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天文学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天文观测、星图、星表的测绘、历法的修订、天文测绘仪器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对宇宙形成的认识等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中的一些成就，尤其是天文考古，还帮助我们解开了许多历史之谜，如二十八宿起源、夏商周三代起始时间等科技之谜。本章试就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二十八宿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考古等作简要介绍。
我国是天文观测记录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记录的资料也最多，其内容之广泛在世界文明史中是罕见的。
从商代至清初，我国共记录的日食有1000多次，最早的记录是商代的甲骨卜辞。
贞，日有食。
甲寅卜又食，告。
癸酉贞日夕有食，维若。癸酉贞日夕有食，匪若。
虽然《书经 . 胤征篇》中有夏代仲康时期的日食记载：
“乃秋季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遮人走……。”
但由于夏代的历史还带有很大的传说性，而且《书经 . 胤征篇》又是出现的比较晚的文献，因而这个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于考证。但上述所引甲骨卜辞中的四次日食已经被专家们肯定或基本肯定。
《书经 . 小雅》中有一首诗就记载了其时发生的日食现象：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有人根据其记载的日干支辛卯，经推算后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在《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五城可见的日食》一文中，列出了公元前1500年至771年中原五城可见的日食表，对北京、安阳、洛阳、江陵、西安所有可见的日食的发生日期，食分和食甚时刻进行了计算，并用此计算方法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23次日食进行了检验。时间最早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最近为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有十四次完全符合，或基本符合其时首都的见食情况；有4次虽然不得见全（或环）食，但临近地区可见“食既”；其中虽有5次记录有些问题，经分析后认为，这些存在问题有些是明显的记录错误，有些则系预报。
据北京天文台等单位从收集的资料中统计得：从春秋到清初，我国史书中记录的月食900多次。甲骨卜辞中记有
口丑卜宾贞……六日口午夕月有食乙未洒……。
癸末……之夕月有食。
旬壬申夕月有食。
七日己未 庚申月有食。
乙酉夕月有食，八月。
据专家的考证，这几次月食是武丁世的可靠记录。
我国是最早对太阳黑子进行连续记载的国家。公元前140年《淮南子 · 精神训》中已有“日中有骏乌”之说，对太阳黑子做出明确记载的是《汉书 . 五行志下》：
“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
河平元年为公元前28年，这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明确记载。从汉河平元年到明末为止，我国共有100多次太阳黑子的记录。这些记录既有准确的日期，又有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以至变化情况等。欧洲直到公元九世纪才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留存下来。我国关于太阳黑子的纪录为太阳黑子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彗星是比较罕见的天象，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它。我国可靠的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
“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鲁文公十四年为公元前613年，这里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据专家考证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两千多年里，哈雷彗星共出现过29次，每次我国都有详细地记载。
在我多古代的文献中还记录了不少其它的彗星，从殷商时代起到公元1911年，我国记录的彗星不少于360次。虽然，其中有些记载的并不是彗星而是新星、超新星或北极光等其它一些天象，但是一般记作彗星、孛星、星孛的，大多数都是彗星。
在我国记载的彗星中，有些还对彗星的形状作了非常详细地描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帛书中就有一幅十分珍贵的关于彗星的绘图（见图2—1）。
图2—1马王堆帛画中的彗星图（临摹）
对于新星的记载我国始于商代。甲骨卜辞中有这方面的记录：
辛未有 新星
七日己已夕 ，口有新大星并火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时期就记下了第一颗超新星。到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超新星90多颗，其中1054年的记录尤为翔实可信。著名的蟹状星云就是这次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遗迹。这些超新星的记录为现代天文学家对中子星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所以在全世界天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天文考古在中国。
word/media/image2.gif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自我国。大约在公元前260—350年，战国时的甘德和石申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一书，各载有数百颗恒星方位。其中《天文》一书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121颗（原书已失佚）。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卷唐代星图，大约绘制于公元8世纪初。该图是用圆筒投影的方法绘制出来的，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图上（见图2—2），这卷敦煌星图中共记载有恒星1350颗。绘于1094年—1096年间的苏颂（1020—1101，福建泉州人）星图记载有恒星1464颗。现存于苏州博物馆的石刻星图刻于1247年，由黄裳于1190年绘制，王致远依图刻于石上，载有恒星1434颗（见图2—３）。世界上其
图2—2敦煌星图甲本紫微星图（唐代） 图２—３苏州石刻星图（宋代）
他国家保留下来的星图，没有早于14世纪的，17世纪之前的星图，没有一幅超
过1100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绘制了自公元前246年—公元前177年的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及它们在一定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其数据相当准确，如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与今天测得的金星会合周期值583.992日相差无几。
历法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我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较好的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和国家大事的进行。我国古代历法其起源之早、种类之多可算是世界之最。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知道了一年有366日，战国时期有了24节气，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世纪初，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四分历”，即规定一年为365.25日，与今天的测得值相差11分14.53秒，这比古希腊早了100多年。南北朝（公元420年-579年）时期的祖冲之改进了观测技术，把一年定为365.2428日。南宋时期的“统天历”（1199年制定）把一年定为365.2425日，与今天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1528年定）所用的数据相同。元代的郭守敬（公元1231年—1316年）用自制的高4丈的巨大圭表，证实了太阳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测量数值。欧洲采用这一数值比我国晚了400年。明代的邢云路把圭表加高到六丈，于1608年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0日，与当今测得的365.242193日相差只有0.2592秒。我国古代对月亮的运行情况也有精确观测。具体反映在历法的制定当中，所以我国实际的历法是阴阳历，即年为阳历，而月为阴历，以月亮的圆缺，即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个月。由于两者之间的运行周期不等，故而出现了闰月，即有些年份不在是通常的一年12个月，而是13个月。闰月法至迟出现在商代，因为在甲骨文中早已有闰月的记载。明代崇祯之前，我国历法采用《大统历》，崇祯年间作了修订，即《崇祯历法》，共130卷。该历法一直延用了300年。在清代对历法的修订一直争论不休，以杨光先为首的保守派，极力反对近代天文计算法在中国的使用与推广。据统计，我国历史上制定和正式颁布施行的历法大约有100多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各种天象进行观测记录，自然离不开观测工具，我国古代的天文家们经过数千年的不断研究、改进，使我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为窥管，即细长的空心竹管，通过建立在天空中的二十八宿星座进行天空测量。
东汉时期，张衡（公元78年—139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天文观测仪—浑天仪，其精确程度很高，从而达到自动地、近似地正确演示天象的目的。观测人员只要在房间里观看仪器的转动，就可以知道任何一颗星体的东升西落情况。另外他还制作了地动仪和候风仪。
唐代僧人一行（公元683年—727年）于公元721年制作了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前者用于测量天体位置，后者用于演示天象和报时。
宋代的苏颂和韩公廉等人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见图2—4），是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同时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在它的传动机构中采用了最先进的擒纵机构，图2—5所示为明代浑仪。
图2—4 水运仪象台（宋代）
元代的郭守敬对浑天仪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制成了简仪，其设计和制造水平领先于世界300年。另外，他发明的景符对精确测量太阳回归年的长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据专家研究证实，用景符测量表影的长度，其误差在两毫米以内，这种准确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
图2—5明代浑仪
对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结构，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有了探讨、提出了数种不同的宇宙起源假说和结构假说。战国时期的老子等人认为，宇宙起源于“道”，《老子 . 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道”就是无形无象的混沌状态的精气，“道生一”就是说“道”可以生它自身即宇宙；“一生二”即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利用“冲气”的方式化为宇宙中的万物。
而《易经》中则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易经 . 卜辞》中说：
“是故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即宇宙起源于太极，太极生出天、地两仪，天、地两仪生出四象，即春、夏、秋、冬四时。四时运行就形成八卦，八卦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天、地在内，其余的则为雷、风、水、火、山、泽。
西汉的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年）等人在《淮南子 . 天文训》中认为，宇宙起源于“太昭”。有专家认为“太昭”是“太始”之讹。该书中是这样来描述宇宙的形成过程：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浊浊，故曰太昭（始），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霏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气之寒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这段话是说，在宇宙生成之前，天地还不存在，只是浑浑沌沌，这就叫做“太昭”。其后才有了道、宇宙和气，于是便有了万物。
对于宇宙的结构我国古代曾先后提出多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三种，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起源比较早，据《晋书 . 天文志》介绍，当在殷周时期：
“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据专家考证《周髀》一书约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其中曾明确提出：
“天象盖笠，地法覆盘。”
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盖天说”的最早记载。
浑天说起源于东汉时期，其代表作《张衡浑仪注》中说：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又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
宣夜说的产生时间大致与浑天说同时，东汉时期的浑天家蔡邕说：“宣夜之说，绝无师法。”据《晋书 . 天文志》中说：
“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朗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形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上，皆需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由这段记载可知，宣夜说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宇宙为无限的空间，日月星体都漂浮其中，他们在“气”的推动下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而运动着。
在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我国古代已有朴素的时空无限的概念。战国时期成书的《尸子》中对宇宙的定义是：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
同时期的墨家亦提出相同的论述。《经上》：
“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经上说》：
“久，合古今旦莫；宇，东西家南北。”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墨经》中所说的“久”就是指“宙”，意为指各种不同时刻和时刻的总和。而“宇”就是指整个空间。
《庄子 . 杂篇 . 庾桑楚》中对“宇”和“宙”解释得更为直观：
“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剽者宙也。”这就是说：空间之大无边无际，时间之长无始无终。
元代的邓牧在《伯牙 . 超然观记》中指出：
“天地之大，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
“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地动说，《尸子》中说：
“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昂。”
汉代成书的《春秋纬 . 元命苞》中亦有：“天左旋，地右动。”的论述。《尚书纬 . 考灵曜》中不但认为地在动，而且还用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加以说明：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坐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不觉也。”
这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最古老的描述，但时间上比伽利略提出相对论原理要早1600年左右。
1996年5月16日，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河南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重要讲话，对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工程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世界历史中，东西方共有四大文明古国，公元前四千多年到公元前二千多年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和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国。对于古巴比伦年代的确定，由于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考古学家破译了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25年）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天文学家借助天文学推算，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公元前2378年—公元前2371年）以后的精确纪年。对古亚述（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1600年）是粗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记录算出来的（1971年），对于古埃及其成立年代现在亦基本确定，但是对中国的历史起源始于何时？近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前，对于我国历史的准确记载是西周灭亡，春秋开始，即公元前771年。后来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中，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是起自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之年。对于此前的历史年代，由于缺乏详实的文字史料和科学的历史考证，通常是在年代前加上一个“约”字或标上一个“？”。例如“五帝约26世纪初——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约公元前21世纪初”，“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约前1066年”，“西周约前1066年——前771年”。这些年代的确定大多数是从《春秋》、《诗经》、《竹书记年》、《书经》等古代书籍中得来的。但是，这些书中的不少内容是后人添加的，经不住科学的推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例如，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就曾对此提出过怀疑。他们认为，周代以前的传说都不是史实，顾颉刚认为：中国的所谓古代历史是层层加码逐渐编造出来的，而且加上去的东西的次序与年代的次序正好相反。例如：在周代初期，大禹被认为是一个治水的英雄（神），到了周代晚期，他已升格为人间的一个帝王，到了战国时期，他又成了夏王朝的创始人；又如尧和舜，他们的时代本在禹之前，可是和禹相比，他们见诸历史却又在禹之后很久，也就是到了孔子时代才见载于史书。炎帝虽然比传说中时间更早，可是见于历史记载则更晚，也许是道家臆造出来的。李约瑟认为，实际上，每一继起统治的王朝或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总是想推出一位纯属臆造的人物放在古代文化英雄行列的前面，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另外，每一思想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往往掩饰一些传说，墨家主张和平和善政，因而强调禅让的传说（顾吉刚）；孟子主张民主，因而强调人民立禹为帝而不立舜的儿子；道家则创造出无为而治的黄帝。欧洲的汉学家哈隆（Haloum）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传说是后来人编造的，目的在于附会战国和汉代的宇宙学说（即五行学说）。
现代人对古代传说的抨击有些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说法则过分了。尤其是对商代的历史，例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公元前100年），则详细地记载了始自成汤（约公元前1500年）终于暴君纣辛（约公元前1050年）的商代三十个帝王。一般人认为，司马迁是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前的史料来编写《史记》。可是在上个世纪末的1899年，当河南安阳的甲骨文面世以后，人们在甲骨卜辞中，清楚地找出了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实证。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时，一定拥有相当多的而且是真实可靠的历史史料，否则，他是无法记载商代的三十个帝王的。这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有了深刻的历史意识。司马迁掌握的是什么样的史料？这些史料是如何流传到他手中，又是如何从他那儿消失得无影无踪？现有史料中对此没有任何片纸只字的记载，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目前还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迷。
夏王朝的建立究竟始于何年？终于何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确定，对于夏朝，顾立雅（Creel）认为“夏”字在甲骨文上从来没有被用来表示为一个国家。它的结论是“夏”字可能是某一统一团体或原始国家的名称，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夏”字往往被用来表示具有纯中国文化的诸侯国，以区别于那些不是纯中国文化的邦国。夏朝这一概念是周朝人为了开展宣传活动，以使他们名正言顺地讨伐商纣王，通过半意识的虚构才逐渐变得具体化的。安特生（Andersson）则认为“夏”代或许只能当作对“史前”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的大致情况的半传说式追忆。
由于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公布过西周共和之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世界古代史中，在论述中国夏、商、周的具体纪年时，各有各的说法，缺乏科学定论。各国的史学家则各抒己见，褒贬不一。
英国人罗伯慈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象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他还说：“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的约4万平方哩（10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的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尼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 G. Staer）等编著的《世界史》（1964年）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不达尼亚要晚,而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而发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代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他们说商年代为公元前1523年—公元前1027年，安阳出土的文物是唯一证据。
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从西周共和之年开始，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朴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而不见科学面目。日本人曾发表《尧舜禹抹煞论》的文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究其原因，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因此，如何确定夏、商、周三代纪年，不仅关系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我国的史学研究、文物考古、天文测算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问题，涉及到我国许多流传千载的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海外炎黄子孙归国祭陵昭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需求。同时还可以澄清国外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众多是是非非的问题。因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以期在20世纪末，对夏、商、周三代的纪年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就夏商周断代问题向国家提交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报告中就“项目研究的意义”、“国内外有关的概况”、“工作基础和条件”、“组织领导”、“研究途径”、“目标和成果的整理公布”以及“课题设置及主要研究内容”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宋健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发言中对实施断代工程的可行性及实施条件亦作了具体的详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中，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陆续发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物。例如北方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000年）；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5000年）；南方以南京为中心的浙江河姆渡（早期）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马家浜 . 松泽文化（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300年）——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湖北龙山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这些文化的重大发现，为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历史佐证。
第二，天文资料的研究与验证能提供比过去更加有力的支持。
古埃及的断代史料中有些王朝的年代就是根据古代记录的天象计算出来的。例如第XII王朝（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86年），就是帕克（R . Parker）根据古代文献记录：某王登位的第七年第八个月的第十六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亦是由天文学家特德莫（H . Tadmor）根据古文献中对金星视行位置的记载推算出来的。由本章第一节介绍的内容可知，在我国古代史料中，以天文现象的记录尤为系统全面，这些天象为计算机的计算和模拟提供了研究方向和课题。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地计算和模拟出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早在1990年就编写出版了《3500年历日天象》一书，列出了由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52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食、月食表。因此，用计算机进行天文考古研究不但切实可行，而且计算结果是准确可靠的。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一些天象记录进行了研究。
张玉哲先生曾认定《淮南子》中的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发生在公元前1057年3月14日哈雷彗星回归之时。贵州工业大学葛真先生1980年核算《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当为公元前899年或公元前925年某日之晨的日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瓞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Univ. of Durham）邱锦程合作计算，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发生的日蚀，在陕西一带可见。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核算古文献所记，夏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焕焕如连璧”，时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2月16日至3月9日，五大行星同时可见于张角小于4.3度的天空。这与美国班大卫（David W. Pankenier）于1982年的计算相同。班曾提议把夏初定为公元前1953年。
第三，现代物理学对考古可以提供比过去更多的帮助。碳-14断代法，钾氩、铀系、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现代断代技术已广泛采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学家和物理学家已作过很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建成了（近年）加速器质谱仪（AMS）。80年代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串联加速器质谱仪已投入运行，这些新的装备为科学考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武器。
第四，我国有比较大强大的考古、史学研究队伍和相应的科学技术力量。在这支队伍中，仅考古研究单位就有50多个，1600多人，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从事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人就更多，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字学、年代学、科技史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人员，尤其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我国在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为断代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所必需的研究人员和一定的研究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明确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是：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的前半期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所有课题与所属专题，在结题时都要提出报告。研究性质的专题采用论文形式，考古试掘采样写成正式报告，实验写成实验报告。
所有报告将汇总编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汇编》，在汇编基础上，首席专家通过课题9，组织课题1-8部分专家，编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
1999年，专家组将召开会议，根据结题报告研究成果，制定“夏商周三代年表”，在该年9月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上公布”。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个总结。经多数科学家通过并发布后，即可为今后的国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可使用的纪年系统。使中国的历史科学能在统一社会文化、历史教育、政治经济、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提供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天文考古起源于欧美。何为天文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冯时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对天文考古学的内涵作了这样的叙述：
“天文考古的定义实际上来源于考古学的定义，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定义包括三项主要内涵，它们的具体化实际便构成了天文考古的内涵核心。准确地说，天文考古首先是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天文学研究所获得的天文学知识和相关的历史知识，同时包括记录这些知识的文献。其次，它还特指借以获得这些知识的天文学与考古学两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方法，对考古学而言，它主要包括考古学对于资料的保存和研究的方法及技术，这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对天文学而言，它特别强调从事天文学研究所必备的天文学知识，这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主体。最后，天文考古学必须具有理论性的研究解释，用以阐明考古资料所蕴含的古代天象的因果关系，通过论证存在于古社会的天文学发展规律，进而阐释其所体现的历史规律。因此，天文考古事实上是一门利用考古资料的方法、运用天文学知识及手段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有关物质遗存，揭示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对于考古学，它在充分尊重和参考考古学自身理论的前提下，对考古资料则应给予通彻的研究；而对于天文学，则更主要的是利用它的知识和研究手段。”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制定的研究项目的8个课题所包含的34个专题中，有5个课题的11个专题与古代记载的天象有关，也就是说与天文考古有关。本节主要介绍其中的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与历日之间的关系，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专研究情况与研究结论，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夏商周三代年表。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的负责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教授（他同时还担任“三代大火星象研究”专题的负责人）。经过江晓原教授和他的助手钮卫星博士几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项重大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于我国古代对各种天象进行记载的历史比较早，同时也比较全面，而且总喜爱把天象的出现与地上的人事国政、祸患、灾变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天灾人祸”。因此有些天象的出现便和地上的人事国政变化一起记录下来了。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发现不少有价值的天象记录，如日月食、恒星、火星、新大星记录等；尤其是在周王朝，凭籍其时娴熟高超的青铜技艺，常常把观察到的一些明显天象与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用文字铸记在青铜器上。由于这些卜辞或金文中不但记有所观察到的天象和具体事件，更重要的是一般都记有事发当日的日干支，即用六十甲子（见图2—6）为一周期的顺序循环纪日的方法进行日期记载。这种干支
图2—6 商代六十干支甲骨图
纪日方法，经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定，我国从商代就亦已使用的按六十甲子为一周期顺序循环的纪日方法，三千多年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至今天。由于这些文字记载中包含有天象记录所必备的三个要素：即观察到的天象类型、这些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这些天象发生在天空中的大体位置，这就使得在夏商周断代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古代天文史料的历史作用，使天文考古成为可能。
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见图2—7）的铭文中明确记载有： 图2—7利簋及其铭文
“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这仅有的十五个字，不但记录了武王征商的日子为甲子日，更重要的是还纪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天象，这就给商、周两代王朝之间的更迭时间提供了研究方向和目标，使“武王征商”具体时间的确定成为可能。
江晓原教授对史籍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的日期及有关天象资料进行了整理，共有以下十六项：
1、利簋铭文：
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2、《汉书 . 律历志下》引《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当作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3、《逸周书卷四 . 世俘解第四十》（以下称《世俘》）：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一说应作“壬辰旁生死”，依据2，同下），若翼日丁未（一说应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4、《国语 . 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5、《淮南子 . 兵略训》：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6、《荀子 . 儒效》：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7、《今本竹书纪年》卷下：
（文王时）孟春六旬，五纬聚房。
8、《新论》（严可均辑本）：
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9、《太平御览》引《春秋纬 . 元命苞》：
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10、《逸周书 . 小开解》：
维三十有五祀，（文）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11、《旧唐书 . 礼仪志一》长孙无忌等奏议引《六韬》曰：
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
12、《周书 . 刘璠传》载刘《雪赋》：
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
13、《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帝辛）三十二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14、《尸子》卷下：
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
15、《周书 . 泰誓》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16、《史记 . 周本纪》：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乃作《泰誓》，……。
通过以上天象的记载逐条考察检验筛选后，去掉了明显不可能出现的和不适用的六项，剩下还有十项，具体选用与否情况见下表：
表2—1 16项有关武王伐纣天象及历日之可能与可用情况一览表：
在十项可能发生并且可用的天象中，如果仅从天文学计算出发，重建的武王伐纣日程表应该同时满足如下七项条件：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应有岁星当头的天象。——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 . 兵略训》
4、在周师出发前后，应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对“月在天驷”的定义见上文的讨论）。——据《国语》伶州鸠所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及《三统历 . 世经》中的有关讨论。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的时间。——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及《三统历 . 世经》中的有关讨论，和《周书》、《史记》所载渡孟津日干支
6、在周师出发以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日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考虑周初对朔的确定有误差）。——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应能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伐纣天象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假设条件，江晓原等人对武王伐纣时可能出现的天象纪录进行了逐条释读：
1），《国语 . 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伐殷时的天象：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这里的“岁”即木星，“鹑火”星名，“岁在鹑火”意为木星在鹑火之次，“月在天驷”：“天驷”星名，即天蝎座π星（Scoπ），这颗星也就是二十八宿中房宿的距星。韦昭注：“天驷，房星也”。即月球运行到与天驷星在一起之处。
“月在析木之津”韦昭注：“津，天汉也。析木，次名。”“析木之津”是说所指天区位于黄道上横跨银河处。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1000年间的黄道范围在223度~249度之间。
“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在周地要平均10年才能见上一次。“辰在斗柄”，“辰”字在古籍中有8种用法，韦昭注：“辰，日月之合，斗柄，斗前也。”是唯一可取的，“斗”为南斗。即日月在南斗（斗宿）合朔。
“星在天鼋”韦昭注：“星、辰星也，天鼋，次名，一曰玄枵（音肖），辰星即水星，常在太阳左右，其最大距极限在28度左右，也就是说水星只能离开太阳28度远，此句意为“水星在玄枵之次”，这就给出了相对独立的信息——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应能看到“星在天鼋”的天象。
“辰在斗柄……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此句没有独立信息。当太阳和水星到达玄枵之次时，它们就是在女、虚、危诸属之间，这些宿皆属于北方七宿，此即“北维”之意也。
根据以上分析，江晓原等人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星历表软件DE404（公元前3000年—公元3000年）和一个非常先进的天象演示软件Skymap3.2。能够在给定观测时间、观测地点之经纬度后，立即演示出此时此地的实际星空中几乎所有天体的精确位置。经用DE404检验了该软件的精确度，发现在前推3000余年时其误差仍仅在角秒量级，这对本问题的研究已经绰绰有余。
2），天象的计算机演算与模拟
“岁在鹑火”这条记载的可靠行如何？还需要进行验证。在先秦古籍中对“岁在某某”有较多的记载，但是经用星历表软件DE404进行回推计算，对《国语》，《左传》中有明确的9次岁星天象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竟无一次吻合。因而以“岁在鹑火”作为伐纣年代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仅能作为辅助性的考证。
“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这条记载，根据星历表软件DE404数据库的计算可知，从公元前1119年——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日、月位置，发现只有13个日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a）太阳黄经在223度—249度范围内（日在析木之津）
（b）月球与天驷星之黄经差小于2度（月在天驷）
（c）月球黄纬差小于负4.5度，因为天蝎座π星之位置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时，黄经纬200.74度，黄纬为-5.09度，而月球运动偏离黄道的极限为5.5度。故取4.5度，有1度变动范围，、而π星恰在其中位置。这十三个日期见下表：
表2—2 月在天驷 . 日在析木之津及岁星天象表
“月在天驷”这一现象实际上要10年左右才能见到一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月球轨道与黄道之间有倾角，只有当月球黄纬在负5度左右时，月球才会恰好紧挨着天驷，位于其正上方或正下方，甚至掩食天驷。这才是真正的“月在天驷”。二是这种天象通常都发生在清晨周地地平线附近，往往还未升上地平线就已天亮，或在天亮后才发生。使用SkyMap3.2软件演示当时天象，完全证实了这两点。（见图2—8）
在“月在天驷 . 日在析木之津及岁星天象表”这13个日子中如何选择，则不能不求助于伶州鸠所述天象之外的历史文献。本节前引有：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发”（《淮南子 . 兵略训》）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迎太岁。”（《荀.儒效》）
“武王征商，佳甲子期，岁鼎克昏，夙有商。”（利簋铭文）
前两条表明周师出发向东行进时见到“东面而迎岁”的天象，后一条表明牧野之战那天的日干支是甲子，而且此日清晨在牧野看到“岁鼎”——即木星上中天。
图2—6武王出师前日天象图
图2—8右下方就是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清晨5：30在周地所见到的“月在天驷”的天象，（这次“月在天驷”的天象，只能被观察到3个多小时）
周师出发之日，依韦昭注日干支为戊子，谓“武王始发师东行，时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此源出于刘歆《三统历 . 世经》。刘歆的话是否可信，我们先假设，由此出发进行推理。
由表可知，其中日干支最近于戊子者为公元前1045年12月3月丁亥，次日就是戊子。非常奇妙的是偏偏只有这一天真正符合“东面而迎岁”的天象，这天清晨5:00在周地向正东所见实际天象见图2—8，其余各日或东面不可见岁星，或可见但于金星、土星一同出现。惟独此日以及此后多日，皆能在清晨见到岁星（即木星而且只有岁星）出现在东方天空。至此，我们可以设定武王伐纣之师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发。
3），《武成》与《世俘》之历日
出兵之日既定，则另外两条史料就会发生重大作用。
其一，《尚书 . 周书 . 武成》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当作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其二为《逸周书卷四 . 世俘解第四十》（以下称《世俘》）：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一说应作“壬辰旁生死”，依据2，同下），若翼日丁未（一说应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死魄”是指新旧月交，此时月亮会看不见。亦可理解为“朔”，“生魄”指望。以上对表一也有筛选作用，在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日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5日左右，日干
支为庚申或辛酉。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伐纣战役日程表，与这个日程表结合起来考察，就能揭示出伶州鸠所述一系列天象的真正面目。借助DE4040，以精确回推之实际天象来检验《武成》及《世俘》与伶州鸠所述一系列天象的吻合程度。计算结果表明：“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即水星在玄枵之次，星与辰之位皆在北维，即指太阳和水星到达玄枵之次时它们就是在“北维”，岁鼎克昏”即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天早上是否有木星上中天的天象可见？这是利簋铭文所要求的。以SkyMap3.2演示结果令人惊奇；图2—7显示的就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晨在牧野当地时间4:55向正南方所见的实际天象，岁星恰好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正是最利于观察的角度，而且南方天空没有任何其他行星。此时周师已排兵列阵，正南方出现“岁鼎”现象，非但太史见之，大军万众皆得见之（见图2—7）。
至此已清楚看到，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时一系列天象能够与《武成》，《世俘》所载日程以及《淮南子》、《荀子》等文献所述岁星天象一一吻合，更重要的是与《汉书.律历志下》中的记载：“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及利簋铭文上的记载“武王征商，佳甲子期，岁鼎克昏，夙有商。”相一致。因此，牧野之战的日期就完全可以确定了，具体的日期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
图2—7 牧野之战清晨天象图
江晓原教授根据以上研究结果，重建了以下的武王伐纣日程表：
表2—3 武王伐纣天象与历史事件一览表：
从表2—3中得到了三个重要日期：
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周师出发
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周师渡过孟津
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牧野之战
除了江晓原教授等人的以上研究结果外，对武王克商的具体日期还有两组研究结果：其一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其二是公元前1027年，后者的出发点是通过对甲骨文中记载的五次日食的年代推算，并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积年而推断得到。经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综合分析后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以公元前1046年为首选之年。因为此说不仅与天文条件符合较好，而且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告》、《洛告》历日，《国语 . 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
江晓原教授等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惊讶。在不考虑考古学、甲骨学、碳-14测年等方面研究结果的前提下，建立起一个唯一的武王伐纣日程表，与《武成》、《世俘》、利簋铭文、《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语等文献纪录能相互对应，他们发出了由衷感叹：“古人不欺我也”。这一研究结果不仅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即“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绝大部分纪录都是真实的。”同时还还充分表明：我国的干支纪日从商代延续至今从未间断过。
江晓原教授等人还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即在孔子出生的那一年，鲁国曾发生过日食这一天象，采用天文考古的方法，对有关文献中的记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进行了验证，并由此推得孔子的诞生日期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因为只有这一天，才是庚子日（因为在十一月没有庚子日），也就是说《春秋毂梁传》中的记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是真实可信的。而《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显然在月份上记载有误。
对“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进行考证，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研究专题。经过中科院陕西天台研究员刘次沅等人几年的努力研究，终于使得对懿王元年的具体年代的确定成为现实。
刘次沅、周晓陆在论文《“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考证》中对“天再旦”记录的古文献来源、“天再旦”记录的可靠性、前人对“天再旦”现象的研究、关于“郑地”的具体区域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一条颇为奇特的记载。《竹书纪年》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本重要史书之一。这本书的发现也颇为奇特。西晋时的盗墓者于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一说安厘王）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上面书写有文字，这批竹简经当时著名的学者整理成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却又不幸失传。到了唐宋时期，就只能从其它书籍中集出其中的只言片语了。“天再旦”这一条最早的来源，出自唐代司天监官员、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著《开元占经》的引用。《开元占经》本是朝廷的秘笈，严禁外传，到宋代已经无人所知，但是在明代的古佛腹中被人发现，而重新流传于世。
“天再旦”是一种什么天象？古人对此没有加以说明。刘朝阳于1944年指出，这是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或日环食所引起的天光变化。此说一出即受到广泛注意。日出前，天已放亮，恰好此时发生日食，天又黑下来，几分钟后日食结束，天又一次亮起来。这一过程与《竹书纪年》中的“天再旦”颇为相似。由于在某已定地点日出时发生日全食的机会不多，因而完全可以由天文推算的方法来寻出这次日食。这样不但可以使懿王元年定位，而且还可以使西周各王的纪年得到顺利地确定。
刘次沅等人讲过研究分析后认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是可靠的，因为这样的记录历史上仅此一例。古人并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没有伪造动机，只是作为“存疑”而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对它有了合理的解释，则印证了它的真实性。
“天再旦”是不是日全食？断代工程的研究者们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1997年3月9日，20世纪陆地上唯一的最后一次日全食发生在我国新疆的北端与俄蒙哈三国交界处，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研究者们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观测活动，并设计了用照相机自动测光装置测量天光，以便保存观测资料。他们收到了60人从18个不同地点寄来的35份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日食出现时天光变化的情况，同时还包括了当时当地的天气情况。当日食的食分较大时，“天再旦”现象非常明显，食分较小时，现象虽不明显，但亦有天色转暗的变化。
观测报告证实了理论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因而，专家们认为，“天再旦”就是发生在日出前的日全食现象。其食分应大于0.95。经过计算，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形成“天再旦”现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认可。即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作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对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取得新的进展作了归纳性总结，提出了以下12项标志性研究成果：
1）在我国历史时代测年中，采用系列考古样品14C测年的方法，使误差缩小，获得成功，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4C测年样品的制备质量稳定，骨质样品的提纯方法可靠。常规法测试精度达到0.3%；AMS法测试精度达到0.5%，并首次对系列的有字卜骨进行了AMS法测年。
3）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范围。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测年，琉璃河M1193、晋侯墓地M8的研究预测年，晋侯苏钟的研究，以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测年等，为建立西周年代学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4）以严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为金文历谱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对吴虎鼎等关键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推定西周诸王年代，并证明共和以下历谱可信。
5）对1997年3月9日新疆北部的日全食进行观测，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黎明时分的大食分日食会形成天再旦现象，并确认“懿王元年天再旦”时间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
6）根据天文推算、文献和金文历日研究、考古与14C测年的综合研究，选定公元前1946年为武王克商年。
7）采用黄组周祭卜辞三系统说，排定商王帝辛的祀谱，经与商末历日对比研究，推定帝辛年代。
8）排除“三焰食日”为日食的可能性。结合甲骨分期研究与宾组卜辞五次月食的证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
9）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在商文化考古学上有重大意义。
10）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的界标。
11）对仲康日食的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总结，并进行新的研究和推算。
12）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途径上作出探索，并积累经验。
专家组根据各个课题的研究结果，经过集体讨论，列出了我国夏商周三代年表：
表2—4 夏、商、周三代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与1996——2000年阶段成功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524位两院院士投票推选“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我国提出夏商周三代纪年”居第五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同时也引申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期待人们去继续研究与探索。
思考题：
1， 述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为什么说“天文考古在中国”？
2， 你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阶段性结论有和看法？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
2 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谜茫》上海：《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第5版。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1月。
4 江晓原、钮卫星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5 刘次沅、周晓陆.《“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48—54。
6 刘次沅.《“天再旦”的天文条件》，中国天文学史讨论会交流论文，徐州，1997年。
7 江晓原、钮卫星.《“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353—365。
8 张培瑜.《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五城可见的日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218—231。
9 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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