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四节气的哲学意蕴

论二十四节气的哲学意蕴＊

孙 玲 (合肥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宣城 242000)

【摘 要】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在长期观测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它由最初的“四时八节”逐渐演化定型。长期以来，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长盛不衰，它所包蕴的丰富哲学思想，如贵生意识、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和谐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生产生活、融摄自然环境，解读天地运行的集体智慧和美好追求。二十四节气的哲学意蕴亟须系统的梳理和当代语境的阐释，这对更好地理解、传承经典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期刊名称】《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9(036)005

【总页数】6

【关键词】二十四节气；四时八节；贵生；阴阳五行；天人和谐

基金项目：2016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淮南子》中的神话研究”(SK2016A0732)；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先秦两汉题材通俗小说研究”(JS2017HGXJ0039)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祖先在长期观测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的智慧结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业已成为学界热点。就二十四节气而言，近年来相关学术论文数量众多，如《生态视角下二十四节气的有益性话语研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二十四节气中的有益性话语，文中涉及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自然对话，从而进行诗文创作，留下璀璨的文本话语空间。[1]再如《二十四节气知识体系之理论研究》一文独辟蹊径，从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有意识的认知体系构建角度指出，二十四节气是对周而复始的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的实践总结，同时也是人们体悟自然、向往和谐美好生活的认知反映。[2]就二十四节气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其多集中在文学语境的阐读、文化嬗变的梳理，以及生态保护理念的影响等方面，偶或涉及其中所含哲学意蕴，如天人和谐、万物共情等，但多以此为抓手进行较为宽泛的文化探讨。在梳理二十四节气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中国古代贵生意识、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和谐理念三个维度，探讨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重要哲学理念及其对现代生产生活的深度启发意义。

一、“四时八节”与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二十四节气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现今关于二十四节气较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是时，古人根据观测日月的运行轨迹来确定农时，创设了“四象”说。何为四象？《尚书·尧典》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3]日为白日，宵为夜晚。日中、宵中为一年中白日、夜晚等长的一天，那么仲春、仲秋即春分、秋分。日永、日短分别为一年中白日最长和最短的一天，那么仲夏、仲冬即夏至、冬至。四象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也就是四时。《周礼·春官宗伯》也有记载：“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4]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了“四时之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天文学与农学的发展，在四时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了八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杜预注为：“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叔，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鸧安鸟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5]“四时八节”的确立表明二十四节气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吕不韦及门客所著《吕氏春秋》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更加丰富。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较完备的记载出现在西汉初年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中。《淮南子·天文训》云：“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6]98-102

这里的记载不仅明确了与后世一致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与顺序，而且阐述了与天文现象及音律等相对应的关系。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编于历法，明示了二十四节气在天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后人称这部历法为《太初历》。之后的几千年直至现今，世代相传，乡间民夫按照节气的循环安排农事和生活活动，并且形成一系列与节气时令相对应的多姿多彩的风俗文化。二十四节气从其萌芽到发展丰富，再到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累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始终浸润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维模式和传统哲学的思想光芒。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贵生意识

二十四节气产生的根本原因源自人自身的贵生意识，即对生命的无比关注和珍视。生命关怀是中国传统哲学一以贯之的意蕴。《易传·系辞下》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7]619在阴阳调和、四时更替之中使天地万物得以繁衍昌盛、欣欣向荣，这就是天地之最高尚最壮大的美德。宇宙蕴含生命，生命现象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万物有灵，不仅人有生命，其他动物、植物也有生命。然而，自然万物中最尊贵的莫过于人。《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8]106荀子阐释得更为明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9]16人秉天地之气、四时之法而生，且在宇宙间只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能够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并借以提升生命质量，故人最为贵重。

先秦两汉的各家学派及典籍也多次论及贵生意识。老子提出了“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0]29的重人贵生思想；《孝经》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11]；墨家提及“天下不若身之贵”[12]的生命观；《吕氏春秋·贵生》则认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13]；《荀子·强国》讲解得更为详细，“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刎颈也，愚莫大焉”[9]299。万物向生、以生命为贵是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自然界中，人的地位最为尊贵，人最贵重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自身的生命，故人皆有敬畏生命、珍爱生命的美德。

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应用与人的贵生意识不无关联。人要生存，首先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就需要大量的生活材料。这些生活材料从何处得来？大自然中的动植物给人类提供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材料。然而，这些直接可用的材料毕竟有限，也难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就促使人类观察自然，从自然界万物生长中探索规律并为我所用，参与到自然界的化育，通过种植、畜牧等劳动改善生存条件，进而提高生命质量。正如《新语》所说：“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麻，以蔽形体。”[14]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及提高生活质量，古人开动脑筋、凝集智慧，于是天文历法、农学等相关知识门类应运而生。中国先民创造二十四节气的目的亦不外如是。二十四节气是一种农事历法，与农耕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古人根据节气时令安排农事活动，体现出尊重大自然中生物生发成长的规律，使生物各遂天性、各得其所，以此形成自然生态的良好循环的思想。归根结底，尊重自然生命是出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关怀和珍爱。人类所抚育的动植物成长得越好，人类的生存质量就越高。故无论是以季节循环的规律、物候、气象等现象为标识安排农事劳作，还是根据节气时令所形成的一系列饮食、养生、祭祀等风俗活动，均体现出古人浓厚的生命意识。所以说，二十四节气产生发展的过程融摄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贵生意识。

三、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五行思想

梳理二十四节气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萌芽于西周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末期，定型于西汉初年。它的萌芽、产生、发展、定型无不内蕴着阴阳五行学说的观念。 最初，阴阳五行与四时观念各有渊源，各自独立，各自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出现合流的趋势。《老子》《庄子》《荀子》《管子》《易传》《史记》等典籍都有所涉猎。《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5]曹立明指出：“四时、阴阳和五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三者各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在战国中后期由阴阳家完成了融合统一，形成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国人认识和思考宇宙人生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16]这一论述点明了四时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密切联系。

阴阳五行学说与四时观念在血缘上有着一种亲和性。中国先民在解释天地运行、四节交替之时，引入了阴阳二气、五行的概念，这在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中多次提及。老子可以说是第一位站在哲学的高度对阴阳观念进行阐发之人。《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117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太一生水》又言：“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17]气有阴阳之分，阴阳二气交感变化，化育出宇宙万物，春夏秋冬亦是阴阳交合化生而成。《易传》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7]600-602太极是宇宙的起源，两仪即阴阳，四象即四时之象，其中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四时就是阴阳互动流转的结果。《黄帝四经》云：“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离为四时。”[18]阴阳调和化生万物，“四时八节”也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管子·四时》认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19]838阴阳与四时相结合，二者都是天道规律的体现。《管子·乘马》篇更是直接指出四时与阴阳的关系：“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20]85阴阳二气的此消彼长是引起四季交替的根本动因。

二十四节气是在传统的“四时八节”基础上形成的完整历法，是对四季的进一步细分。各个节气交替运行的内在动力就是阴阳二气的流转变化。不同的节气时令中，阴阳二气处于不同的位置。《管子·形势解》认为：“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21]1168春夏为阳，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季节，故万物生，万物长；秋冬为阴，是阴气下降、阳气上升的季节，故万物收，万物藏。阴阳二气相生相长，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淮南子·天文训》言：“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6]97冬至是阴气极盛的时刻，亦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刻；夏至是阳气极盛的时刻，亦是阴气开始萌发的时刻。可见，奠定二十四节气基础的四时理念最初萌生于阴阳思想。

虽然四时是时间概念、五行是空间概念，但先秦两汉时期二者也出现了融合。《淮南子》中的记载最为丰富，它将四时与五星、五方、五色、五脏以及人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6]88-89《天文训》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把四时、五方、五帝、五音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则训》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它把节气时令、农业生产与政令颁布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图式。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内，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指自然界中季节的变迁，还与人间的赏罚有直接的关联。《管子·四时》认为：“不知四时，乃失国基。”[19]837-838掌握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是立国之本的重要内容。《管子·四时》又言：“刑德者，四时之合也。”[19]838《管子·形势解》言：“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21]1168统治者的赏赐与刑罚也要顺应四时变化的规律而施行。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22]360，将阴阳五行和儒家道德融为一体，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指导下，天子、百官要遵从天命，“副天之所行以为政”[22]353，以春庆、夏赏、秋罚、冬刑等人事来迎合天道。由此观之，无论二十四节气的生成还是流变，皆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四、天地与我并生——天人和谐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而农耕民族的生活与大自然的节气时令脉脉相通。二十四节气明确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秩序、追求天人和谐的古老智慧。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道家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自然是道家理论的源泉，并贯穿于其始终。道家的哲学体系是在自然的启示下建构而成的，它善于从自然现象中寻找宇宙的发展规律。“道”作为老子思想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天道规律，即“自然而然”或“本然存在”。《老子·二十五章》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64“道法自然”的思想揭示了“道”最本质的属性就是自然，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人也要“法自然”。“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0]137，老子提出的“法自然”“常自然”，既指人们要尊重自然界存在的规律，也要“知足常足”“知止不殆”，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要适可而止，维持生态平衡。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自然哲学，亦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庄子》一书多次论及人、自然、万物之关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3]19；“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3]142；“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23]135-136。庄子指出，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具有共同的始源，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不能独立于天地万物之外，与自然万物是并生共存的。“顺物自然”“常自然”，天下才能达到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的和谐状态。

在人与自然关系之探讨上，儒家主张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4]37在儒家看来，天具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四时交替、万物孕育均是天之功。人与天地万物具有一体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礼记·祭义》言：“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25]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取材万物作为生活资料。为了更好地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仁者不仅要爱人，还要推己及物。孟子也指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4]363既然人与自然万物是休戚相关的，那么人类只有顺应自然，使万物按其规律发展，且敬畏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才能实现天人和谐。儒家学说多次强调这一点。《逸周书·大聚解》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26]《论语·述而》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4]99这些言论均体现了儒家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人类不仅要顺应自然，还要维护自然。《孟子·告子上》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24]331对于自然界的山林草木，人类要细心养护。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4]18的理想世界。

毫无疑问，二十四节气凝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和谐的思想。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导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即顺应天时。天时是由自然界的阴晴变化、冷暖交替和动植物的物性特征所构成的一种季节性变化。《中庸》有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峙。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朱熹解释为：“律天时者，法其自然之运。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24]37“律天时”即顺应天时，就是尊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只能认识和掌握规律，而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24]38故孟子直接指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24]279顺天而为，繁荣昌盛；违天而行，走向灭亡。《荀子·王制》道：“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9]165可见，顺应天时就应遵循天地万物固有的发展规律，四时节律的更替和动植物生长繁育的习性，让其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尽其美，享其年，成其乐。取用万物之时，诸如砍伐山林、捕捞鸟兽等活动也要遵守时序，这既是顺应自然规律，也是维护自然秩序的表现。正如《逸周书·大聚解》所说：“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材。”[26]207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报和恩赐，形成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种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思想是二十四节气的应有之义。又如《吕氏春秋·审时》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7]这里用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遵循天时的重要性。稼穑是天、地、人合力的行为，三者缺一不可。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具体措施和具体表现。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地更替变化，不仅农业耕作要遵从自然法则，人类的日常生活作息也要顺应天时，讲求天人和谐。《黄帝内经》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8]4这一论述强调日常饮食起居也要遵循阴阳规律。《礼记·内则》讲得更为细致：“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28]食物的味道调制也要顺应节律，按照季节的不同进行安排。二十四节气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赋予自身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地域产生一系列与节气时令相对应的信仰、禁忌、仪式、礼仪、娱乐、饮食、养生等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无不鲜明地体现了天人和谐的思想。如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万物复苏，气温回暖，人体内的阳气也随着春天的到来向外生发，人的饮食起居都要顺应春阳升发的规律，舒展畅达。“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要在春天开始辛勤劳作，为一年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千百年来，民间许多关于立春的活动相沿成俗，如鞭春、迎春、打春、尝春、贴春字、咬春饼、食春菜、吃春盘等习俗，均体现了欢庆大地回春、祈求一年丰稔的主题。

古往今来，二十四节气在国人从事农耕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在节气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丰厚的哲学思想和多彩的节庆文化。这些思想与文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性格的构成因子，如新时代“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有着古代和谐共生的哲学底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厚植于把握规律、尊重自然的哲学传统等。二十四节气的世代相承，体现了其作为圆融自足哲学体系的本体性特征，其所内蕴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提升民族自信、丰富民族文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都有可资借鉴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晏军艳.生态视角下二十四节气的有益性话语研究[J].文学教育(下)，2018(11)：40-41.

[2]高天星.二十四节气知识体系之理论研究[J].美与时代(下)，2018(11)：55-61.

[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21.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02.

[5]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420-1422.

[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册[M].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8]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06.

[9]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

[12]吴毓江.墨子校注：下册[M].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整理.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685.

[13]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1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2：163.

[14]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1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90.

[16]曹立明.《管子》“四时”观念的生态意蕴[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96.

[17]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2.

[18]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0.

[19]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0]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85.

[21]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23]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沈啸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205.

[26]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207.

[27]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4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2：3148.

[28]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册[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746.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a9cb4810042a8956bec0975f46527d3250ca67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