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
摘要：杨度，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在他的大半生时间里，一直有一个身份——“帝王之学”的代言人。虽然他的“帝王之学”以失败告终，但“帝王之学”这一个名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首先，试证何为帝王之学以及分析杨度帝王之学的来源；其次，从政治主张、作品、政治活动三个方面试述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最后，简单评论一下杨度“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以其对杨度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杨度 帝王之学 现实表现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师从湘乡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参加公车上书，两度留学日本，确立了其君主立宪思想，回家后积极参与策划洪宪帝制，晚年思想发生转变，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帝王之学”是杨度前半生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位虽然曾二度留学日本，深入接触过西方近代宪政思想的学者，同时，他还接触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对中国人民深受封建帝制残害之苦的现象他形同身受。但他一意孤行，鼓吹“帝王之学”，是前半生的一大污点。那么，何谓“帝王之学”？他是通过什么表达的？又是怎样表现的？这正是我要讨论的话题。
一 何为帝王之学——“帝王之学”的理论表现
杨度师从王闿运，可以说是首次接触完整性的“帝王之学”理论，那个夜晚是其一生之中以“帝王之学”代言人坎坷命运的开端。时王闿运有三门学问供杨度选择：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在简单的解释了前面两门学问后，及其兴奋的介绍了帝王之学。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与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气息。
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侧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加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⑴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帝王之学”。首先，文才智慧于一身，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聪明绝顶。其次，要周游世界，广见识，结交权贵豪杰，增人脉。最后，或以正常途径成贤相，辅佐天子，出谋划策，以图天下，留名青史。
二 “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
（一）作品表现
一个人的作品，是深刻反映其思想的载体，或明朗，或隐晦。而文学功底深厚的杨度，一生作品颇多，名作亦深受欢迎。透过他各种类型的作品，可以窥视其一生复杂思想的冰山一角。而其“帝王之学”的理想亦表露得淋漓尽致。
1903年，杨度第二次留学日本，于拜访梁启超时，看见梁作有《中国青年歌》悬挂于墙上，向来自傲的杨度不禁要与梁启超斗文学，怀着强烈的感情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在这篇著名的作品中青年杨度的政治思想基础（钟枫在其《杨度思想研究讨论会综述》中，按杨度的思想转变，将其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21岁到32岁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32岁到43岁顽固地维护封建帝制，44岁到57岁从事革命活动，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帝王之学”也处处又显露。他在结尾处写道"群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⑵面对着近乎分裂割据的中国，杨度以“卧龙”自称，等待着真命天子的出现。“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⑶众所周知，当时的普鲁士是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铁血宰相”埤斯麦。而他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杨度对他的崇拜，事实上是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名人的崇拜。
1907年起，杨度发表了洋洋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提倡金铁主义---即经济 政治强国。也就是说，杨度即不赞成暴力推翻满清政府，也不赞成顽固维护清政府，而是主张通过较温和的改良手段改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召开国会。这实质上是融合了西方政体思想的“帝王之学”，目的是希望汉族可以把统治中国的权利从满清族手中抢回来。而后于1908年提出限期开设国会说帖，当中声明国会开后“皇上仍有绅士不可侵犯之权利”，还可“巩固皇室”于1915年纂成《君宪救国论》交给袁世凯，竭力反对共和，“共和之弊，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推崇郡县制，“要求立宪，先求君主”，“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人民足可止乱”。这种近于赤裸裸的文字更是让人看到了杨度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君主立宪本为予平生唯一之政见”，杨度在《谈筹安会》中一开始就说出这么一句话，并说，“立宪而不君主，比不足以顾国本，鄙人之反对也”。⑷袁世凯失败后，杨度被通缉，逃亡的日子，对帝王之学还是不死心，先在《挽袁世凯几联》中道“君主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⑸可以看出，杨度对于袁世凯不接受他的主张感到怨恨。后来，他选择拥护前清的张宇，在《复张宇书》中道：“愿奋其救饥拔溺之怀，挽救此将亡之未亡之局”。⑹“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唯执事实图利之”，⑺无疑是在鼓动张宇复辟，而自己原为诸葛亮，帮助其一臂之力。张宇失败后，“帝王之学”也就基本上无望实行了，杨度表现满怀的遗憾之情，其师王闿运之死，他悲痛的写下：“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⑻对于无法实现其师的“帝王之学”的深刻愧疚，也认为自己没有把“帝王之学”学到家。直到后半生，杨度才破然醒悟，献身革命，临死前为自己写下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起人”，⑼精辟的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二）政治活动
一个人的思想，要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很好的表现出来。而杨度的“帝王之学”，有了理论的框架支持，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振聋发聩，这是值得探讨的。
其师教导杨度：“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侧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加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⑽概括来说，就是通过俩种途径以达到“帝王之学”：或考取功名，立志成为一代贤相。如果时运不济，朝纲败坏，天下动荡，则化身诸葛孔明，主动寻觅可为天子之人，助其一臂之力，施展所学的“帝王之学”。可以说，杨度的大半生，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首先，在杨度还没有系统的接受“帝王之学”前，即他仅是朦胧的拥有“帝王之学”的一些启蒙性的理论时，他是沿着中国历代读书人所走的封建士大夫的道路走下去的。他自小就在伯父瑞生的照料下接受封建教育的。1894年参加顺天府举办的乡试中，得中第五十五名举人。再在1895年到京城参加会试，落第。而在这期间，他接触了不少以后的维新志士，爱国思想有所激发，并参加了公车上书。而他在1895年离京返回湘潭后，拜师王闿运，开始系统的接受“帝王之学”的教育。寒窗苦读。留学日本一年后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得榜，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考取功名，帮助天子成大业，不料转福为祸，再度逃亡。只是，杨度对清政府还是不死心，写《东西各国宪政》论文，并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奔走效劳，企图获得清的欢心，得到功名。只是他最终发现清政府已是黄昏帝国，“扶不起的阿斗”，无可奈何的放弃了。
这样，杨度只能通过第二种方法，另觅非常之人，助其逐鹿中原。杨度选择了袁世凯，可以说为袁世凯的称帝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北方清政府和南方临时政府议和的实际联系人之一，他撰成《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称帝大力鼓吹，不仅如此，还发起筹安会，自任理事，为其擂鼓助阵，只是，袁世凯虽 书写“旷世逸才”送给他，终究还是不委其以功名，重任，留给他一些不上不下的职位，更谈不上贤相的等级。袁世凯死后，杨度的“帝王之学”梦虽然破碎，但其仍未死心，张勋准备复辟，他还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可见其顽固。他这一系列的政治立场，虽然打着“君主—立宪—富强”的口号，仍不可否认的是，在背后支撑着他的还是追求功利权势的野心。
可以说，杨度就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张伐苏秦之流，广泛的结交各流人物豪杰，尤其是留学日本期间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为自己的“帝王之学”寻找不同选择，却也态度模糊，不愿得罪任何一派，也不归顺任何一派；矛盾反复，不择手段；先是欲成为清代的贤相，发现清政府不行，则致力于推翻它，在袁世凯政治生涯处于低谷时投靠他，实为一种投机行为，虽然知道袁世凯称帝是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反对的，却仍固执己见。张勋准备复辟，还曾为其出谋划策，而后发现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又锋尖一转，急忙与张勋划清界限，并撰文批评他。
（三）、政治主张
本文说的政治，不是狭义上的政治，而是广义上的政治，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而杨度的政治主张，则主要表现在若干众所周知的文章当中，如1907年的《金铁主义说》、《君宪救国论》。
首先从政治上看，杨度的主张随他不同的人生经历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既然段：在他尚未留学日本时，他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深受传统影响。特别是拜师王闿运，将其从小朦胧的功名之学发展为系统的“帝王之学”，虽然他在此期间也接触过梁启超，谭意同等维新志士的改良思想，但他并没有去接受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是企图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路，考取功名，辅助天子。其师王闿运也要杨度不可听取康有为 梁启超的主张，：“晳子，不管以后是康有为 梁启超，还是其他比他们更厉害的口吐莲花之辈对你说，中国不要君主，要实行民主，你都千万不要相信”。 ⑾ “我从中悟出一过道理，那就是，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英明的君主，国家大权集中在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的手中，国家就强富，百姓的日子就安定”。⑿ 毫无疑问，王闿运的这番话所包含的思想对一向尊重老师的杨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也认为，中国只能行君主制，不能行民主制。1902——1903年，杨度俩次留学日本。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启蒙学说，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强盛之路的考察，认识到中国要实行革命，方可走上富强，如1902年10月杨度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那场著名的辩论中就说到；“非得路索（就是卢梭）之学说鼓动之，无以去其死气而发其生机”。⒀这种“变”的思想对杨度其后的影响是很大的，显然与中国的传统是不符的。但是，更应够了解到，杨度对革命还是充满悲观的，他认为革命“暴烈有余，成事不足”，“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实质上仍然是对革命抱有怀疑之心的。后来，杨度返国，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倡民主共和的时候，参与清末新政和袁世凯称帝活动，则一直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学下《金铁主义说》 《君主立宪议》以鼓吹之，认为只有他的君宪思想才能救中国，并大力否定民主共和，如果深入了解他这一时期的主张和表现，不难看出杨度只不过是把君宪思想作为他获取功名的工具罢了。
其次，杨度的军事主张。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军队是拿来镇压人民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杨度极为崇拜当时的风云国际的铁血宰相睥斯麦及其“铁血主义”。“用铁和血还没一切”，而在《金铁主义说》中就说道“铁为黑铁”，“铁者铁炮”；“欲与中国为金国，虽标榜以内方面的目的在求自立，对外方面在求自存”，但是细细一想，以“铁血主义”为模仿的“金铁主义”的创造者，杨度肯定知道睥斯麦实行这种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在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对内是来镇压人民，对外是拿来侵略扩张的，是一种封建性十分强烈的工具。而杨度仍然迷醉于此。
三 评论杨度“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
综上所述，本文分别已经从政治活动，作品，政治主张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度帝王之学的现实表现。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随着当时时代的复杂变幻，各种思想潮流的冲击，让杨度的帝王之学，随之作了种种的调整，融入了适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元素，加之杨度的爱国情怀，让杨度所表现出来的帝王之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帝王之学。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揭开杨度“帝王之学”披上的色彩缤纷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实质还是不变的。而由于杨度对此的深深沉迷，让他盲目地逆着历史发展的主流，力图主张他的“帝王之学”，，并由此得到功名，青史留名。但毕竟凭着几个人的主观意愿，改变不了历史的主流，至多只能让潮流奔腾得慢一点。而杨度经历了几次大事件努力失败以后，也基本上顿悟了“帝王之学”的不可实现性，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帝王之学”，而选择了正确的道理。
四 总结
历古阅今，史鉴未来。我们在感叹历史沧桑之余，亦不免为杨度对“帝王之学”的那份坚持而小小的感动。再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不可逆转的，不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我们祖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统治者，要清醒的去了解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时代的需要，方可“无为而治”，进而保家 保国 图安，此不快哉！
参考文献：
（1）（10）何汉文，杜迈之：《杨度传》第76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出版
（2）（3）（5）杨度：《杨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13)廖发堂?：试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 邢台学院学报 2008年02期
（11）林移刚：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02期
（8）（9）杨度，徐俊德主编：《杨度日记 1896-1900》第76页 北京市档案馆编2001年版
（6）（7）毛柄汉：《困惑帝王师》第124页 长春出版社 1999年出版
（4） 顾士敏 ：杨度“筹安”考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2第4期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9a3ff3458fb770bf78a55f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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