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宾散文研究

一、标题           社会转型期南阳的文化标本

                                       ——论周同宾《皇天后土》的审美价值

     二、基本思路   

             1.作家在创作题材选择和创作态度方面所表现的理性精神是南阳文化精神的体现——比如关注乡土和农民，表现农民人生和情感而非风花雪月与闲适，体现南阳文化中的务实与理性等等。

             2.99个农民人物身上表现的南阳传统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变异

             3.作家的情感及其与南阳文化的内在联系

             4.艺术表现上的南阳文化特色，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风俗人情及语言等等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古老的南阳文化的特征，为后面论说提供依据。社会转型期的南阳文化特征是论说的重点，是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得出的结论，对此要作出评论。

《皇天后土》被誉为中国乡土散文的重要突破，是周同宾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也可以说是他此前创作的总结，这部散文的出现既是时代大背景催生的结果，更是作者着力求新求变的结果。此次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独特的审美价值，《皇天后土》之所以能在同类型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与其开阔的视野，凝重而深邃的历史意识及体例上的突破都有着重要关系，周同宾不再将笔锋停留在农民个体身上，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农民，农民生活和农耕文明进行整体的考察和阐释，在体例上，将口述实录率先引入散文创作，以集束方式真实再现了转型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我们研究其散文作品目的便在于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由这位土生土长的南阳作家的作品中，探寻社会转型期乡土散文的发展，同时为新时期的乡土散文甚至是文学整体创作的发展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从作家自身，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南阳作家的整体的精神面貌。而这些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和发扬优秀的楚汉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出自盆地地区的作家，并没有因此走向自闭与保守，而是对外部世界富有敏锐的感知，同时也具备着顽强的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作家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却又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

周同兵先生是“文革”的过来人，又是新时期文化的贡献者，是楚汉文化的传承者之一，《皇天后土》这一部以农民为主题的作品，又让我们从中发现作家在创作题材选择和创作态度方面所表现的理性精神是南阳文化精神的体现——比如关注乡土和农民，表现农民人生和情感而非风花雪月与闲适，体现南阳文化中的务实与理性等等。

而通过对作家，对作品的研究一方面挖掘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同时了解作家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以此为入口来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的南阳文化特征，从而发扬我们的楚汉文化，让古文化随时代的变迁而长兴不衰

浅析执著与超越——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现代性

论文摘要：本文连系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查。经由过程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惟性、默示手法、说话立异等问题的探讨，归纳综合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平易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全身“土头土脑”的散文作家，这种“土头土脑”较着默示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坚定地把几乎所有精神倾泻到家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长者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不美观念和默示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今世默示技巧(诸如意识流、荒唐派、黑色诙谐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经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惟性、现代性持思疑立场。本文就从剖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查。
　　一、周同宾散文思惟的现代性
　　考查作家的成熟，优异作品的发生有一个主要的尺度，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柢属性，是与旧文学的素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不美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看护默示对象，在默示手法上是不是有缔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首回头回忆新文学的发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默示手法首要默示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惟，现实主义体例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不美观照周同宾散文，根基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切确的判定。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切农村，接近农人，为乡野糊口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人写史的主张，自己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惟，蕴涵了浓烈的平平易近意识。对乡土子平易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阅，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下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破耗的磨折保留状况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体例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体例，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喷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明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体例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灼着“新历史主义”的身分。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脸孔呈此刻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保守的。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一身土头土脑，是个乡下人，坚定地把注重力投向家乡的土地。但他事实 下场糊口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硕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前提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成长，必需改变像圣徒看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看待遗产，看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成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变精神，奋力摆脱前人缔造或后人设置的各种束厄狭隘，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不美观念、散文名目、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按照今世最新意识、今世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按照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缔造力，面临当今的现实糊口，进行自己的不雅察看、思虑，用自己的论说体例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首要默示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经由过程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虑：一个是平易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实，另一个是今世政治话语中的言说，事实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工作》在安然安祥沉着的论说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秘闻，《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通俗农人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田主形象的遮掩。“一切历史都是今世史”，经由过程对历史的思虑和从头审阅，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日常平常看到的截然分歧的历史，关注了被凡是意义上的历史所轻忽的小我。这种手法或者思虑问题的角度当然可以归结于平易近间视角或小我话语权力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目光不美观照和审阅村子的磨折与落伍外，也用美妙甚至忘情的翰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家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刻上的“家乡”)，对周同宾而言，家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师长教师在对南阳今世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家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若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事实是向前看仍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根基问题进行具体的剖析：
　　首先，家乡在文学中的寄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布景下发生的家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家乡、村子、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不异的寄意，凡是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锁、保守、落伍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前进、文明的特质，是以，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默示。但这种线性思维体例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当然在良多方面存在分歧，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向，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发生保守或现代意识，关头在于若何论说农村或城市中的小我的保留状况。同时，对于乡土安好协调的歌咏或颂扬往往插手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默示，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本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素质默示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连系。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默示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磨折、平易近情风尚、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浮现。乡土散文作家年夜都来自农村，尔后又分开农村，有农村糊口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糊口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浮现了作家心里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家乡的依恋愈深，情的传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年夜，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下场就愈强，这恰是散文体裁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自己就是一个内容恍惚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在。“在曩昔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不美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剖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往后跟着文学史意识发展，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成长转变的维度上来熟悉‘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在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辰，关于‘现代性’我们的常识仍是相当笼统和恍惚的”。五四时代的现代性，对那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代的现代性，在那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是以，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切磋之前，必需对现代性的内在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繁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师长教师对现代性的诠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不美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看护默示对象，在默示手法上是不是有缔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首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惟，默示手法例看是否有立异性。这样的诠释可能失踪之片面，但也剖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默示形式，值得注重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平易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惟影响仍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办署理念和意识。 转贴于 公文网 http://www.haosc.cn

　　三、周同宾散文默示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默示在默示手法上，看与传统对比，是不是有缔造性、立异性”。考查周同宾散文，手法的立异性表此刻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裁的立异，搜罗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刷新。首先说旧体裁的刷新。周同宾散文的类型很是普遍，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志、手札、序跋、纪行、曲词、传知散文、列传文学等，除陈述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志体、手札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体裁裁，但因为周同宾以泛泛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朴素的精神，自力自立的气概，本色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体裁裁进行了刷新，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此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月往后，散文成长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取得了很年夜成就，可是良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柢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人慎密亲密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克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繁重，“……年夜地茫茫，农人细微，那些‘年夜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马上发生了一种颇为孔殷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年夜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切农村，深切农人之中，体味农人糊口的酸甜苦辣，感应感染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人，默示农人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思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人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朴素的原生说话，讲述了农人各不不异的保留状况和心理状况，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人、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繁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立异。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打破表此刻叙事的多元改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流的论说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怪异：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尔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苍生言说是第一人称，论说视角的转换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经由过程对外在的“他”(农人)的感知，再慢慢走进“我”(自述者)的心里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转变，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下场。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人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体味，然后经由过程每个农人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人的心里世界，体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怪异的艺术传染力。
　　在默示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好心识，呈现出跨体裁创作倾向，塑造了有板有眼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喷香等。更出色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一直。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良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好比《铁箱》中年青美貌的孀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临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如同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灼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村子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经常被报刊编纂算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身分自不待言。
　　最后，从说话方面来看，周同宾的立异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怪异的适于村子表达的说话。这种说话，具有光鲜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人白话的基本上加工而成，既能浮现农人措辞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缔造的艺术说话，年夜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公共的说话，农人的说话，也是一种立异性的说话。
　　六十年月台湾的余光中曾倡议一场散文更始行为，在散文更始的宣言《剪失踪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说话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材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白话为节奏的基本……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跃些，新奇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精练些，浑成些。有时辰，在美学的规模内，选用一些调子悦耳神色实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布景上，只有更显得活跃而凸起”。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说话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在的诠释，其说话具有精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热，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年夜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年夜量的平易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路，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白话连系在一路，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质。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人说话年夜不美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人说话的丰硕和怪异。此外，在纯粹的农人话语中还穿插了良多平易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添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惟上、艺术手法和说话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默示出可贵的立异意识。恰是这种可贵的立异，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转

浅析《皇天后土》中农民形象主体人格的建构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李春阳 时间：2010-08-13
　　论文摘要:周同宾的乡土散文多取材于生活,其系列纪实散文《皇天后土》建构了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农民的主体人格。《皇天后土》中的农民主体人格可粗略地分为三类: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作家对不同类型主体人格的描绘形象地勾勒出当代农民鲜明的个性特征,再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当代农民的奋斗、希望、挫折、困惑以及社会转型期农民独特的人格魅力。
　　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数作家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主体人格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80年代开始,作家们更是一反以前对农民群体一味赞美的做法,冷峻地剖析当代农民的主体人格。“一个只对农民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味美化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与否定的结合。”[1](页11)
　　作为首届鲁迅奖获奖作品,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在向读者展现农民多彩的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生画面,为大地母亲塑像的同时,也为当代农民画像,建构并审视当代农民的主体人格。
　　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主体人格。主体人格的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可塑性,它随着显示环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成熟、学习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不同人的影响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造成人格差异的原因。”[2](页3)“如果我们要对真实的自我、人自身或说真正的人的最深、最真、最本质的各基本方面下定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仅需要囊括他的各种能力、生理上的特质以及他基本的内在固有的需要,而且还得囊括存在价值,这也是他自身的存在价值。”[3](页39)就《皇天后土》中农民形象主体人格的建构而言,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三类: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
　　一、保守型人格
　　在文明这个大语境中,周同宾以现代文明为背景,把握时代变迁,观照乡土传统在现代文明中的滞后性,以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去审视传统农业文明,建构出当代农民的保守型人格,并在《皇天后土》中对此种主体人格进行了鲜明的刻画与表现。保守型人格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时代虽然前进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依然恪守旧时代的观念,而且不能正视现实,自私狭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现实,相反,他们恐惧现实中的新生事物,所以体现出极端守旧意识。“悠悠岁月”之《世道》中的耿世臣,怀念当年做贫农、斗恶霸、当干部的情景,慨叹现在世风不正,人心不古。觉得自己儿子下台,爆发户耿四宝倒风光起来,太没有天理了。耿四宝在自家门前演场电影也被他看成是“夸富哩,耍能哩,收买人心哩”。其实耿世臣的想法一部分是对过去光辉岁月的怀念,一部分也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恐惧。“一般而言,这种恐惧是自卫性的。是为了保护自尊,为了保护对自己的爱和对自己的尊重。对于任何足以导使我们轻视自己,或是我们自感卑下、软弱、不值得、邪恶、可耻等的一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恐惧。我们借着压抑和类似的自卫方式来保护自我、保护自我理想的影像。”[3](页94)《疯九》里的秦捍东,“毛选”、红宝书至今倒背如流,与耿世臣一样,接受不了任何先进事物,让人直慨叹他的“迂”!对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的联产责任制,他看不到它的先进性、时代性本质,反而认为:“联产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嘛。旧社会就是一家一户种庄稼,谁种谁吃,也是联产责任制?这能是新政策?这是闺女穿她奶奶的鞋———老样!”
　　保守型人格除却表现为极端守旧思想的主体人格特征外,还体现出宿命论的人格特点。对于社会和时代的转变,他们不是积极地挑战自我,把握机遇,而是寄希望于虚无的鬼神和所谓的“命运”。“行动的抑制和责任的丧失,必定导致宿命论,亦即,‘会来的一定会来,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早就注定了,我实在无能为力’。因此丧失了意愿,丧失了自由意志,成为一种最糟糕的宿命论,这当然有害于任何人的成长与自我实现。”[3](页171)《黄蛇》中的阎四也一样对这世道不满:住在他前面的邻居阎振海发财致富盖起了高楼,自己却仍住着“满地鸡屎猪粪”的“一方小院”,阎振海家的高楼给自己一家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他到处找人但是最终也未能解决。于是无知的阎四竟用“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样一种宿命论想法,或者说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将心中的怨愤寄希望于鬼神的报应,希望鬼神显灵,以此报复阎振海对自己的鄙视。他不只是憎恨,甚至上升到诅咒对方的程度了,坚信阎振海现在欺负自己,将来一定会遭报应:“有初一就有十五。常在桥上过,总会掉下河。黄衣大仙能饶了他?说不定啥时候拉他娃去偿命。”他察觉不到自己穷、受人鄙视就是因为孩子多,每年都被罚款,家里缺少来源。对此,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恪守着越穷越光荣的“贫民”思想,而不是振作起来寻找致富门路,在致富路上与阎振海一比高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皇天后土》中的保守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民劣根性的主体人格特征,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保守型人格并不都是具有国民劣根性的主体,也有不失人性的坚韧和农民善良、淳朴、敦厚本色的主体人格。他们讲述“活着”的艰辛、生活的苦楚,用整个人生盼望着苦尽甘来的那一天。《苦菜》中熬寡四十年的无怨无悔的屈巧儿:“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从根儿到梢,都苦。”他五岁便没有了亲娘,后妈狠心歹毒,好不容易出嫁了,生活有盼头了,十九岁便又守了寡。她吃遍了千般苦,受遍了万般罪,“泼上命挣工分”,将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只愿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坚韧、顽强。《皇天后土》开篇就呈给世人一道《苦菜》让人慢慢品味,细细咀嚼,悠悠回味,理解人生的“苦中作乐”,生活原本就是苦辣酸甜搅在一起,不同的主体看到的“苦”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皇天后土》中还有一部分农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土地养家,靠牲畜耕田、劳作,对土地、牲畜、农具有着满腔的热恋与感激。《牛事》中的李来成,“一个憨厚的庄稼人”,“憨厚”突出了其最主要的人格特征。他爱牛如狂,恨不得“下辈子托生成牛”,“庄稼人,不能没有牛,庄稼人更不能对不起牛。咱那庄稼地,牛犁过几千几万遍,祖宗八代没饿死,不都是牛的功?看见牛,我心里美,吃饭香,睡觉也甜”。《土命》中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传统农民赵得富;《黑土》中的邵金聚,不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偏偏钟情于这黑土地,“咱就是这穷命,一辈子离不开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刨食,死了还睡到土里化到土里”。这应该是唱给挚爱土地的一曲生命的恋歌。
　　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在发展、在变革,千百年靠畜力劳作的一去不复返。但是老辈的农民割舍不下这份情,在他们心里,自己和那些出过力、立过功的“老功臣”一样,他们爱惜那些“老功臣”,其实也是对自己一生功绩的肯定与系念,还有一分不舍与不忍。这正是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在农民主体人格方面既矛盾又统一的集中体现。“比较而言,农村比城市更贫穷、更落后,农村人比城市人更苦、更累、更少文化而多愚昧;农民的苦、甜、酸、辣,农民的喜、怒、哀、乐,便更有历史的沉重感。正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的命运便总有一种浓浓的悲剧色彩。虽然他们往往想不到这点。世事沧桑,新旧代谢。新事物出现,旧事物消失,这无疑是进步。但是,失去的有的该失去,有的不该失去。不该失去的,竟失去了,难再回复;该失去的却依然存在,且还要往下发展。这是无可奈何的,总使人感慨不已。”[4](页270)农民的主体人格“既有那么好的前途,又有那么多的羁绊,既有那么美的憧憬,又有那么多的遗憾……实在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4](页271)。作者之所以建构这种保守型主体人格,大概也是基于此吧。
　　二、开放型人格
　　较之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则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识和进取精神,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主动性。他们是当代新型的农民主体,“追索着时代的主潮,回荡着生活的基调,承载着认识的价值,高扬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光耀和进取精神”　　《皇天后土》中开放型的主体人格是作者热情赞扬的,也是寄托着作者殷殷期望的主体人格类型。他们有着不同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是《入赘》的白玉栋、做《木匠》的姜长水;还是从事着受人鄙视的低贱职业,仍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阉猪》的叶贵,《驹场》的单福祥;抑或是《烘炉》中那心胸宽广,“多大的铁疙瘩都能化成水儿”,有情有义的大男人姚中义,还有带领全家人致富、《治家》有方的徐兴顺,都是《皇天后土》中能够把握自我命运的主体。“开放型人格抛弃过去与未来,不使自己远离当下的情景……完全着眼于当下,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当新问题来临时亦能平静地面对,相信自己有能力应付。这就是健康的自尊与自信,免于不安与恐惧的情绪。换句话说,他们对世界、现实或环境的评价,使他们信任这世界,不认为它是危险而强势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应付,他并不会感到害怕。它看起来一点也不恐怖。拥有自尊代表个人视自己为初始的行动者,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是自我命运的决定者。”[5](页373)
　　《入赘》里为求真爱而甘愿入赘到妻子家卖豆腐的白玉栋,“想结婚,就得‘倒插门儿’……为小改嘛,也就是为爱情嘛”。白玉栋在爱情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体现出鲜明的自主意识,把握自己的幸福,决定自己的命运。《改嫁》里的丁小艾失去丈夫后,开明的婆婆不想耽误儿媳的幸福,毅然摒弃了千百年来在世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留根”的传统观念,主动劝儿媳改嫁,并亲自出面为她挑选人家。于是丁小艾带着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一起改嫁,到了李成栓家。李成栓也完全接纳了他们,丝毫不介意自己娶的是个寡妇,抚养的是别人的孩子,他很宠爱孩子,就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见到人家吃鱼,(孩子)也想吃,想得直哭。成栓说:‘娃,别哭,我去给你逮鱼。’就掂个小桶去了。”另外他也很尊重孩子的生父,清明节带孩子去给生父上坟,“烧了纸,他给坟添土,添多大”。他们的幸福完全是自己把握和争取来的,因为他们敢于挑战世俗的传统观念,追求自我幸福;还有不顾世俗礼教的约束为仙逝的老母亲办喜丧的快活三,他对鼓手们说:“我妈是喜丧死后要升天,成仙哩。吹那哭哭啼啼的调调儿,啥意思!”他一说,就都吹喜调了。一下子丧事变成了喜事,“闹成锅滚一样,都像疯了”。《圆鱼》里靠养殖元鱼发家致富的吴柱子,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干出了点成绩,一场大雨让他的事业化为乌有,但他不气馁,“有人就有东西,有人就有钱……全当十万元买个经验教训……重打锣,另开张,又干……”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是沉着冷静的坚定与正直,因为他们十分确知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并能专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怀疑、犹豫、三心二意或退却。因此能够朝目标全力以击,而不是随意浏览、不痛不痒地轻飘而过。周同宾说:“我对,对农民,便有一种复杂的情愫,既爱又忧,既喜又悲。执笔为文,便一边眷恋,一边叹惋;眷恋和叹惋里尚有真切的希望。我的散文,便是唱给农村生活的一曲绵绵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论唱得好坏,自信歌里尚有一颗真心。”[4](页271)这种开放型的主体人格便是作者“真切的希望”、“自信歌里……一颗真心”。在社会进一步,思想日渐开放的今天,他们“主宰自己的内在本性,掌握自己的潜在力、自己的才干与才能,操控自己创造的冲动。他认识自己的需求,日益变得更为整合、更具统一性;他日益觉察到自己的本来面貌,觉察到自己真正的所需,并觉察到自己的召叫、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命运”[3](页67)。

　三、中间型人格
　　在周同宾的散文创作中,理想人格的创造与建构是始终处于某种矛盾与冲突的困扰之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创作主体的制约与创作主体对理想生活的渴求与探寻的不协调方面,这也是一种的延续。这种矛盾冲突在《皇天后土》中也有所体现:即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一种中间型人格,这是介于保守型人格和开放型人格之间的一种交叉型人格。其性格有多个侧面,每一个侧面反映其主体人格的某一特点:有时他们自私,有时也开明;有时胆小懦弱,有时也坚强勇敢;有时开放,有时也保守;但他们有自己的追求、目标、理想。
　　最典型的是《留根》中的毛栓,政府号召发家致富,聪明的他办起了养鸡厂,很快便成了养鸡专业户,体现出开放型人格勇于开拓创新的一面。但传统的子嗣观念却时刻困扰着他,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但又一心想为自己留个根:“只要有了娃,留条根,也算没白活一场。”为了达到“留根”的目的,他甚至放弃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和作为丈夫的底线,竟让妻子和自己的“光屁股”好友私通,妻子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他便把这个孩子算做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心知肚明:“我的娃,明明不是我的娃,是野种。这个根,不是我的根。把他养大,还是野种。”所以虽然圆了“留根”梦却又时时为此感到脸惭,即使事业有成也丝毫不能弥补内心的挫败感:“我是专业户咧,有钱咧。我窝囊。我不算个男人。钱算啥?钱能给你笑?钱能给你睡?钱能给你生个亲生儿子?”事业上他吃苦耐劳、精明能干,顺应社会发展,积极接受新事物并不断开拓进取,但是思想上却有保守型人格愚昧守旧的一面,固守封建传统的子嗣观念,为达目的,甚至弃社会纲常伦理于不顾。新旧思想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既联合又不停地斗争,这正是社会转型期的农民身上新旧思想杂糅的典型表现。
　　《时运》中的主人公靳春阳,热爱文学,曾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写了一本散文诗,还“整天钻屋里写诗,写小说,写了就往外寄,最高寄到《人民日报》”,毕业后迫于生计停止了文学创作。高中毕业的他很迷信,特别信“命运”,认为“命是不可以改变的,人一出生就定了;运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是可以利用的。命是一生的,运是一时的。这就是时运,一时一时不同”。用作者的话说,他是一个“睿智”的青年,曾疯狂地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但他迷信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时运不好,就是有危机……甚至还会把命送掉”。就连哪天出门也要算算是否吉利。他搞文学创作,到了“没稿纸了,也买不起邮票”的地步,他没钱、没房子,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相信这是自己的命运,于是狠狠心,开始跑生意。他做买卖,也投机取巧,将石子塞进所卖鸡、鸭、鹅的嘴里以增加其重量。怎样评价他?好人?坏人?仅仅那么简单吗?新旧思想在他身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冲突:他身上有着保守型人格迷信落后的一面,那些关于“时运”的看法也有一些宿命论的味道,但他又是受过先进思想的新时代青年,有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因此不能用一个干巴巴的词来定义他的人格特征,更何况他还没有放弃他的追求呢:“我还想搞创作——我看报上、杂志上登的那些东西,我也能写出来。到时候你给我引荐。我真爱文学。不知道是谁说的,文学像个浪女人,一旦被她缠住,会和她勾搭一辈子,一有空闲,就和她偷情。”
　　中间型人格主体,每个人身上都有两股拉力,这两股拉力始终相互作用,可以说是个人心理的一种内战,是个人在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彼此之间的对立。这是社会和时代发展所产生的新观念与传统农民的旧思想激烈斗争的结果和表现。正如作者所说:“新的与旧的,传统的与的,在他们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们是这个时期的标本和证明”。[4](页67)总的来说,周同宾的《皇天后土》通过构建当代农民主体的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全方位、大容量描写一个地域的农民,并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唤醒农民,表现他们的爱与恨,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让农民自己走上前台,去宣讲他们的追求与渴望。周同宾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农民一个个写下来,为当代做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档案。”[4](页268) 
　　　[1]曹文轩.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高玉祥.健全人格及其塑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美]马斯洛.马斯洛成功人格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4]周同宾.周同宾散文(四)文心春秋[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5]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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