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安历史上的高氏家族（外三篇）

姚安历史上的高氏家族（外三篇） 

姚安自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始置弄栋县以来，至今已2000多年。 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自蜀汉时期随诸葛亮南征进入云南的高氏家族，历经54世风雨，其中袭任世职达26世之久。在姚安的发展变迁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据史载，高氏始祖名高翔，祖籍江西吉安府芦陵县井岗乡，随诸葛亮征南中入云南，随后定居并渐成大姓豪门。至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夷帅势力强盛，破坏郡县，奴役黎民，社会动荡，迫使高氏家族迁至洱海周围及附近地区，其中也包括姚安地区，开始大量繁衍，传至第28世高方时，正是南诏末期。公元973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讨伐杨干贞。时任鄯据守高方借乌蛮37部兵马助之，使段思平得国称帝，国号大理。封高氏为岳侯，其领地遍及云南大部地区。直至段氏王国传至第12世段廉义时，段为权臣杨义贞所杀，值此大理国危亡之际，高氏岳侯高智升起兵诛杀杨义贞，使大理国得以续存，但段氏遭此重创，国运势微。历二世不振，举国人心归附高氏，群臣拥高智升之子高升泰为帝，改国号为“大中国”，在位两年后因疾而亡，复留遗召还国政于段氏，其子高泰明遵遗命还位于段正淳，段氏复兴，始封高氏世为相国，一切政令皆出其门，国人称之为“高国主”，段氏仅拥虚位而已，不时出现避位为僧之举。高氏为相国位显权重，将其子分封于国下各府主政其事并世守其地。

　　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为大理国执政中心，鄯阐（今昆明）为东都，由高智升两个儿子分别驻守，至其子高升泰即帝位又还位于段氏后，所生三子除长子高泰明及子孙在大理世为国相外，次子高泰惠及后世在大理以北地区任职，三子高泰运于大理以西任职。高泰明后又生三子，长子高明顺为相国，次子高明亮封于威楚（今楚雄），封三子高明清为姚安演习，自高明清之后，高氏家族驻守姚安二十余世，历经了无数朝代更迭和杀戮动乱的腥风血雨。公元1119年，高明清在率部与攻陷昆明的乌蛮37部激战中殉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相国高泰祥逃回姚安被捉，后押送回大理被斩于五华楼。其后元世祖嘉其忠义，命其子高均锦、高均常世袭姚府同知。文宗天历年间，39世高武德入觐朝廷，文宗皇帝嘉其世代忠孝，自远述职，赐衣尚方，赐安辔、尚乘橱币，彩缎、命升姚州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这是姚安历史上行政级别最高的时期，高均明任总管，并授武德将军，直属云南行省。以后其子孙承袭此职。明末满清入滇，时任南明永历小朝廷之太仆寺正卿的高　　带着夫人木氏和儿子高奣映随永历帝朱由榔撤退缅甸，至腾越时清军已平定姚安，清廷授高氏亲属子弟以世职，故追留之，但高决意忠于明朝，不做清朝的官，遂以印授交子高奣映，自入鸡足山大觉寺从无住禅师为僧。高奣映顺应朝代变化，献土归城，谨奉朝命、惟新世业，屡建战功，清王朝曾授为参政。此后直至54世高厚德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官制为流官制），被劾迁移江南。自此，沿袭了26世，历经700余年的高氏世职方告终结。高氏家族在云南、在大理国和在姚安的千年历史风云，实为中国家族发展兴衰史所罕见。

　　以今人之眼光，高氏家族之所以历经千百年沧桑流变不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家族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以国家和民族大业为重，善于趋利避害，方得以世代根基稳固，并掌控姚安政局700余年。所谓“九爽七公八宰相、一帝三王五封侯”，就是对高氏家族辉煌历史的精辟总结。历史上曾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姚安，其在全省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及作为“历史文献名邦”的辉煌，大多与高氏家族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千年古刹龙华寺

　　坐落在姚安坝子西北角的龙华寺，本名活佛寺，原址为卧佛庵。或许是该县后来出了一个农历二月八龙华会的缘故，慢慢地其本名倒反被淡忘了，现在除了专家学者抑或是那些历史爱好者，许多人都忘了它的本名，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云南古寺名刹的盛誉和地位，曾经缭绕不绝的香火，至今仍在诉说着它的辉光。

始建于唐天佑年间（公元904—907年），龙华寺已在世间逾越千年，这座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寺院，共分前后四院四轩共110余间，占地4372平方米。所谓佛生极乐地，山辟大唐年，按说应是名山出宝寺，可这里的山却师出无名，因之也就不曾像永仁方山、武定狮山那般寺因山而引人。尤其到了现当代，它越发地显得有些孤寂和落寞。但且慢，龙华寺其过人之处，并未因山之平淡而减其彩，寺后有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柏，以及脚下阡陌纵横的姚安平坝，万倾田畴尽显美丽风光，正如有诗所写：“群峭壁摩天，逍遥不计年，别来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鸣。雨过天晴霭，独立下夕烟”。它建筑群落的巧夺天工，它悠久的历史，以及无数动人传说，绝非普通寺宇可比。据载，寺内香火最盛时，僧众曾多达700余人，其影响可见一斑。在这里，演绎过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自唐宋以来，每个朝代的兴衰都有烙印留在这里。元朝大理国灭亡时，段氏相国高泰祥之女流落避难在此修行出家，青灯古佛伴之而落座，最终九兄妹在佛光菩提普照下，得以在此团圆，九株菩提树，映证了大理国小朝廷的悲欢，寺中大殿下的相国之女，那被今人称之为滤水娘娘的菩提女，如今仍在用不老的泥身，带给人们无尽的联想。及至明代崇桢十一年，著名思想家、旅行家徐霞客以其亲身游记，描绘了龙华寺的几度庄严。清代著名学者高奣映在此结庐著书讲学，更使其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现为安全考虑而移至县城德丰寺的高奣映自铸铜像，已成为姚安人顶礼膜拜的一方神圣……这些都把龙华寺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作为省级文保单位，龙华寺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其特色据说在全省都首屈一指，作为古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寺下小箐中的三丰祠也堪称一绝。有古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可这里却是寺观同居一处，我国传统宗教中佛、道两家各属不同教派。不知何故，释迦牟尼的弟子都与张三丰的道家后人合为一寺，且按说出家修行的菩提女本应入尼姑庵，却不知为何又以众多行僧埋名一寺。这些千古之谜，让龙华寺更显神异，也平添了后人的探究兴趣。更有北边厢房的夫妻树，本为同一树种却一株只开花不结果，一株只结果不开花，不问凡夫俗事的佛家胜地，却有人间天伦的悲欢，你说奇不奇。难怪有电视剧导演来此选景时，乍一看有个三丰祠在前，扭头便想往回走，及至往上看完，猛不丁冒出一句：差点与这绝景交臂而过。最终拍板，电视剧古寺外景地非此莫属。

　　龙华寺的历史文化及旅游价值，虽然一度遭到埋没，但近年随着传统节会龙华会的恢复，脚下历史文化名镇光禄古镇的开发，它迷人的光环再度显现，作为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重头戏之一，龙华寺经多次修葺，整旧如旧，现已得到初步保护和开发，与之相联的文昌宫、土主寺、三丰祠、至德寺、观音寺等古建筑群也逐一得到重修，原被占用作为地质队驻地房屋已全部得到恢复，寺前修建的所有建筑已拆除，通往寺内的盘山道已全部铺筑成光滑的混凝土路面，新修的南永公路可直达该寺，交通住宿非常便利，既还其本应独处的清幽，又大大方便了游人出行。作为全县旅游带的末端，它将与县城德丰寺、未来的梅葛文化广场、县内洋派水库、光禄古镇联为一体，重现姚安历史文化名邦的迷人风采。

惹你陶醉的龙华寺，引你联想的龙华寺，在新一轮文化旅游胜景的开发中，必将以其宏伟和古朴，吸引更多的游人，带动姚安旅游文化新的成长和发展。

姚安花灯溯源

　　与昆明、玉溪两地花灯齐名的姚安花灯，植根民间的历史已非常久远，据传说和有关学者讨论，认为最早源于唐朝。但由于缺乏相关史料佐证，现今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源于明朝初叶，盛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就以明朝起算，现今也有600余年的历史了。久经风雨沧桑的姚安花灯，因源于民间传自民间为普通民众所关爱，至今仍长盛不衰，成了姚安民间文化的经典，博得了“花灯之乡”的美誉。

早时的花灯演唱，一般都在每年新春的正月出灯，在花灯灯头的带领下，敲锣打鼓，牌灯高照，随意就地围个圈就开始表演。众人追随围观，共庆新春佳节，并祈风调雨顺，祝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宅平安。曾有民谚谓曰：“正月唱过，二月逛过，三月四月找活做”，就是对正月花灯会盛况的生动描述。因其演唱方式简便灵活、道具设施不拘一格。曾被戏称为“簸箕灯”，意为在很小的场地上都可以即兴演唱。在新中国成立前，花灯表演团体不仅广泛遍布全县汉族地区，就连地索、新民、适中等彝族聚居地区也有演唱和流传。其中当以坝区的小邑、包粮屯、大屯、大龙口、西普，山区的者乐、弥兴等地最有名气，被称之为“花灯窝子”。那时全县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灯会”，尤其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花灯窝子”，不仅男女老幼人人会唱，世代相传，还把演唱活动推到了县外、省外。省内大姚、南华、祥云、大理保山等地都曾遍布着他们表演的踪迹，就连四川省的会理、以及今属该省攀枝花市等地，都曾是姚安花灯流传范围。旧时只要有几个姚安人在一起，远出家门做工维持生计，稍有闲暇都要聚在一起，草帽一戴，火扇一摇，木板一敲，一出花灯就上了台，那悦耳的乡音，动人的歌舞，引得路人驻足围观，发出阵阵惊叹，而演唱者自身也在歌舞的陶醉中忘掉了疲劳和艰辛。

　　上世纪50年代初，花灯艺术经专家学者整理，登上了大雅之堂。经云南省音乐工作组、省花灯剧团收集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安花灯音乐》一书，紧接着又有空政文工团的演员汪蓓到姚安拜师学艺并传播进京，再后由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中国唱片社录制的姚安花灯流传全国。1956年，姚安县花灯剧团正式成立，为姚安花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传统花灯“小邑拉花”、“打花鼓”、“大补缸”等剧目几赴省州演出，县花灯剧团编演的大型花灯剧《黄莲庄的故事》在省内广获好评。更令姚安人欢欣鼓舞的则是1956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与中缅边民联欢时，曾与省花灯剧团的演员们跳起了姚安光禄花灯“小邑拉花”，使“下里巴人”的艺术走进了“阳春白雪”的殿堂。

　　此后，虽经十年浩劫和摧残，但姚安花灯始终未曾消亡，县花灯剧团也一直在艰难中得以留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度萌发出勃勃生机。农村业余花灯表演团体层出不穷，形成了创、编、排为一体的表演流传体系，在既往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传统剧目24出，花灯曲调209支。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春风应运而生的姚安县农民戏剧协会，20多年来，创作了近400出现代花灯剧目，为姚安花灯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改编上演的传统花灯《大补缸》、《县爷观灯》，大型现代花灯剧《鱼鸭鸳鸯》、《风雨绣花村》、《奖品风波》等大批花灯剧目荣获省州奖励。花灯小戏《三开井盖》先后分获云南省“彩云奖”金奖，全国“群星奖”银奖。并公开出版了《姚安花灯优秀剧目选》和内部出版《姚安农民戏剧选》，使姚安花灯这一古老民间文化艺术锦上添花，越发出彩。

姚安花灯，以其独有的魅力，丰富着姚安的文化内涵，为众多人民大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精神大餐。并和同样享誉海内外的姚安梅葛一起，使“花灯之乡”和梅葛故地交映生辉，构成了全县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风景。

姚安梅葛

　　走进多姿多彩的云南省姚安县，你就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文化氛围。在千百年来的历史演变中，这里形成了以汉、彝两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汉族的花灯、彝族的梅葛，犹如两枝独放异彩的奇葩，丰富了祖国艺术宝库。其中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经典的梅葛，更是声名远播，不同凡响，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梅葛”原属彝族人民中音乐曲艺的总称，后经翻译整理出版的长篇叙事史诗《梅葛》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梅葛一词系彝语的译音，代表一种曲调，因为这部史诗系用梅葛调演唱，故此就把这部史诗定名为“梅葛”。但实际上，现在泛指的梅葛，已不仅仅限于这部史诗，而是代表着姚安彝族的整个民族文化艺术，其中包含着彝族的芦笙舞蹈、民族服饰、民族风情、人文传统等，构成了有别于其它民族的鲜明特色，概括了彝族人民生活历史的全部轮廓，它是文化、文学、艺术，也是历史，具有较高的科学、美学研究价值。受演唱方式和传承的局限，马游梅葛长期以来流传在彝族地区，它的调式很多，包括老人梅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也即是彝语所称的赤梅葛、辅梅葛、麻梅葛、因其曲调节奏旋律不同，演唱的叙事内容和其功能也不同。因此，广义的梅葛，内容几乎包罗万象，根据不同的场合和需要，可由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调式进行演唱。而狭义的梅葛，主要是指内容相对固定的“赤梅葛”即老人梅葛，也就是史诗《梅葛》的核心内容，它是由过去马游地区集文化传承、巫师、学者为一体，最具号召性和公信力的朵觋以经典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内容主要包括创世、造物、婚嫁、生死等，他们也从事原始宗教信仰的传承，更多的则是通过“梅葛”传承对后代起到教化作用，因而为当地彝族人民所普遍敬奉，遗憾的是经过“十年动乱”横扫，如今马游地区的朵觋已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梅葛文化的一大损失。

　　经过彝族人民世代口耳相传，到了近代，逐渐形成了以姚安县官屯乡马游村为代表的梅葛传唱体系。上个世纪50年代末，经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历时近两年收集整理，于1959年正式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梅葛》一书，此后几经再版。从此，梅葛以她独有的魅力，迅速风靡全国和世界。1961年，文学巨匠郭沫若途经楚雄赋诗赞到：白花齐放在边疆，十二兄弟聚一堂，造天造地齐努力，歌舞梅葛溢芬芳。1985年8月和1986年2月，美籍广西大学外语系教师马克.本德尔两次到马游，将《梅葛》一书翻译整理介绍到海外，其间还在美国报刊上介绍了梅葛及相关民族艺术。1991年，姚安梅葛艺术团首访日本演出大获成功，在这次演出中，姚安县马游村民间歌手自开友、罗登荣、罗斌等的精彩表演，倾倒了无数日本歌迷，为祖国、为姚安争得了荣誉。其间，马游歌手罗学明也曾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表演的梅葛《美上加美》荣获一等奖，并受到了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近年来，在姚安县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重视下，从建设民族文化大县的高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抢救、保护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艺术，并培育、发展新一代梅葛传人，在马游成立了老年梅葛演唱队和青年、娃娃梅葛演唱队，使梅葛传承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相应成立了马游梅葛文化站，县城梅葛文化广场也正在紧张筹建，力争打造梅葛文化品牌，使梅葛、花灯两大音乐艺术体系成为构建全县文化产业的支撑点和发端，使之成为兼具文化、艺术和经济三重效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现代化生活需要的梅葛传承体系。相信不久的将来，梅葛文化将为姚安经济社会发展平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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