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综述

《隋唐史专题》

期末考查论文

学院 社会学院

班级 101班

姓名 姚幸

学号 10161148

20世纪牛李党争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牛李党争的一些学术研究围绕是否存在党争；党争的原因；和党争的评价展开了一些研究。本文将对这些进行简单概述，加以说明。

【关键词】：牛李党争 20世纪 综述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唐代后期（9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阂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斗争。牛李党争涉及君主、宦官、藩镇和对外关系,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许多文学家如李绅、元模、白居易、李商稳、杜牧等都程度不同地卷人其中,故自来自中晚唐文史者皆避不开牛李党争。

据《旧唐书》卷176《李宗阂传》记载,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 因对策问题结怨,至宣宗大中三年冬（850）李德裕死于崖州（海南岛）贬所其间两大集团“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纭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之叹。《旧唐书》对牛李党争的记载和评论在宋代几为定论,《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在基本事实上都与之相差无几。20世纪30年代,岑仲勉发表《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重新评价李德裕。40年代,陈寅格也针对传统说法提出了新见解,随后岑仲勉质疑陈说,另有看法。陈、岑二先生都是隋唐史专家,他们的观点对此后的牛李党争研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党争与文学的关系方面,傅锡壬的专著《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多有创获。全面研究牛李党争的专著则有王炎平的《牛李党争》。1997 年,日本学者渡边孝发表《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审视了20世纪本课题的研究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几个争论较集中的问题对20世纪的牛李党争研究作一述评,以便学界参考。

一、是否存在牛李党争

自《旧唐书》以来,牛李党争一直被认为是对基本史实的一个概括,直到岑仲勉提出异议。岑先生在《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隋唐史》下册、《唐史徐藩》、《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等论著中认为,两唐书“牛李”一词的初意乃指牛僧孺、李宗阂,“李”非指李德裕；李德裕嫉恨朋党,自己决不会与人结党,德裕无党。岑先生的实证主义研究对后来者影响甚大,不少学者更是直接接受了他的李德裕无党说。

更多的人则表示不能同意岑先生的观点。迈克尔·多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指出,按照岑说,李德裕是受邪恶对手围攻打击的正人君子；然而,不能想象,作为精明强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看法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岑说的基本态度。

与多尔比的简单否定不同,卞孝营《‘牛李党争”正名》一文以确凿材料反驳岑说。卞先生发现,唐五代人（包括《旧唐书》）所谓“牛李”仅指牛僧孺和李宗阂,但宋修《新唐书》中,“牛李”一词有二义：一是旧义,指牛僧孺、李宗阂同党；二是新义,指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敌对。许多早期史料皆证明李德裕有党。针对岑仲勉所举材料,卞先生指出,这些材料只能说明李德裕坚决与李逢吉、李宗阂先后为首脑的集团为敌,而不能说明德裕无党。至于《玉泉字》说德裕与人结怨而致“门无宾客”,则有乘史实。又,《旧唐书》明言有多人与德裕亲善, ,荣损同受,在两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这些人是属于李德裕集团的。

应当指出,中国古代的朋党与近现代的政党并不相同,根据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的分析,“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排比史实不难看出,不管李德裕在主观上是否厌恶朋党，客观上都已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斗争的事实,“德裕无党”说实难契合史实,“牛李党争”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的看法颇有见地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

二、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

据《旧唐书》记载,元和三年李宗阂、牛僧孺、皇甫提登制科,时李德裕之父吉甫为宰相,三人对策,言甚经直而无所避,吉甫怒,“泣诉于上前”,致有关众人或贬或久不调,自是两党争斗不已。但是,岑仲勉的论著、唐长孺的论文都发现，对策攻击的对象是宦官而非宰相,既然吉甫未受指责,则“泣诉”云云,显系误记,至少亦与其他史实相矛盾。因此,以元和三年对策事件作为牛李党争的起因是不妥当的。王炎平《牛李党争始因辨析》一文在全面考察了《旧唐书》的有关材料后指出,对策一事,吉甫亦被牵累；旧史关于此事的五种说法中,只有一种确指吉甫；吉甫在元和三年不曾谗害王涯等人,此后亦不见任何关于吉甫与僧孺等人相冲突的记载。这些发现使旧说更为可疑。

《资治通鉴》则另有说法。据此书卷241穆宗长庆元年三月载,是年有复试事件（即钱徽知贡举事件）,“自是德裕、宗阂各有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然而,从长庆元年（821）至大中三年冬（850）德裕贬死只有三十年,除非从旧说由元和三年（808）起算才能说“垂四十年”。《资治能鉴》的说法显然自相矛盾,这点早已被《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所指出。王炎平进一步指出,《旧唐书》卷168 《钱徽传》是长庆元年复试案最详细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钱徽、李宗阂等人作了弊传中提到段文昌、李绅不满钱徽、元镇不满宗阂,但未言及李德裕,卷164 《王播附王起传》亦如此。又,此次复试,落第者包括了被公认为李党的郑覃之弟郑朗以及与德裕关系亲厚的裴度之子裴撰,若认为是德裕有意报复宗阂,则难以解释上述二人何也落第。所以,复试事件只是科场斗争,并非德裕报怨。

那么,牛李党争究竟起于何时何因？

王炎平认为,裴度自元和十年（815） 拜相以后与逢吉在讨淮西事上发生冲突,逢吉因罢政一事而恨裴度,又因追怨吉甫而及德裕,遂结宦官而排裴度；及执政,又引僧孺排挤德裕。可见逢吉结党乃在裴度拜相以后。因此,牛李党争应是起于元和十年,始因是李逢吉反对削藩。此观点正确与否,尚有待史学界讨论。

三、对牛李两党的评价

既然研究者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意见不一,那么在对牛李两党的评价问题上就难免有歧见。韩国磐在上引论著里根据阶级史观指出,元和三年对策事件,牛僧孺等批判时政,是要求改革,李吉甫反对批评,是反对改革,因此,牛党是进步的李党是保守的。同是根据阶级史观,前引胡如雷文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牛党是保守的反动派,李党则是进步派。面对同样的历史材料,依据同样的历史观念,却做出截然相反的历史结论,委实值得深长思之。

在胡如雷之前,岑仲勉已有了类似看法。岑先生在上述一系列实证研究里揭集了李德裕的历史功绩,批驳了长期以来加在德裕头上的责难,认为牛党都是一些小人,牛党与德裕之间的斗争其实是同一士族阶级内部热衷于朋党私利者与比较正直者之间的抗争。也有学者为牛僧孺辩护。前引卞孝营文就指出,牛僧孺有文名,有德行,不是奸人,与李逢吉、李宗阂的政治品质不同。

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牛李党争只是一场权力斗争。吕思勉早已提出这种意见的。汪 认为争夺权利是牛李党争的主要内容,这种党争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在多尔比看来,“朋党的领袖们是在追求政治权力”。专门研究朋党政治的朱子彦、陈生民也认为牛李党争在政治上并无多少积极意义。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人们应当记住评价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仅仅从起因、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应更多地注意其客观效果。毕竟,起因是变化的,主观愿望是难以忖度的,客观效果则是真实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历史不仅仅是被书写的历史,它首先是一个现实存在。

综观20 世纪的牛李党争研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已经理清,究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大、深化。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研究者对基本史实的理解、概括欠准确,对史料的矛盾记载注意不够；二是研究者展开讨论时往往误解对方的观点,或者名为商榷,实则尚未正式交锋；三是学术界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利用,不少论著材料重复、观点重复,科学研究的重复劳动造成了人力、时间的浪费,阻碍了学术进步,也容易导致学风献败坏,这种情况说明建立学术规范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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