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生命中遇到你

只因为生命中遇到你

　　人活一世，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有过的欢乐、痛苦和爱情，这一切，如同一个雕塑师，最终雕刻了你的生命。回望自己一生，常常奇想，如果不是做了30年记者，如果不是在记者生涯中遇到那些人那些事，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

　　也许，我会比现在更老练沉稳，但绝不会比现在更真诚；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左右逢源，但绝不会比现在更清澈；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发达，但绝不会比现在更深情；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强悍更有能耐，但绝不会比现在更宁静从容。就像一颗种子，落在特别的土壤，遇到特别的光线。特别的风，特别的雨，长成了属于它自己的样子。与可能的我相比，我喜欢现在的我。固然，现在的我还有许多幼稚、浅薄，茫然、痛苦，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始终被一束束光亮照耀着；我还知道，正是因为充满这样的光亮，内心对这个世界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永远不会麻木冷漠。

　　白芳礼，这是我采访中遇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老人。

　　他在74岁到90岁的近20年中，靠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天津的大学、中学、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近乎“乞丐”，他的私有财产帐单上是一个零。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不配套的衣服鞋帽。他每天在外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候会往白开水里倒一点酱油，已是他的“美味”了。一年365天，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他曾在夏天路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曾在冬天的风雪中摔到沟里；曾由于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曾在感冒发烧到39摄氏度的情况下，一边吃着退烧药一边蹬车；更不为人知的是，由于老人年事太高，常常憋不住小便，裤子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车四处跑。他全部动机和梦想，就是多挣钱，让更多的穷孩子能上学能有书可以读。

　　记忆中和同事李靖一起采访白芳礼时，已是这位93岁老人弥留时刻。当昏迷了3天3夜的老人在我们无限渴望的呼唤声中奇迹般睁开眼时，双眸清澈明亮，使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说出一句话：“好好学习……”。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句话。那些日子，我常一个人发呆，总在想，蹬三轮与高贵之间是何种联系？一个老人和国家教育之间是何种联系？一颗流星和永恒的光芒之间是何种联系？稿子播发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白芳礼老人鞠躬落泪。他星辰般的光芒亦深深地刻进我的心里。他让我相信，最灿烂，最干净，最高贵的灵魂是在最底层的人群中。

　　王顺友，四川木里县马班邮路的乡邮员，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走了20年。

　　当我随他踏上那条跨于莽莽高原、原始森林、悬崖峭壁间的邮路后，几度落泪。我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远离灯红酒绿现代繁华的大山里，还有人以天天走钢丝般极为危险艰辛的方式活着，为了几张报纸几封信，不，为了一种他心中的“这座大山少不得我”的信念活着。记得那天晚上在海拔4000米的察尔瓦梁子宿营时，生平第一次与一队人马同行的王顺友，喜极而泣，放声大哭。他讲自己的寂寞，讲自己的艰辛，讲他这个劳模是苦出来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走邮路，因为这个大山与外界和政府的联系全靠他了，“我是这个大山里少不得的人。”

　　那一晚，我在高山的帐篷里哭了一夜，外面有雪花在落，有马的嘶鸣，远处听得到狼的嚎叫，号角般的山风。第二天走出帐篷，满山霞光，照耀着如火如荼的索玛花，正在给马饮水的王顺友，在霞光中如一幅金色的雕像。《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我内心对今天我们几乎遗忘了的一种爱，一种坚守、诺言、信念、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赞美与致敬。在王顺友给我的世界里，名利物质，轻若鸿毛。

　　杨善洲，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是我采访的最大的官。

　　最初有关部门交给我的任务，是去写这位已经离世的老干部退休后如何发挥余热绿化荒山的，我带着对“发挥余热”这一思路的惯性到了云南，一走进杨善洲的世界，心就像被针狠狠地扎下，被闪电猝然击中。他的妻子和儿女竟然至今住在老家破旧的农房里，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一辈子没脱离农民的身份。已经近80岁曾经是地委书记夫人的老太太用善良、卑微、艰辛、怯怯的眼神望向我时，我想哭；在山里，看着杨善洲十几年安身的茅草棚，我想哭；在当年保山地委机关大院，看着杨善洲家徒四壁的一间旧屋，我想哭；在杨善洲一本本发黄了的工作日记中，读到那些烫心窝的话，我想哭……

　　“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你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骗人的假话吗？”

　　这个共产党员让我相信，对共产党这本经，有人是真念的；对共产党的誓言，有人是当真的；对人民的爱，有人是发自内心的。他让我相信，在这个被贪官、蛀虫、投机者毁损的共产党的队伍里，终有不灭的光芒。杨善洲的精神价值岂止发挥余热？他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灵魂。尽管自己有太多的不信，但在杨善洲面前，我信；尽管自己有种种的唾弃，但在杨善洲面前，我充满崇敬。写出《一个共产党人的一辈子》这篇稿子，也把一种光芒收进心中。

　　当记者能遇到这样一些人，真的是幸运，看似是我写他们，其实是他们在拯救我，提升我。

　　西安的焦五一，潜心创造出“弦线模量”理论并用于实践，突破了黄土地区建筑领域陈旧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节省大笔资金，却一直遭遇着来自这一领域“霸主”们的打压排挤。而他就像唐吉?珂德一样物我两忘地为“弦线模量”的推广应用操劳着，不图一分一厘的回报，只求一个真理的光大。作为一个优秀老师，他一生没评上任何职称。他说，和“弦线模量”相比，职称不重要。

　　上海的陆幼青，一个写下《死亡日记》的人，面对年轻的生命即刻被癌症吞噬的巨大不幸，他从容得像是去赴一场生命的别样盛宴。我在病房中与他交流的一个小时，让我深为震惊，原来死亡也可以如此从容，平静，优雅，尊严，只因为赴死者的内心，有一颗永远朝向阳光的向日葵。《永远的向日葵》这篇稿子的标题成为十几天后陆幼青追悼会上的横幅，那是他为自己身后留下的遗愿，他说，向日葵写到了我心里。我知道，是陆幼青给了我这棵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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