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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影《活着》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重构

发布时间：2019-08-0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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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试论电影《活着》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重构
作者：郑依梅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7期
摘要：《活着》，是作家余华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导演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小说到电影，张艺谋进行了富有渲染力的改编，其中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考量令人深思，留给人们对过往和当世的无限深省。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操控已然构成一重威胁，而当时代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时，当这层操控逐渐消解时，人类存在的意义更是耐人寻味。关键词：《活着》；个人；时代；命运
作者简介：郑依梅（1994-），女，广东省中山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2 《活着》原文本及改编后的电影素来是文学和电影研究者评论的热点之一，学界已从不同的立场、意识形态和理论视角加以阐述，或诟病或褒扬，可谓众声喧哗。影片《活着》拥有诸多主题，如人道主义、反讽社会、重观历史等等，而笔者在此想就其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处理进行阐发，张艺谋对余华的文本是如何重构的？这份重构又意味什么呢？
苏姗·桑塔格对艺术多元化有过这样的表述：“有些艺术直接以唤起情感为目的；有些艺术则通过理智的途径而诉诸情感。”[1]这段话恰恰道出了张艺谋与余华《活着》的不同。张艺谋的《活着》比小说要温情许多，这与他试图把这部影片从虚无缥缈的存在之思拉回到平凡生命的现实之痛有关[2]。相较于余华对个人面临近乎绝望的苦难的所思所感为主要叙述对象，作为电影导演，张艺谋把这份个人性拓宽为普遍社会性来加以传达，以符合观众“大团圆”的定势审美期待，并引起观众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与共鸣；影片想要带给人们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不是忍耐而是达观，不是深入骨髓的悲哀而是直接鲜活的思索。这集中体现在张艺谋对“时代性”这一特性的处理上。
《活着》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明显得让观众无法忽视。情节设置中的大跃进、全民炼钢与文革、红色气息浓厚的结婚仪式，道具中的皮影戏、军装红袖章与毛主席语录，人物语言中“往后你肚子饿了，只要你抬抬腿往食堂门里一跨，鱼啊肉啊撑死咱们！”、“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影片反映的时代社会背景。张艺谋正是以这般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世人宣告这部影片的意图和雄心。而与此同时，张艺谋也对原著情节进行大胆改编，其目的正是要将余华模糊化的时代性畅快淋漓地暴露出来。影片大量消减了文本蕴含的苦难意味，让人们在其中看到希望，还殷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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