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日星期三编辑：钟雪凌E-mai：ncdzzxl@163.com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唐朝“行卷”和“公荐”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乞丐孤儿和书童皆可中进士做高官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德州陵城区）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文/李贵来源：《解放日报》）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人们在讨论孔子思想的时候，容易忽略这样一个问题：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教育与知识的特长在于使人趋于理性和人格独立，宗教信仰则强调盲从和终极关怀。就孔子本人来说，他对宗教信仰基本上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折衷主义立场。那么，当他和弟子们陷入精神危机的时候，会如何自处呢？孔子的一个建议是，如果想摆脱外在环境对心灵的影响，就热爱读书吧！所以，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好学精神，并认为颜回最符合“古之学者为己”的读书标准。好学虽与物质无关，但并不是说无关物质的读书行为就是好学。在孔子看来，读书无关乎物质，但不应刻意去回避物质，而要从读书中体认宇宙万物之富、人生大道之美、操行气节之贵。相对来说，物质方面的匮乏只是浅层次逆境，更深层次的逆境则是穷达的穷。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国、曹国、宋国接连遇挫，无奈之下来到陈国，又碰到吴国攻打陈国。孔子碰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在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们饿得几乎动不了身，子路于是激动地质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平静地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所说的穷是山穷水尽的意思。可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孔子也没有放松对读书习礼、坚守道德界限的要求。对孔子来说，读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学习知识，也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在于践行道德、砥砺操行，把对知识的体认转化为对人生信念的坚守。孔子的“君子固穷”理念几乎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要求，致力于把宗教的神性信仰转化为理性的人生信念。在生命与信念之间，孔子选择了择善固执，认为只要道义存在的地方，就是君子应该坚守的地方，哪怕明知道那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值得庆幸的是，理性与逆境之间的这种极端情况毕竟不是常态，人生旅途中最需要抚慰的其实是大段大段的孤独、无聊与寂寞。这是崇高人生信念的最大敌人，也是滋生精神危机的温床。弟子们认为，孔子之道的人生信念标准太高，难免让人生出望洋兴叹的喟叹。冉求就曾向孔子抱怨：“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曾子也曾反复提及求道的艰辛，说不仅要做到每日三省吾身，而且要时刻注意“慎独”。以曾子之贤尚且如此，其他人求道之路的种种困惑、动摇乃至精神危机就不难想见了。然而，孔子明确告诉弟子，仁道其实并不遥远，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把读书求道当作一项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而不是一种乐在其中的生命本然状态。如果把读书求道视为春日风中的一次旅行，把人生信念当作生命应然的栖息之地，怎么会有如此痛苦的心路历程呢？孔子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导世人：读书是打发寂寞的最好方式，美学的态度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以美学态度读书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来自于孔子的治学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古人所说的学习不仅指读书，而且包括文艺和体育。李泽厚认为，孔子“游于艺”思想是对读书的一种美学升华，即通过技艺之熟练掌握，获得自由和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现代人高喊“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时候，孔夫子恐怕会不以为然。因为求取灵魂的安宁既不在遥远的天国，也不在有诗的远方，答案就在眼前———“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文/张永祥来源：《解放日报》）孔子怎样教人打发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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