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家书

郑板桥家书

十六通家书小引

乾隆十四年(1749年)，板桥订定并手写了这 16通家书刊刻。信是写给堂弟郑墨看的，刊刻则是想传播自己为人处世、读书作文的观点，这也就是《小引》中所谓“好处”。《小引》同时抨击了当时文坛上作序的坏习气，笔调辛辣，正是板桥嫉恶如仇本色。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郑燮自题，乾隆己巳。

雍正十年杭州韬

光庵中寄舍弟墨

板桥出身贫寒，体验过社会上的不平等，这与儒家的仁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可贵的平等观念。他不仅反对以富欺贫，以贵傲贱，更批判了那些“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妄自尊大而又怨天尤人的没出息思想，并告诫郑墨为人要存心忠厚，不要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

板桥用“天道福善祸淫”“循环倚伏”的观念来解释人事沉浮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自是不正确的，不过立论重在劝人为善，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宿命论。 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入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郑板桥是儒家，自然不信佛。但他愤世嫉俗，因而产生出世的思想，所以一生多与方外人交往。这封家书，不但指出僧人中大多数本是穷人家子弟“入而难返者也”，不应该“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流露了对穷苦人的同情;而且由“和尚是佛之罪人”进而指出“秀才亦是孔子罪人”，对当时

一般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读书人中的败类进行无情的嘲讽，行文犀利明快。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

文人的生平遭际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感情必然反映在文章中，所谓风格即人格。但说为文作书的风格决定了人的命运，却是颠倒了二者关系。这是唯心主义的文论。郑板桥举了许多诗人、书法家作例力图加以证明，不是牵强附会，就是倒果为因。即以他自己一生创作论，潇洒“鲜秀”者固然不少，“怨词”、“凄调”牢骚满纸者也屡见不鲜。现实使他不可能一味作“秀媚语”，所以他的文艺观中是有矛盾的。

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

嗟乎～为文者不当如是乎～一种新鲜秀活之气，宜场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自从容无棘刺。王逸少、虞世南书，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诗人李白，仙品也，王维，贵品也，杜牧，隽品也。维、牧皆得大名，归老辋川、樊川，车马之客，日造门下。维之弟有缙，牧之子有荀鹤，又复表表后人。惟太白长流夜郎，然其走马上金銮，御手调羹，贵妃侍砚，与崔宗之著宫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过扬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钱三十六万，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赠之，此其际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为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韩慕庐，皆以鲜秀之笔，作为制艺，取重当时。思翁犹是庆、历规模，慕庐则一扫从前，横斜疏放，愈不整齐，愈觉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归老于家，享江山儿女之乐。方百川、灵皋两先生，出慕庐门下，学其文而精思刻酷过之;然一片怨词，满纸凄调。百川早世，灵皋晚达，其崎岖屯难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 或曰:吾子论文，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淡远，何忽作此秀媚语,余曰: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私也，非公也。

是日许生既白买舟系阁下，邀看江景，并游一戗港。书罢，登舟而去。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

书籍的是否能流传，虽有其偶然性，但历史基本上是书籍最好的评判者。板桥以“孔子烧书”和历史上许多著述“自焚自灭”的事实，揭示了历史上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信中列出的一些书目，当然是按照他那修身、治国的标准来选定的。但读书必须有所选择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烂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已。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

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声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用废。然魏收秽书;宋子京《新唐书》，简而枯;脱脱《宋书》，冗而杂。欲如韩文、杜诗脍炙人口，岂可得哉～此所谓不烧之烧，未怕秦灰，终归孔炬耳。“六经”之文，至矣尽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浑沦磅礴，阔大精微，却是日常家用，《禹贡》、《洪范》、《月令》、“七月流火”是也。当刻刻寻讨贯串，一刻离不得。张横渠《西铭》一篇，巍然接“六经”而作，呜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哥哥字。

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

郑板桥的父亲不愿意掘掉别人的坟墓，所以不肯买有无主孤坟的墓田;郑板桥却愿意让无主孤坟保留下来而想买这块墓田:不同的行动却都表现了“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从板桥还想立一块碑，要子子孙孙年年一起祭扫，“永永不废”看，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教育子弟，以“仁”传家。

郝家庄有墓田一块，价十二两，先君曾欲买置，因有无主孤坟一座，必须刨去。先君曰:“嗟乎～岂有掘人之冢以自立其冢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买，必有他人买者，此冢仍然不保。吾意欲致书郝表弟，问此地下落，若未售，则封去十二金，买以葬吾夫妇。即留此孤坟，以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废，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夫堪舆家言，亦何足信。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后

世子孙，清明上冢，亦祭此墓，卮酒、只鸡、盂饭、纸钱百陌，著为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清史列传?郑燮传》中说郑板桥“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板桥在信中也承认自己愤世嫉俗，“平生漫骂无礼”。但这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另外的一面就是信中所论的“爱人”。所谓“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正是板桥世界观中儒家“温柔敦厚”因素的表现。信写得坦率诚恳，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板桥的品格。

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愚兄平生漫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橐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至于缺厄欹危之处，亦往往得人之力。好骂人，尤好骂秀才。细细想来，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开，他若推廓得开，又不是秀才了。且专骂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个是推廓得开的,年老身孤，当慎口过。爱人是好处，骂人是不好处。东坡以此受病，况板桥乎～老弟当时时劝我。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在板桥思想中，自己做官是靠祖宗积德，靠风水好，“侥幸”得来，所以为官后要“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真心地关怀穷苦亲友。这种因果报应思想固然涉及迷信，并不可取，但也和当时八股科举录取的偶然性以及与他自己出身贫寒的经历也有直接关系。信中流露的感情是很真切感人的。

刹院寺祖坟，是东门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无地，遂葬其傍。得风水力，成进士，作宦数年无恙。是众人之富贵福泽，我一人夺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麒麟小叔祖亦安在,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亲戚，有久而不相识面者，各赠二金，以相连续，此后便好来往。徐宗于、陆白义辈，是旧时同学，日夕相征逐者也。犹忆谈文古庙中，破廊败叶飕飕，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骑石狮子脊背上，论兵起舞，纵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当分俸以敦夙好。凡人于文章学问，辄自谓己长，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侥幸。设我至今不第，又何处叫屈来，岂得以此骄倨朋友～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愚兄更不必琐琐矣。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

板桥向郑墨描述自己所向往的住宅，这与其说是住宅的蓝图，不如说是他设想的“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时生活理想的写照，令人联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郑板桥不求豪富，清贫自守，也不怕盗贼，甚至愿意与为盗贼的穷

民“商量分惠”，狂放之言中包含的是彻底的“仁者爱人”的思想。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这封书信，旨在说明有志于求学的人要明白“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不要受书中记载的现象或前人的结论所迷惑。信中以历来公认的某些史事为例，对夏商周三代是太平盛世、春秋是极乱之世等等观点提出了异议，进而批判了用“重让”来解释《春秋》、《尚书》编次的迂腐之见。板桥的观点自然也不是定论，但他由此提出“读书要有特识”，每个人都应该“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却是很可宝贵的见识。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至夏、殷之际，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异姓，合前代诸侯，得千八百国，彼一千余国又何往矣,其时强侵弱，众暴寡，刀痕箭疮，薰眼破胁，奔窜死亡无地者，何可胜道。特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传记，故不传于世耳。世儒不知，谓春秋为极乱之世，复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浑浑噩噩，荡荡平平，殊甚可笑也。以太王之贤圣，为狄所侵，必至弃国与之而后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讨，则夏、殷之季世，其抢攘淆乱为何如，尚得谓之荡平安辑哉～至于《春秋》一书，不过因赴告之文，书之以定褒贬。左氏乃得依经作传。其时不赴告而背理坏道乱亡破灭者，十倍于《左传》而无所考。即如“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诸姬是若干国,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灭他,亦寻不出证据来。学者读《春秋》经传，以为极乱，而不知其所书，尚是十之一，千之百也。

嗟乎～吾辈既不得志于时，困守于山椒海麓之间，翻阅遗编，发为长吟浩叹，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诚知书中有书，书外有书，则心空明而理圆湛，岂复为古人所束缚，而略无张主乎～岂复为后世小儒所颠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虽无帝王师相之权，而进退百王，屏当千古，是亦足以豪而乐矣。

又如《春秋》，鲁国之史也。如使竖儒为之，必自伯禽起首，乃为全书，如何没头没脑，半路上从隐公说起,殊不知圣人只要明理范世，不必拘牵。其简册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隐公并不可考，便从桓、庄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隐公，重让也;删书断自唐、虞，亦重让也。此与儿童之见无异。试问唐、虞以前天子，哪个是争来的,大率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以前，荒远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隐公，隐公以前，残缺不可考也，所

谓史阙文耳。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

人谓《史记》以吴太伯为《世家》第一，伯夷为《列传》第一，俱重让国。但《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则又重争乎,后先矛盾，不应至是。总之，竖儒之言，必不可听，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可尔。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板桥将读书人排为四民之末，激烈地加以抨击;重农务本，愿做一个与佃户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乡村小地主，这些都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可贵之处在于他能把儒家思想中比较合理的部分亲身实行，教育子弟。信中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尤其是写读书人言行相违一段，连比较正直的读书人也不免被坏人连累，欲辩无词，真是入木三分，见出作者愤世嫉俗的心情。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中馈，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者，风俗荡轶，亟宜戒之。

吾家业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板桥提出“作诗非难，命题为难”的观点，同时抨击时人命题低下的诗风，说:“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可知。”虽然，郑板桥持论是从“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的儒家文学观出发，但是，他强调立意在诗歌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从时代背景、政治形势来分析杜甫、陆游的创作，论诗方法是正确的。

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通体不能悉举，且就一二言之:《哀江头》、《哀王孙》，伤亡国也;《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悲戍役也;《兵车行》、《丽人行》，乱之始也;《达行在所》三首，庆中兴也;《北征》、《洗兵马》，喜复国望太平也。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来赠答，杯酒淋漓，皆一时豪杰，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诗信当时，传后世，而必不可废。

放翁诗则又不然，诗最多，题最少，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而已。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盖安史之变，天下土崩，郭子仪、李光弼、陈元礼、王思礼之流，精忠勇略，冠绝一时，卒复唐之社稷。在《八哀》诗中，既略叙其人;而《洗兵马》一篇，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时，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沉溺湖山，不顾国之大计。是尚得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诗歌而劳吾赠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诗债而已。且国将亡，必多忌，躬行桀、纣，必曰驾尧、舜而轶汤武。宋自绍兴以来，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括民膏，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陋不为。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诗之有人，诚有人也;陆诗之无人，诚无人也。杜之历陈时事，寓谏诤也;陆之绝口不言，免罗织也。虽以放翁诗题与少陵并列，奚不可也～

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别号，明日便上诗笺。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若一时无好题目，则论往古，告来今，乐府旧题，尽有做不尽处，盍为之。哥哥字。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人们多以过目成诵为美谈，板桥独持异议。他指出这样地匆匆读书的坏处一是读了不能消化，二是盲目滥读，精华糟粕不分，变成“破烂厨柜”。他主张熟读精思，而且要有选择地精读记诵。这是他大半生读书经验的总结。至于把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在文学上没有高度成就的原因说成是“平生书不再读”，那就不免牵强附会了。再则，精读之外速读、略读也是必要的，

尤其在今天。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院读《阿房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即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覆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厨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孔子曾说“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郑板桥用它作为教育儿子的重要原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对“仁”却作了与孔孟不尽同的解释，以为尧高于舜，原因是尧行的是“善恶无所不容纳”的天道;舜行的是“彰善瘅恶”的人道，不能体现“天之仁”。然而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孟子说:“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孔孟论仁，是非善恶十分清楚。板桥这种连毒蛇猛兽都要爱惜的观点，分明来自佛教学说的影响，他的人生观、历史观中兼有儒佛二家思想。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蜒，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蛇?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驱之使远，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结网，于人何罪，或谓其夜间咒月，令人墙倾壁倒，遂击杀无遗。此等说话，出于何经何典，而遂以此残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

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书后又一纸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

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面漱口啜茗，见其扬?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钜细仁忍何如也～

书后又一纸

尝论尧舜不是一样，尧为最，舜次之。人咸惊讶。其实有至理焉。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子从未尝以天许人，亦未尝以大许人，惟称尧不遗余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无二之象。夫雨?寒燠时若者，天也。亦有时狂风淫雨，兼旬累月，伤禾败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数千里，蝗?螟特肆生，致草黄而木死，而亦不害其为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五谷、花实矣，而蛇、虎、蜂虿、蒺藜、稂莠、萧艾之属，即与之俱生而并茂，而亦不害其为天之仁。尧为天子，既已钦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欢兜尚列于朝，又有九载绩用弗成之鲧，而亦不害其为尧之大。浑浑乎一天也～

若舜则不然，流共工、放欢兜、杀三苗、殛鲧，罪人斯当矣。命伯禹作司空、契为司徒、稷教稼、皋陶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礼、后夔典乐、?工鸠工，以及殳戕、朱虎、熊罴之属，无不各得其职，用人又得矣。为君之道，至毫发无遗憾。故曰:“君哉舜也～”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尧乎，尧乎～此其所以为天也乎～

厥后舜之子孙，宾诸陈，无一达人。后代有齐国，亦无一达人。惟田横之率，五百人从之，斯不愧祖宗风烈。非天之薄于大舜而不予以后也，其道已尽，其数已穷，更无从蕴而再发耳。若尧之后，至迂且远也。豢龙御龙而有中山刘累，至汉高而光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兴。又二百年矣，而又先帝入蜀，以诸葛为之相，以关、张为之将;忠义满千古，道德继贤圣。岂非尧之留余不尽，而后有此发泄也哉～

夫舜与尧同心同德同圣，而吾为是言者，以为作圣且有太尽之累，则何事而可尽也,留得一分做不到处，便是一分蓄积，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过尽之弊。天生圣人亦屡矣，未尝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气为之竭而力为之衰，更不复能生圣人。天受其弊，而况人乎～昨在范县与进士田种玉、孝廉宋纬言之，及来潍县，与诸生郭伟?谈论，咸鼓舞震动，以为得未曾有。并书以寄老弟，且藏之匣中，待吾儿少长，然后讲与他听，与书中之意互相发明也。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在封建社会中，富家子弟因不求上进而败落，清贫之家的子弟学业有成的却屡见不鲜，板桥本人就是一个例证，所以他慨叹:“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又认为:“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见前信)那么怎样教育子弟呢,板桥提出:“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延师傅的原则是“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所论是很

通情达理的;待同学则要讲长幼，讲友爱，这又是儒家“悌”“仁”观念的引申。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不数年间，变富贵为贫贱:有寄人门下者，有饿莩乞丐者。或仅守厥家，不失温饱，而目不识丁。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至于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饮;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佳好衣服，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一遭泥泞，复制为难矣。 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择师不得不审，既择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课其子弟。其所延师，不过一方之秀，未必海内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误，为师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尽心;子弟复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此最是受病处。不如就师之所长，且训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从，少待来年，更请他师;而年内之礼节尊崇，必不可废。又有五言绝句四首，小儿顺口好读，令吾儿且读且唱，月下坐门槛上，唱与二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便好骗果子吃也。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

才得放脚眠，蚊虫虼蚤出。

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读书、中举、做官，是旧时读书人的唯一追求，郑板桥也坚信不疑，而且把它当作正道。但是板桥又说，即使不能飞黄腾达，也要下决心读书，可见板桥并不仅以读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他还以自己没读多少书却做了官作例，说:“人有负于书耳，书亦何负于人哉～”表现了他的思想确有超过一般世俗的地方。 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愚兄而今已发达矣，人亦共称愚兄为善读书矣，究竟自问胸中担得出几卷书来,不过挪移借贷，改窜添补，便尔钓名欺世。人有负于书耳，书亦何负于人哉～昔有人问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贫的良法,沈曰:读书。其人以为迂阔。其实不迂阔也。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间乎～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亦在人之有识与有决并有忍耳。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这封信是十六通家书中论文学创作的三封之一。它除了为八股文辩护外，主要论文章风格。郑板桥主张文章风格的最高境界是“沉着痛快”，反对“言外有言”、“味外取味”。因为板桥认为文章旨在“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所以必须说得实在，论得痛快。此外的笔墨便是“俗事”，“可羞可贱”。板桥的儒家文学观自不免偏颇，不过，从文章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着眼来论述文章的风格，无疑是正确的。

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词赋，皆谓之文章。今人鄙薄时文，几欲摒诸笔墨之外，何太甚也，将母丑其貌而不鉴其深乎～愚谓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百川时文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朝宗古文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绁;然语不遒，气不深，终让百川一席。忆予幼时，行匣中惟徐天池《四声猿》、方百川制艺二种，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牡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

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间??纤小之夫，专以此为能，谓文章不可说破，不宜道尽，遂訾人为刺刺不休。夫所谓刺刺不休者，无益之言，道三不着两耳。至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岂一言两语所能了事,岂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笔而快书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乱，颠倒拖沓，无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诗原有实落不可磨灭处，只因务为修洁，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圣自以为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万万，专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绝句诗、小令词，则必以意外言外取胜矣。

“宵寐匪祯，札闼洪庥。”以此訾人，是欧公正当处，然亦有浅易之病。“逸马杀犬于道”，是欧公简炼处，然《五代史》亦有太简之病。高密单进士?曰:“不是好议古人，无非求其至是。”

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设以房、杜、姚、宋在前，韩、范、富、欧阳在后，而以二子厕乎其间，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为扫除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愚兄少而无业，长而无成，老而穷窘，不得已亦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愿吾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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