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加强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构建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社区、社区建设、民族地区、嵌入式社区等概念进行阐释，通过对嵌入式理论、民族融合理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理论等相关理论演进的梳理，旨在掌握目前国内外关于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研究动态和实践探索，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区；社区建设；相互嵌入式；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04（9）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民族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不同民族成员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中生活已经成为常态。各民族在共同工作和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入式居住的社会结构格局，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叉居住”的团结、和睦、尊重、包容、理解、帮助的局面，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众所周知，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中成员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稳定模式。拥有与目标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只关注民族政策本身而忽视政策运行的社会结构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导致事倍功半。而在相关政策方面，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仅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也能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
2014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分析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新的形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推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把侧重点放在社区，旨在建设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以及和谐的社区环境，保证各民族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坚决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让少数民族群众被城市更好的接纳，更好地融入城市。我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加强社区建设，促进民族融合，是关系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课题。全面梳理国内外有关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研究的成果，总结学术思想，对促进我国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创新管理模式，构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1 相互嵌入式社区概念的演进
“相互嵌入”本是结构工程学术语，意指不同部件之间的相互咬合，相互依赖而成一个整体。后来这一术语逐渐应用于经济社会学、新公共管理等学科。polany（1944）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若维特（granovetter，1985）将“嵌入”进一步细化，用于分析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概念。[6]美国新公共管理学者埃文斯（evans，1995）提出“嵌入式自治”包括国家嵌入和地方反嵌两个方面，指国家和地方紧密相互影响的互嵌关系。[7]国内学者在不同领域也涉及“互嵌”概念，张军、王邦虎（2010）用互嵌形容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8]陈波、张伟华（2010）用“互嵌”描绘贫富差距与社会冲突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9]
综上，“互嵌”主要形容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种结构关系。“民族社区”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根据民族数量及相关文化特征，可以分为单一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单一民族社区是指由某一个民族构成的社区，多民族社区则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社区，[10]从人类的社会属性来讲更倾向于群居的社会生活，更加注重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正是由于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文化背景相同或地域相近的一起生活，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社区增多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2014）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国家战略层面把相互嵌入式社区纳入整体考量，这种“民族互嵌”不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空间关系，更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由此，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是指由两个以上 （ 包括两个） 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11]
2 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相关理论研究的演进
依据对上述相互嵌入式社区概念演进过程的梳理，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只有相互交织，协调配合才能促使整个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社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集合体，因此，相互嵌入式社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交织产生的，它的理论和实践都离不开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国内的社区建设研究是伴随着国内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的推进而兴起的，早期主要体现为社区服务研究，后来统称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包括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居民自治、社区服务、居民参与以及社区建设的标准和评估研究等方面。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改革形势下，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功能和权力，从而使之能够顺利承接来自政府、单位和企业的社会职能转移，从未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格局来看，伴随社会职能的下移，社区作为自治组织的身份将进一步确认，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将进一步强化，社区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将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2.1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理论
2.1.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式、方法的科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民族融合”和“民族平等”是研究、解决民族问题所秉持的原则。民族融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民族团结和稳定的基础，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有积极意义。金炳?（2010）总结民族融合大致包括这样两种意思：一种是指一些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逐渐生成新的特征和认同，最终形成另外一种民族的现象和过程。另外一种是指作为历史过程的民族的消亡。[12]“民族平等”是指各个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的过程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力，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待遇、权力以及利益的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核心是保障不同民族同等地位和权力。熊锡元（1989）认为马克思关于民族平等理论最基本的两个观点一是要实现平等必然要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二是重要的不是在形式和法律上宣布民族平等，还必须实现事实上的平等。[13]王铁志（2000）通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平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民族平等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做出“结果平等”的选择[14]。
在关于社区权力理论研究中，精英控制模式论和多元权力模式论占主流地位。最早对社区权力进行研究的林德（rober and helen lynd，1929）夫妇提出了著名的精英控制模式的观点，即社区的运作，实际上是由一个单一的权力结构支配的；亨特（f.hunter，1959）运用“声望研究法”提出社区的权力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权力结构，社区最重要的决策是由少数处于声望评价较高的权力控制者做出的；梅塞尔（j.meisel，1960）用“三c”阐述了精英的核心要素：意识（consciousness）、凝聚力（coherence）和共谋（conspiracy）。多元权力模式论的代表人物戴尔（r.dahl，1961）认为，社区的权力不是由极少数人或者一个小群体控制的，而是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多元权力结构能够运转的原因在于资源分配和实际利用的不平等性。他重点关注权利的分布，并提出了球状结构、集中式结构和多个权力竞争式结构三种权力结构。[15]
2.1.4 社区社会关系理论
2.1.5 社会体系理论
社会体系理论即社会系统理论，它将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把社区看做集中于某一区域而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作为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网络来分析。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建设时，其前提条件是：社区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同时，社区是一份互动的体系，且具有调试功能或适应变迁的能力；其表现为把社区视为交往互动的场地和大社会的次体系，与此同时，分析研究社区的纵向格局和横向格局。美国学者萨顿和柯拉渣提出的交往场地理论，他们将社区看作交往场地，强调社会要素而非自然要素，研究以社区为基础的交往体系；沃伦的社区副体系，是将社区视为大社会的副体系，主张社区是社会的映像。
2.1.6 社区冲突理论
2.1.7 社区发展理论
1915年，美国社会学家f.法林顿在《社区发展：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宜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书中，首先使用了社区发展这一概念。社区发展是有计划地推动社区变迁的方式，其特征是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区发展实践的早期，更倾向于把社区发展视为一种运动或者工作方案，后来将社区发展视为一种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组织和教育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和改善社区生活，从而促进社区进步的一种工作方法。闫琳（2011）在通过对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以及社区发展进行比较，综合得出社区发展理论的内涵是微观层面上的行动深化与宏观层面上精神表达两者的统一。[16]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区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区建设的主体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发展理论，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产物，但各个阶段的社区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弘扬，批判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难以割舍的关系，这些理论的传承性、象征性、创新性是在不同情境下的文明成果，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及特点，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使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拥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为我国多民族地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实践基础。
2.2 嵌入式理论
最早提出“嵌入式”理论的当属polanyi，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在他看来，“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18]他认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3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polany后来修正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去嵌入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同样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构当中。“嵌入性”理论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市场问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重新对“嵌入性”进行了新的阐述，指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19]”。他在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把嵌入性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20]。从上述最早两个研究的观点来看，polany和granovetter对嵌入式的概念界定存在差异，polany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granovetter则认为这一社会过程应该被视为人际互动，这种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在granovetter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zukin和dimaggio对该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嵌入性分为4种类型：1）结构嵌入性；2）认知嵌入性；3）文化嵌入性；4）政治嵌入性。johannisson（2002）和pasillas（2002）把社会嵌入分为实体（substantive）嵌入和系统 （systemic） 嵌入。[21]实体嵌入代表了嵌入的内容，而系统嵌入代表了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结构。burt（1982）在网络分析模型中提出了两种分析方法：关系分析法和位置分析法。同时，他提出，重新构架嵌入性概念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交易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独立的，尽管这种假设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并不是按照既定假设运行的，所以嵌入性理论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传统观点的修正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sjostrand（1992）认为实体嵌入意味着交换的起源和基础不仅是计算的，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或本质上的，系统嵌入指的是联系经济主体与处于更大空间（如地区集群）中的主体间的整体关系结构。20世纪90年代末，在granovetter、barber、uz-zi的研究的推动下，嵌入性理论迅速发展，并从新经济社会学领域逐步向外拓展，区域经济、产业集群、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创新理论研究很快借鉴了该理论的研究成果。[22] 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些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
从以上对社区建设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尽管研究者由于所处的时代、关注的重点、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些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了解中国民族社区，尤其是为更快更好的推动我国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对实现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 国内外有关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理论的研究动态
国外对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诞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并已建立起较为完整、严密的学术体系，对民族社区建设问题的关注达到了较为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水平。大多数国家对民族社区的研究作为该国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而政策层面的需要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族社区的研究领域，因此，民族社区建设已上升到所在国国家利益层面的高度。反观国内，从研究民族社区建设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国内关于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二是研究地域不断增多，三是研究视角走向多元化，四是研究方法持续更新。
3.1 国外研究现状
3.2 国内研究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念，立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不同学者，对“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穆宏权（2014）提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由相对稳定的两个或多个民族，通过行政干预或经济引导，使之相互嵌合与包容，最终形成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29]张会龙（2015）等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由空间（地域）、人口（民族）、关系（成熟度）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概念；[30]郝亚明（2015）指出“相互”体现多向性、主体性以及平等性，而“嵌入”则是一种全新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建构模式，目的为了营造更好的民族团结。[31]从概念中可以看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强调的是拥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和相互融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相互嵌入式社区等基本概念，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周竞红（2001）、李筱文（2005）等主要对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基本情况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构成、特点、风俗文化、社会与民族关系等[32][33]；陶斯文（2004）、周大鸣（2012）等对多民族社区的民族工作内容、面临的困难和改善路径进行剖析，同时探讨多民族参与问题；[34][35]高永久（2006）、刘墉（2006）、单菲菲（2007）、徐合平（2008）、谭春鑫（2008）等针对多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权益保障进行研究；[36][37][38][39]孙士连（2009）、蒋连生（2010）、杨西（2011）等深入分析了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从多民族社区的建设、治理、探索和实践等方面了解目前多民族社区的治理模式。[40][41]民族社区建设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有利于形成我国独特的民族社区理论，从而指导我国多民族社区建设的实践。从研究地域来看，从市到省再到地区，从国内到国外，范围不断扩大。吴良平、龙开义、贺梦娇、马自强（2015）对石河子市的公共文化与嵌入式社会结构构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42]魏文艳、韩芳、陈玉（2015）等对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和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现状进行调查；[43]朱新林（2010）对西藏社区服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了阐述；潘久燕、杨明洪（2003）针对四川省民族地区传统型发展方式进行评价，同时对跨越式发展内涵进行剖析；[44]王文棣（2010）对河西走廊的民族社区协调发展进行研究；[45]高永新、张杰（2014）对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以及社区民族关系进行研究，促进了西北地区社区民族关系进一步深化；[46]张会龙（2015）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区的民族杂居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国民族社区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47]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得是研究视角不断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吴良平（2014）等学者通过典型调查法用提名阐释的测量工具对新疆各民族间的交际网络结构嵌入度进行测量，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提出公共文化建设是弥合社会结构张力的现实路径，为构建嵌入式社会结构提供文化动力；[48]张会龙（2015）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在深入总结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混合型民族社区建设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构想。[49]在实证研究方面，夏君（2015）等学者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7团为例，从空间、基础设施、产业、旅游服务以及生态建设等层面对小镇嵌入式发展进行研究；[50]姜禾（2015）以和田和谐新村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探索为切入点，窥探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对促进新疆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51]张樱，朱世超（2016）通过对以长沙市芙蓉区内少数民族散居社区管理现状和服务工作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探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路径；[52]在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过程中，人口结构、民族、宗教、暴、民生等问题相互交织，魏文艳（2014）、吴良平（2015）、张朝霞（2016）指出像语言、居住、族际通等嵌入举措实施的阻力较大，缺乏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流动人口比例大，多元文化造成的文化差异等成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张力。[53]民族社区建设研究方法持续更新，从单一的定性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侧重理论研究到侧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冯雪红（2015）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宁夏生态移民地区民族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民族关系模糊评价模型。[54]总之，要建设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除了要改善基础设施外，更要广泛吸引居民参与，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把文化嵌入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形成各民族团结与融合的形势。朱新林（2010）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嵌入式社区建设要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和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广泛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实现社区共治，[55]董立人（2014）强调思想认同嵌入、结构优化嵌入以及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56]王巧玲（2015）侧重国家顶层设计，通过行政助推的方式，同时加强法律制度和教育的投入，[57]张会龙（2015）认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家和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三者紧密结合，[58]闵彦平（2016）概括建设嵌入式社区要以日常生活、学习环境、文体活动以及招工等方面为切入点。 4 国内外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相互嵌入式民族社区建设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国内外对社区的研究较早，理论研究脉络逐渐清晰，研究领域不断扩宽，学科合作日益增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针对民族社区建设特别是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我国关于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各个学科融合的趋势不强，研究方法不科学，研究内容不成体系，研究范围狭窄。二是在嵌入式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论突破很少，嵌入式研究框架更多地应用于分析公司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很少，更没有对民族地区嵌入式社会结构的研究。三是对民族地区现有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不足，同时对民族地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因此，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任重道远。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6314892e43a580216fc700abb68a98271feac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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