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宝楠《 论语正义》
发布时间：2021-08-0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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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宝楠《论语正义》
[摘要］：
《论语正义》由清代刘宝楠父子，在同治五年时编撰成书。自汉至清，《论语正义》超越了以前各代，其中用疏体成文，充分吸收和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且又是现代文史哲研究者普遍需要汲取的精神食粮，内容上包罗万象，汉宋并包，承袭了清代朴学的专必考据,释训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同时也不乏缺憾之处。
[关键字］：
刘宝楠 《论语正义》 乾嘉学派
[正文］
自汗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且对《论语》这部经典并不乏注者。东汉康成有《论语郑氏注》，后魏何晏集八家之注成《集解》，魏晋南北始有《皇疏》,宋以来有邢昺《论语正义》，又朱熹《论语集注》通行于天下，而至清代，却有刘宝楠上述注疏大成之作《论语正义》,永垂不朽。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生于公元1791年，卒于1855年。其父刘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任国子监典薄，着有《秋槎扎记》。刘宝楠五岁丧父,尤其母亲乔氏教育以成人，由于其叔父刘台拱精通汉学,因此，刘宝楠请业于叔父台拱，后学问及其能力名于乡里,无人不知。在做书生的时候,与仪征的刘文淇齐名，故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扬州二刘”.
在道光十二年时中进士,授直隶文安知县，执法刚正不阿，“功遂济”。
刘宝楠对于经典，刚开始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刘宝楠专治《论语》.他认为,《论语》注本只有郑康成最好,“魏人《集解》于郑注多所删佚，而伪孔、王肃之说，反籍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我朝崇尚实学，经学昌明，诸家说《论语》者,彬彬可观，而于疏义之作，尚未遑也”。遂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为主，收集汉儒诸说，辅以宋学之注本，以及清代经学家考订训释的成果，仿照焦循《孟子正义》的体例，先成长篇,再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后因管事繁忙，未卒业,并命子刘恭冕续之而成. 刘恭冕，字书俛，刘宝楠子,光绪五年时举人,恪守家学,精通经训，后主讲于湖北经心书院，为人“敦品饬行”，非常崇尚朴学，幼儿时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卒年六十。
因此，《论语正义》二十四卷的成书，前十七卷为刘宝楠自己撰写,后七卷则是他的儿子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的。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充分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人的注释考证。
皇疏和邢疏及朱熹的《集注》虽在注释《论语》中对后世有着较
大的影响,各有千秋，但是也出现了不少谬误，尤其是明显得受到各个时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譬如：在朱熹的《论语集注》里皆为阐发其理学思想所作。在《学而》篇中，朱熹把“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释为“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学”朱熹训为效法之意,善之行也，失其《论语》中圣人之本意;再如《八佾》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章,朱熹将其释为“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在《论语集注》中随处可见朱熹对其理学义理的阐发,“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已融入其经典当中。由此可见，在宋朝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及其弊也悍”，不以前人为准，故自注之,谓之彪悍。
在此，刘宝楠对他们的解释，在做了充分辨证的基础上，指出谬误，对于其他诸家好的注释，也有甄采。其中，特别是对清人的注释与考证，更是博采众长，详加采録，所采用了-—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包慎言的《论语温故録》、焦循的《论语補疏》、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和《四书賸言》等,清代学者的著作多达十七余部，可以说这是《论语正义》的主要特点，也是它超越前人注解的重要标志。
二、发扬了乾嘉学风，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的考订和阐发经义。
乾嘉学派，是汉学的又一次复兴，清朝前期学术思潮的主要内容，一为反对宋明理学，一些有识之士对明末王学,空疏空谈，深思痛绝；二为复兴汉代经学传统，“汉学”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不空谈义理，学主实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顾炎武、黄宗羲，他们严厉批评王学
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空谈性命，不论训诂”，强调“读书穷理”,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明确提出由训诂考证入手以治经的主张，治汗宋兼采之学，黄宗羲认为“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主张穷经经世,汗宋兼采,在其学术实践中尽力身体。
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的朴学新风，经过百余年的酝酿与发展，终于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时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堪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乾嘉之学，这一学派注重考据，提倡朴实学风，主张“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论必有据，反对空谈.他们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