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外关系的基本线索
汉丝绸之路。唐代与日本关系。明朝郑和下西洋。性质上，非近代外交，近代国家关系。1453年明朝，土耳其帝国兴起，阻中西交通。此后，新航路开辟，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中外关系性质大变。从极少发生的经贸文化联系向日益密切的殖民侵略与被侵略、近代国家关系转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也逐渐走向崩溃。
（二）、西欧殖民势力的东侵和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
最早的殖民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1517年葡萄牙人到广东东莞县屯门岛设立了通商根据地，这是近代欧人来华之始。1553年，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借口，贿赂广东海道付使汪柏，至1557年，澳门“筑室”居留下来。
1626年，西班牙占台湾基隆。荷兰后来又占了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637年船队抵中国。发生冲突后离去。1660年、1784年法国、美国船队到达广州。沙俄从陆路逼近中国。从此，中外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随着外国势力东来的是传教士的到来。传教士的作用，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也有人强调其侵略的作用最早的是意大利利玛窦，1581年到澳门，1601年到北京，求见万历皇帝，献自鸣钟、万国图志，获准建堂传教。从此，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开来。
清廷为对付郑成功，严禁下海。1683年郑克爽降清，解除海禁。允许中外商人进行贸易。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宣布可自由习教，天主教士受朝廷重用。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南怀仁铸造大炮。
反清起义不断，外国来华商船增多，康熙时，禁止中国商船远洋贸易。只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国贸易。由于，外商海盗行经和传教士非法活动。1724年雍正谕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没收教产。1757年，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虎门一处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待尧奏准皇帝颁布施行《防范外夷条规》。①外国商人只准贸易期间（5——10月）居广州，期满须离去；②外人居广州，必须住在公行所设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理；③中国商人不准借用西人钱财，外商在华只须雇用通事和买办；④外人不得私雇华人位中国内地传递信件；⑤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行动。1760年，清政府批准成立“公行”。公行的行商，一方面享有包销进口洋货和代办出口土货的独立权；另一方面又承担保证外商缴纳税费、负责约束外商在广州的行动，以及充当外商与中国政府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义务。
（三）沙俄侵入中国北部边疆
沙俄前身是莫斯科公国。十世纪初，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帝国，扩张领土，侵入黑龙江流域。雅克萨之战，俄败。1689年《尼布楚条约》划分中俄东段边界。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此后130年中俄北部边境局势缓和。
（四）十八世纪前后中英关系的发展
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需要开辟市场。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船来澳门，中方要征税二千两，英船不交，双方交涉不成，英船离去。16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郑经订约，在安平、厦门通商。1684年台湾统一后，英商获准在厦门、广州通商；到1757年，只准在广州贸易。英国贸易占西方国家80%。为了扩大贸易，1792年，英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华。马戛尔尼鄞见皇帝是否下跪的问题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法国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原书出版于1989年）1793年7月，马戛尔尼到中国。10月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六条：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经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在舟山有小岛屿保存货物，在广州有一块地，长年居住。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税收。被清政府拒绝。
1816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使华。不愿用三跪九叩礼节见中国皇帝，被逐回国。和平方法不能达到目的，用武力达到，殖民主义侵略史上一直如此。
战争是两大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要判断清王朝能否获胜，首先应得考察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并与英军进行比较。
（一）武器装备
一句话：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冷兵器：刀矛弓箭；火器：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比英军落后了200年。
清军用鸟枪：长2.01米、射程100米、射速1—2发/分钟，点火
英军枪支：长1.42米，射程300米、射速3—4发/分钟，燧发或击发
清军鸟枪太长无法再装枪刺，不能近战。冷兵器与枪各占清军配备武器的一半，冷兵器在战场上用处不大。鸟枪陈旧，有的使用166年尚未更换。
火炮：清军炮铁质差，易炸裂，加厚管壁，太重。工艺落后，射击精度差。炮车，瞄准器具不全。清军炮无炮车，固定位置，或只能上下、不能左右转动，限制射击范围，许多炮无瞄准器具，靠士兵经验瞄准。炮弹种类少，质量差。火炮与枪一样，无定期更换制度，十分陈旧，清初铸造，甚至明末留下的都有。在岸炮与舰炮对阵战斗中，清军岸上阵地千疮百孔，未击沉英军一艘战舰或轮船。
火药：配方不合理，纯度不够，工艺粗糙，燃烧不充分。
舰船：英军400艘，木制风帆动力和蒸汽动力铁壳明轮船。木制船抗风浪性能好，船体下部双层，抗沉能力强；风帆多，适于各种风向航行；百到千余吨，炮10到120门。铁轮船吨位小，机动快速，吃水浅，作战能力强。清广东水师、福建水师相当于海岸警卫队，驻守岸上炮台、城塞、要隘；船有几百艘，船小，炮少。则例所限。坏船不少。从战术上，只得放弃海上交锋，专守陆地。
炮台：垛墙易被火炮摧毁；顶部曲射炮可击中；正面重炮攻击海上船舰，对登陆小艇和部队缺乏攻击手段；前面无濠沟、吊桥难以阻敌登陆；炮台后侧没有坚固阵地，不能反击对方登陆部队；缺道路系统，不能补给粮草。
（二）兵力编制
清军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总兵力80万。英军，正规军14万，内卫国民军6万，共20万，参战为7千—2万人。这是1比40的比例。但实际情况，在各次战斗中，清军并不处于优势，有时反处于劣势。
清军分八旗和绿营。八旗分京营和驻防，各10 万人。京营驻北京及附近；驻防分驻各地。绿营，京师巡捕五营，1 万人，其余分驻各省。一省绿营兵体制。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各率督标、抚标、提标、镇标。一省军事体制为提、镇、协、营四级。协的军官为副将，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为基本单位。200—1000人不等，驻防十分分散。分散的原因：任务决定，守卫宫禁陵寝、官府衙门、仓库监狱、押解钱粮、罪犯、协助关卡征税、查拿私盐鸦片走私、护卫驿站驿道、维护城市治安、城门守卫、城内巡查、防造反。各市集要隘道口险峻之处驻兵。八旗相对集中，监视分散绿营。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国防军色彩最淡，警察色彩最浓。
分散驻防，只能抽调来集结清军，只能抽四分之一。战争中，除新疆、蒙古外都调兵，共5.1万人。加上沿海省分作战部队，总共动员部队10万人，已不能再增加更多。10万人必须分散驻守。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外，各次战斗双方兵员数量差距不大。调兵速度缓慢，道给、粮草、住宿，邻省一个月，两三省之外二、三个月，英军轮船运兵反而要快。
（三）士兵与军官
清朝兵役制度是变形的募兵制。八旗早期是兵民合一，入关后，选男丁当兵；绿营兵募自固定的兵户。兵户可免钱粮赋税。士兵是终身职业，20—60岁，家眷随住营中或附近，有如警察上下班，操演时有妻儿旁观。士兵收入低，要养家糊口，搞第二职业，帮工、种地、做小本生意。
清军军官分为行伍出身和武科出身。武科举，外场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午刀；内场考策、论，以武经七书为论题（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内场后形同虚设。拉硬弓为主要项目，行伍为“正途”。
今天看来，挑军官不过是一名优秀士兵，而不是领兵的军官。在火器时代，这是次要的。军官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好男不当兵”重文轻武是社会风尚。军官无退役制度，关天培、陈化成均在70岁左右。清军的指挥权在文官督抚。军官较文官收入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军官搜乱钱财，吃空额、扣军饷，贪赃枉法，接受贿赂，而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时人言论多不胜举。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各种关于鸦片战争论著中，一方面说清军腐败，一方面说“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似乎上层人士对此负责，下层官兵毫无负责。例证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将士，以偏概全，逻辑错误。此说法倡导者心态有点阿Q的味道。
（一）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
1838年6月2日，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吸食。禁海口无效（官员贪赃，执法不平）。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此后吸者诛。道光帝令各地将军督抚议复，共收到29份议复奏折。同意吸者诛的有8份，其他反对对吸食者诛杀，主张重加重处罚；有19份主张重点在于查禁海口。因为，将禁烟责任推向海口内地官员可以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则更妙，禁烟就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自可乐得轻松。10月25日，京城庄亲王吸烟。11月8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从广东运来。道光下决心禁烟，11月9日奉旨林则徐到京。清政府并未认识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真正的终极障碍（毒品，全世界禁止。1907年中英禁烟协定之前的英国支持鸦片走私），而英国此时有所动作，清王朝不知。
1838年7月13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英舰两艘开到了广东虎门口外，这是应商务监督义律之请，用武力支持鸦片走私和中英平等交往。清政府并未体会到这一点。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训令是：鸦片务须禁绝，边衅决不可开。财政难以应付战争。
（二）林则徐禁烟活动评论
林则徐到广东后，下令外商呈缴鸦片。1839年3月22日传讯颠地，两名行商身带锁链，乞求颠地从命，否则会被杀头，外商派48代表向地方解释，林封锁商馆。虎门销烟。
林则徐的举动，从清朝法律，当今法律标准并无过分。但英国商人和政府借此大做文章，挑起战争，殖民主义标准和帝国主义逻辑。强权。
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惊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
（三）林则徐的敌情判断
1838年3月27日，义律宣布，以英政府名义要求商人交出鸦片，商人们也禀请找义律交涉事务。由此查办商人成为国与国交涉。义律向外相巴麦尊报告商谈情形，呼唤武力报复。英国政府很快做出对华作战的决策。1840年2月巴麦尊训令，致中国宰相书。
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丝毫竟没有觉察。1839年5月认为外船“不能施技于内港”，几次上奏说不会起“边衅”。葡萄牙、美国商人说英国将封锁广州港。林认为是谣言，战争到来了，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四）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林则徐形成“以守为战”制敌方略，得到皇帝批准。战法之一利用海岸炮台，对抗英舰英船，炮台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发起的地面进攻。林则徐敌情判断错误。“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可制也”“一仆不能复起”。不能陆战。战法之二，舰船交锋，“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用战船攻击安炮较少的敌舰的头尾，毁其帆索和舵、后舱。在接敌过程中，如炮力所及，即先开炮，鸟枪所及用枪，再近抛火罐、施喷筒。当战船完全靠近时，兵勇须跳上敌舰，肉搏战。用小艇装满干草、油和少量火药。小艇的首尾，用五尺长的铁链联接，一头拴七八寸的大铁钉。交战时，小艇近敌舰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上，纵火焚烧。纸上谈兵。
1840年6月21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率由印度开来的舰队到达。6月28日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由南非来到。战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共6、7千人，地面部队4000人，珠江口留下4艘军舰和1艘船封锁，其余北上。本是巴麦尊命令，林则徐误认为制敌方略成功。上奏报告。1841年1月，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浙抚刘韵珂要求重用林则徐，史著称林防守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流传至今。
（一）定海初战
英军兵分两支。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舰队从澳门一带水域，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英军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进攻，9分钟击毁清军的战船和岸炮。英陆军登陆，攻击城内，守军已逃，总兵落水内渡不治，知县投水自尽。1540名士兵战死13人，数量比战船还少。
1840年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率后续军队北上舟山与伯麦会合。7月2日途经厦门，向地方官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次日，英舰布朗底号派人驾驶小艇登岸。清军武力阻止，遂开炮，引发一场炮战。英舰攻厦门不克而攻定海的说法，不对。英国本无攻厦门计划，并非因邓廷桢的防范措施奏效。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不知道战争的来临。
（二）由“剿”变“抚”
从北京到广州公文，通过驿站，普通30天左右。四百里五百里加急，近二十天，六百里八百里加急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不用。沿海战场上军情多变，皇帝的决策比实际情形慢一拍。
1840年7月，定海失陷多日后，道光帝收到先后广东、福建胜利报告，颇为得意。7月20日道光帝才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7月8日奏报，英军占定海，并未引起他的重视，以为是鸦片贩子。后得知侵犯定海的不是鸦片烟船，先后令福建水师提督余步云、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调兵增援。听说英舰可能北上，令直隶总督琦善加强防务。琦善开始态度是主剿，用岸炮与火攻，与林则徐制敌方略如出一辙。
8月4日，道光帝从浙江巡抚奏折中得知“伪相”文书事。8月9日，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道光帝作出破例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贴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这不合祖制，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8月11日，英舰队抵达天津海口，琦善遵旨收英“咨会”（中外关系史上咨会第一次平等文书）。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派人接受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
琦善请旨，道光帝见“冤情”、“疏闻”等语，批准接受照会。琦善搞不清是英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还是致自己的公文。8月17日，派人取回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并立即上奏进呈。
琦善态度开始变化，因其目睹了英军实力。
英军搞不清中国情形：封锁海口来迫中国就范。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将收信人定为中国宰相。中国当时无宰相，即使有宰相，也不能收外国文书。皇帝即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道光帝批阅致宰相书后，态度180度大转弯。皇帝主抚萌发原因是因为照会的翻译问题。汉译本：“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匡正”译为“伸冤”、“抗议”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道光帝将领兵上门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巴麦尊照会五分之三指控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并提出五项要求，①赔偿鸦片货价；②中国平等外交；③割让岛屿；④赔偿商欠；⑤赔偿军费。
道光帝把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五项要求属于“乞恩”。他给琦善两道旨：一道是指示驾驭外夷；对于冤情，访查，折服其心。海岛不能割让，坏成规；通商已属恩惠。商欠由两国商人自行整理，货价不得索价。平等外交和军费未作指示。另一道旨，是让琦善和英方宣布：“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决当。兹所求昭雪之狱，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zhao,四声。桨，划船)而还，听候办理可也”。
道光帝以“天下共主”之古风，给英军下起命令。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道光帝怕起“衅端”，其国库经不起消耗。以为只要惩办林则徐，还清欠债即可解决问题。对照巴麦尊照会，道光帝政策注定要失败。英军对进攻并无把握，冬季将临，水面结冰，英军舰船不便，决定南下。“抚”和“剿”都是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中，帝王交替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抚”并非投降。1840年10月3日，琦善奉旨南下。10月7日，将的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罪名是“拒收夷书”。皇帝无须讲道理，所有道理都在他手中。
（三）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两江总督原主剿，道光帝令伊里布入浙作战，收复定海。入浙后，奏调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水师联合进攻，受到道光帝的驳斥，“拖延时间，互卸责任。计划告吹。由于道光帝派琦善南下抚英人。对收复定海也令伊里布“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正合伊里布意。英方也有意谈判。浙江和局由此产生。双方互换照会，停战息兵。
（四）琦善于广州谈判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五条要求：①赔偿鸦片货价；（条约草案第四条）②中国平等外交；（条约草案第二条“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③割让岛屿；（条约草案第三条）④赔偿商欠；（条约草案第五条：“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⑤赔偿军费。巴麦尊还拟有对华条约草案十条，供懿律和义律在与中国谈判时使用。除以上五条外，还有以下五条：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第一条）；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第七条）；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第八条）；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另外如不割岛，又提出五项条件。十条：增加、废除行商制度；派驻官员等（第九条）。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第十条）。条约草案第三条可通融，但有五项交换条件：①英人在口岸自由贸易和活动；②清方公布进出口关税税率；③英人最惠国待遇；④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⑤给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明确指示，以条约草案为谈判的目标。
清方还价：①惩办林则徐；②恢复通商；③部分赔偿鸦片；④中英官方来往信件用照会。
广州谈判期间，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成为唯一的负责人。义律和琦善都无谈判全权；巴麦尊和道光帝才有决定权。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义律比琦善走得更远。但双方十分投入。义律怕吓跑对方，从宰相书到条约草案遂级加码。1840年12月开始，琦善初仅同意赔烟价500万元。因英方不断要求，作出退让，同意赔烟价600万元；另辟一处口岸，一个多月来往照会15次。琦善拒绝当面会谈。1841年1月5日，义律拿出杀手锏，“兵法行事”，1月7日攻占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1月11日琦善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1、代奏寄居一所；2、代奏广东通商。1月20日，义律据琦善照会中含糊不清的话宣布中英四项协议：①割让香港；②鸦片赔款600万元；③中英平等外交；④恢复广州通商。巴麦尊对此十分不满。后义律被免。1月26日，英军占香港。
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谈判的报告，下令停止谈判，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1月27日，下令痛加剿洗。1月30日，道光帝令奕山主持广东军务，轻率转向战争。
1841年2月，虎门炮台被攻陷，关天培战死。2月20日，下令将琦善锁拿送京审判（巡抚怡良报告，私许香港）。战败被认为是主帅的问题，教训未总结。琦善据实报告军情，皇帝认为是妄称，要挟危言，致使后来者撒谎。无地利、军械、兵力、民情。1841年3月3日，英军攻下一系列炮台后，距广州只有数公里。琦善派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谈判停战，理由是琦善将免。义律提出赔款1200万两、割香港、九龙两地等条款，限三天时间，由广州将军、广东巡抚，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盖印（因知道琦善要倒台），共同盖印。道光帝撤琦善，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到广东指挥军事。在3日限期前一天，杨芳赶到广州（3月5日），广州军民像盼到救星一样为之欢呼。
杨芳到后，英军继续进攻，兵临城下，清方派知府余保纯求和。停战间，杨芳邪术制敌，用马桶、草人、道场、祷鬼神。义律继续进攻，派人送谈判书。杨芳的江西兵不知白旗规则，炮轰。这使义律更加猛攻，攻陷多处炮台。3月18日英军占商馆。广州城危在旦夕。
但义律怕吓跑广州富商，而呼吁谈判。义律要求面谈，杨芳只答应书面谈判。知府余保纯作为代表。义律提出只要优待外国人，恢复通商，就停战（知道不可能达成和约，必须北上）。3月20日，杨芳同意停战和恢复通商。
但是，杨芳不断奏报胜仗，皇帝指令，克复香港。杨芳与怡良报告，恢复通商以作试探（事实上已恢复通商），道光大怒：“汝二人欲蹈琦善之故辙？若贸易了事，调兵何苦？又何必逮问琦善。”将杨芳、怡良革职留任。
杨芳永远没让皇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和恢复通商之实情。
杨芳谎言与奕山此是小巫见大巫。
奕山是康熙十四子允禵（ti）的四世孙，祖上受迫害。道光时受重用，任领侍卫内大臣。1841年1月30日，道光任其为靖逆将军，调七省大军南下。2月16日南下。任务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收复香港。4月14日到广州，用了57天。
义律原计划北攻，陆军司令郭富不同意，于是决定暂不进攻，往印度求援兵。义律见清援兵到。全军开往广州。
奕山初到，默许停战。但皇帝5月间旨令进剿，1万7千名援兵到，共有二万五千名，几倍于英军，但只能陆上作战不能进剿。5月17日义律下令进攻，21日奕山下令进攻。
方法：火船。第一批船被英军避开，第二批反被冲往河岸，引发大火。火攻无效。后发炮使英舰受伤，最后，清军炮台被摧毁，击毁火攻船只。23日奕山上奏，清军大胜，道光帝赏大批物件。25日英军登陆，攻占城北四方炮台广州城置于英军的炮火之下。5月26日，奕山派余保纯前往商馆与义律谈判，达成协议。清退兵至城外200里，赔款600万。交清赔款，清军撤退离城60里地方。6月1日，英军也撤退。
奕山上奏说，英军乞求能商如旧，并请还商欠600万，即退出虎门之外。奕山停战仅限广东，明知战争发展，不向皇帝报告。幸而英军疫病流行，台风阻滞英军北上，义律又被撤换，奕山谎言成功。道光帝批准奕山通商和还欠两条，也不要求进剿，令各省撤兵。奕山的欺骗成功了。
1841年4月，巴麦尊计划换马，撤义律。因其与琦善所订《初步协定》违背指令，任命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仍以此前各项指令为准，另提出：
1 英军重占舟山；
2 谈判地点在舟山或天津；
3 交涉对象是皇帝派的全权；
4 赔款不低于1200万；
5 劝说清政府允许鸦贸易合法化。
1841年8月，璞鼎查到广州海面，派人与两广总督的代表会谈。完全告诉了本次来华的使命——以巴麦尊的指令为基础订约；如不成，则北上进攻。
但奕山奏报，说义律因为连年构兵而获罪，璞鼎查如北上构兵，也会犯与义律同样的错误。对璞鼎查的使命未奏。
道光帝听信其言，下令浙江裁撤防兵，而这时厦门已失守。
闽浙总督颜伯焘在厦门花很大力气修建工事——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石壁。长1.6公里，高3.3米，厚2.6米，设岸炮400位，守军5680名，请调林则徐到厦门，抵触撤兵命令。对防卫自信。8月26日，英军进攻，舰炮轰，陆军侧后登陆，攻下炮台，石壁被侧后陆军攻占。第二天入厦门，空无一人。
英军放弃厦门，向定海进军。以前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血战六昼夜。事实上战斗一天即结束，方法与厦门相同，正面轰，侧面登陆。
1841年10月1日，陷定海，攻镇海，陷招宝山炮台，裕谦退至县学，跳上水池中，家丁救起，行至余姚，气绝身亡。主帅自杀不符战争的要求，但符合儒家学经，清廷大加表彰。但失败责任又归于余步云头上。实际上，余步云退至县城前，裕谦已自杀。余步云派人与英军和议，被拒。英军继续进攻，又占了宁波。1842年5月浙江战局不可收拾，道光帝为鼓舞士气，将余步云逮至京师审讯后处斩。（唯一高级官员，执行死刑）
浙东反攻
1841年10月道光帝得知镇海失守，援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八省调军1.2万人。1842年3月10日凌晨3—5时，清军发起进攻，但是四个月准备之反攻，不到4小时便全部瓦解。火船被引开，清军一度突入宁波、镇海城内，遭到炮击，而清军未使用火炮，不支而退。奕经一路退兵至杭州。
1842年5月，英军攻乍浦，死9人，大部分清军逃亡，旗兵抵抗，全家自杀。1842年6月，英军占领宝山。此后，英援兵赶到。总兵力达2万人。向镇江进军。兵力上，英军多于清军，镇江抵抗最激烈，英军39人死，130人伤（死伤最多的战斗）。原因，英军未发炮城内，旗兵抵抗激烈，杀死家眷，自杀。8月英军到南京江面，中英进行议和谈判。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3cffec1250c844769eae009581b6bd97f19bcec.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