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金陵十三钗》文化审美意蕴的缺失 - 兼与同名小说比较

发布时间:2015-03-06 17:55:3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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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金陵十三钗》文化审美意蕴的缺失——兼与同名小说比较

摘要:电影《金陵十三钗》明显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它力求在主旋律电影要素、商业电影要素和艺术电影要素之间求得平衡,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对人精神、心理、品性挖掘和表现的单一性,在运用画面、声响、情节等手段表现日军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高扬国入团结自卫的伟大精神和自是一家的价值理念时,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却遮蔽了同名小说的文化多元性和精神超越性,使电影的艺术回旋空间明显不足,对人性的张扬也缺乏丰富性和对比度,导致电影的创新性大打折扣,文化审美意蕴也存在诸多缺失。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电影;小说;文化审美意蕴

电影《金陵十三钗》由国内著名编剧、作家刘恒和原小说作者严歌苓共同编剧,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美国好莱坞电影金像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拍摄3年耗资6亿元人民币,声势浩大,成为当前战争题材商业大片的又一力作,取得了不菲的票房业绩。但如果不被影片的宣传攻势所左右,而以更高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就会发现,电影在运用画面、声响、人物、情节等手段表现日军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高扬团结自卫的伟大精神和自是一家的价值理念时,思维、情绪、意向未免过于直截、单一、执着,缺乏艺术的回旋空间,缺少人性的丰蕾I生和对比度。电影具有鲜明的古典主义回归倾向,满足了当下国人团结奋进、重振中华的愿望诉求,但过分淡化了小说原著的文化多元性和精神超越性,将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内涵一笔消除,导致电影的创新性大打折扣,文化审美意义也存在诸多不足。

一、民族批判视角的消失

小说自始至终揭露和抨击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同时也反省和批判了中国人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小说还存在着内批判视角。它有一条清晰的情节因果链:因为(哲学与人文论文--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中国政府下令国军撤退而导致南京几十万下层官兵和百姓被日军屠杀;因为由中国人组成的埋尸队里有人告密,屠杀过程中有两个幸存的中国被俘士兵躲到了威尔逊教堂里,从而引来日军的搜查,三个躲藏在教堂里的中国军人和一个教堂厨子(也是中国人)被枪杀;教堂厨子被杀,躲藏在阁楼里的女学生发出一声细微的惊叫;因为这一声惊叫,引来日军隔天更全面的搜查,女学生终于被发现,日军以司令部开宴会需要唱诗班助兴的名义邀请女学生,实际是无耻的诱骗和劫掠。小说中的汉奸是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日军搜查和枪杀隐藏在威尔逊教堂的中国军人事件中,他起着语言翻译、文化疏导和事件促进作用。小说还借威尔逊教堂英格曼神甫之口说:“你们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小说中,对女学生起保护作用的主要是英格曼神甫、阿多那多副神甫、国际安全委员会及妓女们。前几方面代表宗教的力量和国际的力量,最后一方面则对中国政府和军队构成讽刺。

电影的重心明显偏移。影片开始就通过当年被保护下来的女学生之一书娟的追诉向观众交代:“轰炸了20几天,南京城到底被H军攻破了。这时的南京已经没有抵抗能力,剩下来的就是逃命了。”不同于以往主流历史/文学的叙述,这样的追诉强调了日军的强大和国军的抵抗能力之小,即南京失守的外在因素。接着,电影叙述正在撤退路上的李教官和他的弟兄遭遇了日军追逐女学生的事情。面对日军的残暴,李教官们没有退却,而是勇敢地迎上去。为保护女学生安全到达文切斯特教堂,他们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惨烈的战斗。当日军在教堂发现女学生,对女学生施暴的时候,已经失去全部战友的李教官迅速在教堂周围断楼上巧设战场,消灭了全部来教堂骚扰的敌人,自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教官们形象的塑造激发了民族英雄主义情绪,凸显了中华民族坚强的求生意志和伟大的自卫力量。此外,电影对汉奸的处理也值得玩味。书娟的父亲做汉奸,目的不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在借汉奸身份保护自己的女儿乃至所有女学生。对汉奸形象的这种处理表明当下文化环境的宽松,表明国人需要宽容、理解、和谐的心理诉求。影片张扬了中华民族“相互扶持、自是一家”的伦理倾向,满足了当下全民族和谐奋斗、重振中华的愿望诉说。遗憾的是,电影对人物心理和精神的表现却缺乏层次感和对比度,没有揭示人物精神成长的过程,更无须说在民族内批判视角观照下彰显民族生存的复杂性。如此,电影的审美空间就大打折扣。

二、超越性精神追求意向的削弱

小说是跨文化之作。英格曼神甫是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代表,他凭着对上帝的信念自始至终保护着女学生,也保护着躲藏在教堂里的所有中国人。虽然他也有对中国误读的地方,但总的看,(哲学与人文论文--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他代表着一种超民族、超文化的精神超越性。最能表现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对话的美学意味的是副神甫法比·阿多那多。法比是吃中国阿婆的奶长大的美国人,他会两种语言,一种是英语,一种是扬州土话。当斯斯文文讲道理时,他说英语,表明他是西方人士,是副神甫,但是当他表达强烈的感情时,就说扬州土话,显示他是中国人,不再是副神甫。他居高临下看中国人(如小说开始看秦淮河妓女)时,说的是英语,但是当反抗日军的暴虐时,说的又是扬州土话。当他以为英格曼神甫要将女学生交出去的时候,他说的英文发音语法都很糟,当知道神甫要交出去的是妓女们时,他失望至极,表示抗议时说的也是扬州土话。小说这时写到:“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那么排外,甚至有些封建,企图阻止任何外国男人欺负自己种族的女人。”也正是这时,妓女头牌赵玉墨“把‘法比’叫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法比表明了一个道理,在世界处于文明文雅,英语身份是优越的,但是当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也就是英语世界所代表的文明文雅(如宗教)失去作用,英语身份又是苍白无力的。这时,民族要想得到拯救,就必须从自身寻找精神力量。所以,小说最后顺理成章地转叙那群秦淮河妓女挺身而出,代替女学生去赴日军司令部的宴会。法比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生存地位的低下和强烈的反叛意识。

小说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某些缺陷,对人类历史的钝化表示深思,具有一定的现代主义倾向。正是人类的隔阂和人性的乖觉、微妙,使超越性的精神诉求成为必需。小说肯定了这一点,但电影削弱了它,只是强调了人性的同质性和人心的相通性,肯定了人自身的自决自卫力量。

电影开始就叙述英格曼神甫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阿多那多副神甫根本就不存在,恐怖气氛中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专门从美国赶来安葬英格曼神甫的教会人殓师约翰·米勒。代替英格曼神甫料理教堂事务的是一个被英格曼神甫收养的中国少年陈乔治。电影明显弱化了神性对人的庇护,而极力强调人的自决自为,在此过程中彰显人性的强度、纯度和高度(实际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自卫力)。约翰·米勒身上有《辛格勒的名单》中辛格勒的影子,不过辛格勒是德国侵略者的同胞,辛格勒的所作所为表明日耳曼民族的内省性和复杂性,他至少为日耳曼民族挣回了部分人性和荣誉;约翰·米勒是美国人,属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外的发达国家、民族,所以他的人性升华具有国际主义倾向。让他人性升华的不仅有自身的良知、他12岁女儿5年前死去留给他的憾恨,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品性、精神对他的震撼和教育。正是中国女学生对纯洁的坚决维护,书娟父亲为救女儿而死,妓女和陈乔治装扮成女学生勇敢去赴日军庆功会等惊人举动给了他巨大力量,促使他将女学生救了出去。电影开始时,他是一个酒鬼,见到秦淮河妓女,他又几乎成为色鬼,他被中国人感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妓女头牌赵玉墨的迷恋,事实上在妓女们代替女学生赴日军庆功会的前夜,两人也有了一时之欢。他代表着一份属人的世俗良知、智慧、幽默和温馨,与小说中两个神甫的形象相比,不免缺乏精神的高度。

三、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规避

小说中写的最纯洁的女性是女学生,但最具人间情怀、活色生香的无疑是秦淮河的妓女们。女人是(哲学与人文论文--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社会、历史、人生的最底层,而妓女则是这最底层的最底层。小说中,她们的地位不如妻子,不如女学生(女孩子)。赵玉墨原来也是教会女学生,但刚上一年级就被赌博输钱的父母抵押给堂叔,堂婶将她卖给妓院,从此遭受男人蹂躏。她曾经得到一个男子山盟海誓的爱,但当男人的妻子揭穿了她的真实身份后,男人还是弃她而去。其他的妓女没有赵玉墨的姿色、才情和修养,命运自然还不如她。在现在的战争背景下,她们来向威尔逊教堂请求庇护,但因她们是不纯洁的人,是“香艳的洪水猛兽”,所以遭到拒绝。她们强行进入后,一方面受到神甫的轻蔑,一方面又受到女学生的唾弃。最后,H军发现了女学生,在不得不给日军一个交代的时候,英格曼神甫只有将她们交出去代替女学生。就如神甫所想:“事情只能这样子,日本人带走的只能是她们。只能牺牲她们,才能搭救女孩们。”“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强大的社会伦理要求女人恪守性禁忌,但是妓女们恰是以性事为生。所以,只能接受女学生最强烈的蔑视和唾弃。女学生认为与妓女们生活在一个空间里是一种耻辱,认为她们是“贱货”、“骚婊子,不要脸”,连茅坑也不愿意让她们借用。直到就要代替她们去赴日军司令部的宴会(实际是去遭受强暴,然后去当慰安妇),她们还在唾骂妓女们为“臭婊子”。所以,赵玉黑愤慨地说:“我们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她觉得“世人,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低贱”。换言之,赵玉墨感觉到这是一种宿命,一种漫长社会、文化历史给她们造成的宿命。所以,当英格曼神甫还未向妓女们宣布准备放弃对她们的保护时,赵玉墨就提前向神甫说出了妓女们的计划:代替女学生去赴日军的庆功会。也就是说,妓女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的良知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向宿命的反抗。女学生是民族尊严和纯洁的代表,对女学生的保护就是对民族尊严和纯洁的保护。这里,她们继承了明清以来秦淮河妓女知书达理、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勇纾国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优良传统。

作者在今天的语境下写出这一点,也可看作是小说古典主义因素的张扬。女学生的纯洁和梦想就是(哲学与人文论文--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当年她们的纯洁和梦想,保护女学生也就是保护她们的当年。她们的今天已很难改变,但她们不愿意人再毁灭了她们的昨天。所以,只有她们最了解女学生的真实处境,也只有她们最勇敢地保护女学生。所以,她们被日军带走后,赢来女学生最大的同情和尊重,从此,女学生几乎要变成妓女了。女学生逃生后,都不自觉地模仿妓女们“那些脏兮兮的充满活力”的话语和腔调,“到了想解恨的时候,没有哪种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更解恨了”。“我”姨妈孟书娟回忆道:“法比哪里会晓得,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可以说,与妓女的遭遇是这群女学生的成年启蒙,她们因为接受了妓女的启示,而变成真正的女人。无疑,小说具有较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小说既是民族话语,也是女性话语,但是电影只强调了第一个方面。小说中,女性是民族尊严的代表,处女还有民族纯洁的象征义。日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的。他们认为:“作为战胜者,若不去占有敌国女人,就不算安全的战胜,而占有敌国女人最重要的是占有敌国女性中最美的成分一那些少女们。所以少佐要完成他最后的占领,占有敌国少女,占有她们的初夜。”电影就从这里发挥出去,制造一个结构:日军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抢掠女学生,而中国人的所有行为也都是为了保护女学生。女学生成为电影结构的中心点。

李教官们死后,保护女学生的责任就落在了约翰·米勒、陈乔治和妓女们身上。日军要的就是女学生,不交出女学生,教堂就可能被夷为平地,对此,作为美国普通商人的约翰·米勒不会有任何办法(他作为神甫出现也无济于事,并且差点送了命,显示了神性的虚幻性)。陈乔治作为一个中国少年也无能为力,只有妓女们才有拯救女学生的可能。这里,有点女性自救的味道,但不具有性别审判意义。电影也主要在这里做文章。欺骗性更大的日军军官来邀请女学生参加日军占领南京的庆功会,在清点女学生人数的时候,将一个偶然跑出来找猫的妓女也当做女学生记了下来,这样女学生的命运与妓女就连接了起来。女学生准备自杀,说不能让日本鬼子再糟蹋她们的身子了。约翰·米勒、陈乔治和妓女们都来安慰她们,让她们放弃自杀行为,并说愿意代她们去参加日军的庆功会。经过一个小小的思想斗争过程,妓女们集体发声:“自古以来都说我们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我们要“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那种事情你让这些小女娃怎么对付?即使她们对付着回来了,她们还活得成么?”“都说婊子无情婊子无情,明天我们也去做一次有情有义的事。”所以,电影借约翰·米勒之口称赞她们说,这些妓女“最了解爱和恨”,“坚强、勇敢、细腻、出色”,“有着永恒的力量和美”。这里,电影突出的是中华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的价值理念,并通过妓女们的思想行为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不屈的生存意志和伟大的自决自卫力量。电影虽也多少触及到妓女们的伤痛记忆,如让赵玉墨自述十三岁被继父强奸,从此走上沉沦之路等,多少有些对男权社会控诉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彰显伦理失序给赵玉墨造成的深度伤害。电影没有表达对男权中心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反而让赵玉墨夸她所曾爱过的男人风度很好。电影重提秦淮河文化传统,但主要不是从女性主义角度,而是从民族大义角度,新增加的《秦淮景》曲子音韵柔靡婉转,颇有青楼风情,但文化审美意义指向模糊。

张艺谋是当代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的代表。“《红高粱》的成功意味着第五代的终结,意味着(哲学与人文论文--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好莱坞影响的再次崛起,也启示着一个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之后,他始终在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徘徊。但是由于自我期许太高,中国各方面环境条件又太复杂,后革命时代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其电影创作也出现艺术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他不愿意混同一般导演完全将意念放在日常生活上,他有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倾向,其作品总有意无意呼应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而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性质。他也忘不了文化,在其作品中经常大谈传统文化。他又要找生意眼追求票房业绩。他的野心太大,反而使其作品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政治、文化、商业三种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他总是不大能处理好,往往顾此失彼,有得有失,反响平平。《金陵十三钗》应该也有此弊病。电影思维方式的单一和思想意识的主旋律化直逼建国以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艺术,让人想起《董存瑞》、《上甘岭》之类影片。电影的重心在女人,一类是女学生(处女),一类是妓女;一类是天使,一类是魔鬼。由于电影基本取消了女性主义视角,两类女人在电影中的价值除了政治性的,就是商业性的。极端化的战争恐怖气氛,极端化的两类女人,是制造城市“传奇”、吊广大观众胃口的好材料,但其中的文化审美意蕴又指向不明,正如《秦淮景》曲子的取意指向不明一样。其最大的文化审美意义便是提出了重评妓女生存价值的问题,但对问题的探讨却又远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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