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indMan (萧郎·散淡的人), 信区: XiquQuyi
标 题: 刘宝瑞之死（zz）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Mon Feb 24 22:20:07 2003), 转信
不堪回首的记忆——转载《刘宝瑞之死》
刘宝瑞之死 （邵燕祥 著）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1968年秋不幸逝世，过去整整三十三年了。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
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
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
）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
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
，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
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
，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
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
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
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
”结束后都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
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
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
，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
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心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
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
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
“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雅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 亦 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
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
，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
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
”，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
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出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
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进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
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 得选９ 播局保 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
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
在 端芰险献 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
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
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
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
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
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
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
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
许说出去！”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
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
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
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
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
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我尊敬匠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
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
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
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
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
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吹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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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将变成红通通的冰块，就像落进北极地狱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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