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从维也纳到凡尔赛-华盛顿

第二编 从维也纳到凡尔赛—华盛顿：“均势” 格局的兴衰

第六讲 维也纳体系的形成

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相继发生，欧洲和世界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欧洲，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一国内部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力量对比影响到欧洲国家间关系；在世界上，欧洲大国又凭借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紧进行殖民扩张，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维也纳体系。

1． 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帝国的兴衰

法国大革命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们是国际关系史上现代民族主义（modern nationalism）的源泉。这些都标志着君主专制时代的结束、以“民族国家”为本位，而不是以王朝为本位的时代的来临。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出现，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逐渐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秩序。

法国大革命在给法国人民带来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归属感和身份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解放世界上被封建暴政压迫的人民的使命感。当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从巴黎向外延伸和扩展，波及到了它的邻国的时候，引起了欧洲各国统治者的恐慌和仇视。奥地利皇帝、俄罗斯沙皇、普鲁士国王、英国首相或是因为法国革命危及自身的封建统治，或是因为法国革命威胁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纷纷责难和敌视法国大革命，它们开始准备联合起来干涉法国。

革命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外交原则。大革命首先是冲击了传统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君主秘密外交”。早在大革命前夕,法国启蒙思想家就对欧洲封建国家之间的秘密外交进行了批判。法国大革命各个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发布了大量文件,体现了资产阶级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原则的基本看法，也包括一些新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主权在民”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普遍和平和正义原则”、“不干涉原则”等。法国资产阶级提出的“主权在民”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是对“朕即国家”和“王朝利益至上”思想的否定。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称在权利上人人生而平等,因而主权就不属于某一王室或个人, 而是归属于全体国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主权在民”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普遍和平和正义原则”被宣布为法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对封建专制君主为了王朝利益不顾人民的苦难、接连发动战争的否定。“不干涉原则”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不干涉原则”对后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尽管不无理想主义的成分,而且即使法国本身当时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将之付诸实施,但它们毕竟给国际关系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此外,大革命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为现代外交奠定了基础。例如各国外交人员的平等地位、河流航行自由、领海限制、战争制度与战争法规、对平民的保障和战俘的待遇等。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来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当时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外国的武装干涉,欧洲列强大多对革命的法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使法国人民没有机会将这些伟大的思想付诸实践。随着革命的退潮,大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这些进步原则,到了督政府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代，法国又走上了扩张和争霸的道路。

1793年3月第一次全欧性反法同盟组成。参加这一同盟的包括英、荷、俄、普、奥、德意志若干诸侯国以及撒丁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反法同盟是由英国组织起来的，英国主要通过提供强大的财政援助，支持和利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反对法国。

1798年底，英俄纠集奥地利、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军事上的失败使督政府威信扫地，法国政局变得动荡不安。远在埃及的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认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当机立断，1799年8月23日率领500名士兵离开埃及，冒着被英国海军缉拿的危险，于10月8日回到法国。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在大资产阶级的期望和支持下，被任命为几乎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共和国第一执政，从此开始了他统治法国征战欧洲的铁马生涯。1802年3月27日，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亚眠和约》。

拿破仑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征服计划。在欧洲，他陆续兼并了周边小国,企图恢复法国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的天然疆界；在海外，他还想恢复18世纪被英国夺去的大多数海外殖民地,建立一个以法国为母国、囊括欧洲附属国和遍布世界各地殖民地的欧罗巴合众国，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西印度群岛、北美的路易斯安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等。可见拿破仑的胃口之大。由于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大多为英国所得，故而拿破仑对外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英国。

1804年11月6日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史称拿破仑一世（1804—1814年，1815年在位）。拿破仑称帝后不久，英、俄、奥等国正式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12月2日,法军又在维也纳以北120公里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击溃了俄奥联军。拿破仑以俄军撤出奥地利为条件，12月6日同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第三次反法同盟宣告瓦解。

拿破仑打败第三次反法同盟后，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保证后方的安全，于1806年7月12日建立了由16个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邦国所组成的莱茵联盟。莱茵联盟选举拿破仑为它们的保护人，战时有义务为拿破仑提供6.3万军队参战。莱茵联盟在形式上与法国是结盟关系，实质上它们是拿破仑帝国的附庸和保护国。莱茵联盟在内政外交上都深受法国的影响，在其内部实行拿破仑法典，在对外关系方面，既是拿破仑帝国对德意志掠夺和统治的工具，又成为法国与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缓冲地带。

1806年9月，普鲁士和英、俄结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接着瑞典、西班牙、萨克森也加入了反法同盟。1806年10月, 普鲁士和法国交战。10月14日，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次战役中，法军大败普军。1807年6月25日, 拿破仑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两个大国的君主在涅曼河上的一只木筏上会晤，7月7日又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提尔西特和约》的缔结宣告了第四次反法同盟的瓦解。

拿破仑开始推行一种称为“大陆封锁”的战略。拿破仑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希望利用法国在大陆上的优势消解英国的海上优势,以陆上力量去和英国的海上力量角逐。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的打击起初是沉重而有效的, 但是，一项政策战略上的成功需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实施的战术的保障和支撑。拿破仑拥有大陆,这使他有可能以整个大陆的资源同英国对抗,但是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前提就是大陆的绝对统一,因为不完全的封锁就等于没有封锁。

1809年1月，英国与奥地利结成第五次反法同盟。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主要是在奥地利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10月14日，法奥签订了对奥地利相当苛刻的《维也纳和约》，和约要求奥地利割地赔款，限制其军事力量的规模，并要求奥地利加入“大陆封锁体系”，不得与英国通商。《维也纳和约》标志着第五次反法同盟的失败。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对不利于法国的国际形势置之不顾，亲率60多万（另一说是42万）大军渡过涅曼河，未经宣战就进攻俄国。随着俄罗斯寒冷的冬天的来临，拿破仑大军的粮草、马匹等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10月19日，拿破仑下令撤出莫斯科。法军在撤退途中遭受严寒、疾病、饥饿和俄军与游击队的袭击，损失惨重。当拿破仑逃到涅曼河边的时候,他的军队只剩下2万人。远征俄国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法国的所有力量,拿破仑帝国元气大伤,终于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普鲁士、俄国、英国、瑞典等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于1813年6月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葡萄牙也加入了反法同盟，反法同盟的总兵力达到100多万。奥地利由于害怕俄国打败法国后更加强大，最初并没有加入反法同盟，加之奥法两国的联姻关系，奥地利想在双方之间调停。1813年10月16—19日，拿破仑与反法同盟在莱比锡展开大决战。莱比锡大战被称为“民族大战”。战役的结果是以拿破仑军队的大溃败而告终。莱比锡战役后，拿破仑帝国迅速崩溃，先是莱茵联盟瓦解，紧接着波拿巴王朝的势力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反法同盟驱逐出威斯特伐利亚、西班牙、荷兰。其他附属国也或被反法同盟收复或被分割。反法同盟的军队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法国边境。

1814年3月9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各国在法国的肖蒙签订了《肖蒙条约》（the Treaty of Chaumont），规定了对法作战的条件和对欧洲未来疆界与政权的安排，主要内容有：各国不得与法国单独媾和，将战争进行到底；详细规定了各国在对法作战中所提供的军队数额和英国为各国提供的补助金；保证在打败拿破仑后建立欧洲秩序。《肖蒙条约》缓和了同盟各国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加强和巩固了同盟对法作战的团结，同时也反映出列强恢复欧洲旧秩序的企图。它的基本原则后来在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得到了贯彻和确认。《第一次巴黎和约》标志着拿破仑帝国称霸欧洲的计划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法国的失败。竭尽全力打败拿破仑的大陆各国也和法国一样衰弱,只有欧洲的两端:英国和俄国没有遭到严重削弱, 它们逐渐掌握了欧洲的主导权，决定着欧洲的命运。

2． 维也纳会议

1814年9月召开了欧洲政治史上盛况空前的维也纳会议。奥地利派、英国、普鲁士和俄国四国支配和主宰着会议的内容和进程。维也纳会议上，列强都带着自己的打算而来。奥地利最大的目的是要恢复欧洲均势,既扼制法国的扩张,又压制普鲁士的势力膨胀, 从而维持奥地利在中欧的大国地位；英国人想要的就是保持和扩大海上优势和商业霸权；普鲁士想趁机收复被割让的领土和扩大自己的版图；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战败的法国也打算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不幸和损失，并适机削弱其他列强。

维也纳会议既有战胜的反法同盟各国重建和确立欧洲和平与均势的目的，又有列强重新划分欧洲政治地图和海外殖民地的意图。在列入会议日程的众多内容中，主要争端就集中在俄国和普鲁士的扩张问题，即波兰--萨克森问题上。围绕这一问题，俄、普、英、奥四强在会议上形成了两个营垒：以英奥为一方，以俄普为另一方。法国代表塔列朗利用四强之间的矛盾，站在英奥一方共同反对俄普。1815年1月3日，英法奥三国缔结了矛头直指俄普扩张的秘密协定。塔列朗在会议进程中见机行事的外交活动，一方面分化了反法同盟，一方面提高了法国的地位，使法国得以跻身会议的五强之列。此外，塔列朗还提出了“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 “正统原则”就是恢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欧洲各个“正统” 王朝和君主制度；“补偿原则”即是以相当领土补偿昔日统治者的损失，重新划分欧洲政治地图。

1815年6月9日匆忙通过的《最后议定书》结束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依据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三原则重新规划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重建欧洲的均势和和平。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第二个重要体系——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在欧洲大国间创造了一种政治军事平衡。它加强了荷兰、德意志邦国和撒丁王国,并使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共和国, 以此作为扼止法国的堡垒。它承认了俄国对波兰的占领,俄国从此直接面对西方,而且在列强之中实力居于前列。英国也从此确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直到一战之前其霸权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其他国家的威协。 英国越发感到只有在欧洲大陆维持稳定的均势才能真正保障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利益, 因而它自觉地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在未来的近百年中英国总是以自己为砝码,精心调节着国际力量的微妙平衡。如果某一国家或集团的势力膨胀以致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它总是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结为同盟。 均势原则在维也纳体系时期日臻圆熟。西方有人将维也纳体系称为均势的“黄金时期”

3． 神圣同盟与四国同盟

同盟国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对革命的发源地—法国的遏制原则,同时也通过扶持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而将法国拉回到正统原则的轨道之上。随后大国又签订了《神圣同盟条约》和《四国同盟条约》。

为了维护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教义，反对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也为了保持维也纳体系的长久稳定，1815年9月20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兰茨一世与普王威廉三世在巴黎签订了《神圣同盟条约》，9月26日发表了亚历山大一世亲自起草的宣言。宣言的中心内容是三国根据基督教教义结成“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互相保证欧洲的正统统治。这个条约既未规定有效期限，也不受任何约束，具有宗教意味，故称“神圣同盟”。到1815年底，除了英国、罗马教皇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外，其他欧洲国家都签字加入了“神圣同盟”。 俄罗斯和奥地利在“神圣同盟”中居于领导地位。

1815年11月20日在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的同时，根据英国的建议，英、俄、奥、普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四国同盟主要是针对法国，条约规定：维护《第二次巴黎和约》；任何一方如遭到法国攻击，各盟国将出兵6万人加以援助；缔约国为了本国的安定和繁荣，为了维持欧洲和平，定期召开会议；条约有效期为20年。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目的是反对拿破仑家族在法国的统治，反对法国对欧洲整体均势构成威胁。

这两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前者通过相互间对正统原则的保证，使各国得以面对国内的革命洪流而找到些许安全；后者则使大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对整体均势的挑战。 神圣同盟实际上在大国关系之中加上了一种“道德的限制”, 使之在共同的价值观下不致于在自相争斗中毁灭。这一想法可以称之为“保守和平论”,即认为维持正统体制才能保证和平的延续,一切激进的行为都会带来灾难。 然而，这一和平以迫害和压制进步力量为基础, 必将招致更大的毁灭。

第七讲 维也纳体系的多极“均势”格局

维也纳体系的功绩在于创造了一个会议体制,这一体制被称作“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欧洲协调很显然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所开创的以会议解决争端的精神的继承, 同时它也是一种新体制的尝试。欧洲协调体制是通过大国的一致行动来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与均势。

1． 欧洲协调机制的确立

欧洲协调的第一次会议定于1818年9月在德意志的亚琛召开。这次会议是应法国的要求召开的，是维也纳会议后各大国的第一次大聚会，俄、奥、普、英、法五国代表参加了会议。亚琛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盟国占领军从法国撤退的问题。法国国内秩序已经恢复,再继续驻军将会导致法国人民的仇恨, 因而大会一致同意了盟国撤军以及法国赔款的解决方案。10月9日，各国签订了《亚琛条约》，各国接受了法国的建议，同意提前撤军。11月10日，英、俄、奥、普四国发表联合声明，邀请法国参加四国同盟，法国表示同意。这样四国同盟就扩大为五国同盟。旧的四国同盟体现着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国际制裁，而新的五国同盟则具有持久同盟的性质，目的在于保持欧洲的协调。

1820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发生了烧炭党革命,这对于奥地利来讲无疑是肘腋之患。当时意大利几乎是奥地利的后院,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必然会对奥地利正统统治造成冲击,因而梅特涅于当年10月召集了第二次国际会议—特洛波会议。11月19日，俄普奥签订了《特洛波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因革命而政权更迭的国家一律被排斥于“欧洲协调”之外；如出现改变现状而危及“欧洲协调”的成员国时，缔约国负有责任使破坏现状的国家回到“欧洲协调”内，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但是，英法都不赞成梅特涅干涉意大利革命。法国虽然签了字，但有保留。特洛波国际会议第一次破坏了四国同盟条约中所规定的大国会议协调一致原则，“欧洲协调”也开始变得不协调了，所以，特洛波会议后各国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1821年1月21日，俄、奥、普、英四国在莱巴赫召开了第三次国际会议,同时邀请了那不勒斯国王参加。这次会议是特洛波会议的继续。在会议上，俄普不遗余力地支持奥地利武装干涉意大利革命，但英国反对。英国和俄普奥东方三国之间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了。奥地利在俄普的支持下，派出了一支军队,很快平定了那不勒斯革命,恢复了正统统治。实际上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已成为镇压欧洲进步力量的反革命同盟了。

为了对付西班牙革命，1822年10月欧洲协调体在意大利召开了第四次大会:维罗纳会议。会议上法国要干涉西班牙革命,除英国以外各国都表示支持。同时，西属拉美的独立运动在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等人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于是大陆各国还想在干涉西班牙本土的时候也一举平息拉美的独立革命。这使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首先体现在英法在欧洲协调时期的一致立场消失了,欧洲又多了一对矛盾；其次俄奥虽然都支持法国干涉西班牙,但在俄国是否出兵问题上也存在矛盾，奥地利害怕俄国借干涉之名在中欧扩大势力；再次,对拉美的干涉危及到了美国的利益,使这一未来的大国也介入了欧洲纠纷,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以对抗欧洲列强的野心；最后,在反对干涉问题上,英美也未能取得一致,英国想使美国与之共同反对大陆列强对西属拉美的干涉,但美国却不单反对大陆国家,也同样反对英国介入美洲事务。最后结局只是法国派出军队平息了西班牙革命而已,大陆列强对于遥远的美洲鞭长莫及。维罗纳会议上关于干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外政策的大辩论，以主张干涉的四大国胜利，英国失败而告结束。这一结果使以大国为主导的欧洲协调体制破裂了。维罗纳会议以后,欧洲列强再也没有举行过类似的会议来商议欧洲的重大问题,欧洲协调体的尝试到此也告一段落。但是尽管如此，均势和保守主义仍将列强间的和平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又称近东问题，它长期困绕欧洲列强，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其实质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东方问题这个专门术语，最早是在1822年神圣同盟召开的维罗纳会议上讨论希腊问题时使用的。

19世纪在东方问题上展开激烈争夺的主要有俄、英、法、奥诸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俄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基调是：肢解土耳其，蚕食鲸吞其领土，力求取得独占优势，控制黑海、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以便自由出入地中海。英国的东方政策基调是：保持一个由它控制的表面独立的奥斯曼帝国，以保障英国在东方特别在印度的权益，并借此控制两海峡，遏制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与英国争霸。俄国与英国是19世纪东方问题角逐场上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法国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对东方问题的政策通常与英国相一致。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对东方问题的政策最初与俄国比较一致，但到19世纪两国逐渐走向对立。特别是在19世纪晚期，因争夺巴尔干两国的冲突和矛盾激化起来。普鲁士只是在统一德意志之后才在东方问题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进而与英、俄、法在近东展开激烈争夺。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列强围绕东方问题的争夺愈演愈烈。通过1829年3月的英、法、俄签订的《伦敦议定书》和1829年9月俄、土签订的《亚得里亚那堡和约》，土耳其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付出巨额赔款，希腊也因此而独立。希腊起义沉重打击了神圣同盟体系。在神圣同盟原则和俄国近东利益两者之间沙皇选择了后者。由于俄国扩大了在巴尔干的势力，进一步向黑海海峡推进，加剧了同英、法、奥的矛盾。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土埃战争（1831年）和第二次土埃战争（1839年）中，列强纷纷插手，相继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俄土《温加尔·伊斯凯莱西条约》（1833年7月）、英、俄、奥、普、土的《伦敦协定》（1840年7月）和英、法、俄、奥、普与土耳其的《海峡公约》（1841年7月）。但是这些协定和条约并没有解决东方问题，也没有消除列强之间的矛盾。新的冲突在酝酿着。随着列强在近东争夺的加剧，终于导致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3．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

维也纳体系建立以来，在东方形成了保守势力的堡垒，即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具有双重的保守意义，它既是一个维持欧洲政治现状的联盟，反对改变现存疆界；又是一个政治上的联盟，反对各国在各自国家内作出立宪让步。1848年欧洲革命针对的是本国的专制和保守，而它从一出现就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在欧洲，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变革同时发生在从法国到匈牙利、从丹麦到波兰、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广大范围里。

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各国国内，革命的任务是扫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在国际上，则要摧毁维持欧洲旧秩序的1815年所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这场革命横扫了欧洲半数国家的首都。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是由意大利一月革命揭开的，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推动它向更大规模发展，维也纳的三月起义和布达佩斯革命、柏林三月起义接踵而起。

法国巴黎六月革命被镇压后，法国开始进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时期。在1848年12月2日的总统选举中，利用拿破仑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企图效法他的伯父，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帝国。他首先加强法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并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废除1815年维也纳条约。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基础上，路易·波拿巴企图利用欧洲列强之间尤其是普奥间的矛盾与冲突，扩大法国在欧洲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并伺机扩张法国的边界。

1852年11月7日，法国元老院颁布法令，建议恢复帝制。经过公民投票表决，大多数公民赞同。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称帝，即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拿破仑三世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后，开始与欧洲列强争夺欧洲霸权和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到60年代初时，法兰西第二帝国发展到它的顶点。

维也纳体系建立后，维持欧洲现状和均势是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但是，列强在处理利益冲突的方式、手段和途径上存在差异。大体上说，“把以俄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保守主义’，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路线的对立和分歧在维也纳会议后的几次国际会议上都曾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然而，经过各国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维也纳体系在重重矛盾的掩映下，尽管出现裂痕，仍然存在和运转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第八讲 维也纳体系的衰落与“欧洲体系”的全球扩张

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协调体制的裂痕愈大。至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欧洲的均势被打破，维也纳体系终于解体。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和通讯手段的革新，把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欧洲先进国家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中心—边缘”结构逐步建立起来。在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侵略扩张中，穆斯林世界衰落了，东亚封贡体系解体了，欧洲霸权时代降临了。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是，在欧洲，两个欧洲侧翼国家——海上霸主英国和陆上强国俄国是侵略扩张的先锋，英俄两国争霸也是19世纪中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之一。在北美，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在自己独立不久就敢于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对抗欧洲势力；在东亚，古老而庞大的“中央帝国”衰落了，边缘地区的岛国日本却借机而起，通过明治维新跃进列强的行列。美国和日本的加入，对欧洲的霸权提出了挑战，也扩大了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激起了亚非拉人民的激烈反抗，对西方的抵制和造反开始兴起。

1． 克里米亚战争与欧洲国际关系新格局

维也纳体系确立后，沙皇俄国利用其战略优势，加快了对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和瓜分的步伐，以实现其控制黑海海峡，实现几代沙皇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南下地中海。在近东有着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法两国，不能坐视俄国在近东建立霸权。双方争夺近东霸权的矛盾和斗争导致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历史上又称“东方战争”）。参战的双方分别是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王国。

战争的导火线是争夺圣地和宗教保护权问题。1853年11月30日，俄国舰队在锡诺普港全歼了土耳其舰队。1854年1月，英法舰队进驻黑海保护土耳其。2月6日，俄国宣布与英法断绝外交关系。2月27日，英法向俄国下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所占领的两公国，俄国对此不加理睬。3月12日，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3月28日对俄宣战。此时，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正在寻求时机把奥地利势力驱逐出意大利。他看到如果与英法结成同盟，将会给意大利的统一带来希望。1855年1月撒丁王国终于也加入了英法同盟与俄国作战。这次战争本质上仍是欧洲列强间的争夺，至此，俄土战争已变成一场欧洲大战。等到战争进行到1855年9月，俄军败局以定。10月中旬，奥地利又趁火打劫，向俄国再次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同英法议和，如拒绝接受建议，奥地利将参加对俄作战。新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被迫接受议和。1856年3月30日，各国签署《巴黎和约》。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前相比判若云壤，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也被削弱。在英法的遏制下，俄国的西进之路受阻，它的扩张矛头不得不转向中亚和远东，以弥补在欧洲和近东的损失。法国通过战争洗刷了1814年战败的耻辱，将俄国从欧洲大陆的权力之巅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同时，法国又能与英俄都保持着较和谐的关系，这一结局可以说是法国的外交胜利，也是拿破仑三世“对威望追求的胜利”。英国从克里米亚战争中获益非浅，《巴黎和约》的有关黑海中立化等条款扼阻了俄国的南进企图，对英国在近东、印度和远东的扩张形势更加有利。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和随后的巴黎和会上获取了不少实际利益，它摆脱了俄国的直接威胁。但从国际战略方面来看却棋输一着。它唯利是图的外交作风不但恶化了俄奥关系，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友，而且引起英法的不满，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外交舞台上陷入了孤立之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是战胜国，但得到的唯一战果是“维持现状”。与此相伴行的是，它对其在欧洲的附属国的控制进一步被削弱，塞尔维亚由列强保证其自由，多瑙河两公国于1859年建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撒丁王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着手解决意大利、德意志的统一问题。

2． “铁血政策”与德国统一

有两件事对德国的统一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法国大革命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次，在1848年革命中，德意志统一运动开始付诸实践。

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俾斯麦于1862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上任之初就以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表达了他的行事原则，他说：“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通过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也因此被称为“铁血宰相”（Iron Chancellor）。他是一个“重行动，富于感情，意志坚强的人，性情暴烈、干劲十足。无论爱和恨， 都没有人可与他相比”。他自称是一个忠于普鲁士国王的贵族。他的政治哲学也很独特，他坚信“普鲁士权力的任何扩大都对德意志有利，对普鲁士的独立和力量的任何限制都对德意志有害”，他相信“国内问题应从属于对外政策问题”，“强权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决定因素。”

德意志统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易北河两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曾主张将这两公国并入德意志联邦，但没有成功。但这次不同，普鲁士是下了决心要得到这两个公国。1864年普奥联军向丹麦开战。丹麦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援助，被普奥联军击败了。俾斯麦向来都将奥地利视作统一大业必然要冲破的障碍。在普奥战争来临之前，俾斯麦外交活动的重点是在国际上孤立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最可能施以干预的不外是法国和俄国。1866年6月16日普奥开战。战争出奇地迅速，仅用7周就结束了，因而被称为“七周战争”。1866年8月2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布拉格正式签订和约。1867年，普鲁士建立了北德意志联盟，为全部统一德意志奠定了基础。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9月2日色当陷落，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当了俘虏。9月4日巴黎公社起义夺取了巴黎。巴黎公社失败后，上台的梯也尔政府与德国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Versailles）签订了以法国割地赔款和军事占领为主要内容的预备和约。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法兰克福和约》是一个掠夺性条约，因此，普法战争在德法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法德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标志着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格局，因为一个崛起的中欧将不可能满足于继续在东西强邻之间苟存。均势的前提已经失去，强国之间不再有什么缓冲地区，不再有制造纷争战乱的温床。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和近代国际关系演绎的地缘基础。“它不仅推翻了维也纳和平宣言，还推翻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宣言”。法国由于战败，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的欧洲霸主地位跌落下来。在中欧俄法边界上出现了统一的德国，加之在南欧法奥边界出现了统一的意大利，彻底改变了以往俄、法、奥三强主宰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德国的统一也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的统一使“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整整20 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另外，德国的统一是通过战争手段完成的统一，也加深了德意志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成为欧洲军国主义的堡垒。

3． 美国的加入

从美国独立一直到内战爆发前夕，巩固国家独立与安全，争取扩大国外市场，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美国的早期扩张、1812—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1823年的门罗宣言以及向西部大规模扩张领土是这一时期美国史的主要内容。

美国独立后不久，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欧洲开始进入拿破仑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先后通过《约翰·杰伊条约》和《莫特枫丹条约》与英法两国保持紧密的商业关系。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权和在新奥尔良3年的“存栈权”。随后，美国于1803年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土扩大了一倍。美国扩张的步伐并没有就此止步，利用欧洲战争和西班牙的衰落，又于1810年、1813年进占了佛罗里达。除了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外，美国的触角也伸展到了非洲和亚洲。1805年美国军舰入侵北非的的黎波里，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最惠国待遇；1815年侵占了阿尔及尔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20—1822年在西非建立了美国在非洲的殖民据点——利比里亚。

1812—1814年爆发了被美国人视为又一次独立战争的第二次美英战争。第二次美英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812年9月，沙皇俄国出于不愿英国分兵美洲，削弱反法同盟的力量，同时又影响俄美之间贸易的目的，出面调停。1813年3月，美国接受调停，但为英国所拒绝。9月，英国又一次拒绝俄国的调停，但英国提出可以在中立国与美国代表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美英两国于1814年12月24日签订了《根特条约》。条约解决了两国的诸多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根特条约》签订后，美国终于得以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国家的独立得以巩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殖民地意识开始迅速消失，经济上开始从殖民地经济向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同时，第二次美英战争摧毁了印地安人部落联盟，为美国向西部扩张创造了条件。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恢复了正统秩序，英国的海上霸权如日中天。19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解放运动，衰落已久的西班牙殖民帝国迅速解体，欧洲列强乘机向美洲地区渗透扩张。面对沙皇俄国在北美地区的南下政策、欧洲神圣同盟1823年冬对拉丁美洲的武装干涉、英国向拉美渗透的逼人气势，“门罗主义”应运而生。

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了由国务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有关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或称为“门罗主义”）。“门罗宣言”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在限制和约束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的同时，保留了美国在美洲扩张的权利。“不干涉”原则包含着不干涉和干涉两个方面：不干涉欧洲事务是美国既定的原则方针，但对涉及到美国切身利益和权利的南北美洲事务，美国不能置之不理。换言之，美国反对欧洲各国干涉美洲事务，但美国却有干涉美洲事务的权利。“美洲体系”原则宣扬美洲的共和主义，把共和制的美洲与君主专制的欧洲截然分开。“美洲体系”的含义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潜台词和核心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尽管“门罗宣言”的三个基本原则客观上支持了拉美各国的独立，但实际上也等于宣布了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门罗宣言”成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因此说，“门罗宣言”具有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性质。

1861年3月林肯就任美国第16任总统。4月，南部同盟进攻北方，美国内战爆发。进行战争的双方分别是北方的23个州和南方11个州。1865年4月3日，北方的联邦军队攻克了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美国内战以北方胜利而告结束。内战刚刚结束，美国就开始踏上了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的新旅程。

1867年5月，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共和军俘获并枪决。除了把法国的势力驱逐出墨西哥，美国还把在内战期间趁机占领多米尼加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去。1867年3月30日，美国以700万美元购买了阿拉斯加。此外，在内战后美国又把侵略扩张的目光投向太平洋彼岸，西沃德又策划了一系列的扩张活动。但是，美国除了在1867年成功地占领了太平洋的中途岛外，1866年伙同法国进犯朝鲜与1867年进犯台湾均遭到了失败。

4． 中国的衰落与日本崛起

进入19世纪，当西方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却相形见绌，仍然在传统的农业文明道路上姗姗而行。失去工业革命机会，使中国综合国力很快衰落。

中英鸦片战争于1840年6月爆发至1842年8月结束，曾三起三落，历时22个月。期间，两国代表先后签订了割香港、赔烟价、开放广州的《穿鼻条约》（1841年1月29日）和赔款600万元的《广州条约》（1881年5月）。在正式签约前，1841年1月26日，英国单方面宣布香港“正式割让”。1942年8月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迫使清政府派员与英使在英舰“康华里”（Cornwallis）号上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了由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在此之后，欧美各国接踵而至，相继迫使清廷与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先后订立，其他欧洲小国也相继取得五口通商的特权，其中葡萄牙更是乘机取得在澳门的权益。

1856—1860年，英法又进行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因为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4月，英法联军进逼天津。6月，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在此之前，美俄就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俄国更是迫使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的领土。1859年6月，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北上进攻中国，被中国守军击败。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进逼北京。10月，攻占北京，并大肆掠夺。10月24日和25日，清朝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订立中俄《北京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饱受欺凌，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例如，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48只军舰和4千英军，就打败了拥有4亿人口的大清帝国；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2万英法联军打败大清帝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900年，10万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每一次战败，中国都不得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

1868年1月德川幕府的军队被赶出了日本的首都京都，宣布江户为新的首都，并重新命名为东京。至此，延续了近700年之久的幕府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随即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政府实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推动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日本的维新运动并没有遭到西方列强的干涉。“明治维新”成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在政治领域，明治政府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废除了日本千百年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奉还版籍”是指向天皇交还原有的领地和领地上人民的统治权。“废藩置县”是指废除原有的260余藩，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府与县，免除原来的藩知事职务，令其来东京居住，坐食俸禄。此外，还在形式上消灭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在经济领域，首先开始进行的是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接着设立工部省和内务省主管和指导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1874年政府更是提出“殖产兴业”的口号来促进产业革命的发展；在交通、通讯等方面也采取一些现代化的措施。在社会文化领域，维新政府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即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侧重点在风俗习惯和教育改革。在军事上，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发布《征兵令》，正式取消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实行义务兵役制，装备新式武器，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开创了日本历史新纪元。

明治维新建立的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尚未摆脱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束缚时，就开始策划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日本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了琉球和中国的台湾。此外，日本在新政权诞生不久就开始鼓噪“征韩论”，推行“征韩外交”。1875年，日本趁朝鲜政局不稳之机，派军舰闯进朝鲜领海，以武力相威胁，并派全权代表前往江华岛，迫使朝鲜接受奴役性条约。1876年2月26日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江华条约》第一条就规定朝鲜是自主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为日本确立对朝鲜政治上的独占权提供了前提， 为侵略朝鲜铺平道路。除此以外，该条约和随后签订的《通商章程》还规定了诸多损害朝鲜主权和利益的条款。《江华条约》是朝日关系的转折点，朝鲜开始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及西方列强不断深化在朝鲜的侵略。1894年朝鲜发生了农民起义，正好给日本出兵带来了借口。日本得寸进尺，更进一步向中国挑衅，制造了中日甲午战争。最后清政府战败，北洋水师覆灭，日军占领辽东半岛。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至此，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已暴露无遗。

第九讲 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

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统一终结了均势的“黄金时期”，俾斯麦保守而复杂的欧洲新秩序——“大陆联盟体系”代之而起，欧洲大陆一度平安无战事。但当德皇威廉二世野心勃勃的“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麦相对温和的“大陆外交”后，欧洲局势渐变，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了多极均势的解体。

1． 大陆联盟体系的建立

维也纳体系瓦解后，为保存德国统一的胜果，俾斯麦在欧洲结成如蛛网般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 建立起了欧洲的新秩序。

1871年5月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不仅结束了普法战争，而且在曾经经常充当欧洲政治“缓冲地带”——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中欧——崛起了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政治地图、列强的力量对比和各国的国际地位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方面，统一后的德国在人力资源、工业潜力、军事能力等方面占有相对的优势，欧洲各国怀着不同程度的忧虑关注着德国巨大潜力的转化和对外政策的取向，它们处心积虑地在外交上谋求自身的安全保障。尽管冲突和战争远未到来，各国却时常在体味着德国威胁的气息。在德国方面，俾斯麦在欧洲大陆奉行维持欧洲现状的外交政策，主张建立“大国联盟体系”，打算同除法国外的欧洲所有大国结盟，彻底孤立法国，以保证德意志帝国的和平与稳定。

1872年9月，在俾斯麦的安排下，奥匈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德皇威廉一世会晤于柏林。这次表面上象征欧洲王朝团结的盛会，实际上只是三国的外交家——德国的俾斯麦、奥匈的安德拉西（Andrassy）和俄国的哥尔查科夫（Gorchakov）分别两两交换意见。德国认为这是孤立法国和显示柏林地位的良机；奥匈则想摸清德国对居住在奥匈境内日尔曼人的态度如何；而俄国认为一个强大而谨慎的法国的存在是维系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俄奥两国会谈的结果是，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现状，协同解决东南欧的冲突和纠纷。这次会晤并未签订任何协定，但三皇会晤迈出了德俄奥三国亲善的第一步。

1873 年5月初，德皇访问彼得堡，德俄两国在5月6日缔结了军事协约。协约规定：缔约一方被欧洲任何一国进攻时，另一方应出兵20万相助。同年6月，俄皇访问维也纳，并在维也纳郊区兴勃隆同奥皇签订了一个政治协定——《兴勃隆协定》。协定主要内容为：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10月23日德皇访问维也纳，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协定至1875年有效，由此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形成（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

1873年三皇同盟的真正建筑师是俄奥两国首相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因此三皇同盟的基石是俄奥保持合作关系。三皇同盟除了在维持欧洲政治现状这一点上存有共识外，在其他方面想法和打算基本上是同床异梦。俾斯麦策划三皇同盟的目的在于孤立法国，但这恰好为俄奥反对。俄国企图利用同盟保证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它同英国在中亚的争夺。奥匈打算借助于德国，加强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由于三国的目的各异，作为保守主义政治结构的三皇同盟只是当时欧洲大国关系互相牵制的一种反映而已，因而这一同盟十分脆弱。

1878年6月13日，商讨解决近东危机问题的柏林会议开幕。德、俄、英、奥匈、法、意、土耳其参加了会议，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希腊、伊朗也应邀列席，但没有表决权。俾斯麦任会议主席。柏林会议实质上是围绕《圣斯特法诺条约》的斗争而进行的。会议上争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是保加利亚问题、波黑两省的归属问题和俄国在南高加索获得领土问题。经过各方的讨价还价，会议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绘近东地图的《柏林条约》。《柏林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持续3年之久的近东危机。

1878年柏林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一次重大的会议，它并不象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或维也纳会议那样是大国战争后的产物，它的召开恰恰是为了避免可怕的大国全面战争的爆发的结果。柏林会议的实质是在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基础上的一种大国权力的再分配，柏林会议后英、俄、奥三国的势力在近东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和均势。然而，柏林会议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列强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纠纷和争霸要求，虽然为期3年的近东危机暂时偃旗息鼓，但是存在已久的东方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1879年8月27、28日，俾斯麦与具有亲德倾向、即将卸职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举行会晤，俾斯麦从安德拉西那里得到了奥匈外交政策的两点意向，一是奥匈的对德政策将保持连续性，二是安德拉西同意去职前与德国签订一项共同抵制俄国侵略的防御性条约。1879年德奥同盟（Dual Alliance）是针对俄国的一个防卫性质的同盟，两国在加强了自身抑制俄国力量的同时，又改善了各自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奥匈帝国通过同盟改善和保证了其相对脆弱的欧洲大国地位。德国则消除了在俄法联合进攻的情势下它不会陷入孤立的后顾之忧，满足了德国安全利益的需要，排除了对奥匈加入敌对方的担忧。因为按照条约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奥匈应自动提供援助。这一条约同时也恢复了德国在俄奥关系之间的牵制作用和调停者的地位。德奥同盟是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但同盟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德俄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奥同盟越来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与核心。德奥同盟客观上促成了俄法同盟的形成并为欧洲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

1881年6月18日，在柏林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签订了《三皇同盟条约》。条约为期3年，1884年续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同第四国交战时，其余两国应对盟国保持善意中立并努力使战争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部分领土现状的任何改变必须经三个缔约国共同协商；缔约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一个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欧洲原则，土耳其如违反这一原则，将被视为与受害国处于交战状态，并失去《柏林条约》保证其领土安全的权益。另外，三国又签订了一份附加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奥匈对波黑两省保留随时合并的权利；三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合并。《三皇同盟条约》签订时内容保密，直至1920年它的具体条款才被公诸于世。1887年条约期满后，由于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加剧而未能续约。1881年德俄奥同盟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

德俄奥三国从1881年三皇同盟获得的好处是：缔约国之间相互中立的承诺保证了德国在德法交战时避免俄奥的干预，排除了俄法联盟和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俄国在俄英交战时不再重演克里米亚战争的悲剧，也获得了增强自身力量所需的时间；奥匈在与意大利作战时免除了俄国夹击的后顾之忧。同时俄奥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也达成了有限的谅解。尽管三皇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国利益的重合与协调，但是，历史纠纷、现实利益和地缘安全等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在一两次同盟中化为乌有，三皇同盟在其存在的短短6、7年的岁月里一直伴随着深刻的分歧和猜疑。

在《三皇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10天，即1881年6月28日，奥匈与塞尔维亚结成同盟，塞尔维亚被置于奥匈帝国的保护之下。奥塞同盟使奥匈加强了对巴尔干西部地区的控制，在提高它在三皇同盟地位同时，奥塞同盟也成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881年法国侵入北非的突尼斯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保护国。法国的这一行为引起了觊觎突尼斯许久的意大利的不满，但意大利苦于自身实力有限，无力单独对抗法国。意大利要求加入德奥同盟，俾斯麦几经权衡，为了达到进一步削弱法国的目的，同意意大利的要求。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了同盟条约。

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是一个把矛头直接针对法俄的同盟。德国在剥夺法国一个可能的盟国同时，也增强了德奥应付俄国威胁的能力。奥匈不仅冻结了意大利收复领土的要求，而且也不必为俄奥冲突时的后方担忧。意大利通过结盟摆脱了危险的孤立状态，确认和提高了欧洲大国地位。三国同盟经过多次续约的修改补充，逐渐转变成为具有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也标志着欧洲两大对峙军事集团的一方—同盟国集团初具雏形。

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后，俾斯麦又通过1883年针对俄国的德奥罗同盟，把罗马尼亚划入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至此，在柏林会议后的5年时间内，俾斯麦通过德奥同盟、三皇同盟、三国同盟以及德奥罗同盟、奥塞同盟，建立起一个以德国为核心包括德、奥、俄、罗、塞等国在内的密如蛛网、复杂异常的结盟体系。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初步形成。

2． 大陆联盟体系的调整

1885年9月18日，东鲁米利亚爆发起义，驱逐了土耳其行政长官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大公被推选为新国家的君主。这一事件本来是一场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统一的内部运动，但由于欧洲列强纷纷插手其间，造成了一场持续2年之久的争夺和控制保加利亚的政治军事危机。

与保加利亚危机和德法关系危机同时发生的，是德法关系恶化和三皇同盟中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矛盾和冲突几近不可调和。对德国而言，俄国对外政策也显得晦暗不明，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俾斯麦开始对大陆联盟体系进行调整。

俾斯麦调整大陆同盟体系的第一步是巩固三国同盟，加强同意大利的联系。俾斯麦建议采取德奥同时与意大利签订双边条约的办法，《奥意条约》主要涉及巴尔干事务，《德意条约》侧重解决反法问题。

1887年2月20日，《三国同盟续约》在柏林签订。俾斯麦建立和调整大陆同盟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孤立法国。在对待俄国问题上，俾斯麦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法俄接近；另一方面则促使英、奥、意合作对付俄国。

在德国的推动下，1887年2月12日，英意签订针对法国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接着，奥匈、西班牙也先后加入。1887年12月12日，英奥签订《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四天后，意大利也照会参加。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宗主权（suzerainty），共同抵制俄国势力在土耳其的扩展。该协定具有明显针对俄国的性质。

1887年三皇同盟条约期满，德国为博取沙皇的好感，提议用德俄双边协定或条约代替三皇同盟条约。1887年6月18日两国签订条约。条约有效期3年。德俄条约是德国以牺牲别人利益来迎合俄国，换取俄国在德法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俾斯麦也清楚如果俄国真要占领黑海海峡或君士坦丁堡，必将遭到英、奥两国的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讲，《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有德国开给俄国空头支票之嫌。1879年的德奥同盟保证了奥匈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而1887年徳俄条约又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德国获得了双保险，所以，这个条约在历史上被称为《再保险条约》。

至此，通过《三国同盟续约》、两次《地中海协定》和《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基本上完成了对大陆联盟体系的调整。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最终形成。

3． 大陆联盟体系的解体

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俾斯麦具体的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在均势外交原则指导下的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目的是维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俾斯麦凭借其个人高超的外交手段在欧洲国家间纵横捭阖，但其所促成的对德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如法德矛盾、奥俄矛盾等都没有解决。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德国的外交策略发生了转变。由于俾斯麦的超人才华、盖世功名以及大权独揽的作风，加之政见不和，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的嫉妒和憎恨。经过较量，俾斯麦被迫于1890年3月下野。威廉二世独揽德意志帝国大权后，德国的外交策略开始发生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渐进式的，威廉二世在1897年以前的外交战略基本上沿袭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只是在具体的外交策略上偏重于反俄联英和逐渐开始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

1891年8月，俄国驻法大使与法国外交部长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协定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两国将对任何具有威胁普遍和平性质的问题举行协商；二是如果和平真正遭到威胁，特别是两国之一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应就两国因发生此种情况而必须同时采取措施的问题获得谅解。法国政府的目的是缔结一个明确反德的军事协定，经过一年的谈判，两国于1892年8月签订《法俄军事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两国保持经常性的军事合作、互相交换情报、不得单独媾和、协议的有效期应与三国同盟相同。《法俄军事协定》于1893年和1894 年经法俄两国政府批准后开始生效，法俄同盟正式成立。法俄同盟的形成标志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已经完全解体。法国在被孤立了20多年后，找到了一个抗衡德国的盟友。俄国因找到一个牵制德国的盟友，使其在欧洲的地位有所加强，从而得以抽出更多的力量在近东、中亚和远东地区进行扩张。同时，“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至此，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相互对峙的新局面。

第十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

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放弃了恪守已久的 “光辉孤立”，开始调整它的欧洲和世界政策；欧洲列强间展开了军备竞赛，其中英德海军竞赛最为引人注目；波斯尼亚危机、两次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加速了欧洲列强力量的重组。到20世纪初，欧洲出现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与德奥同盟国集团相对峙的两极格局，随着矛盾和冲突的激化，最终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

在20世纪初期的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内，欧洲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除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斗争外，非西方世界的抵抗运动也成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大多围绕一些重要战略地区展开。英俄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分别在近东、中亚、远东展开争夺；英法交锋的主要场所在东南亚和非洲；德国的“东方政策”和对非洲的渗透策略与英法俄等传统列强的利益发生冲撞。与此同时，美国在“泛美主义”的旗帜下，通过“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使美洲成为它的“后院”，“门户开放”政策奠定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积极介入远东国际事务。通过19世纪70—90年代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次大的帝国主义战争，非西方世界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非西方世界奋起反抗，开始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

1． 帝国主义战争与协约国集团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包括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三次帝国主义战争。

进入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到了90年代初，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它的工业总产值几乎相当于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的总和。美国此时已基本上完成了大陆扩张，要求向海外扩张的舆论喧嚣一时。为了获取海外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缓和国内矛盾，美国开始步入海外扩张时期。1898年美西战争和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是美国步入海外扩张初期的两个重大事件。

美西战争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新兴的世界强国。美国为了与欧洲列强竞争，先后出台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针对拉丁美洲的“大棒政策”（Big Stick）和“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

1899—1902年爆发的英布战争是英国与布尔人（Boer）之间为争夺南非而进行的战争。1899年秋，英国以德兰士瓦拒绝降低非荷兰移民取得公民资格的居住年限为由，派兵到德兰士瓦边境。德兰士瓦于10月9日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英军撤退，英国拒绝。战争于10月11日爆发。1902年春，布尔人战败议和。5月31日签订《费雷尼欣条约》，战争结束。

英布战争一度使英国精疲力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无暇多顾。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几乎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在谴责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的行为和表现，英国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状态之中。英国为了摆脱这一窘境，开始调整它奉行已久的对外政策——“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转而走上结盟的道路。

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一直抱有野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但是，俄国对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不满，便伙同德、法，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被迫同意。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主谋—俄国心怀怨恨，日俄关系日益紧张。日本积极寻找同盟，准备对俄战争。

英国与日本基于反俄的共同立场而于1902年1月30 日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相互承认有权保护自己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一旦缔约国一方为了保护本国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而与第三大国作战时，另一方严守中立；如同盟国一方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作战，另一方应负有军事援助义务。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形成标志着英国“光辉孤立”的结束。这一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既缓解了俄国在中亚对英属印度的威胁，也消除了日本对德国或法国在日俄开战时加入俄国一边的忧虑，日本可以放手准备与俄国开战了。

1904年2月7日夜，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偷袭俄国停泊在旅顺口与仁川的舰队，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由于不利的外交环境，加上俄国缺乏战争准备、军力分散、军事技术落后以及指挥无能，到1905年5月，俄军在陆海战场均遭失败。日本也感到国力枯竭，希望停战。1905年8月9日到29日，日俄和谈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城举行。由于英美的干涉与俄国的让步，日俄于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完全崛起了。

为了摆脱在世界事务中孤立的外交处境，英国开始妥善、审慎地调整其外交政策。在英德谈判破裂后，英国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对美国做了让步，稳固了西半球；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减轻了它在中国战略负担；英法在法绍达危机过后，就殖民地问题达成了妥协，并于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定；英俄在1907年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议，决定携手抵御德国的扩张。至此，英国“光辉孤立”政策遂告终结。

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德国的统治阶级已不满足囿于欧洲范围内的霸权，而是想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1897年威廉二世改组政府，最终抛弃了俾斯麦相对保守的大陆联盟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旨在争霸全球的富有进攻性的“世界政策”。1898－1901年英德同盟谈判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了英德两国各自利益的不可调和性：英国想通过地区性同盟来遏制俄国与德国，德国想通过全面性同盟来拉住英国，对抗法俄，造成对己优势的局面。英德同盟谈判失败使两国业已存在的经济、殖民地、军备竞赛等矛盾进一步深化，两国试图通过外交结束竞争的愿望落空了。由此加速了英德矛盾的全面展开，促使英国与日本缔结同盟，同时向法俄集团靠拢。此后，英德矛盾上升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英德同盟谈判破裂之后，德国被看作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英国开始调整它的外交战略。先是在远东与日本结成同盟，继而在欧洲调整与法俄两大国的关系，并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与法俄签订了《英法协定》和《英俄协定》，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形成。

《英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国关系重组告一段落。1882年，德、奥、意三国在反对俄、法这一共同立场下，结成同盟国集团。而英、法、俄三国为了与同盟国集团争夺世界霸权，受各自的利益驱使，结成协约国集团与之抗衡。扑朔迷离的欧洲大国关系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后，在英德关系这一主要矛盾的主导下，最终从多极均势过渡到两极对立。多极均势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列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下被彻底打破，此后，协约国集团与同盟国集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1907年至1914年，危机频频出现，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与这两大集团密切相关。

2． 一战前的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进行了军备竞赛狂潮。英德海军竞争在列强军备竞赛中最为引人注目。控制海洋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由之路，建立强大的海军是夺取制海权的关键所在。英国是传统的海上强国，叫嚣“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是大力发展海军，并把它看作是打破英国独霸海洋和夺取世界霸权的重中之重。

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和平会议。第一次会议共有26国参加，第二次有44个国家参加。会议的主题是裁军，但各强国都心怀鬼胎，裁军根本就是空话。旷日持久的会议的唯一成果就是通过了有关战争规则的两个公约和建立常设的仲裁法庭。但是所谓的“和平会议”不可能限制列强的军备竞赛，欧洲各国都在加快充实自己的武器库，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和平裁军协议的墨迹尚未干透，战争的危机开始频频发生。

1908—1909年发生的波斯尼亚危机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首先，这次危机使俄国与德奥的关系恶化到无法缓和的地步；其次，塞尔维亚对奥匈的痛恨也达到了极点，这就埋下了萨拉热窝事件的祸根。更为重要但却非常隐蔽的是，意大利对奥匈改变巴尔干的均势十分不满，因为这样就阻碍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对此怀恨在心的意大利于1909年10月与俄国秘密缔结了《拉匡尼基协定》，规定维护巴尔干现状，支持巴尔干国家排斥外国统治。这与两国在公开场合的庄严保证截然不同，所以意俄两国非常保密。俄意《拉匡尼基协定》表明，意大利因巴尔干问题与奥匈逐渐疏远，三国同盟的离心使未来战争中德奥的处境更加孤立。

1911年春，摩洛哥爆发人民起义。法国立即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摩洛哥。法国企图独占摩洛哥的举动立即引起德国的强烈反应。7月11日，德国借口保护侨民，派炮舰“豹”号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这一被称为“豹的跳跃（Panther leap）”的事件，是对法国直接的挑衅并酿成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立即震惊了世界。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法德两国在11月4 日签订了《法德关于摩洛哥条约》，德国承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法国则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刚果作为补偿。11月29日，德国的“豹”号军舰驶离阿加迪尔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解决了。1912年3月，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被迫退却的德国，对英国的恼恨达到极点。德国舆论和政府都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人是挺不住的。德国国内的强硬势力向政府施压，要求加强海军与英国抗衡。

1911年9月，意土战争爆发。在意大利装备优良的部队面前，土军土崩瓦解，迅速溃败。在这次战争中，意军首次使用了飞机。这使传统战争的二维空间向三维扩展，战争的形式发生革命性变革。意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后，于1911年11月5日正式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并恢复了这一地区的旧称利比亚。到了1912年10月，土耳其因巴尔干战争爆发，国内危机严重，所以急于结束意土战争。10月18日，土意签订《洛桑条约》，土耳其承认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归属意大利。

1912年10月8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向土耳其宣战。9天后，保塞两国同时对土宣战。第二天，希腊也向土耳其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开始。1913年5月3日，与会各国代表签订《伦敦和约》。和约签订后不久，巴尔干各国就因所得领土不均而争吵起来。在瓜分战果时，保加利亚得土地最多。塞尔维亚与希腊为同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订立了反保同盟，罗马尼亚同保加利亚有领土争端，也加入反保同盟。协约国集团公开站在希塞等国一边，反对保加利亚；同盟国则千方百计破坏巴尔干同盟。列强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加剧了巴尔干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巴尔干战火的重新燃起。

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亚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先发制人，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一方为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另一方为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前者以俄国为后台，后者以奥匈为倚靠。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战争已不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战争，而是一次王朝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保加利亚战败乞和。 1913年8月10日，保同希、罗、塞、门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9月29日，又同土耳其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使巴尔干国家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线，一个是俄国控制下的塞、希、罗、门等国，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因战败而心怀不满，最终倒向同盟国集团一方，巴尔干各小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大国争霸的旋涡。巴尔干的态势成为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峙的一个缩影，巴尔干半岛已成为欧洲的火药桶。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形成后，国际形势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使国际局势风紧云骤。其中，奥匈帝国为了不使自己的帝国被斯拉夫人瓦解，已同塞尔维亚及其背后的俄国势不两立；德国因为与俄国争夺黑海而形同水火；英德关系因争夺海上霸权而愈加尖锐；法德世仇更是难以消解。欧洲大陆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儿，到1914年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

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检阅完军事演习，进入萨拉热窝城时， 黑手会的暗杀行动也开始了。当斐迪南的敞蓬汽车傲然行进时，夹道群众中突然扔出炸弹，幸亏司机反应较快，及时加大马力，炸弹只炸坏了汽车的尾部。斐迪南逃过一劫，但仍故作冷静地继续招摇过市。似乎注定斐迪南难逃一死，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17岁的塞尔维亚爱国者普林西波射出仇恨的子弹，斐迪南大公终于命丧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事件在原本就紧张异常的国际背景下立即造成一次新的战争危机。从19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段时间在外交史上被称为“七月危机”。但一个月的外交并非是为了平息事态，避免战争。各国都在争取盟国，紧张备战，都打算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先发制人。

从6月萨拉热窝事件到“七月外交危机”，再到8月的炮声，两大军事集团中奥匈与俄国的冲突完全激化了国际关系中积聚几十年的矛盾，武装下的和平终于走向了战争。1914年8月4日英德进入战争状态是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

两大军事集团为了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握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开始了争取同盟者的外交斗争。

在欧洲，当时没有参战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因与大战无利害关系，纷纷宣布中立；另一类则同大战有着利害关系的国家，如巴尔干国家、意大利、土耳其。巴尔干各国怀着各自的目的先后参战。1915年，保加利亚对协约国宣战，协助同盟国德奥军队很快占领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于1916年8月正式投向协约国一边， 向德奥宣战。希腊内部分歧严重，直到1917年6月才宣布对德奥作战。

在两大军事集团争夺同盟者的外交斗争中，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态度至关重要。意大利本是同盟国成员，但大战一开始，意大利便背弃盟约，宣布中立。此举的目的是故作姿态，寄希望于通过对交战双方进行外交讹诈，尽量站到胜利一方，以得到最多的好处。意大利左右逢源，既向德国提出：如能得到足够多的报酬，就将援助同盟国；同时又向协约国频送秋波，与之进行秘密谈判。在德军势如破竹时，意大利便中止与协约国的谈判；而当德军进攻受挫时，又恢复与协约国的谈判。到1915年4月，在协约国优厚条件的诱惑下，意大利与协约国签订《伦敦秘密条约》，撕毁三国盟约，于1915年5月27日对奥匈宣战。对德宣战则是直到1916年8月局势比较明朗时才进行的。

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得到觊觎很久的胶洲湾，德国对此置之不理。日本遂于8月23日对同盟国宣战。然而，日本并无心卷入欧洲的争夺，只是利用欧战扩充自己的殖民地，并借口“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距“战线太远”拒不出兵。直到1917年3月大战接进尾声时，才装模作样地派了几艘军舰去印度洋和地中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美国就于1914年8月4日宣布中立。1917年4 月16日，美国借口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正式对德宣战。美国的参战，政治影响很大，继美国之后，先后有中国、巴西等10多个国家加入到协约国一方。这样，协约国就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对德宣战后，使经济迅速纳入战争轨道，并借机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美国的潘兴将军率领200万美军登陆欧洲，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协约国在贡比涅森林立了块碑，其上用法文镌刻着：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贡比涅森林鸣放礼炮101响， 这是四年来最后的炮声，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而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旧有的国际关系体系。曾称雄一时的4个欧洲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齐垮台，一批王冠滚落街头。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俄国，改变了国际关系旧格局的性质。除苏俄外，欧洲新产生了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芬兰等9个共和国。欧洲政治地图彻底地改变，这些无疑都是从旧到新的大变革，而国际关系也将因此书写新的内容。

从世界范围看，战前所形成的英、法、美、俄、德、日六国争霸格局，由于俄国因革命退出，德国彻底失败，现在已变成原协约国与美、日的争夺。日本国势弱小，但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在亚洲的东部实践着自己的“大陆政策”，美国则挟实力、信心与理想主义，远渡重洋，开始取代欧洲霸权。

尽管当时人们认定和平已经到来，但法国的福煦元帅早已断言：“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二十年”。

第十一讲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建立了旨在调整彼此关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这一体系从建立之初便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矛盾：苏维埃俄国因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被排除在外；美国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喧嚣声中退出凡尔赛会议的在种种安排；对德国的惩罚深埋下强烈的复仇心理；已经觉醒的亚非拉人民开始不断冲击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面临种种危机。

1．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成为列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通过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与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建立起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无力解决德国问题与裁军（disarmament）问题，加上美国退出凡尔赛体系，使得该体系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矛盾与不稳定。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及亚洲国家的出席，使这次会议超出了欧洲范围，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缔结和约的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George Clemenceau）这“三巨头”决定着一切重大问题。列强之间矛盾重重，充满了怀疑和猜忌，德国的疆界和战争赔款问题，殖民地委任统治问题,阜姆问题和中国山东问题成为巴黎和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三个多月的争吵使参加和会的诸国感到疲惫不堪，它们均感到再拖下去会弊多利少。此时欧洲革命的不断发展更迫使它们达成协议，以空出手来镇压革命。1919年6月28日，德国代表不得不在协约国强加给它的苛刻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简称《凡尔赛和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上签字。这一和约与此后战胜国陆续与奥匈、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签订的条约一起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体系，是协约国建立战后秩序的基石。以《凡尔赛和约》为核心的这一系列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根据各自实力的新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暂时达成的协议，由这些条约构成的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被称为凡尔赛体系。

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条约随同对德《凡尔赛和约》生效，其宗旨是：“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维持各国间公开，公正，荣誉之邦交”。国联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共有42个国家参加，中国是创始国之一。

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组织机构主要有各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和行政院，下有常设秘书处协助其工作。行政院设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四个非常任理事国，但美国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因此没有参加国际联盟。后来，德国和苏联获得了常任理事国席位，非常任理事国则增加到10名。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出现，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国联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维持世界和平，保证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常运转。当国联的这一功用无效时，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后来的历史表明，国联无力维持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客观上纵容了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绥靖主义的帮凶。

2． 华盛顿会议

脆弱的凡尔赛体系给欧洲带来了暂时的稳定。除了法国因英美安全保证的流产而对德国更具戒心外，列强在欧洲的利益与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协调。但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使这一条约无法在中国发挥作用，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又使美国置身事外，限于欧洲的凡尔赛体系也无法阻止列强，特别是英、美、日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争夺。因此，由于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没有建立如凡尔赛体系般的新秩序，帝国主义列强在该地区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起来。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美日英海军军备竞赛，争夺远东霸权等方面。

1921年8月21日，美国总统华伦·哈定（Warren Harding）正式发函邀请英、法、意、日、中参加华盛顿会议。荷兰、比利时及葡萄牙认为在远东有切身利益，也要求参加会议。1921年11月12日，限制军备、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历时两个半月，至1922年2月6日结束，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日、比、葡、荷、中九国代表团。大会设两个委员会：美、英、法、意、日代表组成限制军备委员会；与会九国代表组成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操纵会议的是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华盛顿会议共批准并通过了7项条约和12项决议案。其中主要有《四国条约》、《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等。

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间发生争端，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时，缔约国将“召集会议受理全部问题，以便考虑解决”。条约还规定本条约生效后，英日同盟即宣告终止。

《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胜利。美国成功地达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目的。对英国而言，条约使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得到巩固。此外，英国通过《四国条约》在与日本保持“友谊”的同时，又免除了英日同盟的义务，实在是一举数得。日本代表则惋惜而无奈地对英国代表说：“不管怎样，你们已给同盟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葬礼。”但是，日本虽然失去英日同盟，作为四国之一，日本在太平洋上已能与英、美、法平起平坐，利益得到其他三国的承认，所以日本也沾沾自喜。

1922年2月6日，五国签订了《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海军军备条约》，又称《五国条约》。《五国条约》无疑是美国外交的又一次胜利。美国取得与英国同等的海上地位，也遏制了日本的海上扩张势头，从而迫使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海军比例，实现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主要战略目标。英国得以维持“一强标准”，在太平洋上的力量有所巩固，其战略目的也已达到。日本虽然被迫接受5:3的比例，但从实际得来的好处看，日本则是最大的赢家。这是因为：各缔约国在太平洋上维持防务现状的规定，为日本舰船平时的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因为日本进出口的40%要经过美国海军控制的太平洋海域，60%则要通过新加坡基地的炮击范围之内；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是，条约没有对日本本土的海军基地建设加以限制。（日本本土深入太平洋，一旦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将能迅速在太平洋上取得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是这样蓄势一击，突袭得手，在战争初期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虽然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却不得不对日本作出让步，为日后太平洋战争留下祸患。

1922年2月6日，当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通过，“山东问题”也在会外解决后，与会各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内容实质上是鲁特的“四点原则”加上休斯为强调“门户开放”而提出的《在华门户开放案》。中国的十项原则经过美国的修改即变成了《九国公约》，对中国而言，真是巨大的讽刺。公约的第一条即是美国代表起草的四点原则草案，在形式上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美国代表解释这一原则时表示这只应用于中国的18个省，不包括南海、内蒙与西藏，日、英的地位仍将得到保持。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向远东扩张的重要政策——“门户开放”在《九国公约》中得到具体的强化。美国可籍此排挤英、日的在华势力，为加紧扩张、夺取中国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又一个巨大收获。

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与协定，构成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即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是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继续，是对凡尔赛体系的补充。

3． 欧洲霸权衰落与两极格局的先兆

一战后，虽然欧洲四个庞大帝国的覆灭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通过战争，似乎并未减弱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俄国与德国这两个国家曾对欧洲霸权产生过深刻影响，但一战后，新建立的苏俄被削弱和封锁，收缩到欧亚大陆的一角，德国则彻底被击败。这给法国一次重建欧陆霸权的机会。从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这个念头便一直被德国遏制着。此时，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终于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法兰西的光荣。英国消灭了德国强大的海军舰队，使自己的海上霸权暂时独领风骚，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放弃了“两强标准”，但美国要追上英国毕竟需要时间。战后英法向中东扩张，使其领有的殖民地甚至比1914年以前更为广大。所有这一切似乎证明，欧洲的全球霸权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加完整。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因而能够成为世界银行和世界工场。但是，如果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是促成了欧洲霸权的解体。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一战前就已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完成。

这一进程的首要表现是全球经济主导权的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许多工业区遭到严重破坏，而美国则大发战争财。在战时巨大需求的推动下，美国的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928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达39.3%，大于欧洲各大国的总和。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4%，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产量的总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欧洲经济所依靠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带来巨大冲击。由于沙俄垮台等原因，英国失去了其全部海外投资的1/4，法国失去1/3，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的海外投资。美国战前完全依赖欧洲资本。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37亿美元的债务，而到战争结束时，欧洲转而欠下美国战债100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近45亿美元也集中到了美国手中。

欧洲已不可能象19世纪那样，把持着世界银行家与世界工场的地位和荣誉，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移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在经济领导权转移的同时，欧洲内部也爆发了政治危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思想终于结出了果实。战争使人们产生沮丧和怀疑，欧洲传统的秩序受到了挑战。苏俄政权的和平政策引导着早已厌倦战争的欧洲人民纷纷效仿。十一月革命后的德国虽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掌握政权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把其临时政府冠上“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的标记。匈牙利在十月革命的炮声刚落便响起“走俄国无产阶极的道路!”等口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爆发了各种运动。俄国革命在欧洲的传递性影响使“布尔什维主义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接受”。西方国家感觉到自己“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10】

欧洲传统的政治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欧洲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又迎来了一位非欧洲的领袖——伍德罗·威尔逊。作为第一位跨越大西洋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刚踏上欧洲，欧洲人便欣喜若狂，他们把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看作是理想和福音，而威尔逊本人也被欧洲人狂热地称为“救世主”。虽然威尔逊初抵欧洲时头上的光环转瞬即逝，但美国无疑已成为欧洲人民主与和平愿望的寄托。

自近代以来，欧洲无论在经济、政治制度乃至思想上都领导和激励着世界，一战后，这种情形已开始改变，如果没有美国巨人的强大支持，欧洲早已在战乱中衰落得更加彻底，而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广大亚非拉地区传播，更在深层次里动摇着欧洲赖以维持其霸权的根基。总之，这一切都在一战中和一战后瓦解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欧洲霸权。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的一个世纪里，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战争。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与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法国合作建立起来的“均势”。由于它所依靠的是英国的经济优势和海军力量，它实质上是英国强制下的和平。但是，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全部受到削弱，前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欧洲协调”早已灰飞烟灭。随着国际关系突破欧洲的框架而走向全世界，“限于和适用于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力量均势’模式已经结束了”。只有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与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几乎可以成为“力量均势”的代替物，但二者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威尔逊和列宁的计划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包揽整个世界。这就是说，两者都着眼于全世界人民，而无论他们种族和肤色如何。两者都否定了先前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传统的外交政策及其主要概念，即均势。两者也都拒绝秘密外交、领土兼并和贸易歧视。

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分歧，两者很快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就苏维埃俄国而言，其在创立之初就石破天惊，当时欧洲及广大亚非地区所掀起的革命浪潮几乎都源自十月革命的鼓舞。虽然当时的苏联还谈不上强大，但其在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国际关系中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列宁所提出的《和平法令》，对旧的外交原则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斗志，迫使美国不得不单独提出“十四点计划”来与之对抗。苏联想在全世界点燃革命之火，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美国则想把其“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新崛起的资本主义领袖，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上的主义之争。美国对苏维埃政权极其痛恨，蔑称其为“红色恐怖”，认为是社会主义而非德国才是美国的真正敌人。美国已认识到，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正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威胁，因而对苏俄采取了封锁、敌视、干涉的策略。随着苏俄越来越强大，美国与苏俄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深。由于一战后美国回归到孤立主义，苏俄因革命而收缩，二者的对立在此时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二者退出世界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使已经衰弱的欧洲得以继续控制世界，但此时欧洲已无力维持世界秩序的和平运转了。欧洲的霸权已经开始解体，一种世界性两极格局的先兆已经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第十二讲 “二十年危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动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9年宣告结束，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世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后，暂时调整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利益分配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之间也开始从军事冲突过渡到和平共处。在国际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欧美各大国通过会议和条约等形式调整了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其中以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为高潮，大国之间的“亲善”达到了顶峰，“洛迦诺精神”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然而正如《洛迦诺公约》本身就孕育着不稳定一样，整个20年代，国际社会都处于一种感觉中的经济“永久繁荣”、不牢固的政治稳定和无保障的国家安全之中。20年代的国际社会是和平喧嚣下充满动荡与危机的“洛迦诺时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和平年代，是一个孕育着危机的年代。

1．“洛迦诺时代”

战后初期，欧美各国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在国际问题上，它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德国的赔款问题。在它们看来，赔款问题的解决是与国内的经济恢复密切相关的。英法美等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斗争也是它们继巴黎和会后又一轮争夺世界霸权的开始。英法美等战胜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德国赔款问题持不同的关注态度。法国最关心赔款问题，赔款问题对法国具有重要的双重意义：首先，取得德国的赔款是经济上重建法国的需要，法国享有德国赔款总数的半数以上，可以通过赔款来补充法国国内恢复工业所需的资金；其次，德国的赔款还与法国的安全紧密相连，法国希望借勒索赔款之机使德国经济一蹶不振，以便树立自己在欧洲的霸权。而英国则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更不允许法国乘机称霸欧洲大陆。它要把德国当作一个同法国抗衡的力量保存下来。同时英国希望德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以利于欧洲经济关系的正常化，这不但可以大幅度增加英国商品对欧洲的销售量，还可以抑制法国力量的增长。德国的抵制和英法意见的分歧使赔款问题困难重重，这就为美国的插手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经济利益是与欧洲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战期间，美国对协约国的贷款与贸易使美国从欧洲的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它们的债权国；战后，美国发展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欧洲的稳定与繁荣。因此，美国对赔款问题也抱有强烈的兴趣。

1923年1月11日，法比两国出动共约10万人的军队，占领了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Ruhr）。由此，赔款问题演变成法德之间尖锐的军事冲突。德国古诺政府对此实行“消极抵抗”政策，停止开采鲁尔煤矿，拒绝向法国和比利时交付赔款，并号召整个占领区的德国居民进行抵抗。鲁尔危机结束，法国丧失了在赔款问题上的主导权，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1924年4月9日，专家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交了建议书，即“道威斯计划”。该计划大大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额，它没有规定德国的赔偿总额，只规定前五年的具体赔偿额，即1924-1925年度为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到1928-1929年度为25亿金马克；为了帮助德国稳定货币，英美先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赔款的来源是税收；建立监督制度；赔款问题上的争论由仲裁委员会解决。道威斯计划使赔款的控制权转移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手里。德国支付给英法等国的大部分赔款又以归还战债和偿付战争利息的方式转回美国的手里。道威斯计划是20年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对德国二十年代中后期军国主义经济的复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道威斯计划实施不久，德国就借口经济困难，要求重新确定赔款总额和赔偿的年限。在美国的支持下，专家委员会于1929年6月通过了一项新的赔款计划。当时任会议主席的是美国摩根财团的欧文·杨格，所以这一计划又称“杨格计划”（Young Plan）。杨格计划还规定1930年6月底以前协约国从莱茵地区撤军。杨格计划进一步放宽了对德国的限制。美国也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欧洲的影响。

1925年10月5日，英、法、德、意、比、波、捷在瑞士小城洛迦诺举行会议。美国没有正式参加会议，也没有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但从会议的进程来看，美国对会议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会议最后达成协议的某些条款，都是会前在美国的参与下拟定的。洛迦诺会议的实际操纵者则是英国，它的目的是扶德、抑法、反苏。在第一次会议上，英国就建议以后的会议不设主席，而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明显是为了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斯特莱斯曼在会议上展开微笑外交，以同协约国和解的姿态出现，巧妙地利用英法矛盾及英法引德反苏的心理迫使西方对德国作出让步。由于英德携手，法国在会议上处于不利地位。

洛迦诺会议（Locarno Conference）于10月16日结束，与会各国草签了最后议定书和其他七个条约，总称为《洛迦诺公约》。除了主要文件《莱茵保证公约》外，德国还分别与法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仲裁条约。法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分别签订了保证条约。根据《莱茵保证公约》的规定，德比和法比边界维持现状；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军事区的规定应得到遵守；道威斯计划仍然有效；德比和德法互不侵犯；英意两国充当该公约的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

《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英国外交的胜利，它在公约中起着第一保证国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在欧洲的支配地位。英国顺利地达到了扶德抑法的目的，但由于苏联的坚决反对和德国圆滑的外交政策，英国引德反苏的目的远未达到。经过洛迦诺会议后，法国长期经营的欧洲同盟体系受到了严重打击，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被大大地削弱了。它标志着战后法国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实行单独制裁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法国今后本身的边界安全却要依赖英国甚至意大利的保证。德国是《洛迦诺公约》的最大受益国。它在没有承担什么新义务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部分外交目标：在英国的支持下削弱了自己的对手法国；恢复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东部边界问题的不确定为德国向东侵略开了方便之门。《洛迦诺公约》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重新登台铺平了道路。

《洛迦诺公约》签字后，德国再次正式申请加入国联。1926年3月，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是否接纳德国的问题。会上法国为了抵消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对国联力量均衡所造成的影响，坚决支持波兰成为常任理事国。英国则暗中支持西班牙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巴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彼此各不相让，会议陷入僵局。德国为了对国联的讨论施加影响，于1926年4月2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这个条约对英法孤立苏联的企图是一次打击，同时德国也利用这个条约提高了自己在西方的地位。9月，德国正式加入国联。在英国的策动下，德国不久又成为国联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德国加入国联，是德国外交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德国不仅恢复了与英法平起平坐的地位，还打破了英法对国联的控制，取得了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动摇了凡尔赛体系的基础。

经过紧张的磋商并相互达成妥协之后，美、英、法、德、意、比、波、捷、日等十五国于1928年8月7日在巴黎举行了公约的签字仪式。这就是所谓的《非战公约》，也叫《白里安—凯洛格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全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

《非战公约》于1929年7月25日生效。截至1933年，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48个，连同15个签字国，总计63国。公约签订后，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和平喧嚣。实际上，《非战公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公约没有提到裁军问题，对违反公约的国家，也没有实际的制裁办法。它只是反对战争而不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而且英法美等国还对公约提出了各种保留意见，各国仍然可以在“自卫”的幌子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非战公约》是法美两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动机而倡导建立的，各国又作了种种保留，根本不能起到维护世界和平、制裁侵略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裁军根本无从谈起；欧美各大国各自为政，国际社会处于无序的危机状态。一个能对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尤其是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约束的世界秩序始终未建立起来。没有约束力的国际“新秩序”为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非战公约》虽然存在以上种种缺陷，但它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奠定了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所以它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文件。二战结束时，对于德日两国主要战犯，就是根据《非战公约》的有关条款来进行审判的。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霸权统治，也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体制、殖民体制、均势原则等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刚刚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旧秩序的载体受到了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从而使20年代的国际态势呈现出复杂的交叉局面，和平的表象下蕴育着动荡。

2．大萧条与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使国际关系中原有的重重矛盾迅速激化。为了摆脱经济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社会危机，民主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坚持在民主体制下通过对内调整政策，对外进行经济竞争、剥削殖民地等方式寻求摆脱危机的道路；而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势力则伺机篡夺了国家政权，走上了对内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可怕的崩溃。生产过剩和赊卖的流弊引起了证券价格大幅度下跌。10月24日，被称为“不祥的星期四”；10月29日，成为“纽约股票市场史上最凄惨的一天”。股价的暴跌引起了信用恐慌和金融危机，并导致了美国市场的崩溃，造成美国经济的持续萧条。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

这些危机造成的世界性动荡严重冲击了战后秩序。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民主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坚持在民主体制下缓解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它存在不少弊端，但毕竟使美国保持了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且是在其他地方民主政体摇摇欲坠的时候做到这一点的。较为脆弱的民主国家，如魏玛（Weimar）德国，西班牙及罗马尼亚，都纷纷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而早在1922年就建立了法西斯党的墨索里尼意大利已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全部重构。在亚洲的日本，军部法西斯也控制了政权。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导致了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斗争的尖锐化,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的计划。1932年2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是它们调整军备比例的再次尝试。会上德国以军备平等为名，要求取消对其军备的限制。德国的主张与法国寻求“安全保障”的要求冲突。日本此时业已发动了侵华战争，丝毫没有裁军诚意。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继续其在地中海和东非地区的扩张也反对裁军。英国在会上鼓吹“欧洲协调”，采取对德纵容的态度。1933年10月，纳粹德国又退出裁军会议，世界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终因各国矛盾的不可调和，于1934年6月11日宣告破裂。至此，国联范围内的裁军以失败告终，国际趋势是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重整军备。因为军火制造不仅能为亟待就业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增强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能力以及向弱小国家转嫁危机的威慑能力。

面对严重的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各国在对内采取反危机措施的同时，对外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和资源战。30年代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战，其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关税战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惯用战术，但30年代它已越出常规而呈现出世界范围的尖锐性。倾销战也已不是一般的商品输出竞争，而是特殊形式的“甩卖”，具有强行打破现存国际市场秩序， 直接导致国际冲突的性质。货币战可以说是30年代经济战的新产物，它带有战略上的集团冲锋性质。资源战是帝国主义经济矛盾更为激烈的表现，它在实质上要求对殖民地进行重新分割，因而必然导致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矛盾的加剧，最终发展为以战争形式解决彼此矛盾

经济危机给纳粹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发展迅速。广大中下层人民饱受失业和破产之苦，对现政权极端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纳粹党根据各个阶层选民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巧妙宣传。在争取城乡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的工作方面，纳粹党比其他政党都要成功，相当一部分失业工人也被争取过来。经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周密的组织工作，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640多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席位由1928年的12席增至107席，成为国会中显赫的第二大党。与此同时，面临沉重的经济危机和汹涌的革命浪潮，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企图利用德国社会中的各种反动力量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以达到通过对内镇压革命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摆脱危机的目的。1931年10月11日德国垄断巨头、大地主、国防军的代表和一些反动政党在哈尔兹堡举行会议。会议结成“哈尔兹堡阵线”，要求法西斯组织和其他右翼政党实行联合，共同支持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

在1932年7月31日举行的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共获议席230个，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9月12日，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不信任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法令的提案。纳粹党为了推翻当时执政的巴本政府，破例投票赞成共产党的提案，结果以513票对32票通过。然而，在11月6日重新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失去了34个议席，只得到了196个议席。纳粹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引起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恐慌。1932年11月11日，20名金融家、工业家和地主上书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他迅速在德国建立起法西斯专政。首先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取缔了德国共产党，继而取消了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病死，希特勒修改了宪法，取消了总统职务，自任“国家元首和总理”，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体制。

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国际条约的束缚，1933年10月德国先后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联，这是纳粹德国由秘密扩军转向公开扩军的标志。

在积极扩建陆军的同时，德国又加紧扩充海军军备。当时羽翼未丰的希特勒不愿同海上强国英国公开冲突，故建议英德举行海军谈判，以要求德法海军平等为由，诱使英国作出让步。1935年6月18日，双方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英德海军协定》是希特勒德国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使德国重新武装合法化。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借口法苏缔结互助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派谴35，000名德军占领了莱茵区，并宣布不再受两约的束缚。这一事件的结局大大提高了希特勒在国内的威信，更助长了他的侵略野心。德国开始在西部修筑齐格菲防线，并加快备战步伐。

德军进驻莱茵，使欧洲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的欧陆大国假象被戳穿，比利时退出了法比联盟，严守中立；其他盟国也逐渐脱离法国。英国因拒绝执行《洛迦诺公约》保证国义务导致威望下降。而德国则突破了扩张道路上的最后屏障，威胁世界安全的战争策源地在欧洲形成了。

1931年6月，日本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确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方针。9月18日，日本悍然出兵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是一战后公然使用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大行动，不但威胁了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而且破坏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均势”。但是，它们和日本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出现了南下的迹象，直接威胁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932年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允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这一声明，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不承认主义是美国对其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大规模的重新确认，美国首先想到的是确保其在华利益不受侵犯。然而，“不承认主义”也未使美国承担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的义务。

对于日本公开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一事，国联于1932年1月21日成立了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的调查团研究中日关系问题。报告书承认日本是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中国的领土。但却主张既不应该维持和承认东北地区现状，也不应该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而应由外国教官协助组织特别宪警，维持东北治安。《李顿报告书》表明西方帝国主义既要对日本妥协，又想分沾利益，企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列强共管的殖民地。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基本上接受了调查团报告书，并声明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同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声明它的国际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全不同，因此宣布退出国联。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了进攻，1933年又疯狂地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其他地区扩张势力。在国土沦丧、平津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党仍然顽固坚持“救国必先剿共”的方针，一再妥协投降。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等于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从而使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全面入侵华北奠定了基础。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入侵华北，使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遭到践踏；日本退出国联后，又单独废弃了《五国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至此，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日本肆无忌惮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伴随着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军部法西斯在国内不断发动政变和谋杀。1936年2月26日，日本部分少壮派军人发动叛乱，企图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被镇压后失败，这就是“二·二六”事件。这一事件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内部不同派别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叛乱平息后，日本成立了以广田弘毅为首相的内阁，加快了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的步伐。同年5月，广田内阁恢复了1923年曾实行过的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中将以上现役军人担任的旧制；8月，由首相、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组成的五相会议召开，研究制定日本政府的重大政策。从此，五相会议成为日本真正的权力中心。“五相会议”体制的建立，标志着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最终确立。从此，日本军部不仅对外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束缚，在国内也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作好准备。亚洲战争策源地在日本形成了。

3．20—30年代的亚非拉革命浪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特点是从孤立的、分散的、自发的斗争方式走向了普遍的、集中的、自觉的斗争方式。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先后涌现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凯末尔革命、中近东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亚洲的反帝斗争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等。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Sun Yat-sen）一直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但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却屡遭挫折，孙中山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然而，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决定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民族统一战线建立。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并发表了《北伐宣言》。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招致它们的干涉。美日英帝国主义施展种种手段和伎俩来破坏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随着蒋介石在1926年4月篡夺了革命的果实，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总结教训，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民族解放道路。

作为同盟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在战争中成为战败国，战争结束时，土耳其已是危机四伏，面临严峻而又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面对严峻的形势，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以著名爱国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为首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了抗击外国干涉者，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独立运动。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召开的国民议会上，成立了以凯末尔为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的国民议会政府。国民议会宣布它是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权。这样，在土耳其一度出现国民议会政府与苏丹政府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

1922年11月22日，以英、法、意、日、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召开讨论重新签订对土和约问题的国际会议。美国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苦的谈判，1923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了《洛桑条约》和《海峡制度公约》。《洛桑条约》使土耳其摆脱了《色佛尔条约》的屈辱和奴役，获得了在本土范围内的独立。《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奴役土耳其的计划彻底破产。土耳其独立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凡尔赛体系的限制，土耳其也因此成为打开凡尔赛体系缺口的第一个国家。

1923年8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定都安卡拉，凯末尔当选第一任总统。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内，凯末尔效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土耳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国外，凯末尔实行积极外交政策，改善和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使土耳其的国际影响日益提高。凯末尔革命也是穆斯林核心部分的一场世俗革命。它不仅挽救了土耳其的民族命运，同时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败和瓜分瓦解，中东地区开始实行了新的政治安排。

《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东地区的条款违背了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违背了已经公诸于世的民族自决原则，激起了阿拉伯人民族主义情绪，一场遍及中东地区的武装反抗浪潮被引发了。面对阿拉伯人民的武装反抗，英法两国政府给予了他们不同程度的自治，这样的结果虽然不能令民族主义者完全满意，但也确实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

中东地区委任统治地不尽相同。1930年，英国与伊拉克签署了妥协性的条约：英国同意结束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支持伊拉克申请加入国联；伊拉克以同意英国在它的境内享有各种特权作为回报。1936年，英国与埃及华夫脱党（al—Wafd）的民族主义者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依据条约，英国结束它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安排埃及进入国联；埃及以同意在战时支持英国，同意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以及对苏丹实行英埃共管作为回报。与英国相比，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做法就显得不够灵活。法国侵占叙利亚后，实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民族主义暴动不时发生，法国当局为此焦头烂额。1936年，法国仿效英国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缔结了条约，但条约未被法国国民议会批准，法国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矛盾一直到二战爆发时仍未解决。与上述情况略有差异的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成立。经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内志国王伊本·沙特基本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1926年1月，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汉志国王和内志苏丹。1927年，改称为汉志、内志及其属地王国，1932年9月改称沙特阿拉伯王国。新兴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是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在中东的政治舞台上和阿拉伯世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与阿拉伯世界相比，伊朗的情形略有不同。1925年12月15日，曾经担任过伊朗哥萨克旅旅长的礼萨废黜了原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一经建立，礼萨就几乎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每一方面实行全盘西化。但由于伊朗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礼萨的现代化设想和实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埃及和伊拉克的具体情况与伊朗虽有不同，但依附性经济的现实使它们依旧处于受剥削、受压制的地位。

除了上述民族解放运动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爆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等反帝斗争以及阿富汗的独立；在非洲，掀起了埃及人民和摩洛哥里夫人民的反帝斗争。

第十三讲 二战前后的国际关系

1． 三国轴心的形成

当欧、亚两个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在德国和日本形成之际，另一个资格最老的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已走上了侵略扩张的战争之路。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素以投机者著称。墨索里尼上台后，既无明确的盟友又无确定的敌人。不过，寻找机会实现变地中海为意大利内湖的野心却一贯明确。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法西斯意大利在那些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很象一只孤独的狼，等待着时机扑向它的猎物。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大规模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直到1936年5月，意大利才攻占了埃塞俄比亚首都。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之后，其东非殖民地联成一片，威胁着埃及和地中海的安全，加剧了意大利和英、法之间的矛盾；同时促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相勾结，这件事成为德、意关系好转的一个转折点。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意大利在非洲的侵略，换取意大利放弃在澳大利亚、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争夺，这两个国家的靠拢，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以前是三比一，现在却变成二比二了。”

东地中海的意埃战争刚停，处在西地中海战略要冲的西班牙又发生了战争。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由于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叛乱分子直接支持和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使这场以“内战”形式出现的战争，实际上变成一场抗击法西斯，捍卫民主和独立的民族革命战争。它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二战前夕民主力量和法西斯侵略势力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内战的根源在于西班牙社会制度本身，是它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但是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支持，是促使内战得以延续和扩大的主要因素。由于英法等国家执行不干涉政策，禁止向西班牙政府输出武器及军用物资，西班牙军民艰苦奋战了2年零8个月，终于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失败了。1939年3月28日，反动的佛朗哥独裁政权开始了对西班牙的统治。

通过埃塞俄比亚战争，墨索里尼决定性地开始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在共同干涉西班牙的过程中两国勾结的程度又加深了。为进一步合作，双方都调整关系，使曾经阻碍它们合作的奥地利问题起了微妙的变化。1936年10月25日，德意两国外长在柏林签订了《德意协定》。

1936年2月26日事件后，广田弘毅内阁上台，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正式确立。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了战争轨道。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通过了一个日本国策纲领性文件：《 基本国策》，规定：“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指太平洋西南部各地）发展。”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建立了广田宏毅内阁的军部独裁体制，完成了法西斯化的过程。由于日本政权性质的变化以及国防、外交上的需要，日、德勾结加速。11月25日，日、德缔结了《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一般称为《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因此形成。轴心国形成之后，德、意、日在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上走在了一起。

30年代初，随着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英法的绥靖色彩就初露端倪。始作俑者是英国。1932年3月麦克唐纳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以全面解决裁军问题为目标的裁军公约草案，实际上承认了德国与西方国家军备平等的权利。绥靖倾向已可见一斑。

美国在30年代的大部分精力主要集中在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混乱上。在对法西斯侵略方面，仅仅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消极地宣布了所谓的“不承认主义”。罗斯福当政后，美国推行的睦邻政策中心仍在美洲。对待欧亚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扩张，采取了“中立”态度。

1938年4月10日，德奥宣布正式合并，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一个省。德国吞并奥地利是对《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关于禁止德奥合并，维护奥地利独立地位的规定的公然破坏。英法对此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英法政府只是表面上向德国发出了抗议照会，实际上十月初，英法相继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德国也因此控制了中欧战略要地，形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包围。

在将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张伯伦与希特勒于1938年9月30日炮制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区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史称《慕尼黑协定》。《慕尼黑协定》实际上宣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死刑。对德国来说，吞并苏台德区不但大大增强了经济军事势力，而且大大提高和巩固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权力和威望，造成所谓“元首是一位征服者、英雄式的人物”的形象。

《慕尼黑协定》使英法本身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加剧了那些本来依附于英法的欧洲小国对英法的离心倾向。《慕尼黑协定》给苏联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战略以致命一击，加深了苏联对英法的猜疑和分歧，苏联不得不修正了它30年代长期谋求的集体安全战略，制定新的外交政策。1939年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就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地区。这标志着德国的侵略计划进入了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新阶段，也使英国的对德态度发生了变化。

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署了《德意友好同盟条约》，即所谓“钢铁条约”。条约规定在缔约一方受到外来威胁时，另一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给予全力支持。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空中互相给予军事援助。条约还规定了两国在军事方面和战时经济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同盟义务。此外，在秘密协约中还规定协调两国的宣传活动。

《德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抛弃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反共烟幕，明目张胆地彰显出对外扩张的野心，具有公开的带有侵略性的军事同盟的性质。它的签订是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

1939年3月21日法国总统访问伦敦，22日双方确定了两国相互支援的义务，并宣布一旦德国进攻荷兰、比利时和瑞士时，两国将给予军事援助。5月，双方确认将共同对德、意作战。这样，英法两国实质上已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欧洲局势日渐动荡。英、法、苏、德从各自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展开了以英法、苏联、德国各为一方的三角谈判。这些谈判在时间上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每一方都试图通过另一方牵制对方，以取得有利于自身的结果。事实证明，英法与苏联在1934-1939年间，除了制裁意大利一事之外，不可能在任何重大危机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在所有这些危机中，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现它们处于对立的阵营。甚至在1939年德国以战争同时威胁苏联和西方时，它们也不能商定共同的防御行动。相反，每一方都试图将战争引向对方。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主要内容为：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行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方敌对行为的对象时，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双方承诺只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争端和抵触；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改善了德国的战略处境，排除了最令德国担心的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做好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9月1日，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进攻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起了突然袭击。德国闪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

1940年9月9日，德日两国恢复了缔结同盟条约的谈判，意大利在德国的鼓动下也加入进来。27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日三国侵略军事集团的正式形成。条约主要针对美国，试图使美国置身事外，从而使日本达到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和保障德国集中兵力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双重目的。不久，德国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入三国同盟，轴心国集团进一步扩大。

欧洲形势的剧变使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外交策略，由中立主义转变为支持英法抗德。1939年11月，在罗斯福总统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新中立法案》。11月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通过标志着美国中立主义政策的结束。1941年1月，《租借法案》提交国会两院，并获得通过。3月，《租界法案》正式生效。《租界法案》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英美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1月29日，美英首次举行了协调两国军事战略的秘密会谈。3月27日，双方制定了“ABC-1计划”，规定两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为：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欧洲战场上的德国，然后再打击亚太战场上的日本。“先欧后亚”成为美英两国共同的战略方针，英美军事联盟建立。5月，罗斯福政府最终决定贯彻ABC-1计划，执行修改后的“彩虹—5”方案，并宣布美国处于“无限制紧急状态”。美国加强了在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与德国实际上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

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苏联在保卫“西部边界安全”的口号下，通过扩大西部疆域而建立起来防御德国侵略的“东方战线”。 保证自身安全是苏联谋建“东方战线”的主要目的。在一年的时间内,苏联把它的国界向西部推进了几百公里。这对于后来延缓德军对苏联腹地的进攻，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苏联的这些做法侵犯了一些小国的独立和主权，突出地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使西方国家认为苏联是德国事实上的盟友。

1941年6月22日凌晨，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宣告了德国以闪电战为主的全面进攻战略的失败，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同时，莫斯科会战的胜利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英美看到了苏联强大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1941年12月7日（美国华盛顿时间）下午7时50分，日军对美国在太平洋的最大海军基地和战略枢纽珍珠港（Pearl Harbour）发动了突然袭击。日军以微小的损失为代价，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后，日本向美英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古巴等20多个国家也对日宣战。12月9日，中国蒋介石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翌日又向德意宣战。11日，德意及其仆从国保、罗、匈等也向美国宣战。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等相继沦丧。日本偷袭珍珠港，促成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孤立主义外交和对日绥靖主义政策的终结。美国的参战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并最终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1941年8月9日至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协调战时关系，在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一致同意的原则发表了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9月24日，苏联发表声明，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世界反法西联盟的建立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苏美英莫斯科会议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联盟的建立。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召开三大国会议讨论对德作战和有关援苏问题。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三国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同时，法西斯国家也加强了勾结。欧亚两地的暂时胜利，使德意日法西斯欣喜若狂，三国的勾结速度大大加快。1941年12月11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共同地并以在它们支配下的一切手段”进行战争直至最后获胜，并保证不经三国完全同意，不与美英缔结和约。这从反面进一步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

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为了制定两国合作的战略，英美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第1次会晤。会议确认德国为主要敌人，决定集中兵力先解决欧洲问题，并成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两国军队实行共同指挥。会议期间，美国提出反法西期国家共同签署一项联合宣言。1942年1月1日，包括美、苏、英、中4大国在内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表示与法西斯国家进行共同斗争。各国均保证倾本国之全力，相互合作，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对于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联盟内部大国之间的矛盾极其复杂。联盟建立之后，在共同的作战过程中，三大国就第二战场的开辟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3． 全球战略主导权的转移与二战结束

1942年至1943年间，二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盟国在欧洲、北非和亚太战场将不利的战略态势扭转过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欧洲战略态势的扭转。从1942年7月中旬到1943年2月初，苏德两国展开了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1943年1月31日，德军主帅鲍卢斯投降，2月2日，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最后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点。德军损失了150万军队，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德国法西斯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趋向，1943年一部分德国军官两次密谋推翻希特勒。更为重要的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苏联的国际地位也由此提高。

北非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同盟国与轴心国在北非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厄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率领的德军于1942年5月打败了英军，占领了要塞托卜鲁克，同盟国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主力投入到苏德战场，北非的德军得不到充足的给养和设备。英军抓住德军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十字军”行动方案，计划摧毁昔兰尼加的德军装甲部队，进占的黎波里塔尼亚。1941年11月，英军发动进攻。德军受挫，被迫撤退。不久，隆美尔指挥德军反攻，于1942年7月到达阿拉曼以南地区。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德军给养匮乏，进退两难，无力维持进攻态势。秋季到来之后，德军在非洲更是举步维艰，赖以生存的意大利－北非运输线又受到英军的重创。1942年10月23日，阿拉曼战役（the Battle of El-Alamein）正式打响。英军不仅在空军和海军方面具有优势，而且破坏了德军的后勤供给线，英军最终取得了主动。隆美尔军团进行了顽强抵抗后，被迫于1943年2月撤退到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一带。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使北非战场出现了转折。趁此有利之机，美英联军于1942年11月实施“火炬”方案，顺利在法属北非登陆。1943年4月，美英联军与蒙哥马利部对德军非洲军团发动总攻。5月13日，德意军队25万人走投无路，在突尼斯向美英投降。北非战役的胜利使美英联军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并为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和诺曼底登陆提供了经验。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暂时获取了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地位。到1942年3月底，东南亚、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的广大地区和美英军事基地全部沦陷。“大东亚共荣圈”的光环盛极一时。然而， 时隔不久，美国凭借自身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开始扭转美日之间的战略态势。1942年5月，美英舰队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进行了珊瑚海海战。珊瑚海海战是战争史上第一次由航空母舰之间进行对抗的海战。双方投入的力量和遭受的损失基本持平，但是，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进攻已被盟军阻止。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首次受挫。

中途岛（Midway Islands）位于珍珠港西北1000海里处，是夏威夷群岛的门户和屏障。1942年6月4日，日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准备对中途岛进行突然袭击，企图占领该岛并引诱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一举加以歼灭。但是，美军事前破译了日军密码，对战争作了周密准备，在中途岛北部200多海里处对日舰进行了反伏击，一举重创日军。日军损失惨重，从此丧失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中途岛海战后，盟军乘胜急追，又取得了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的胜利。瓜岛争夺战从1942年8月7日开始，至1943年2月7日结束，历时半年。它是一次陆海空军协同进行的岛屿争夺战。日本陆军遭受了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一次惨败，日本海军也损失过半。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瓜岛一役打断了日本海军的脊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至此彻底扭转。美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为岛屿争夺战取胜准备了条件。此后的一年时间内，美日展开了逐岛争夺。到1943年底，日本全面溃退，美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优势。美军日益逼近日本本土，日本败局已定。

1942年底，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扭转了战略态势。为了协调彼此行动夺取最后的胜利，以及讨论战后的世界秩序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

1943年1月14日—25日，美英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揭开了大国首脑会议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就盟国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讨论。1943年5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把登陆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5月1日。斯大林对于把第二战场的开辟时间再次延后表示不满，认为英美故意拖延，以消耗苏联的有生力量。8月，美英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由于苏联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再次全胜，即使没有第二战场，苏联战胜德国已成定局。为了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迫使英国同意在1944年5月1日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

1943年11月22－26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作，协同对日作战，并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了开罗会议（Cairo Conference）。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参加的唯一一次战时盟国首脑会议。三国就远东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宣言郑重声明，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并“决定在相当期内，使朝鲜自由独立”。开罗会议肯定了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树立起来。

1943年11月28日－12日1日，三大国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第一次会聚一堂，商讨结束战争和战后世界的重建问题。这是一次“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大集中”。德黑兰会议（Tehran Conference）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开辟第二战场、关于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波兰问题以及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等。黑兰会议是二战期间三大国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它解决了盟国之间围绕第二战场问题等问题的长期争论，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程。但是，这次会议也带有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三巨头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做法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德黑兰会议是新的大国政治的开端。

4． 欧洲霸权的终结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

1945年5月2日，柏林德军缴械投降。8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欧洲战争胜利结束。8月6日和9日，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伤亡。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构成了强大的国际压力，日本政府被迫投降。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向全国广播“投降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盟军远东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1880—1964）代表所有对日作战国家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束。

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发源地。三十年战争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平等和以会议形式调整国际争端的原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产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国际格局几经变动，但是直到一战前，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依然在国际格局中处于支配地位。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和冲突不断，它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当欧洲境内势力范围基本划分完后，欧洲列强又向亚非拉等地区扩张。这些地区被迫加入到欧洲国家主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出现了几个新的因素，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均势。一个新的因素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俄国逐渐取代了法国大陆强国的地位。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俄国俯视着整个欧洲。西欧的法国和德国都把俄国作为自己结盟的对象，借俄国的力量同自己的敌人纵横稗和。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德意志结束了大分裂状态，三次王朝战争使德意志完成了统一，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依靠德意志的分裂所维持的欧洲均势很难再继续下去。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和日本的崛起。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表明，美国和日本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国际关系已经突破了欧洲范围，欧洲将失去世界政治中心的特权。从19世纪下半叶起，旧均势一步步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无法再建立一个新的均势。德国和奥匈战败；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美国在战后回到了孤立主义状态；英法在对德政策上矛盾重重。当国际关系已经突破了欧洲的框架而走向世界时，适用于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均势已经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彻底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的领导权。战后西欧国家的经济普遍凋敝。德、日、意等法西斯战败国损失惨重。德国和日本1946年的工业生产只及1937年的30%。它们还丧失了原有的殖民地，本土也被占领。而战胜国中的英法两国，景况也不容乐观。法国经济萎缩，财政恶化，对外贸易下降了75%，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了50%以上，通货膨胀在战后接踵而来。经济困难加剧了社会矛盾，法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得不承认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等国的独立。英国在战争中遭受的打击也极其沉重。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被用于军费开支仍然不够满足战争的需要。为了筹措军费，英国被迫出售它的海外投资和在海外的若干军事基地。结果它的海外投资减少了25%，并丧失了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一部分战略立足点。尽管如此，英国国内的黄金储备仍然消耗殆尽，出口贸易下降了40%左右，工业总产值下降了20%。英国被迫承认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爱尔兰等国的独立。不言而喻，欧洲的全球霸权已经结束了，它已不可能恢复以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也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

与欧洲霸权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作为超级大国，美苏早在19世纪就已初露端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1805-1859）曾经以敏锐的眼光指出，未来的世界将由两个不同的民族，即美国和俄国主导。但是，一战后，苏联被排除在国际事务的中心之外，美国则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而没有参加自己倡导的国际联盟。二战爆发后，美苏被深深卷入到战争中，随着盟军的胜利推进，两国逐渐掌握了全球战略主导权，并构建了雅尔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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