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和统一

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和统一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政治上就出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君王，先秦时期的君主虽然也讲天命所归，但是由于与贵族分土而治的制度制约，君王的权力还不能完全做到至尊无上。在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琅邪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直至“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皇权的至高无上才得以初现。

皇权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皇帝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他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

靠专制的个人统治广袤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政治作为专制主义的补充物逐渐成熟，即“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宰相则是官僚政治的代表，而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有的权力。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

实际上皇权与相权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皇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从属于皇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皇权和君主专制。

皇权与相权的统一

皇权与相权之间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有其统一性的。皇权虽然主宰一切，但是不得不与相权相互依存，皇权必须依靠相权的辅助，方能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虽然皇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 ;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另外，皇权除了依靠相权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外，还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相权则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所以皇帝离不开宰相，视宰相如股肱、似舟楫，所谓“圣主得贤臣” 。

从相权这方面来看，视皇帝为国家社稷之化身，在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执行等方面，也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认同、采用和奖励。宰相以忠君为己任，相权则以辅佐皇权为天职。像西汉初年著名的宰相萧何、曹参、陈平，他们手中均掌有任国治事之重权，但是在国家重大事务的选择和决策方面，他们均采取了尊重皇权、守职不逾矩的行为，反映了在皇权与相权相互尊重的关系。

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皇权与相权之间，更多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性。皇权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并存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形成皇权专制与官僚行政的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皇权居于权力的最高峰，是国家的唯一领袖，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则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官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一边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一边又是宰相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这种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必然会产生权力与权力的争夺。

君主专制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却在于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维护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这种制度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具有更为明显的狭隘自私性。这种利益需求方面的独占性与自私性,决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把一切官僚组织和臣下都视为维护“家天下”统治长治久安、达到个人私利私欲的工具。但是,官僚组织不可能仅仅如此,客观上它还必然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公共”职能;同时,作为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这样,从目标取向上,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潜伏着与官僚组织的利益冲突。

君臣关系的潜在对立与脆弱性。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皇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 ,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在这种猜疑防范的心理下,虽然皇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皇帝担心相权威胁皇权，但又无法离开宰相及官僚机构的辅助，怎么办呢？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了削弱相权的举措。

自汉武帝以来，皇帝有意加强自身的权力，逐渐扩大尚书的机构，赋予尚书台更大的权力，台权侵夺三公之权由此开始。东汉年间，尚书台权限继续扩张，尚书已经成为准外朝官，并且通过太尉领尚书事，将尚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官僚体系的顶端，尚书台由此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府。

魏晋时期皇帝提升侍从和顾问的规格为中书省、门下省，显然是皇帝对行政权力控制的结果。自尚书台侵夺了丞相的权力，变成实际上的中枢机构之后，兼尚书的重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尚书台由此逐渐向外朝官意义上过渡。中书省是为分割尚书台的权力而设置的，中书省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掌机要重事。门下省起初只是皇帝跟班的地位获得“封驳权”后，成为正式的审核机关。

隋朝建立后，恢复并健全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确立了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唐代的三省制度更加健全，把相权分别操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是经各部门会议决定”。将秦汉时期的“独相”变成“群相”，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均是宰相，执行、决策、审核分开，既保证丞相的权力分散互相制衡，又使决策相对科学。宋代相制基本是沿用唐代的，所谓中书门下合一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相权威胁皇权的现象基本得以解除。

元朝建立之后，相权过大，威胁了皇权，元朝的政治腐败与此也不无关系。到了明初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屠戮功臣之后将丞相永远废除，只是如此庞大的国家事物繁杂，只能增设秘书，殿阁大学士应运而生。后演变为内阁，其实说白了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决策的秘书班子。只是后来内阁权力增大只是因为皇帝因种种原因怠政，内阁首辅即如张居正严嵩者，在理论上与前朝的宰相有别，决策只是代皇帝决策而已，法理上是没有丞相位置的。而清朝虽然废除了内阁，但军机处到了后来也成了“准宰相”机构。

在皇权与相权几千年以来的冲突中，应该说仍然是皇权处于主导地位的，因为无论怎样 ，相权总是处于辅助皇权的地位的。也就是说，无论相权掌握在多么强硬作风的人手中，只要宰相没有篡夺皇位，相权永远无法跨越皇权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乃至最后的军机处，虽然实际上相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相权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特别到了清朝军机处的出现，此时的相权完全不能同秦、汉、唐时期的宰相制度相提并论，皇权的绝对强势地位已经显示无疑。因此，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专制集权的国家，皇权始终是最高权力主体，主宰着政治权力的命运；相权则始终是上承天子、受命皇权的辅助之权。

皇权与相权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核心，二者之间是统一又矛盾，其中矛盾又占了主要的方面，这样的关系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可以说， 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史。 然而，中国古代官僚帝制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只有王朝兴替而生产力变革的稳定、凝滞的社会，它使整个社会无法孕育出新的生产力。废除宰相后使得官僚政治的内在逻辑被打破，使得本来就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中国古代社会变得更加低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跳不出小农经济的牢笼。当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以后，即16世纪以后，中国首先在市场发育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继而又在生产力与社会制度方面落后。而这些落后归根结底就是专制主义制度的落后。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制度使中华帝国在16世纪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在19世纪以后开始遭受西方的奴役。

所以，经济发展之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追问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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