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叛逆与思考（五）

何新：叛逆与思考（五）

2016-04-21 11:35:20叛逆与思考（五）弄潮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到70年代中期，我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多次写信上书试图与毛泽东对话。当然，毛泽东不可能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取得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而正是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成为屡教不改的有“反动”思想的“异类分子”。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始终比较高呢？　　何新：我的东西之所以在当时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较为强烈的读者回应，可能是因为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实际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我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往往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在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例如，今日那些小字辈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国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之一。我早在1981年就在《读书》杂志发表《为“自由”声辩——读约翰·密勒“论自由”》（《读书》1981年第2期）。　　我于文革后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历史和政治思想领域都发表过一系列具有冲击性的文论。　　例如1979年底，香港的《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曾写信给我说：“你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关于形式美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也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文章后，经吴冠中的推荐主动来找我约稿的。　　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被认为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曾经成为意识形态焦点问题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讨论，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论者之一。何新，1983年

　　记者：80年代初你刚刚调进中国社科院吧，怎么一下就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局长是鲍正鹄。这是一位见多识广、目下无尘的学者型领导人。鲍老曾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读书甚多，阅人也甚多。说老实话，我调进来后，他没把我放进眼里。调我进来，主要是上面的推荐，而他对我写的东西基本不屑一顾。最佳评论也只是三个字：还聪明。　　倒是梅益秘书长对我的期望较大。他和我谈话，认为我经过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科研局，局领导都不要，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未免让他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我“不务正业”。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何新：在科研局我是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局里又安排我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课题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应该很重要。　　何新：当时没有电脑，其实是要让我编一套卡片。但是我根本没有认真做这个工作。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只是忙着干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虽然人是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在天上乱飞。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高层信息，包括直接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的新鲜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阅读了中央秘密文件和一批机要档案。这个局自身有一个数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颇为齐全丰富、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这里还订阅了大量和外文以及港台报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报刊杂志有数百种之多。信息多到每天看不过来。这个期间，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信息和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不倦地阅读和做札记。　　记者：你自己如何评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接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每天都在不倦地阅读和写作。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科研局的几位领导都是资格老，级别不低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旧人。这个局中除了我一个人级别低微，别人都是处长或局长。这些老同志对我很客气也很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他未必喜欢你、但是尚能包容你的那样一种长者的宽容。　　他们并不公开责怪我上班只忙着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干和提职务的手续，但同时鲍局长让人事处长正式通知我：局里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工作，建议我自行联系单位调动。因此，我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那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三位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和黎澍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尹达想在历史所新建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同意调我去。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也表示欢迎我去参加工作。黎澍则准备在他分管的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室，也表示欢迎我去。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聘我去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的是侯外庐先生。因为作为史学界元老，他的声望极高。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具有幽默性的事。　　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的主要助手之一，当时已经是新成立的宗教研究所所副所长，林英到科研局找局长鲍正鹄，表示想调我去协助侯外庐参加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据说，鲍局长闻言从座位上跳起而对他双手作揖拱拜说：“谢谢，谢谢！你们是伯乐，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令林英极为尴尬，他莫测高深，接着他们又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以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那些文章作者并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外庐先生就无意再调我了。最后，还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记者：那么黎澍先生为什么这么欣赏你？你作他助手时，黎澍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是一位资历很老的中共老干部。30年代加入中共，40年代一直在重庆、香港，在周恩来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作文化工作。早在文革前,黎澍就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的身份显赫，同时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刘大年）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善用这种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约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我工作，我都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我劝你小心，你要谨慎！”这一番告诫算得上是老人家的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桀骜不驯的个性使我很快就把包围在他老人家周边的一群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你当时也就三十出头吧？　　何新：1979 是我的而立之年，两年后我31岁。　　记者：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身份、资历、声望地位这么高的权威学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但你怎么就把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　　会议邀请黎澍，但黎澍没有出席。他派我以助理的身份出席，临行前叮嘱我说：“亚细亚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人搞得清楚。你去参加会，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都会当成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要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记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意思？　　何新：亚细亚就是亚洲。所谓亚洲生产方式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东方独特的古代制度的问题。为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理论准备。我花很多时间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我注意到，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看来很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是今天所谓“中国特色”，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看法了吗？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到会的学者主要是刚刚经历了文革、还未完全醒来的老一代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社会公式上——那个公式认为社会制度有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不可动摇的预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但我对这个问题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五大阶段的所谓发展规律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意识形态假设。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推翻这个公式，对于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领导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我也很想利用这个会议的讲台在诸位史学界元老面前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完全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当会议的主席林甘泉先生（曾担任郭沫若的秘书、历史研究所所长）客气地介绍我是受黎澍委托与会，问我黎澍同志方面对于会议有什么意见时，我就不客气地放了一炮，作了一次长篇发言。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甚为大胆而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　　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我说我认为：抽象于欧洲历史的社会五阶段规律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普遍使用奴隶作为生产工具的社会制度。　　我表示，我认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仅不适用于中国，而且应当予以推翻。这个论点当时就语惊四座，引来了一片嘘声，可以说是震撼了到会的所有的学者。　　我记得当时的会场气氛严肃、凝重、安静，气氛静得甚至有些吓人。　　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我猜想当时许多出席者可能会觉得是听到了反动的言论。1983年，“长江行”

邵宇《长江行》笔下的何新(1984年，左起第二人)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在30年代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亚细亚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所压倒，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主流理论和教科书范本，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会被扣上反动历史观的帽子。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自然是耸人听闻。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几经波折，后来终于发表在1982年的《晋阳学刊》上。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有什么反应？大家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林甘泉先生，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到时间后主持人按铃提醒。我过去还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完全忘记了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当时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人们都被我的反动言论所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打听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到底什么来历？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何以发言竟然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是黎澍的助手后，一片嘘声，纷纷摇头。就有许多人给黎澍打电话、写信批我是胡说八道。会后还有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动言论——这在当时仍然是政治上的一条恐怖大罪。　　记者：那么你回北京后一定被黎澍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要惨。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叫去谈话，他非常严厉地批评我。　　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刮起沙尘暴，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沙尘暴天气更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居然狂妄到像你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并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元走过的那条死路。”　　记者：谁是沈元？　　何新：在文革以前，黎澍曾有一个也被他非常器重的助手，姓沈名元，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　　但此人家庭出身不好，1957年有不良言论，结果在北大读书时就划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在街道上做临时工为生。后来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任主编，见此文后颇为欣赏，就顶着编辑部内的不同意见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从街道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学术助手。　　但是1966年文革降临了，对这个右派分子的重用被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沈元在运动中也被批斗，他写了日记，表达对文革和毛路线的不满。他这些日记也被造反派发现，他试图　　逃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结果被抓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沈元的故事，言外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　　记者：这也是老人的好意嘛。　　何新：但是，我在文革的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应该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激怒了他。那天老人家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责问我：“你狂，你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　　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只通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都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会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受到斥责后的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主动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因此，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三个月内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开除）。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中共党史、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和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黎澍对此也不反对，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　　这样，我的工作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内的办公室而转到设在王府井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但是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由于有大量异端言论而被看做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近代史所呆不下去了。　　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刘再复担任文学所所长招兵买马，把我调到了文学研究所。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澍先生是好人，是厚道人，是思想开明的人。是一位提携后辈，而且政治思想十分解放的长者。我跟随他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难忘而重要。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遭受“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黎澍时恃才傲物，眼空无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过于年轻气锐。(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以及在我每一次院内工作调动时都开绿灯给我帮助的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先生。也包括当年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有异而分道扬镳的李泽厚、刘再复。何新在西湖，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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