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立而复废原因浅析

刘贺立而复废原因浅析

摘 要：昌邑王刘贺是西汉历史上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为什么会独受霍光青睐而入承大统，又为何在短短27天被轻易迅速地废黜，其中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刘贺的失败是自身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和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但是刘贺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其被废的表面理由，也是一个重要理由。他的“行淫乱”、“不孝”等给了霍光废黜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刘贺的失败也可以说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

关键词：昌邑王；刘贺；霍光；嗣立；废黜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同时还需精心调整与朝廷重臣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朝廷政治格局的稳定性。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序幕。而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也不善约束自身，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的能力，尽管有文帝即位故事可资参照，亦有众多昌邑臣居中殚精竭智为之筹划，但仅过27日，刘贺就以“行淫乱”的罪名被废黜，200余名昌邑臣以“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而被诛杀[1]（卷六十八《霍光传》）。

昌邑王刘贺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刘贺的研究，从古到今，学者及史家大多是持漠然态度的，这一点不论是从史书，特别是《汉书》上对刘贺的记载，还是今人对刘贺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看出。目前，对刘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廖伯源的《昌邑王废黜考》[2]，宋超的《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3]（P75-80），于全介的《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4](P179-181），余华兵的《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经明拾芥说》[5]，余全介的《经学与政治——论刘贺立而复废与〈谷梁春秋〉增立博士的关系》等[6]。以上文章大多从霍光专权来研究刘贺，而很少从刘贺自身因素来分析其立而复废的原因。而探讨昭帝猝死之后，为什么昌邑王会独受霍光青睐而登临大宝，昌邑王又因何而被轻易、迅速地废黜，尽管今人对刘贺立而复废持漠然态度，探讨刘贺被废的实际情况和原因，但是它对西汉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特别是对昭宣之际复杂的政治形势的研究，对刘贺被拥立和被废黜的历史背景，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西汉的历史。

一、刘贺其人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1]（卷六十八《霍光传》）昌邑王刘贺是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髆为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征和三年（前90），外戚卫氏集团因巫蛊之祸被诛灭，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首的外戚李氏集团，伺机而起，大有取卫氏而代之的迹象，因此，刘髆似乎大有被立为太子之势。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1]（卷六十六《刘屈氂传》）。不料被宦官郭穰告发，引起武帝震怒，“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1]（卷六十六《刘屈氂传》），李氏集团彻底覆灭。经过这样一番激烈的变故，刘髆已经无望嗣位，且于后元元年（前88）去世。其子刘贺继承王位，不过是众多刘氏诸侯王中的一员。

元平元年（前74），21岁的昭帝突然去世，因无嗣子，帝位空悬。在这种情况下，迎立外藩入继大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在西汉已有先例可循，“十七年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1]（卷四《文帝纪》）。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硃虚侯刘章等诛灭吕氏废少帝，刘邦儿孙中年纪最长的代王即位，是为文帝，齐王虽在诛吕一役中立有大功，也不能与争。

在距代王刘恒以诸侯王身份入主朝廷一百多年后，长安城中再次上演了诸侯王入承大统一幕，主角就是昌邑王刘贺。然而，刘贺“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1]（卷六十三《昌邑王传》）。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在霍光的拥护下登上皇位，却在短短27天后即被废黜。刘贺立而复废的原因，《汉书》并没有给出客观而全面的解释，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被拥立和被废黜不能仅仅从他个人的品性上去追究原因，我们应该具体而客观地进行分析，而不是盲从信任班固的记载。这一政治变动其实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多方面的原因。

二、刘贺嗣立原因

汉武帝共有六个儿子，汉昭帝之外，卫太子、齐王、昌邑哀王三人早死，燕王谋反伏诛，只有广陵王尚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1]（卷六十八《霍光传》），其时，武帝之孙更有燕王刘旦之子建。然而，霍光却选中了昌邑王刘贺，这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大将军霍光力排“咸持广陵王”的群臣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王本失道，先帝所不用”[1]（卷六十八《霍光传》）。广陵王“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1]（卷六十三《广陵王传》）。但真正原因，在于此时广陵王正值壮年，一旦入主长安，霍光无法继续维持独揽大权的局面，这当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现的情况。

霍光还另有考虑，迎立广陵王将把上官皇后推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广陵王是汉昭帝的兄长，按照儒家礼法“为人后者为之子”[7]（成公《成公十五年》）他继位后却变成了汉昭帝和上官皇后的后人。当是时，上官皇后还不到18岁。而且，如果广陵王将来不承认上官皇后为太后，另尊立本身母亲，虽然不合乎儒家礼法，他却至少可以说是有前例可循的，因为当年汉文帝以汉惠帝兄嗣位，他尊立的太后，就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这对霍光而言明显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

或许是揣摸到霍光的心理，或许是出于霍光的授意，此时有郎官上书朝廷，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1]（卷六十八《霍光传》）此言正合霍光心意，一举将其迁为九江太守，汉朝一般是以郎官补县令，政绩好的话，经过几次迁转，才能做到郡太守。这个郎官因为一句话合了霍光的意，就超迁为太守，在西汉类似的例子是很少的。可见霍光赏罚由心，不讲规矩，也可见霍光权势之大。

由于齐王没有子嗣，卫太子儿子已死，燕王谋反，子嗣不能选立，所以选立昌邑哀王的子嗣昌邑王刘贺是自然的事。霍光“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1]（卷六十八《霍光传》）。

三、从刘贺自身看被废原因

（一）刘贺“不孝”

“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盐。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1]（卷六十八《霍光传》）

这段奏章对刘贺的指控是说他“不孝”：穿着丧服却一点没有悲哀的样子；守丧不能吃肉，他却私自买鸡和猪来吃；守丧不能有性生活，他却在路上采女随行，后来竟与汉昭帝宫人淫乱等等，最后归结罪状说：“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1]（卷六十八《霍光传》）可见这是废他的主要罪状。

在历史上，“不孝”是权臣废皇帝最爱用的理由，比如董卓废少帝，就借何太后的名义说他不孝，“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8]（卷七十二《董卓传》），“寻又杀王及何太后”[9]（卷六《董卓传》）。在曹魏时，“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9]（卷四《齐王纪》），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泬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遣芳归籓于齐，以避皇位。”[9]（卷四《齐王纪》）后司马文弑帝曹髦，借太后之口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岂复成人主邪？”[9]（卷四《高贵乡公纪》）东晋王敦要废皇帝，也同样先宣传说他当太子时不孝，还拉出一个当年东宫官员作证。封建帝王世袭帝位，“不孝”是“十恶”之一。对皇室来说，如果不孝，那就是自弃于皇室，根本就没有继位的理由。

（二）主观上不善保养，不能正确的分析敌我形势

主观上不善保养，主要是指刘贺在政治上能力有限，对形势把握不准，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早在刘贺被征立时，昌邑中尉王吉就告诫刘贺曰：“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1]（卷七十二《王吉传》）然而刘贺并没有听进去，而是将“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昌邑相安乐迁长安卫尉”[1]（卷七十六《张敞传》），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以昌邑群臣取代朝臣。同时，太仆丞张敞也上书谏曰：“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1]（卷七十六《张敞传》）然而，刘贺还是没听从。刘贺的举动旨在以昌邑群臣取代朝臣，当年汉文帝以藩王入主未央宫时,即拜代国旧臣“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1]（卷四《文帝纪》）。刘贺效仿文帝的举动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霍光的高度警觉，促使霍光没等到30天就采取措施捕杀昌邑群臣，废黜刘贺。

刘贺在朝中重用昌邑旧臣，与汉朝臣周旋，没有听从王吉、张敞等人的建议把大权交给霍光。不但如此,刘贺甚至计划阴谋铲除霍光。昌邑旧臣在被屠杀前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卷六十八《霍光传》）。另有记载曰，刘贺“变易节上黄旄以赤”[1]（卷六十八《霍光传》）。节信是皇帝授权传令的信物、凭证，汉朝节信本来是纯赤的，汉武帝时卫太子作乱，因卫太子手中执有节信，武帝把节信上的旄改成黄色，使卫太子手中执有的节信失效。刘贺也变易节信，可能也是从官建议下为削夺霍氏权柄作的准备。这说明他们有计划要铲除霍光，但没有及时坚决执行,贻误时机，导致悲剧收场。

（三）文帝成功与刘贺失败

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但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文帝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而昌邑王刘贺仅过27日，就以“行淫乱”的罪名废黜。在文帝成功与昌邑王刘贺败亡的背后，都有代臣与昌邑臣的影子，而两人不同的性格、作风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从两人接受诏书的反映来看，文帝“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1]（卷四《文帝纪》），行而又止，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心态持重。反观刘贺，他立即从山东封国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直奔京师长安。史乐成一行到达昌邑的时候是半夜，刘贺急不可待，已经等不到天亮，灯下接受了诏书。“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1]（卷六十三《昌邑王传》），其急迫之态，可见一斑。从昌邑王的这些欢天喜地的举动来看，他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权臣当国局面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当皇帝的危险性，而文帝却有很多忧虑，每一步都谨慎从事。所以说刘贺的结局和汉文帝不同，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己的原因。

从两人对待汉朝臣的方式做法来看，文帝虽“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但在封代臣的同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1]（卷四《文帝纪》）文帝成功的调整了代臣与朝廷重臣之间的关系，同时稳定了代臣在朝廷中的地位，保持了朝廷政治格局的稳定性。而刘贺虽然有众多昌邑臣居中殚精竭智为之筹划，但仅过27日，刘贺就被废黜，200余名昌邑臣亦被诛杀。刘贺效颦式的模仿文帝，但做法则大为不同，“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1]（卷七十六《张敞传》）；“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1]（卷六十八《霍光传》）。刘贺视旧臣为心腹，起立坐卧都不离左右，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随便把印绶授予他们，又赏给他们很多内库的金银财物。正是他过于亲近昌邑故臣而疏远霍光等先朝大臣，才引起霍光的不满，在心腹故吏大司农田延年“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的建议和支持下[1]（卷六十八《霍光传》），下定了废刘贺的决心。

（四）不从人谏，践踏忠诚

刘贺政权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与“西楚霸王”项羽失败有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待人才方面的不足。项羽“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10]（卷九十七《郦生传》）。这样形容也许有些过分，但项羽在用人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韩信、陈平等都曾是他的猛将、谋士，但最终都离楚归汉，后仅有的谋士范增，也由于遭猜疑而引退，终死于途中。

刘贺在对待人才方面是有严重问题的。首先，刘贺对群臣的进谏听不进去，更别说执行了。“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1]（卷六十三《昌邑王传》）这次进谏发生在入主未央宫之前，刘贺在龚遂的再三进谏下有所悟而接受，但他对龚遂的又一次进谏显然是没听进去。遂谏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籓；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1]（卷八十九《龚遂传》）他建议引用先朝大臣子弟以为左右，而放逐昌邑故臣，甚至提出，先放逐自己作为表率，而刘贺没有听进去，仍信任从官而疏远大臣，委政霍光他不仅办不到，还要与霍光争权，而霍光得到消息，就加快了废黜刘贺的过程。

其次，刘贺对忠诚的践踏使夏侯胜等转变立场。史载：“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袄言，缚以属吏。”[1]（卷七十五《夏侯胜传》）根据这段史料可以发现，夏侯胜原本是忠于刘贺的，要他警惕臣下谋上。夏侯胜的忠诚却遭到了刘贺的践踏，不但不领情,反而把他“缚以属吏”。而此时朝中霍光势力强大、党羽众多，夏侯胜立场的转变也就自然可以想象了。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1]（卷七十五《夏侯胜传》），从此处可以看出，夏侯胜因为参加了对刘贺的废黜而受到封赏。夏侯胜“离楚归汉”是刘贺的悲哀，是他自己把一个忠诚之士推向了自己的敌人。

由于刘贺刚愎自用，不从人谏，不仅“不用其言”，“终不改节”，而且践踏臣子的忠诚，导致一些本忠于他的昌邑臣投靠霍光。昌邑王被废，“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卷六十八《霍光传》），由此可见，“昌邑群臣”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最终全被诛灭。

（五）“皇权至上”思想对刘贺的影响

董仲舒创制的神学体系，迎合了统治者和社会的主客观需求，它不仅满足了民众对神秘主义信仰的需求，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很快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与之发展相一致的理论形态。新的神化体系把皇权与天相结合，使皇权具有了唯一性和神圣性的品格。自然的天的意志表现为通过皇权转化为对人世间的统治和管理，皇权就是天在人世间的化身和代言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11]（卷十四《郊语》），“天者万物之始祖，万物非天不生”[11]（卷十五《顺命》）。天既是诸神的主宰，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崇天就应该成为普天之下人们的共同意志取向。

刘贺作为皇室成员，昌邑之主，必然学习过这些论说。当刘贺以诸侯王身份入主朝廷时，在他看来，正是“君权神授”，“天子者，则天之子也”[11]（卷十四《郊语》）；“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1]（卷十一《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1]（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与也”[11]（卷十《深察明号》）。皇权是不容怀疑的，皇权也是至上的，“君人者国之元”、“君人者国之本”、“屈民而伸君”、“以人随君”，君权有着不可挑战的绝对至高地位。“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1]（卷六十八《霍光传》），刘贺是肆无忌惮的，否则昌邑臣的进谏他是听得进一些的。刘贺在昌邑时，对于昌邑中尉王吉的进谏他是听进去了的。“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虽“后复放从自若”，但他“犹知敬礼吉”[1]（卷七十二《王吉传》），从他入承大统前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在他眼里，皇权是绝对神圣化，不可挑战的。

刘贺的失败在于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了防止皇帝滥用权力，有效的制约皇权，以维护朝政的稳定，董仲舒提出了“天谴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遣告之，不自省，又出怪异以警俱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而欲止其乱也”[1]（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如果皇帝逆天，不行德政，天就会震怒，出现各种怪异现象，以示对君主的警告。

刘贺即位后，“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籓；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1]（卷八十九《龚遂传》）。怪异出现在刘贺梦中，龚遂解梦，劝诫贺委政霍光，选用先朝大臣子弟以为左右，然刘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1]（卷八十九《龚遂传》）。

四、从外部原因看刘贺被废

（一）刘贺政权“先天不足”：没有外家势力的支持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髆为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李氏集团为刘髆谋求太子之位一事引起武帝震怒，丞相刘屈氂腰斩，李广利奉命率大军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匈奴，宗族尽灭，李氏集团彻底覆灭。刘贺没有家族势力，外戚势力也很弱小。“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紨，前为故王妻”[1]（卷九十《昌邑王传》）。

从这段史料看刘贺有一个外戚即酷吏严延年，是他的岳父。但是这个岳父，并没有能力阻止和对抗霍光，“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延年后复劾大司农田延年持兵干属车，大司农自讼不干属车。事下御史中丞，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得出入宫。于是复劾延年阑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1]（卷九十《严延年传》）。弹劾不成，反而被霍党害得落荒而逃，隐姓埋名好几年。这样一个弱势的岳父，正是刘贺政权“先天不足”的反映。

（二）霍光权倾朝野

刘贺所以能以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完全取决于大将军霍光一人之态度。霍光力排众议，征立刘贺。而刘贺即位后，并没有委政于他，还阴谋铲除他，这对霍光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刘贺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很快给了霍光废黜他的理由。

汉武帝只考虑了如何避免母后专政及外戚专权，而没有想到他借以实现其政策的大臣也可能危及刘姓的皇位。霍光在昭帝一朝就铲除了汉武帝用以牵制他的桑弘羊和上官桀,到刘贺嗣立时朝中已经遍布他的爪牙。《汉书•霍光传》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壻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虽然昌邑群臣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在霍光面前就显得渺小无用了，终“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1]（卷六十八《霍光传》）。

霍光权力之大，连号称百官之首的丞相，亦只是循制领衔上奏之外，再无其他作为可言。霍光决定废黜刘贺，将意图通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1]（卷六十六《杨敞传》），在夫人的提醒下，杨敞向田延年表示一切遵从霍光的意思，“遂共废昌邑王”[1]（卷六十六《杨敞传》）。

霍光不仅在朝中势力强大，而且在朝外也有势力。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景帝、汉武帝以后，朝廷从政治、军事、人才各个方面都加强了对侯国的控制，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实力。派相去诸侯国，是中央控制地方政权的手段。刘贺任昌邑王13年，期间中央政权为霍光操纵。可以相信昌邑相安乐，应该是霍光指派的，代表以霍光为首的朝廷的利益。昌邑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亦由朝廷任命，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霍光。王吉告诫刘贺曰：“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20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1]（卷七十二《王吉传》）龚遂也借一切机会对刘贺进行劝诫，要求贬黜昌邑臣。从这两人身上可以看到在“野”的势力影响。

刘贺必须面对强大的霍光，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在权倾朝野的霍光面前，刘贺政权只能以夭折结束。

史载，刘贺在位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以“行淫乱”被废黜，理由并不能使人信服，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其立而复废不能仅从他个人的所作所为上去追究原因，而应把这一事件放入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去具体细致地分析。刘贺政权没有有利的环境，不仅没有外家势力的支持，朝中倾向他的势力也很小，这从群臣“咸持广陵王”可以看出，同时霍光势力过于强大，与霍光斗无疑于“以卵击石”。刘贺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其被废的表面理由，也是一个重要理由。他的“行淫乱”、“不孝”等给了霍光废黜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可以说，刘贺的废黜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刘贺的败亡，对继立的宣帝无疑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只能是宣帝的唯一抉择。宣帝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为其后翦除霍氏家族创造了条件[12]（P26-36）。刘贺失之“东隅”，宣帝收之“桑榆”，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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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董仲舒.春秋繁露[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考[J].史学月刊,2000(5):26-36.

Study on the Reasons that Liu He Ascend the Throne and then Was Deposed

Abstract: Liu He who was the Chang Yi Wang was a tragic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o rarely called people’s attention to his life. Why Huo Guang favored him as the only person could ascend the throne after the death of ZhaoDi, and why he was easily deposed in a short span of 27 days, there questions deserve deeper study. Liu He’s failure results from his own lack of the experience for polit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what he have done tha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rather than a surface one. He was dissolute and unfilial, which are the reasons for Huo Guang to depose him. So, we can attribute his failure to his own making.

Key words: Chang Yi Wang; Liu He; Huo Guang; ascend the throne; de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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