有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无法进行发展价值取向上的协调或者根本不需要协调(如传统发展观本来就只有一种发展价值取向) ;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性是全面性的保证,没有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性,价值取向的全面性无法坚持。
在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性与协调性的视野中,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结构,才能做到发展的“价值理性的恢复”,保持发展本身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这种“合理的关系结构”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发展的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生态价值这三个价值维度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的,并且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这里,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发展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即发展的“真”、“善”、“美”之间的内在和谐与统一。具体地说,就是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能支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本价值维度同一) ,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不违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发展本身就是“环境友好” 的;反之,人文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应成为发展的价值根基,并与发展的经济价值维度成正相关的关系。
其次,发展的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生态价值这三个价值维度之间应形成相互规范、相互制约的关系,即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这里,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发展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性(而非同一性) ,即发展活动的“真”、“善”、“美”之间的价值摩擦。为了缓解或尽可能地使发展进行“价值和解”,在这里,主要是发展的人文价值维度或生态价值维度应规约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尺度,当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的实现不是促进反而阻碍人的普遍的身心健康、智力进步、能力提高和社会权利实现时,即出现“发展异化”时,就应当调整发展的主导方向,重构发展价值观;生态价值维度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它也同样应参与到这样一个规约体系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到了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是价值根据,自然主义是事实根据,价值根据必须立于事实根据之上,价值根据是事实根据的意义所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物两体的关系。自然主义的内涵指向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指人自身的自然,两种自然形态并非分属于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它们被统摄于一个更高一级的自然之中,应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如果人类仅把人道主义囿于“只对人有利”这一狭小领域,人道主义就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的价值辩护,其结果是人之身外的自然以其否定性的形式把它的真理呈现给你,作为一种惩罚,这是自然之真理形式被遮蔽的直接形式。人道主义作为普适性原则,只有被普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领域中去的时候,自然才能真正成为显现真理的形式。这足以说明,考虑发展的生态价值维度,同样是发展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内在要求。当然,我们强调发展的人文价值维度规约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或生态价值维度规约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并不是轻视甚至否定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特别是经济价值维度,没有经济价值维度而一味强调人文价值或生态价值的发展往往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我们固然反对“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但“无经济价值取向”同样也是不现实和不可取的,这样的发展因缺乏激励因素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也是缺乏活力的。
总的来说,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协调与整合,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的要求和体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在发展领域的反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全面本质”包括人的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等。“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然、社会、精神属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或是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决定了真正反映人的全面本质的发展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也应该是全面而且协调的。发展只有同时注重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人文价值等,才能满足人的价值多元化需求并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所以,发展价值取向只能是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性要求发展的诸多价值取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保持发展价值取向体系的整体和谐。
我国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还处于现代化早期的社会,大谈发展的生态价值、社会人文价值这些“后现代”意味很浓的价值愿景,是否为时过早呢?我们能否避免重走西方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走过的弯路,部分或全面地在发展价值观上进入“后现代阶段”呢?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高度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各种不同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依旧会存在不同主体在价值取向和具体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但这些都已经是非根本的、可调和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尽管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势必也会反映到我国的发展实践中的经济价值取向的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老路,重择“物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取向,忽视发展的生态价值、社会人文价值,使发展的“价值悲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新演绎一遍,而是应该按照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6月]
三， 发展的思维方式有主客二分到分而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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