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

刘庆邦早期的短篇小说，容量不大却体格精障，你能感到作者总是提着一股气在“做”，苦心经营的痕迹也很明显。刘庆邦的作品里，最先闯入读者视野的，正是这些锤炼得结实而筋道的短篇。他的几个名篇，如《血劲》《玉字》和《走窑汉》，文字瘦而硬，全篇上下几无一块赘肉，这使得小说包含的那股强劲的悲剧力量，如子弹般精准地射入读者的心脏，带给人巨大的震撼。然而，敏感的读者能觉察出，在刘庆邦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里，这股力道弱了下来。也许变化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能发现作家的兴趣视野渐渐拓展了，他把更芜杂的现实收入了自己的笔下，笔力从专注于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戏剧性稍稍转移到了对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生活方式的观察之上，作品的传奇性减弱了，文字更见平实从容，与此同时，他的短篇小说世界变得更加丰富了。

　　一

　　刘庆邦擅长在自然风景与人物的关系中展开故事，揭示问题。在他的这部最新短篇小说集里，风景和人之间，往往构成某种隐喻性的关系。第一篇《风中的竹林》，那风景的纯净和人事的污秽，二者之对比，即让人感到意外。老汉方云中的院子门口长了一片竹林，延续了二百多代，不但是他家的骄傲，更是庄子里的一道风景。方云中得了血管病，不能坐守竹林，每日需得到庄里到处走动。他去了几次朱连升的小卖部，听搓麻将的人们谈论朱连升的儿子在城里给老爹找小妇——如此寡廉鲜耻之事却为人们称羡不已，方云中感到世风日下，气得病情加重。当他听说朱连升要在小卖部里卖性用品，便找到村长要求批斗朱连升。但方云中的建议遭到村长拒绝，还受了朱连升一番嘲弄，活活气死。故事讲得平实客观，字里行间看不出叙事者明显的态度。但小说选取的意象本身表明着作者的某些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竹林是孤傲有节的贤人的栖身之地，老汉姓方名“云中”，自是可见出他方正洁白的品行，以及满腹的不合时宜。小说中写道：“竹子不走，他得走。竹子生来就是守，人生来就得走。”可就是这位村庄里的贤人，想要活动活动筋骨却无处可去。庄子里原有两千多人却几成空巢，有人气儿的小卖部自然不是让方云中合心意的去处，但另一处有人气儿的地方——方长山家里的讨论也让方云中失望。在方云中看来，男女之事不是动物本能，而是事关着严肃的道德风化和社会风气，可朱连升却认为这只是愿买愿卖的生意，自己能消费得起“小姐”代表着他的身份地位，大多数村民也都认同朱连升的观点。从这里不难看出，城市盛行的消费主义观念冲击着这个长着竹林的千年老庄，轰毁了乡村旧有的道德习俗，曾在朱连升的父亲那辈人中间要遭到批斗的行为，在朱连升这里却受着地方政府（由村长所代表）和乡亲的双重鼓励。方云中同朱连升及村长的“斗争”里，我们看到的是朱连升一派的振振有词：“稳定”“和谐”“思想解放”“冲破牢笼”……由政府和市场主导的意识形态同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话语媾和在一起，给了朱连升等人最大的庇护。相形之下，方云中的话语却显得贫乏、僵硬、冥顽不化。在《风中的竹林》里，作者态度的退场使我们在他的笔端见不到多少伤感之情，事实上，即便充满同情，作家大概也无意于全身心地站在这位乡村贤人的一侧。方云中死后，女儿上坟时给父亲带来了三个纸扎的小姐，母亲一见，气得脸色铁青，一阵乱踩，把那些小姐都踩扁了。这个结尾带着淡淡的嘲弄：坟外的“形势”不可阻挡，仍在向已经作古的死者涌来，使他不得安宁。而方云中的病—一血管瘀住，行动迟缓——也在暗示着什么：“方云中如今的状况，仿佛老是在表示，自己已经‘撮胡儿’（“不行”的意思——引者注）了。他对人这样表示，对竹林里的竹雀也是这样表示。他是人不由己，手不由己，不想表示，也得表示。”就像小说里方长山分析的，朱连升脱裤子是“形势”掌控下的“身不由己”，方云中肉体和精神的衰落也是不由己的“势”。刘庆邦自然没有方云中式的迂腐，他清楚地看到，以乡土的传统伦理道德对抗什么都可看作生意的“形势”，无异于以卵击石。在乡村社会和政治全面溃败的情况下，道德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动人力量。

　　在“贤人”已死的村庄，乡村社会将由哪些人来主导呢？似是和《风中的竹林》相呼应，才有了《钻天杨》：田楼村里的柏树林子在1958年被砍倒，带走了村子的好风水。村里的煤矿老板田洪源在乡干部的劝说下承包了五十亩地，栽上杨树，想以此把好风水召回。但杨树林损害了村支书田洪兴的利益，两人多番争斗，结果田洪兴败北。这件事也引起了田家楼村的权力重组，田洪源“悟”到有钱还需有权，便在田洪兴倒台后毫不费力地接手了村支书的职位。小说虽然“公允”地表示，田洪源上台后为村民办了一些实事，却最终让一把无名的大火烧了田洪源的钻天杨。在小说开头的介绍里，钻天杨直插云天，“独干独头”，在村民眼里却一无是处，当地人甚至把钻天杨在夜里发出声音叫成“鬼拍手”。从这些贬低性的描述里能看出，村民对钻天杨和钻天杨式的人物都充满反感。只是，正如竹林贤人的死去是无可奈何一般，一人独霸的钻天杨已变成了农村风水的“象征”。小说不但对田洪源这样的“经济能人”没有好感，呈现出的乡村干部的形象也十分可恶。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权威逐渐撤出农村，基层干部失去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威严，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手中尚存的权力从农村改革中获利，沦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蛀虫。而市场主导的改革并没有带来官僚政治的终结，相反却加剧了乡村精英对资源的垄断，《钻天杨》里就展示了一个权、钱勾结乃至合一的状况。这个小说表达了刘庆邦对农村政治现状的批判，揭示了乡村基层政治暗淡无光的前景。刘庆邦的“客观”叙事里，褒贬再也掩藏不住。

　　二

　　刘庆邦的写作，目的性很明确。在提到为什么要写煤矿工人时，他说：“他们（矿工）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刘庆邦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于揭示矿工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充满了自觉的。

　　刘庆邦的许多作品，如《摸刀》和《失踪》，故事情节很像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看到的社会新闻。作为大众媒体轰炸下的观众和网民，我们太熟悉这类社会新闻了，它们大多和底层有关，内容不外乎凶杀、欺骗和色情，人物单薄，情节离奇。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小姐”、下岗职工、流浪汉被大众媒体书写为“常人”之外的“另一种人”，有他们出现的故事如此怪诞，透出危险的讯息，让你不愿意再花心力深入探究他们的命运和内心。也就在猎奇的刺激和对重复单调的麻木中，我们逐渐失去了对“人”的兴趣。事实上，我们本来不只拥有一种叙事，被大众媒体遮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当由文学来揭示。这么说来，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真正需要文学的时代。虽然事实远非如此，但是，有了刘庆邦这样的作家，不是可以让我们目渐单一的文化表征变得不那么浅薄、不那么恶俗吗？在煤矿事故的新闻背后，把当事人还原为和你我一样有感情、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让看不见的“人”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这是刘庆邦这样仍在认真写作的当代作家带给我的最有益的启示。

　　《摸刀》的起因就是一桩刑事案件。打工仔普同生春节前被人骗去钱财，堂兄普同辉劝他回老家，并为他负担火车票。在村子的水塘边，普同生想到自己没赚到钱而堂兄赚到钱，感到没脸，便把普同辉杀死，将刀子扔进水塘。小说从这里才开始。作者选取的视角有些独特，他通过下水摸刀的年轻人普同庆来看这件事，并折射出村庄的变迁。普同庆心思细腻、善良，甚至有那么点儿多情，属于刘庆邦偏爱的一类人。他在摸刀时有意放缓进程，除去满足一下自己被村民围观的小小的虚荣之外，也想给枯燥的农村生活添些趣味。他还希望普同生的母亲能来到水塘边看一眼被捕的儿子。但这个小愿望随着天气的阴沉和水塘的冰冷而冷却下来，叙事中隐约透出不祥的音符，当普同庆放弃卖关子，决定要把刀从水塘底摸出时，一个更大的秘密被揭开了，他摸到了一具女尸！小说戛然而止，可乡村隐藏着的罪恶却在结尾蔓延开来。在《摸刀》里，池塘变成罪恶的渊薮，田园牧歌不再。工业化带给农村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从城市传人的一套生活习惯反过来带给农村更大的破坏。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需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吸纳进城市，再把失意的农民工退还给乡村。如果说《相遇》里唐金文善于利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来牟利，《摸刀》的普同生则掉落在城与乡的夹缝里，最后走上不归路。普同庆是明智的，他不愿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到城里打工，而是安于做一个本分的种地人，从而避免了普同生的命运。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城与乡之间结构性的变动，在刘庆邦之前的作品《空屋》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在一轮轮盖房竞争里，土地被挖出了一个个大洞。“洞”的形象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一贯触目惊心，它神秘、不祥，似乎有吸卷入的力量。《失踪》里的煤窑洞是洞穿一切又沉默寡言的“巨人的眼睛”，而《摸刀》当中的池塘，则像是农村走向破败的一个缩影。我以为，上述几篇小说的文字隐隐透出无聊感的根源，恐怕还在于作家无法在农村寻找到新的活力。在刘庆邦的观察中，乡村里出现的新的东西不过是对城市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城市当中同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移植到农村，不但水土不服，反而更显污秽不堪。而且，这种污秽的感觉之强烈，已经无法使作家满足于沈从文那种对城市“白脸人”的“体面的”讽刺了。

　　三

　　刘庆邦最为本色当行的自然不是写作这一类小说。也许在上面提到的那几篇小说里，现实的沉重拖着他的笔，使得他的文字略感滞重，可当他写起《沙家肉坊》和《小动作》时，笔端就潇洒起来，充满了灵气。《沙家肉坊》起首一段就非常利落：“狗有昵称，猫有昵称，骡子也有呢称。马安阳把他的骡子昵称为火箭。他把骡子从小屋里牵出来，说：火箭，过来！他把骡子套上车，说成是火箭准备发射。他把骡子的屁股上抽一鞭子呢，就是为火箭点了火。”这段文字口语和书面语融合，句子干净，没有多余的形容词作修饰，短句与长句错杂，一停一顿，颇有节奏感。三个“他把”打头的句子，排列整齐中又有错落，呈现出刘庆邦在文字里经常追求的那种民歌的“格式”和韵律。《沙家肉坊》里有两条线：一条线写窑工马安阳的骡子废了，他不忍心把这个朝夕相处的伙伴送到沙家肉坊结果。另一条线写马安阳和邻居牛有坡的老婆杨妹喜相好，迟钝的牛有坡毫不知情。刘庆邦在三个人的姓“马”“杨”（羊）“牛”上做了点惯常的小手段，马安阳有情，杨妹喜心软，牛有坡憨厚。在杨妹喜卖骡子失败后，这个为难的差事落到了看上去没什么细腻感情的牛有坡身上，两条线索汇合，小说家的笔这才伸进了这个人的内心。卖骡子是马、杨二人的托付，可暗地里包含着对牛有坡粗糙心灵的贬低。然而叙事人的同情在这时降临了，牛有坡在树下看杀骡，这几段文字写得人心惊肉跳。他随之想到自己的骡子，感到很不舒服，最终没有把火箭卖给肉坊。牛有坡的行为让马、杨二人对他刮目相看，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背着牛有坡做对不起他的事。这是个动人的作品，三个或多或少都有些弱点的人，在结尾一起得到了升华。小说写得最生动的还是骡子火箭的拟人神态，刘庆邦在写到动物时，总会让读者心头一软。而他的小说里最为洁净美好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将心比心”。在《一朵白云》和之前的《梅妞放羊》等篇里也满溢着这种感情，可以说，人与人、人与万物相通的这份情，晕染出了刘庆邦小说的灵气。 　　《小动作》堪称杰作。四桃和小冬以拽棉裤腿儿来指代夫妻之事，两入怄气、和好，到老也保存着一份小儿女的憨态。这个小故事还流出了卧房，在村子里传唱，引起了人们的欢乐。这里，刘庆邦的长处又显现出来，写男女之事充满童趣，无一丝不洁之感。《小动作》通篇明白如话，毫无做作，在某些段落里还闪现着赵树理的气质。不过，小说的结尾让人怅惘，四桃小冬的孙子媳妇埋怨她丈夫没有爷爷辈的逗趣，丈夫不以为然，说：想挠脚心，去镇上的足疗店，几十块钱挠个够！在这点怅惘里我们再回想一番，《小动作》的有趣来自哪里呢？其实不仅仅来自四桃和小冬好玩的性格，也来自夫妻二人之外的乡土人情：母亲为出嫁的四桃做其厚无比的新棉裤，起因于平日贫困的生活中母亲对四桃的亏欠，同时也蕴含着浓浓的亲情。有了这条厚棉裤，才有了拽棉裤腿儿这段“佳话”的前提。集体劳动时嫂子弟弟们的打闹、讲笑话，又为“佳话”的流传提供了机会。小冬为四桃拽棉裤腿儿的话头就是在田间劳作的间隙被提起的，这段文字极漂亮：

　　午后的阳光黄黄的，温暖得很，也厚道得很。阳光看见谁，想搂谁。搂到谁，就向谁问好，还说我认识你。敞开胸怀的土地也是黄黄的，它吸收了足够的阳光，似乎比阳光还温暖，还厚道。赤脚踩在柔软的土地上，不管踩到那儿，似乎都会冒出一股阳光来。……田间休息时，四桃的一个嫂子干脆躺到松软如酥的田畦里去了。躺了一会儿。嫂子说：我的两条腿晒得像刚穿了一条厚棉裤一样。有人提到厚棉裤，这就把四桃的话引了出来。……

　　阳光那么温柔，在刘庆邦的笔下简直具有了“母性”。在这样惬意的环境里，四桃向人讲起小夫妻间的私房话，自然而然，不会让人感到有什么不妥。本来，私密性就是都市人发明的一种东西。而在一番辛勤的耕作后，人们躺在酥软的土地怀抱里，晒着黄黄的阳光，夫妻间的“小动作”和辛勤的劳动一样，成了最自然、最美好的一件事！可是到了小冬孙子的一代，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得做棉裤、拽棉裤腿儿的情趣连同讲笑话的劳动氛围一并消失了。在早些时候的《手艺》里，这种怅惘之情被表达得更为清楚。“他”擅长把破碎的碗锯好，锯碗不但是“他”的爱好，而且隐藏着年轻时的“他”和邻居小媳妇月兰的秘密。可现在没有人锯碗了，也自然不再会有因锯碗而发生的爱情故事了。锯碗是因为物质上的贫困，也源于人对碗的珍惜，当生活富裕起来，观念改变，珍惜也消失了。《西风芦花》的故事原型来自作家自己的初恋，连上《鞋》和《少男》，刘庆邦前前后后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把同一个故事写了三遍，足见这段感情在他心中的分量。那双未婚妻做给男子的枣花底的鞋，多么漂亮，多么有情！它凝结着姑娘的时间，姑娘的心血，还有姑娘对心爱男子的爱情——这就不仅仅是一双鞋了。鞋在这里具有远远大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珍贵品质。我喜欢读到刘庆邦小说里的那股子珍惜，那股子可怜。比如一个农人对一碗饭，一只羊，一头骡子的珍惜，那真是唯有在时光悠长的农业社会才有的感情。有时很难相信还有人保存着那种可冷又可爱的感情，哪怕仅仅是对那种感情的记忆。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足疗店里的几十块钱，刘庆邦对这份感情的咏叹，真是近于挽歌了。

　　四

　　回望历史时，刘庆邦绝非一派浪漫的怀旧姿态。《一切都很干净》和《逃荒》对饥饿的记忆，就传递出作家对大饥荒的恐惧心理和批判态度。谈到《到处都很干净》，刘庆邦说：“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我要表达的想法是，人类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困境。性当然是美好的东西，它是生命的根基，是人性的根本属性之一，从来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在这篇小说中，性只对食而言，表明没有了食，就没有了性，食对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食和性，合起来就是人的基本欲望。在对待欲望的问题上，刘庆邦不是一个严苛的道德主义者，但他的态度有时充满困惑。这一点可以从他以前的一个短篇小说《人事》里看得出。女主角名叫梅志清，从名字里知道叙事人对她品格的赞美。可是她的形象也的确会随着小说中其他人的眼光而变得清高、古板。最后，梅志清也改变了自己对性的严苛态度，可叙事人的笔调又含糊了：这个改变，到底是变得“更人性”，还是随波逐流呢？刘庆邦曾坦言，《人事》的意义不太明确，表达的是他对现实的困惑。而面对现实，不是仅仅做出世风日下的判断就足够了。当消费社会把人的欲望全面鼓动起来，谁能置之世外地做一个清教徒呢，那清高难道不显得虚伪吗，它又足以对抗来势汹汹的欲望洪流吗？

　　《幸福家庭》是这部小说集中非常特殊的一篇。七里槐的村民们评选出全村最幸福的家庭，实则是由一个老光棍耿文心虚构出来的。他的“家庭”有六口入，老婆和他一样在村里种地，可四个孩子全都大有出息：大儿子天成是科学家，会造克隆人；大女儿天美爱美成性，算半个明星；二儿子天功是大经理，代表着金钱上的成功；二女儿天凤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是知识分子。孩子们孝顺老父的方法，和《风中的竹林》里的朱连升的儿子如出一辙。幻想中的耿文心享受着“小姐”的服务，并以半遮半掩的讲述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老瞎子耿文心人如其名，擅长虚构，有一颗“文心”。他编织的幸福家庭，灵感大概就是来自那台黑白电视机，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带给人们的想象，是一套现代性话语许诺给人的梦想。如果说，变革中的中国给农民安排了一个“中国梦”的话——那么这个梦对农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当然不对《幸福家庭》里的老瞎子敞开，可他却以自己的想象揭示出了几亿农村人正在做着的中国梦的内涵。科学、金钱、知识、性爱的组合不过是城市意识形态的复写，这些生活理想不是从乡村的土壤深处生长出来的，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隔膜。《幸福家庭》的文本内部是一个缠绕的圆圈，听故事的村民们正奔赴在实现这个中国梦的路上，可我们看得出，他们的年过得仍然寂寞，如果乡村的公共生活真的丰富、有意义的话，他们也不会围绕在一个老瞎子身边听他讲大概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幸福家庭”了。人们听耿文心讲故事，表面是弥补生活的空虚，若再涵咏一番小说的意味，就知道人们实则是在耿文心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落差里，找到心理平衡。乍一看，《幸福家庭》在文本层面具有某些自我指涉的成分，耿文心让人想起乡村说书人，可是我们拿《幸福家庭》和赵树理写于1940年代的《李有才板话》做一番对比，就区分开了耿文心和李有才的不同：李有才的讲述是多么有力量，他可以把农民编织进广阔的历史进程，让板话成为斗争的武器和历史的见证。而耿文心讲故事的行为，则源自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恐怕只能作为乏味的乡村生活里人们虚弱的慰藉。最能实现幸福家庭的其实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人，小说精心构制的讽刺，一举击穿了这一幻想的虚妄。主流话语所建构起来的生活理想，并不可能带给农民心灵真正的充实。 　　在拆穿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给人的空洞“幸福”之后，刘庆邦自己的理想又寄托在什么地方呢？作家对此并没有过多的直接表述，但读书的人是并不满足于此的，于是，我的眼光落在了《皂之白》和《月光下的芝麻地》上。

　　《皂之白》是作家自己也十分珍爱的一篇小说，通篇色彩烂漫，文字通透，带有童话的感觉。劳动者匡某火是美的，作家写起他的外貌真可谓浓墨重彩。他爱劳动，也爱清洁，内心敏感而丰富，爱读《红楼梦》的细节透露出他颇具诗意的性格。他不在工厂脏污的澡堂里洗澡，而是在野外自己建了一池活水。洗澡时，他热心地观察着可爱的小动物，纯然一派赤子之心。最后，他还拒绝了一个画家付费为他画像的要求。这个结尾有些突兀，也并不巧妙。但作家用它来表明，匡某火是不被金钱和欲望侵扰的一个人，是个地道的劳动者。匡某火的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一些理想。如果说有什么是作者可以和《幸福家庭》里消费主义式的未来图景相对抗的，可能就是匡某火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方式吧。他选择回到自然当中，从劳动自身获得存在的意义。他不像《美发》里的胡建敏，沦为劳动力市场上被人买卖的商品。也许由于内心的强大和命运的眷顾，他的劳动始终不曾被市场异化，他洁身自好，也从没被金钱和情欲所诱惑。他为自己精心设计的生活诗意浪漫，自尊而且自爱。《皂之白》不但是一幅画，更是一首诗，一首吟咏着刘庆邦的乌托邦理想的诗。

　　《月光下的芝麻地》则有些向孙犁致敬的意味，阳光下的棉桃和月光下的芝麻地，都让人想起白洋淀的苇眉子与荷花。这实在是一个很“老”的小说，意思“老”，手法也“老”。从内容看，故事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生产队。玉青等四个大姑娘在集体劳动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让刚刚加入生产队的小女孩睛感到羡慕。睛猜到玉青四个人密谋早起杀芝麻，因为“她们几个都是爱干活儿的人，都是喜欢结伴干活儿的人，都是以结伴干活儿为快乐的人，得到杀芝麻的机会，她们大概不会放过”。于是，她在夜里钻进芝麻地，当玉青她们真的来到地里，睛这个小姑娘显示出了她的智慧和从容，她要求和她们一起杀芝麻，以这种聪明又不失自然的方式，加入了四个姑娘的劳动队伍。小说的意思真是极简单，无非表达了那种作家理想中极为单纯的快乐：

　　睛不怕出汗，不怕累，她的心情是愉悦的。

　　待村里的上工铃声响起，她们把芝麻全部放倒，五个姑娘正在地头的水塘边洗脸。秋水有些凉，但他们的感觉是，痛快！真痛快！！痛快死了！！！

　　三个“痛快”，六个惊叹号，真是把劳动的欢乐写得透透的。

　　赵园先生在谈到孙犁小说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他（孙犁）相信自己小说本身的道德力量和情感效果。他的人物的性格、命运似乎没有完成，镜头的运动在人物的某个动作上停住了。小说停在了一个时间上，运动却还在人们的想象中继续下去。当《铁木前传》收束的时候，正派积极的青年四儿和九儿既没有彼此吐露爱慕，落后的六儿、小满儿也不曾“改邪归正”。生活的轮子仍在转动着。小说以其蕴蓄的全部力量使你相信，这轮子正挟着希望转向光明，转向一个更诗意的境界，因为通篇作品中生活的律动是那样有力。

　　《月光下的芝麻地》接通的就是这样一个孙犁的世界。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7072b78f56527d3240c844769eae009581ba2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