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被查，人们凭什么要为之惋惜
王贵成文
今年的两会开得很有特色，一边开会一边还不忘反腐。而最出乎我意料的是，现今最有名的明星官员——云南省省委副书记仇和——竟然被查了。“仇和代表，散会后请留下”，这是一家媒体的标题，虽然颇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却并不符合事实真相。其实，仇和被抓并非在人大会议闭幕现场，而是随云南代表团成员回到驻地后被带走的。
仇和被查了，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更有知名博主周蓬安专门撰文《仇和被查，令人惋惜！》抒发这种感叹之情。尽管我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仇和这位明星官员了，但对他的落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更不感到惋惜。“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仇和的落马就是这样。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全盘否定仇和此前的一切政绩。 仇和以前的一些施政措施确实还是不错的，比如他在宿迁推出的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人民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如此治官，固然官不聊生，不过民众确实能扬眉吐气。再比如到昆明后，他来到位于当地丹霞路的昆明市新闻中心，让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这种做法，就有点让媒体充当社会监督的公器了，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仇和有一些言论还是振聋发聩的。比如他说过，“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他还说过，“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这些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值得人们细细玩味。
但仇和的出事也在情理之中。仇和出事，极有可能发生在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方面。仇和在宿迁搞的“全民招商”曾让该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到昆明后又依法炮制，还曾发生过请宿迁招商干部来给昆明招商干部上课，并导致一名会场“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连夜辞职的事情。而商人刘卫高的出现，恐怕就是仇和日后的“滑铁卢”。
刘卫高，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2003年前后，刘卫高带着一百多万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正是此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据说，刘卫高在宿迁投资的项目包括游乐场、商场、写字楼和至少四个高档小区。宿迁市如今正在建设的新CBD项目，就是刘卫高中豪集团的投资。坊间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他（刘卫高）一个人就盖了半个宿迁城”。仇和调任云南后，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引发集体抗议事件，但涉及上万摊位的旧螺蛳湾，仍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2011年的新螺蛳湾项目，中豪集团号称由25名股东组成的财团出资320亿，但媒体调查发现，中豪集团注册资金10个亿，登记自然人只有15个人。这次，刘卫高的中豪集团复制了在宿迁“造城”的模式。但随着刘卫高的接受调查，今年二月，刘卫高投资的宿迁市房产和商业项目已全部停工。
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不管你如何有个性，即便成了明星官员，一旦和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混在了一起，其中的猫腻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而落马被查更是自然之事，区别只是迟与早而已。
但话又说回来，世上哪儿会真的有不吃腥的猫儿呢，仇和又怎么能例外呀！最让我反感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仇和施政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胆大妄为，不惜逆历史潮流而动。典型的例证是，央视王牌栏目《焦点访谈》曾在短短几年三次聚焦宿迁，比如在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引得《焦点访谈》采访报道。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招商引资是重要，但教师的任务比这要重要得多，怎么能舍本逐末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呢？！
仇和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却是对教育的粗暴践踏，充其量不过是充当了教育市场化的急先锋。早在主政宿迁时，仇和就将全市337家幼儿园全部改制为民营，一度出现教师收入下降，师资流失等现象。然而，“仇和式教改”依然是他不变的痴情。这不，仇和在主政昆明以后，2008年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就联合下发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这标志着“仇和式教改”在昆明开始启动。根据文件精神，学前教育改制这一块被政府部署为首要目标，总体任务是，到2010年民办学前教育比重要占到90%以上。（2008年3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此举一出，争议之声四起。尽管赞成者有之，认为仇和的举措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化；然而反对者更多，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强调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没有真正将幼教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不过，虽然议论纷纷，但仇和的改革原则是“不争议”，于是，“仇和式教改”照样还是在昆明展开了。
在昆明，仇和凭他的铁腕和权力，其“仇和式教改”也许可以在“不争议”中展开，但这种“不争议”却是非常可怕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的专制思想。如果其教改的大方向没有出现偏差教改侥幸获得成功还好说，如果大方向从根本上就出现了问题，却一味提倡什么“不争议”，不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等教改走进了死胡同，他仇大人可以不痛不痒地检讨几句，而成千上万受到损失的老百姓利益，谁又来补偿呢？又怎么能补偿得了呢？要知道，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其改革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怎么能以一句“不争议”就来敷衍塞责呢？
“仇和式教改”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把学前教育市场化以后，私立幼儿园是日渐增多，政府的财力和精力可以不用多关注这块教育了。但时下中国的私立幼儿园，基本上是以牟利者居多，不仅费用高出城市居民的正常开支限度，而且教学质量缺乏保证。因此很多人对私立幼儿园不信任，宁愿交高额赞助费（北京的幼儿园入园费那一年最高的已达10万），也要设法把孩子送到公立幼儿园。而公立幼儿园本身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教育拨款，再接收这些天价赞助费，这不是在光明正大地搞腐败吗？再看看那些最容易购买到公立幼儿园就读资格的，不是大权在握的官场中人，就是腰缠万贯的大款老板，亦或就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亲朋好友。而市民阶层中的低收入者和农村儿童，则就对不住了，只能随着日渐高涨的天价收费而“望园兴叹”，甚至得不到学前教育，人的不平等可能由此就会形成。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只有让更多上不起幼儿园的孩子的母亲做一个专职母亲，放弃工作专门在家教子，但不知那么一来，国家和城市要浪费多少人力资源了！
现在的中国，学前教育还未被列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国家似乎也没有把学前教育当作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反倒以所谓“社会化”和“公平化”的名义，试图把过去形成的并不完善的幼教体系市场化，要把公立幼儿园这一公益性事业关停并转、出租出售。
实际上，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一味把学前教育推入市场，那是非常愚蠢的，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科学研究表明，6岁以前是人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日后能获得17美元的收益。因此，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前教育都被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富有远见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加大公共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