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虞欧褚薛四家楷书
发布时间:2022-09-30 10:02:5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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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虞歐褚薛四家楷書
陳欽忠
唐初的統治者在重新統一全國,開創封建時代新局面的時候,思想文化領域也隨之而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並流露出不可一世的自信心。正如在文學藝術的其他領域中一樣,書法也自隋朝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南北分歧的現象,發皇業已佔盡優勢的南朝書風。然而,由於時代審美思想的轉變,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方書風,已經不是從超逸灑脫的意態中自由的流露,而是通過一種端麗峻整的法度來表現了。梁巘:《承晉齋積聞錄》云:「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扁、狹均各還體態,率得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圓,褚得其風趣。」1頗能精要地指出諸家風格的特徵,同時也一語道出其峻整一律的特點,是因為書寫於碑上界格使然。此外,此時書家的經學思想政治家身分,對其取則典重也起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以此認知為基礎,再來探討初唐四大家的書法,當能得到較為真確的理解。請分別論列之。一、虞世南
初唐四家受命學王而出之以持重,其中虞世南最得二王新體筆法,成為初唐新書風的代表。
阮元《南北書派論》曾說初唐四家中,歐、褚、薛屬於北派,虞屬南派,此種分法前人已指陳其謬,但是阮元從藝術風格上區別出虞世南是四家之中風格最新的事實,卻是十分有見地的。劉熙載《藝概》也曾發表過意見:「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筯意。」2以隸篆方圓風格之異,別虞為南派,其屬意世南為山陰嫡系之意至明。然而欲以世南出於篆來提高其地位,似乎又太過了些。實則世南所習無非是章草以來的南帖系統,尚不至於攀附到遠古的篆書上頭,這從他的書論《筆髓論》中只有〈釋真〉而無〈釋篆〉,且於〈敘體〉一章明言「秦書八體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魏、王之流,皆造意精微」可知。而他所舉張芝、索靖以下各家,皆無章草巨手,實因章草為藝術書法之濫觴,自漢至西晉,即為士人所習用而不替,晉室南渡後,始經二王父子改革而成嶄新書派,並反餽於北方碑書上,導致北朝末期碑版越趨秀整,歷隋入唐,其勢益加明顯之故。緣於虞世南比起歐、褚二人更加地把這種新筆法與新結體用到考書碑刻的方格裡去,所以我們認為把他當作唐初新書風的代表,是比較恰當的。
虞世南是由陳入唐的老書家,在陳、隋時代都做過官,但由於剛直,仕途並不得意,及遇太宗才獲重用。太宗曾稱他「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歷任員外散騎郎,弘文館學士、秘書監等職,卒年八十一,賜葬昭陵,贈禮部尚書。由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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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巘:《承晉齋積聞錄》。劉熙載:《藝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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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重臣,有不少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書法風格。歐陽詢《集古錄》云:
虞世南所書千字文,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耳。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3
指出虞世南書碑的矜慎,不如他信手拈來的作品為佳,此即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往往得有佳作是也。正因為起初無意於佳,書寫時心理不受拘礙,反而易於神融筆暢,紙墨相發,其於藝術之表現,也就更勝於書丹上石時的勉強造作了。然則,此種矜持的風貌,正式出唐碑版的共同特徵。
溯自漢魏以來,朝廷立碑,史不絕書,然初期只為留下紀錄,彰顯事蹟,而非誇耀書法,故於書者之名分,書丹之美惡乃至刻工之良窳,皆鮮少措意。這種情況,隨著魏晉時期書法脫離政治宗教的附庸,而成為純藝術的觀賞對象之後有了變化。此時書家以尺牘書法之美爭勝,蔚為風氣,惜因立碑之禁,未遑於碑版中表現。及至入唐,隨著碑刻的復興,書家自書齋中走出時,再度為朝廷寫碑而忙碌。但這一次卻以書家身分高低為旨要,書法的優美與否居次,而文章如何幾於無關痛癢焉。啟功先生曾云:「唐世初以官重,後世則以書家名大重,再後則以墨拓時旱及碑毀佚重。」4可謂知言。故初唐書家所以名重書林,莫不與他們身兼要職有關。既然書丹於碑上的工作由這些名臣承擔,那麼在要求書法美觀的前提下,必須出之以矜持莊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而四家之中,虞世南獨以韻藉沉粹取勝。李後主云:「虞世南得右軍之美韻」,莫雲卿亦云:「虞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外柔內剛,修媚自喜。」尤以不外曜鋒芒而內涵筋骨,深得宋高宗勑撰《宣和書譜》的讚賞:
議者必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皴也。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5
此說本張懷瓘《書斷》語,《宣和書譜》因之,說明了官方立場對此儒家審美眼光的贊同。所謂「君子藏器」的儒家人格理想,正好與初唐審美觀相孚應。而虞世南的人品與書風的特質,也是唐太宗所特表欣賞的。6《書林紀事˙卷二》記載太宗以世南為師,常難於戈法,一旦寫「戩」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筆填之,以示魏徵,魏徵說「惟戈法逼真」,太宗深為嘆服。又太宗論書名篇〈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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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詢《集古錄》。啟功:《啟功論叢˙多寶塔碑跋》。5
高宗勑撰:《宣和書譜》。6
《唐書˙虞世南傳》記載著太宗對虞世南的評語:「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實,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而世南卒後,一面私下向魏徵表達「無人可與論書」的懊恨,另一方面仍不忘公開表彰他的人品:「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缺,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都是先論生平而後及其書,可知太宗之意有所側重,初唐儒家審美理想抬頭,於此可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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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採摭虞世南論書語,可見太宗對他如何愛賞。相傳他還曾為太宗書寫屏風,想必當時在宮中的墨跡不少,可惜至今流傳下來的並不多。
「孔子廟堂碑」是虞世南的代表作,此碑楷法,幾已不含隸筆,「戈」法尤其精妙,如式、武、盛等字,作為主筆的縱戈充分伸展,淩蓋餘筆,勻圓精美而有韻度氣派,與傳說他擅長此法相吻合。在結體上,可以明顯地看出由王羲之《黃庭》、《樂毅》到智永《真草千字文》一脈相承的痕跡,只是字形加長了些。因為是為廟堂寫碑,故結字雖有蕭散的風格,仍不失莊重。在用筆方面,除了轉折和必要的點畫用的是方筆,其餘大都是圓潤的筆道,亦即中鋒筆法的使用已相當明顯,行成一種特殊的風格,開啟了唐代書法的新局面。董其昌就說這種筆法:「於發筆處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7其實不止在運用中鋒筆法方面,即使是結體的寬博舒朗,乃至整體風格的蘊藉持重,都可以作為顏、柳的先河。在科舉取士以書法為重的時代風氣中,這種用中鋒筆法寫出來的字,特能別開生面,受到歡迎,從而影響到盛中唐的書壇風貌,也是可以理解的。正由於虞世南的書風有這樣的特點,因此唐代書論家張懷瓘便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行之正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