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如同故宫的庄严与大气

景泰蓝如同故宫的庄严与大气

　　王府井和前门以及各色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景泰蓝显示出的是流水线的审美水准，而非手工艺。真正的铜胎掐丝珐琅每一步都严苛至极，时至今日它的传承人仍以宫廷标准在制作着。

　　北京老手艺里，“景泰蓝”为人熟知，而“铜胎掐丝珐琅”则相对陌生一些。其实“铜胎掐丝珐琅”就是“景泰蓝”的学名，也是更为准确的具有概括意义的工艺名称。金属胎珐琅工艺，既不创始于景泰年间，也并非景泰年间最为盛行，只不过是在景泰时期把早期遗存的旧器物重新作了改装组合，才获得了“景泰掐丝珐琅”的名字。

　　如果去故宫转一圈，会发现，古时皇帝的灯具、酒具、烟具、香具、文具、桌椅、香薰很多都是掐丝珐琅的，紫禁城里的部分墙壁也是平板掐丝珐琅。龙椅虽是其他材质的，但也把掐丝珐琅片贴上去。甚至还有掐丝珐琅的御用“冰箱”……投身铜胎掐丝珐琅创作50多年的张同禄先生认为，铜胎嵌丝珐琅从出现起就与宫廷生活紧密相连，繁冗严格的制作流程、复杂多变的器型、雍容华贵的色彩，都使其深具皇家风范。铜胎质地不易破碎，器形漂亮、色彩绚烂，从蒙元到明清，都深受宫廷喜爱。

　　1942年出生的张同禄从16岁就开始学习景泰蓝。他的景泰蓝都是以异形著称，以形见长。他对器形、色彩、寓意的设计与别人差别很大，自成一家。景泰蓝工序相对比较烦琐，一道工序学三年都未必能出师。一般老工人能熟练掌握一两道工序――熟练掌握两道工序的已经不多，而张同禄能掌握全套工序。景泰蓝滥觞以来的六七百年间，做全套活儿的，还真只有这么一个。

　　张同禄的女儿张颖也是他手艺的传人，一口北京话清楚利索。许多场合，她都代表父亲当“发言人”。这门手艺从张同禄传到张颖，再到张颖的下一代，张氏景泰蓝已经是世家了。张颖说：“只有北京才是真正景泰蓝的根，景泰蓝的血统就在北京。古代的时候景泰蓝从来没有出过皇宫，只有皇家御用，老百姓是用不上的。清代是景泰蓝最鼎盛的时期，那时的工匠只给皇上做，不惜余力。这些工匠一年可能只做一件，慢工出细活，一点儿都不能出错儿。过去，景泰蓝的技术其实就掌握在这几个人的手里。”

　　瓷器、玉器都分官窑、民窑。景泰蓝没有民窑一说，全部都是官窑，“有技术的人全在皇宫里头。”清末民初，没有了王朝，工匠们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就去了其他地方，为了糊口组建各式工坊。张颖告诉我：“北京留下来的这一批，大多是皇族的后裔，看惯了好东西。甚至在皇城根下的老百姓都有眼光。它在传承下去的时候，无论对纹饰颜色还是工艺本身，都是‘内行的’。而外支，比如扬州，他们更加洋气一点儿。扬州有当地的木器，建筑文化，有他们专注的方向。外支城市缺乏发展景泰蓝的一种历史氛围，对传承铜胎掐丝珐琅时，就不会太专注。到目前为止，北京以外也有做景泰蓝的，但行家们一看就知道，已经不像景泰蓝了。”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成千上万次的试验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作流程，并且很多工艺的流程相当严密甚至严苛，而其中最繁复最费工夫的，恐怕就属铜胎掐丝珐琅。铜胎和釉料的最终粘合是一个不断进火的过程，可以说是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是一部铜与火的变奏曲。

　　在张同禄这里做活儿的手艺人，都跟随他多年。此前十年，真正干掐丝、干点蓝的都是老师傅，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做了。耐得住寂寞，是对手艺人最基本的要求，而今天相对浮躁的社会环境对手艺的沿承确实不利。张同禄的工作室在顺义，国家批给几个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院子里。这里环境很好，十分清净，手艺人大多住在这里。几栋别墅围成的院落，门禁森严。院子里种着瓜果蔬菜，师傅们告诉我，都是自己种的，纯天然无公害。在我们参观工厂的时候，做活的师傅都不大爱讲话，但十分配合，问到什么，都耐心讲解。

　　制胎是设计师完成图纸后的第一道工序。打胎的师傅每日的工作就是在这房间里不停地敲打。这里没有模具，所有细纹都是一点一点敲出来的。一个10厘米的小尾巴，一天也做不了一个。所谓打胎，就是将紫铜打成需要的形状。胎的材料有讲究。张颖说：“紫铜的延展性较强，它打胎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弯来弯去，它不会断，不会脆。如果是黄铜、白铜，有的比较坚硬，柔韧度不够，有的易碎。紫铜的柔软使你可以把所有想法用在里面。而且紫铜跟景泰蓝的釉料熔点几乎是一样的，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是景泰蓝很重要的一步――掐丝。圆铜丝轧成扁铜丝后，用剪刀剪成需要的长度，用镊子掐好花纹图案。用胶粘在打好的胎体上。掐丝勾勒出景泰蓝的基本图案花纹，为后续的色彩填充划清范围，相当于国画中的线描。

　　张颖说她最早是学点蓝，就是上颜色。这也是景泰蓝制作的第三步。“珐琅”一词跟这一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颖说：“在金属上可以附着石头粉釉料的，都叫珐琅。珐琅系里门类繁多，20世纪80年代那种搪瓷杯子也是珐琅。景泰蓝是珐琅的其中一项。”景泰蓝的釉料其实就是一种石英石磨成的石粉。为让它色彩更加丰富，人们用天然的材料去染色。古时候大量地加金银、加粉末琉璃来研制釉料，这样近乎挥霍的方式自然能做出经久不衰的好东西，什么时候都光亮如新。

　　说起釉料，它也分很多种、很多级别。为了追随古器的颜色，他们买的是国内最贵的釉料。国内的釉料市场还不是很健全，张同禄自己的研发部门已经研制了整套的釉料制法，但无法施行。张颖说：“就好比你会做首饰，却被逼无奈非要研究金子去，太难了，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设备――其实我们理论上都已经成功了。试验要在釉料厂做，一种颜色来回来去进火，大概要40天才能知道温度对颜色的把控度，这样平均每天试验就要投入3万多元，我们是没有这个资金的。”

　　釉料要蘸着水点，加了水的釉料沉在水下，而杂质会带着泡浮起来。此时便可以把污秽倒掉。掐丝点蓝这种工序，师傅手上不能有油。铜胎、掐丝沾了油腻，当时看不见，但是火是检验它的，见火一下就起起泡、烂掉了，无法修复。一位师傅说：“经常有人来参观厂子，忍不住摸一下，我们就特反感。别人说，你至于吗？可真的至于。”

　　每上一遍颜色都要放入火炉中烧制，这个步骤叫“烧蓝”。丝的高度在1.35mm左右，釉料至少要上三遍。每点一遍，釉料跟丝几乎是平的，进火后，粉末状的色彩就凝结塌陷了。于是紧紧地趴在胎的表面原样再点一遍，第二遍与第一遍的颜色必须分毫不差，然后进火烧……直到烧好的釉料高于丝了，才能拿去磨光。“粗制滥造的人丝会矮一点，颜色会少点几遍，色彩就薄，更谈不上光亮。紫铜胎儿的暗浊颜色会透过釉料漏出来，是泛黑的。”景泰蓝的“蓝”原本是它的基础色，指它是蓝色“底儿”。张同禄出名的作品很多都不是蓝底儿。比如《太平有象》就是白底儿。“白色的很少有人做，黄色的很少有人做，因为很难把控。它不停进火期间会有变化，白出来就不白了，黄出来就不黄了。” 　　烧制好的景泰蓝有点凹凸不平，颜色也混沌，于是就需要磨光。磨光需要许多工序，做磨活的师傅，手长期泡在水里。怎么找平，怎样打亮，手工艺人都是凭着自己个人经验来做。一位正在打磨的师傅说：“看到不光滑的釉面，我一定要把它们磨光滑，不然自己都看不下去。”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具，那是用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最顺手的，磨到边边角角才知道最给力。

　　王府井和前门以及各色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景泰蓝显示出的是流水线的审美水准，而非手工艺。真正的铜胎掐丝珐琅每一步都严苛至极，时至今日它的传承人仍以宫廷标准在制作着。景泰蓝的形态与仪容庄重和谐，合规矩，与庄严大气的宫廷建筑趣味相互映照，更体现了那一个阶层的人对器物挑剔的要求。人们用它作摆件，也作为实用的器物，眼光却一样高。稍不注意，从火炉里出来的器物就可能面目全非，前功尽弃。手工艺人时刻提着心，他们必须一丝不苟，严丝合缝，精雕细琢。

　　2001年之前，张同禄是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厂长。据张同禄回忆，那时的工艺美术厂是所有企业里最创汇的厂子。自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外国的大量订单都投给这里。“当时其他商品都按汇率标准，只有景泰蓝是一美金换一元人民币。计划经济时期，人没有更多的想法，不懂创新。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年年都照旧做这些样子。”加之外面的小厂子粗制滥造，降低了景泰蓝行业的整体品质，人们以为景泰蓝就是路边那些手镯、筷子、烟灰缸、耳挖勺……直到有一天，广交会一个订单都没有。所有的国外订单都转向别的了，不再是景泰蓝。“那时国外把景泰蓝叫做景泰烂，因为工艺烂，而且也太泛滥。”2001年，厂子倒闭了。

　　后来，张同禄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景泰蓝萎靡不振的局面，也为了“收留”些老工人。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会见朴槿惠时送的礼物就是张同禄亲手制作的《凤舞九天》，他的作品还被送给过普京。张同禄觉得很荣耀。但他最大的梦想是重造一个工艺美术厂。他为那些家族式的工人感到惋惜，厂子倒闭后，从爷爷到孙子都是在厂里做手艺的精英，却全都失业了。“没有学过别的技术，找不到别的工作。如果你是电工，文员，不在这家干，那家也需要你。可你一个做掐丝的，不做掐丝还能干吗呀？”

　　他讲起一个事儿：“曾有一次路过展览馆，听见有人喊我‘张总’，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过去非常优秀的技师，八级工，很牛的。现在在展览馆门口摆了个摊儿给人剃头。我背过脸眼泪就下来了。”沦落至此的手艺人还在北京城里逛荡，看门，剃头，处境堪忧。“了解景泰蓝的人还是太少了。真正懂得欣赏这门手艺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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