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美育思想十分丰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备受中国儒家的重视，他们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美育还有淳化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作用。但由于过多地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使音乐美育带有一定的缺陷。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也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鲒合，形成了新的特色。

音乐审美教育作为一种审美实践，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受到中国儒家的重视。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观点。出于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强烈愿望，儒家思想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这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音乐的特殊作用。儒家“乐以治性”，“成性亦修身”，也正是基于音乐对人的培育不是靠外在的强制，而是以音乐之美感化心灵，调理性情，和谐身心，完善人格。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音乐美育的重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音乐美育除了对人格的培养，还具有淳化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音乐美育，不仅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美育问题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美育的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进入近代社会的，渴望求变，成为中国人的救国选择。在此背景下，西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直接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梁启超等人竭力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以音乐来传播新思想。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美育思想

l、音乐美育与道德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思想由来已久。西周官学中乐教的主要内容即乐德、乐语、乐舞三个方面，乐德被置于首位。《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矣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潢》、《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乐德之教的内容“中、和、祗、庸、孝、友。”此为“六德”，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日孝；善兄弟日友。”实际上这六个方面包括了论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乐德之教即是通过音乐教育方式，灌输受教育者德的内容，通过音乐活动，将“德”的内容化为情感体验，再上升为理性认同。音乐美育与道德教育相统一的思想，在周公“治礼作乐”的过程中更加得到了强调。正如修海林先生所说：“周公的乐教思想总归其要就是道德伦理教育与乐舞艺术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与审美情感教育的共构一体。其中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教育的核心是‘德’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材，巩固统治。周公是为了‘德’而重‘教’，强调对人的后天教育，达到以‘教’育‘德’的目的。”周公的“礼乐”思想经由孔子的推崇被儒家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观点，这是孔子“育人”的原则，与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相统一的。强调音乐美育与道德修养相互配合。认为“艺”与“道”、“德”“仁”融为一体，才可达到育人的目的，“道”、“德”、“仁”为体，音乐美育才是有意义的。孔子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没有“仁”的要求，没有内心向善、修养道德要求，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孟子居于他性善论哲学，也看到了音乐美育对论理道德的启迪作用，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也，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将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与音乐的情感体验联系起来，“乐斯二者”(二者指仁、义二事)，快乐便会产生，甚至不可抑制，“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认为人性中的“善”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礼乐教化可以加强伦理道德的修养。后来代表儒家思想的《乐记》中明确地提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也。(<乐记·乐象>)“乐者，德之华也”，将“德”与“乐”互为表里，互为补充，成为儒家乐教的经典语录。由于将音乐美育视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儒家对音乐的审美要求也提出了“中”与“和”的要求。强调音乐审美与道德要求融为一体，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和”的审美特性的音乐，才能实施教化，取得道德教化的效果。苟子在其《乐论》中就描述了一幅经过音乐教化之后，人们道德提升，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乐教的目的显然是以“德”为目标的。《乐记·乐象》认为对乐舞的审美应该是“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音乐美育的道德内容、道德目标、道德效果几乎成为乐教评判的唯一根据，所谓“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记·乐本》)将音乐美育与道德教育统相一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音乐教育实践，直到近代，蔡元培王国维等教育家把“美育”这一概念引入中国，音乐美育才与道德教育有了明确的区分，但音乐的价值观中仍然存在着善的维度，这里面就有道德的评判标准，这既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美与善不可分割的因缘所至。

2、音乐美育与政治教化

儒家的“礼乐”思想又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儒家传统的音乐美育思想中，认为音乐美育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苟子的《乐论》就有这样的议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道之始也。儒家学者在对音乐的研究时，发现音乐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音乐是人们有感于现实生活而发出的情感性心声表达，社会的政治状况必然会在音乐中有所反映。音乐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受到儒家特别的重视，认为既可以通过音乐观察政治得失，又可以通过音乐教化百姓。既然音乐之道可以政通，就要防止音乐对人心的破坏而扰乱政治，必须为音乐规定恰当的尺度，使它为政治服务。于是他们提出了为政治服务的种种乐教理念，特别强调音乐在稳定人心方面的作用。苟子在其《乐论》开篇就提出了先王制雅颂之声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的观点。说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苟子注意到不适宜的音乐可能会影响社会风气，导致混乱，他首先肯定音乐是件使人快乐的事，是人们满足情感的需要，但音乐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规范，不按照人类正常的情感生活给予引导，就会发生混乱，混乱必定会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影响。先王厌恶这种混乱，于是就制定“雅"‘‘颂”这类规范有序的音乐，既能引导人们快乐而又不至于放纵，“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这就是先王用音乐教化百姓的榜样，他们也就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儒家重视音乐有很大部分的原因的确是认为音乐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礼记·礼运》“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心”，就是指的政治教化。苟子关于音乐的功用虽然也提到过人格修养的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强调政治社会方面的意义。苟子主张性恶，自然特别重视礼的规范作用，因而乐与礼的配合，关注的还是怎样规范人性。《乐记》和苟子的《乐论》都对“礼”与“乐”各自作用作了论述，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致乐以治心”；“治礼以治躬”⋯⋯等等。“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儒家还提倡通过音乐淳化民风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苟子在《乐论》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所谓十五国风，都是各地民间的歌诗，它们产生于民间，也影响着各地的民风，《毛诗序》中有“风以动之”的说法，音乐就像春风吹化万物那样影响着人心，因而儒家认为教化百姓用音乐，“其感人深”可以“其移风易俗”。汉代的董仲舒出于政治需要，十分重视通过音乐改变民风来教化百姓，他在其《贤良对策》中说：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末衰也。董仲舒之所以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是他明白了“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的原因。那就是“故声发于和而本于隋，接于肌肤，臧于骨髓”，音乐不仅通过听觉器官“接于肌肤”，并进入到内心深处“臧于骨髓”，这正是音乐的特殊作用，也正是美育与其他教育不同的效果。在董仲舒大力提倡礼乐教化的主张之下，汉代建立了乐府，采风作乐，用“宜于世”而又“乐其德”的音乐来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以达到治理国家的政治目的。中国儒家音乐美育思想中浓厚的政治情结，使中国音乐美育处于附庸的地位，直至中国20世纪，其影响都不可低估，如果走向极端，也会带来对艺术本身的伤害。李泽厚先生指出：“根据‘礼乐’传统，‘乐’本来就是与‘礼’并行的巩固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它本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性质。以后各类艺术虽有分化，这一传统性能却一直成为对它们的基本要求。” 这也反映出中国音乐美育思想受哲学、伦理、政治的影响，过多关注音乐的社会功能，而对音乐的内部规律研究不足的倾向。

3、音乐美育与修身养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出于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对音乐美育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即关注到了音乐美育修身养性的作用，儒道两家有不同的观点，但也有相通之处。儒家对修身养性的观念仍然与人世精神分不开，因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个人的修养是关乎于国家政治的大事。他们注意到乐教对于人格修养的重要作用，故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认为仁人君子的修成最终必学乐。礼乐相互配合，不仅改变人的行为举止，还可以变换精神气质。至于音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乐记》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伦理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乐者也动于内者也。礼者也，动于外者也。正因为修身是以修心为基础的，古人看到了“致乐以治心者也”的特殊作用，所以将乐与礼配合，从外部的行为规范到内心的德性气质都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完成个人的修养。那些具有仁德之声的音乐“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以艺术特有的感染力触动情感，打动人心，进入到人的内部生命，使人获得境界的提升而在乐境中完成自我修养。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思想，提出通过音乐“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 进而“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朱熹所看重的音乐美育当然也是它的致用意义，即所谓诗乐意在“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儒家的音乐美育思想虽然有浓厚的政治倾向，但他们在人格修养中，也有超越的一面。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乃是对生命局限不断突破、不断提升，最终达致“圆善自由”境界的超越性人格。因此，在他们的音乐美育理想中，人生修养与艺术修养不只停留于世俗的小我完善，而要升进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超越性至高境界。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正是美善融和、进入无限的音乐美育理想最生动的表述，这时的“大乐”已由音乐给人带来的耳目心意快乐，转向在自由的艺术境界中体味无限人生的快乐，即超越欲望、功利、生死的快乐。孔子与其弟子在谈论各自志向时，独与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观点相同，说明曾点所向往的人生境界正是孔子理想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在对人格修养的超越性层面儒家与道家是相通的。与儒家相比，道家直接论述音乐美育的言论并不多，但老庄的审美思想对中国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们的美育思想是从艺术实践精神中体现出来的。道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老子反感社会文明对人的负面影响，因而主张返回自然，人性修养的着眼点是从被污染的心性中解脱出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即回归自然，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无知无欲，这样才能够“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庄子人性修养的目标则是追求与宇宙的大化合一，达致心灵的自由，他向往的是与天地同乐的大自由、大快乐。庄子日：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地合者也。与人合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庄子采取的是一种艺术人生的态度，他赞美由技入道，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却是在肯定一种自由精神。对于音乐，他并不囿于具体的形式，而是以强调对天籁的感受去体会艺术的自由精神。从艺术中体验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美育，在专心致志的艺术活动中忘却烦恼，忘却功名利禄。后世中国文人雅士在琴、棋、书、画中修身养性，体验安宁和自由，难道说这里面没有庄子的影响吗?

二、音乐美育思想的近代转型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进入近代社会的，渴望求变成为中国人救国的唯一选择。在此背景下，西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直接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早在“变法维新”的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就开始积极兴办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又竭力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以音乐来传播新思想。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梁启超是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他非常重视美育。他虽然吸收了西方美育的概念，将它纳入教育的范畴，但对于美育的意义他又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美育是一种趣味教育，也是情感的教育。不应该将它(趣味)当手段，他本身就是目的，以此强调了美育的独立价值。他还从人的本能分析了美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 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梁启超从他的“趣味主义”出发，将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动力和源泉都归为“趣味”，有了高尚的趣味，人活在世上就有生气有快乐，没有它，人就活得不耐烦，无乐趣也就毫无意义。而审美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高尚的“趣味”，拥有健康的生活，获得快乐，活得有意义。他也提倡通过艺术来陶冶性情，达到趣味教育(美育)的目的。他说：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 隋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功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梁启超不仅看到了美育的作用是恢复人健康的审美能力，也看到了高尚的艺术在审美教育中的意义。王国维怀着“教育兴国”的抱负，希望通过吸收西方的学术为我所用，而达到强国的目的。佛雏先生说“他拿‘西洋之思想’的输入对我国学术的生发、启迪所用，同历史上六朝以至唐宋时期‘佛教之东适’之巨大影响相比。他力主‘能动’而不是‘受动’地对待西学，以达到中西二学的‘化合’。”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正是按照这一理念形成和发展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育观点：美育具有独立性。这正是中西思想“化合”的产物。在其《哲学辨惑》中，他指出：“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论理学、美学之应用。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 引。他学习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又继承了中国教育中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他将音乐美育的特点和作用都作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1907年撰写的《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一文中，他阐述了自己的音乐美育思想。他说：夫音乐之形上学的意义(如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及近世叔本华之音乐说)姑不具论，但就小学校所以设此科之本意言之。(一)调和其情感；(二)陶冶其意志；(三)练>--j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一)与(三)为唱歌科自己之事业，而(二)则为修身科与唱歌科公共之事业。故唱歌科之目的，自以前者为重；即就后者言之，则唱歌科之补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词)。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故选择歌词之标准，宁从前者而不从后者。若徒以干燥、拙劣之词，述道德上之教训，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欲达第一目的，则于声音之美外，自当益以歌词之美；而就歌词之美言之，则今日作者之自制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审矣。或谓古人之名作不必合于小学教育之目的与程度，然古诗中之咏自然之美及古迹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体的性质而可以呈于儿童之直观故，故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训反为易解；且可与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联络，而其对修身科之联络，014宁与体操科等。盖一在养其情感，一在强其意志，其关系乃普遍关系，而不关于材质之意义也。循此标准，则唱歌科庶不致为修身科之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欤? 在王国维先生的这段论述中，其音乐美育思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既分清了音乐美育与德育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功用，又肯定了音乐美育有间接的德育功能。美育是在审美活动中，通过主体对美的形式或形象进行审美体验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并得到情感的陶冶，与德育通过人的理智和意志来实现其目的是不一样的。音乐美育应将“调和情感”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陶冶意志”，如果不按照美育的审美规律，“若徒以干燥、拙劣之词，述道德上之教训，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因此，王国维强调“唱歌科庶不致为修身科之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即音乐美育不能成为德育的附庸，应有独立的位置。但也可看出王国维是非常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的，代表古人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之优秀艺术作品，大可以为今人之美育所用。蔡元培则是中国近代积极倡导美育的著名人物，他不仅将“美育”概念引进中国，积极探索美育理论，还利用自己担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推行美育理念，使之付诸于实践。他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美育条目：“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之后，又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进一步作了阐释。他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蔡元培希望通过美育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感，和超越功利的高境界。他说“美学观念以具体者济之，使吾人意识中，有所宁静之人生观。而不至疲于奔命⋯⋯”[1训他还说：“若是最纯粹最高尚的美感，哲学上所认为有价值的，当然以超越意欲的境界为标准。” 。‘这些见解既是深刻的，也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美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中，蔡元培一方面借鉴西方资源，将席勒的美育思想引进中国，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的美育传统，并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美育，十分看重中国艺术对美育的作用，他说：吾国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蔡元培认为中国古代就有着通过艺术教育来发挥美育作用的传统，应该继承。但中国美育在近代趋于衰落的境地，是缺乏符合时代的新的美育理念和科学的方法，他又提倡吸收西方艺术教育的长处，建立专门的艺术教育机构，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材。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习欧美，扩大了我国传统美育实施的范围。如建立公共的博物院、展览会、音乐剧场等，推进了美育实践。蔡元培之后，美育问题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1919年由丰子恺、周湘、欧阳予倩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华美育会。他们称“‘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须做的一件事。”越来越多的教育家、美学家的确将美育当成了中国国民改造“必须做的一件事”。他们一方面吸收西方有益的经验，一方面继承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使中国的音乐美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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